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太安全架构中，中美两国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双边关系，也表现在双方与本地区各国形成的安全关系之间的互动。由于本土与亚洲相隔太平洋，美国需要通过军事同盟体系在亚洲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安全存在与影响，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因此成为美国与亚太安全关系的基干。位于亚洲大陆的中国不需要借助他国领土保持在本地区的存在，冷战的经历进一步让中国选择了不结盟的安全战略，但中国重视发展地区安全关系来营造有利态势。朝鲜战争以来，亚太出现了中国与亚太同盟体系共存的安全格局。冷战中后期，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后，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对峙与矛盾下降，交流与合作上升。冷战结束后，随着主要对手苏联的消失，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一方面加强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另一方面继续扩大和中国的交流与合作。近年来，美国在国家安全和地区战略中重提大国战略竞争，突出与中国在经济、安全、制度与秩序的矛盾，并将同盟体系视为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重要支柱。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发展方向引发高度关注。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晨，文章发表于《中国军事科学》2018年第 4 期，转载于微信公众号“ 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分析中国与美国同盟体系在亚太的互动，首先需要消除两种观念上的误区。一是认为美国的盟友遍天下，对中国形成巨大压力。事实上，当前美国在亚太的正式条约盟友包括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其中，美韩同盟长期专守朝鲜半岛，直到萨德入韩，才对中国战略安全构成一定挑战；美泰同盟自越战结束后对中国并无挑战。美澳同盟与中国的分歧主要源于澳大利亚对于包括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海上安全的关切，并无具体冲突点。美菲同盟与中国的主要安全矛盾源于中菲在南海的领土争端。美日同盟与中国的矛盾包括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忧虑，以及中日在东海的领土争端；同时，美日同盟也注重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带来的安全挑战。可见，美国在亚太的盟友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并不是集中精力反对中国，美国本身的战略和实力对中国构成的安全挑战最大，因此带动美国同盟体系对中国的安全挑战。二是认为中国要通过自身崛起，彻底改变现有的亚太安全格局，甚至拆散美国同盟体系，将美国赶出亚太。中国的确认识到美国同盟体系对中国自身利益和地区安全的消极影响的一面，但拆散同盟赶走美国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对外政策都有利于降低美国同盟体系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同盟体系涉及的利益也超越中国，成为有关国家之间双边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拆散同盟赶走美国的意图和尝试只会引发更多安全摩擦，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因此，中国并不排斥美国的存在，而是希望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在亚太发挥更多有利于稳定和繁荣的建设性作用。

影响中国与美国同盟体系安全互动的主要因素包括亚太的濒海地理环境，中美两国和地区各国国内发展和对外政策的选择。中国与美国的同盟体系的阵营界限早已被打破，共同演化和相互渗透的趋势已经明朗，集中体现在中美分别为本地区提供经济和安全公共产品，与地区国家形成密切的联系和纽带。中国和美国都会根据自身的安全战略需要调整现有安全体系，但难以打破这一共同演化的趋势。本文将从共同演化的历史进程、当前有关各方的战略目标、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的安全竞争和中国与美国同盟体系之间的安全纽带来展开论述。

相比于欧洲大陆，亚太濒海的地理环境一方面有助于控制安全竞争的烈度，但另一方面造成更多不确定性。冷战时期，欧洲中部的大陆环境使得对峙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东西欧国家的生存将受到严重威胁。在亚太地缘政治中，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保持较为有限的参与，中国、美国、日本、朝鲜半岛、东盟等主要力量之间多为隔海相望，制约了部分传统安全问题升级的前景。

中美局部冲突的爆发和长期对峙的形成是美苏冷战升级的产物。二战时期，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战后秩序的设想，中国将与美国、英国和苏联一道，作为“四大警察”发挥重要作用。冷战初期，美国将遏制苏联的战略重点放在欧洲，虽然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政府，但面对其败局，并未武装干涉，仅是“等待尘埃落定”。然而，1948年苏联加强对中东欧国家的控制，1949年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和1950年中苏同盟的建立等变化进一步刺激美国，促使其酝酿调整以政治和外交为主的局部遏制战略。美国将朝鲜战争的爆发视为苏联全球攻势的前奏，决定实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由二战战后复员转向扩军备战，对苏联实施基于军事力量的全面遏制。在出兵干涉朝鲜战争的同时，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武装干涉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在仁川登陆后，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命令美军越过三八线，并逐步介入印度支那半岛，从多个方向对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安全构成威胁，导致了中美在朝鲜战争中迎头相撞，在台海危机中紧张对峙。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对中美对峙产生重要影响，但双方都追求有限和防御主导的安全目标，且多个美国双边军事同盟不以中国为主要防御对象。通过同盟体系，美国实现了在亚太的前沿部署，对中国形成军事压力。1950年代到1970年代，美台同盟的主要防御对象是中国大陆，但美国并不支持国民党政权反攻大陆；在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情况下，大陆也追求非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在五十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和1962年东南沿海战备中，各方事实上都采取了危机管控的措施，防止冲突升级。朝鲜停战的实现彰显了中美在内的有关各方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共同利益。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大幅减少部署在韩国的部队，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完成撤军。鉴于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美韩同盟把击退朝鲜在中苏支持下对韩国发动新的攻势作为防御重点，同时美国借助韩国领土部署瞄准中国和苏联的战术核武器。然而，美国为了防止韩国挑衅引发与朝鲜、中国和苏联的冲突，坚持控制韩国军队的规模并掌握其战时指挥权。在印度支那半岛，美国决策者基于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中苏支持的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运动对美国的东亚战略构成巨大威胁，不断升级干涉；美国的干涉威胁中国安全，中国也为印度支那的抗美运动提供军事援助。但另一方面，中美吸取了朝鲜战争初期升级的教训，通过交流明确了彼此在印度支那的底线和目标，防止了再度迎头相撞。可见，朝鲜战争结束后，上述美国同盟关系与中国对峙都得到不同形式的管控，保持中低烈度。与中国不直接接壤的日本、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在冷战时期与美国结盟虽有防范中国的考虑，但并未成为中美对峙的前沿。

