1. 音乐与文学
作为心情的艺术,音乐与文学历来不能画出来一条清晰的界限。美国民谣摇滚之父、歌曲创作者Bob Dylan可以获得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却也是一名乐迷作家。石黑一雄的短篇小说集《小夜曲》以音乐为线,串起五个松散又关联的音乐故事,虽然场景各异、情节有别,但石黑所要刻画的,仍然是人的内心世界,是在自我的小天地中苦苦寻求意义的人之本能。
如同文学一样,音乐也是有语境的,弹奏和演唱的情绪会为歌曲加入不同的佐料,烘托气氛的环境会赋予歌曲别样的风味。在黑石一雄的著作《小夜曲》里,《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可以弹得很美国,弹出伤心的路边酒吧、以及长长的高速公路。
文学和音乐之所以“纠缠不清”,是因为它们都是时空之美的载体,随着时间流淌波澜起伏,空间排布自成高低错落。音乐是既含蓄又强硬的,旋律不着一词,留下了宽广的想象空间和余地,较之文学,音乐更能体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大美境界。
2. 音乐与科学
文学和音乐密不可分,其实科技和音乐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科学里有巴普洛夫的狗、薛定谔的猫,而古典音乐则不甘示弱地有圣桑的《天鹅》、舒伯特的《鳟鱼》。
1996年,大名鼎鼎的克隆羊多利来到这个世界上,克隆羊之所以取名为“多利/Dolly”,其实就是因为克隆羊的创造者伊恩 · 维尔穆特/Lan Wilmut是美国乡村女歌手桃丽 · 芭顿/Dolly Parton的铁杆歌迷,英文中“桃莉”和“多利”其实是同一个单词“Dolly”。可以说Dolly Parton是本尊,克隆羊是山寨。
科学与音乐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人类创造,而关于音乐与科学研究的关系,爱因斯坦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音乐并不影响研究工作,它们两者都是从同一渴望之泉摄取营养,而他们给人类带来的慰藉也是互为补充的。”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
古希腊的里拉琴高手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前500),研究了琴弦的长度和乐阶的关系,得出了万物皆数的结论。可以说艺术(音乐)与科学(数学)二者是同源的,古希腊时期驱动科学前行的动力恰恰来源于音乐。声学之父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1683-1764)用泛音、乐音、和弦展示了音乐从微观至宏观的建构法则,从而奠定了欧洲大小调和声理论的基础。
爱迪生所发明的留声机是人类声音史上的一场革命、音乐随时间流逝而无法回溯的宿命由此被彻底打碎。而20世纪数字音频技术的出现则将这场革命推向极致,如今广泛使用的数字技术,让音乐的记录、传播以及编辑变得越来越容易,音乐的再现与创造得以在新的维度展开。
留声机
3. 酷玩与音乐的亲密接触
酷玩是70后,在成长的那个年代,所有能接触到的歌曲几乎全都是红色歌曲,读初一的时候,青少年修养老师上课的时候就说过“邓丽君的歌曲就是靡靡之音”,那时候我不知道邓丽君是谁,也不知道啥是靡靡之音,只是大概知道要避之不及的负面的词语。
收录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七十年代》中的阿城的文章《听敌台》是这么写的:“我记得澳洲台播台湾的广播连续剧《小城故事》,因为短波会飘移,所以大家几台收音机凑在一起,将飘移范围占满,于是总有一台是声音饱满的。围在草房里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邓丽君的歌声一起,杀人的心都有。第二天在山上,总要有一段时间剧情大讨论,昨天没顾上听的人,借机补课,总是矮人一截的样子,听过的人则都在发飈。”
图书《七十年代》封面
1980年代初,想获得邓丽君的歌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时候的一些电影插曲,例如电影《小花》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电影《归心似箭》的插曲《雁南飞》,随着电影在全国的公映而插曲风靡全国,这样的歌曲是那个时代的小清新。之后国内乐坛出现了三个现象:大陆产生了以崔健领军的中国本土摇滚乐、出现了以歌曲《信天游》、《黄土高坡》为代表的西北风、以及以歌手张蔷为代表的翻唱港台歌曲的磁带专辑推出。
而随着九十年代初开始,港台音乐大量流入内地,以翻唱港台歌曲为主要作品的大陆歌手很快销声匿迹,当然这也与他们被主流音乐界排斥有关。此时的我正在北京上大学,学校内的音像室5毛钱可以翻录一盒磁带,因此酷玩沉迷了很长一段时间港台音乐。九十年代是港台音乐的黄金年代,那时候的港台音乐给我的大致感觉是:香港歌曲人红歌不红,台湾音乐歌红人不红。例如,罗大佑的《恋曲一九九零》风靡大陆的年轻人,但是当时大家还都不太知道罗大佑当时就是中国台湾音乐教父级的人物,这可能是信息过滤的结果吧,毕竟大陆和中国台湾在意识形态上在当时还是处于互相不高兴的状态。而香港的四大天王外加谭咏麟、张国荣各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八卦新闻还是时常见诸报端或者口口相传。
