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王丽娟

一部唐宁创业史，可管窥中国新金融发展史。

22年前，亚洲金融风暴尚未到来，彼时在美国学习的唐宁，初遇穆罕默德•尤努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初识小额信贷。

22年后，唐宁又一次结束与尤努斯的会面，赶回宜信总部已是午夜。如今，他已经是尤努斯的老朋友——当年从华尔街归国后不久，就将尤努斯介绍给了国内金融圈里从事小额信贷的同行们。“中国式”小额信贷由此而生。

22年，在整个新中国70年历程中，不到三分之一。但纵观我国金融史，这22年正是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民间资本进驻的重大机遇期。

未来几十年后再回望，历史应该会记住有一批人创新性开启了多元化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大门，也会记得有一批人曾奋力推动中国金融科技发展，让中国终能因此获得引领全球之力。

唐宁，就在这批人之中。而且是元老级人物。

2000年，亲历了美国互联网泡沫后归国，唐宁曾致力于在中国寻求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机会。彼时，BAT还是刚成立一两年的初创型企业，华为也还处在立志求生的艰难时刻。

2006年，在个体和小微企业主终日苦于融资难、融资贵时，唐宁创立了宜信，并创新性地提出“人人有信用，信用有价值”的口号。十几年后，这一观念在金融圈里终于被验证、被重视。

如今，宜信的业务版图逐渐从最初的小额借贷扩大到数字化金融、母基金创投和财富管理。唯一不变的逻辑是，“让稀缺的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到个人和组织中间，让社会变得更好。”

这是唐宁的初衷，也是宜信十三年来一以贯之的理念。尽管过程有辛酸、有曲折甚至不被理解，但是唐宁确实一次又一次抢占了风口，引领了一批批人不断投入到新浪潮中，也见证了民间资本力量在金融领域的探索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以及中国金融改革的快速推进和金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可以说，一部唐宁创业史，可管窥中国新金融发展史。

此刻，中国经济正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也是金融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发力期。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向结构性转型，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不断“啃硬骨头”，一切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

见证

2000年，唐宁从华尔街回国。

在遭遇了美国互联网泡沫后，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才是投资的未来，一片亟需金融服务补位的空白大市场。

当时，中国金融业正在经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的关键阶段，信托业第五次整顿以及资本市场的高歌猛进。在这个世纪交替之年，人们并没有因为“千年虫”的爆发而过于恐慌，反而是金融业身处在冰火两重天的一年。

唐宁坚信，有破旧就有革新，中国的机会到了，尤其是金融业——“我在华尔街时，常通过互联网和China Daily等渠道跟踪国内情况，感觉自己的所知所学在中国的大舞台将有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于是，他毅然回国，从事创投行业，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代天使投资人之一。

“当时，科技类企业亟待金融灌溉，但由于缺乏抵质押物等，传统金融机构很难覆盖它们。”唐宁当年投资的第一家企业，就是IT教育培训企业。在他的记忆里，晚上一关灯，发现整个公司就剩一堆电脑，场地还是租的，除此之外毫无固定资产。而这样的培训机构，主要依靠科技手段辅助教学，改变了传统培训业简单粗放的模式，引领着行业未来之路。

“而国内投行的一个现实情况是，缺乏相应的专业人士来早早地判断一家企业的成长性，及时给予金融支持。”而这正是唐宁在华尔街多年历练出的相对优势，他很快就遴选出一批值得扶持的初创企业。

而彼时，一批海外投行陆续进入中国市场，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IDG、保诚（PAMA）、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它们的到来，也一定程度上哺育了BAT等多年后支撑半个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巨头，帮助其度过了“婴儿期”。

与此同时，中国民营经济也进入高速发展期。

新经济形态与高科技产业为民营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和空间；亚洲金融危机之下，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与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源配置机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民营经济提供了法规保障；西部大开发以及金融市场不断完善，又为民营经济铺开了质量升级之路。中国经济的活力快速渐长。

唐宁认为，配合中国经济的大发展，金融也经历着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过程。经济增长、企业发展更加需要科技驱动、创新驱动，金融也要有相应的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来匹配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实践

而唐宁真正的发力，还是从转向小额信贷开始。也正是2006年起，他陆续“抓住了几个重要风口”。

第一个就是帮扶小微，做普惠金融和数字金融。

“让数字化资产而非抵押担保的房产、地产，形成价值，进而判断客户信用，给予其融资能力，是我们给中国金融业带来的一个重要贡献。”

从宜信最初提出“人人有信用，信用有价值”开始，唐宁就致力于帮扶小微、三农和个人。数字科技时代到来后，宜信又借此做了更深入的突破。很快，宜信就在互联网金融上稳稳占据领头羊之席，打造了中国金融科技第一股——宜人贷。如今，宜人贷根据最新的业务调整和定位，升级为宜人金科。

第二个，用母基金为科技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初创企业一直未被传统金融机构充分覆盖。在国际上，母基金是很常见的解决之道，能够满足其长期的融资需求。”因此，母基金成为宜信多年扶持科创企业发展、深耕企业融资环境的又一大业务布局，意在用长期资产来培育企业成长，并为投资者提供风险分散的股权投资产品。

如今，中国科创板已成功起航，市场对母基金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行业风口之势渐起。

第三，伴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还有一批高净值和大众富裕人群。他们对投资理财的需求高涨。

“把组合投资、资产配置、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等先进的、科学的财富管理理念传播给这一群体，引导他们更好地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尤其是帮助企业家人群的家庭传承需求，把企业家精神留下来。”

唐宁认为，帮助企业家群体做好投资、做好传承是中国金融未来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更是宜信未来5~10年的战略重点。

“五年一重塑”，唐宁再次提前等在了风口上。当然，背后的支撑力，无疑是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向更高阶段的不断发展。

期许

从在外围见证国家之兴盛，到回国实践国家之转型升级，再到参与描绘国家之未来宏图，唐宁之于中国金融业尤其新金融业的崛起和成长，功不可没。纵观新中国70年发展史，唐宁感慨着国力昌盛的同时，更对未来满怀期许。

尤其对于金融业而言，时来易失，赴机在速。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不断转型升级，从要素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对金融业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积极适应大形势变化，主动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对内，改革须深化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尤为重点；对外，金融开放步子加大，要将我国建设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业底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变得越来越重要。唐宁回国创业近二十年，眼见着金融业迈过一道道坎，也意识到监管层亟需解决一些“啃硬骨头”的难题。

“现在我国各个行业的代表性企业都逐渐得到应有的社会认可和地位，但是我们不能只关注个体，还需要放眼于解决好能够让所有企业和整个生态系统都健康发展的棘手问题。”

例如，就金融业而言，社会征信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大大小小机构均可以因此获益，社会文明程度也将提升一大截。“底层的软性基础设施将造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几个时代甚至永远。从根子上解决基础设施问题，才能成长出更多有活力和生命力的企业。”

同时，研究了几十年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唐宁还提出一个系统性建议，即需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基础设施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同时需要税收优惠来辅以配套帮助，并逐步对各行各业的代表性企业实现认可、支持，各方齐心协力来搭建更有效、更和谐的营商环境。

未来已来，将至已至。

新时代是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唐宁用丰富且深刻的创业经历见证和参与了这一切，也期待着未来更多的进步与机遇。经济社会大环境，也将会给这样的弄潮儿更多希望，更多期许。

封面图片：内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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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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