那时候,谭咏麟在内地发行的专辑,我想都不想就会买。直到有一天,我路过一家音像店,音像店里在播放Roxette的歌曲《Dangerous》,我不知道Roxette是谁,但是他们唱的《Dangerous》竟然山寨了我最喜欢的谭校长的歌曲《等候》,心里还有些不爽!回到宿舍拿出《难舍难分》的磁带皮,看到《等候》的作曲写的是Per Gessle,我才知道可能是我搞错了。
1990年代初的大学,那是一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脑、也没有手机的年代,这样即便是半块砖头大小的随身听也不是每个同学都有。所以我的音乐兴趣想转到欧美音乐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直到大约1995年之后,北京出现了打口磁带和打口碟,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在互联网普及之前的中国,真正追求自由音乐的人们是没有不听打口的。这些音乐本身完整,打口CD或者磁带的音质也是最好的,我曾经买过同一张CD的打口CD(圆盘)和国内引进正版CD,前者音质好却便宜,后者音质和前者没法比。只是打口CD不幸地被赋予了一种扭曲的形式而已。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种形式的CD存在,既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爱好者的运气,也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爱好者的悲哀。自从1999年在一本叫《北京新声》的摇滚画册上第一次出现了"打口青年"这四个字样后,这个名号便不胫而走。后来慢慢地又出现了"打口一代"、"打口文化"等相关名词。
打口碟
我在读研究生和博士期间,每周都会去号称是“宇宙的中心”的海淀区五道口淘碟,那是我的青葱岁月。如今,每当我听到Boyz II Men的《End of the Road》、《I'll Make Love to You》、Pink Floyd的《Wish You Were Here》、《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t. 2》都会回想起那段岁月。成家之后这些碟片太多了,卖了其中一少部分,其余都放到家里榻榻米的下面,它们犹如我的时间胶囊,记录着我的青春。2000年之后,随着网络的普及,打口碟市场逐渐萎缩。
在我的淘碟岁月,好像是我读博士期间,我曾经被打口碟小贩忽悠,买过两张古典音乐碟,回到实验室在电脑光驱上一放,其他实验室的学弟学妹都来到我的实验室,面带喜感,我问怎么了,结果他们说我这种滚青听古典音乐,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对!我......这是沐猴而冠了?从此我就没脸地和古典音乐绝缘了,这是我的一个魔咒。
直到2014年的一天,我在家重温电影《阿甘正传》和《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实际上是美国的发展史,而其中的配乐实际上就是美国摇滚乐的发展史,我超喜欢。而在《肖申克的救赎》中,我突然有了想知道肖申克在监狱里放的是什么音乐的冲动,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抛弃了我和古典音乐之间的魔咒,彻底迷上了古典音乐。正好那段时间我事情不多,反正有大把时光、反正有大把愚妄,于是大大方方爱上古典的表象,迂迂回回迷上古典的孟浪。我经常一天天泡在古典音乐里,看了几本古典音乐的书,在bilibili上听哈佛大学的老师讲古典音乐。
4. 慕容清读分享什么样音乐
首先,酷玩要说的是,这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公众号,因为我不懂简谱,看五线谱也犹如看蝌蚪文,至今也不会任何一样乐器,没有受过任何的乐理知识、专业音乐训练。因此这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公众号,我们的想法只是向大家分享好的音乐,结识爱音乐的朋友。
我酷爱音乐,30多年的时间里,从红色歌曲到港台音乐、再到欧美流行音乐、再到美国乡村音乐、美国民谣、再到摇滚乐、古典音乐。从喜欢优美旋律的黑人R&B音乐,再到喜欢给人以启迪的美国民谣,酷玩听音乐,首先是不带任何预设观点去听歌曲或者音乐,再去看歌曲演唱者的传记电影或者传记纪录片,或者看写歌者生平的书,了解歌曲创作的背景或者去了解歌曲背后的故事。
我受慕容之邀,加入到了公众号《慕容清读》的编辑小组,初步的计划是每周推送2次音乐分享推文,向朋友们分享好的音乐、有意思的音乐,讲述音乐背后的传奇故事。酷玩为大家分享的歌曲主要包括:
英文歌曲,其中以偏民谣风格的歌曲为主,兼顾最经典的英文歌曲;
最经典的古典音乐;
少量的电影原声介绍和最经典的法语歌曲,其中介绍的法语歌曲,无论是不是香颂,都归类到香颂。
作为非专业的音乐推文,我希望订阅者及时指正出其中的错误,我会在第一时间修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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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flickr、b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