越南战争引发的美国在亚太的战略收缩，中苏从同盟破裂到武装冲突背景下的中国内外战略调整，缓和并且拉近了中国和美国同盟的关系。在安全上，美国结束越战，在亚太实现有序战略收缩，和在全球制衡苏联，都需要中国发挥作用；中国也需要借助美国的战略收缩和调整来改善周边安全环境，同时减轻来自苏联的战略压力。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建交过程中，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终结了与台湾的军事同盟和外交关系，大幅减弱了中美之间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根本矛盾与冲突。美国在亚太的多数盟友也能追随美国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并与中国加强安全合作，共同应对苏联和统一后的越南的威胁。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使包括中美双方和美国盟友在内的地区各方能够更加重视经济发展与合作。尤其是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迅速在中国与美国同盟体系之间形成了经济纽带。

需要指出的是，在冷战后期，苏联威胁并没有使中国与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化敌为友”。基于历史形态和地缘政治考虑，双方并没有在安全上实现完全互信。美国虽然废除与台湾的同盟关系，但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维持了和台湾当局的安全关系，在需要中国牵制苏联的情况下仍然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维持两岸军力平衡。美国在提升中国应对苏联军事威胁能力，向中国转让军事技术时，也仅限防御武器相关技术，不提供远程打击和力量投送相关技术，防止中国对美国和盟友构成威胁。最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海洋权益，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存在的海上争端也随之引发更多关注。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美国同盟体系之间的纽带进一步加强，同时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分歧与矛盾变得更加清晰。中美关系经受了冷战结束的考验，加强了经贸联系，在在包括反恐、防扩散和朝鲜半岛等安全议题在内的全球和地区事务中找到更多合作领域。在冷战结束的氛围下，中国与韩国建交，不仅有利于朝鲜半岛形势的缓和，还标志着中国与美国在亚太的盟友都实现关系正常化。然而，1996年美国对台海危机的介入表明，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权力处于巅峰之际，仍把中国视为地区安全一级的挑战来应对。台海危机和同一时期的朝鲜半岛危机，也在后冷战时代为美日同盟的强化提供了动力。21世纪到来之际，中日关系进入“政冷经热”的状态；美国战略界和外交防务决策部门也开始构思针对中国崛起进一步的防范措施，但相应的战略调整因反恐战争的爆发而淡化。  

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和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事对于美国的内外政策造成冲击，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发生变化，并调整政策。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任期虽然重视加强与中国在经贸、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的合作，但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从外交、军事和经济上加强对中国崛起的防范。与小布什时期相比，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安全战略中，将强化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置于中美关系之前，并利用海洋领土争端等安全议题的升温，动员盟友伙伴参与对中国的制衡。美国的政策调整招致了中国多个方面的反制，使亚太安全形势进一步升级。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加剧了美国的战略焦虑，也使美国无法集中资源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困境推动美国决策层和战略界对华战略共识的形成，将中国视为长期的大国挑战者。2015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将中国与俄罗斯、伊朗、朝鲜和恐怖主义并列为五大挑战。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其美国优先导向的内外政策进一步缩小与中国的合作领域，并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报告中将大国竞争视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安全挑战，并开始规划和实施印太战略，继续强化盟友与伙伴关系。

当代中国与美国同盟体系之间的安全关系，首先取决于有关各方的战略选择，包括中国、美国、美国盟友和其他国家。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面对本地区安全问题有了更多的战略选择。第一，中国坚持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决定了中国需要依靠自身实力维护受到威胁的核心利益。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尤其是联合作战和远程投送能力的提升，使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时，能够发挥国土位置的地理优势。因此，在反分裂、维护领土主权等方面，中国的利益得到更大的保障。同时，中国也能够更加从容的应对美国军事部署调整等因素导致的本地区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第二，中国与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在内的亚太安全相关各方的双边关系不断加强，积极参与朝核六方会谈、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安全多边机制。这种态势有利于中国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表达自身安全利益与诉求，减少误判，管控分歧与摩擦。第三，当代中国的安全政策并不仅是为了实现传统安全目标。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表明，中国自身的发展与崛起依托于亚太的稳定与繁荣。崛起的中国能够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并通过自身的政策与行动塑造地区稳定与繁荣。

美国与亚太的外交、安全和经济联系，在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历程中影响重大。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作为主要海上大国之一，与英国、日本等大国共存于东亚。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取得包括太平洋在内的全球海上霸权，并使之成为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的支柱。苏联解体后一个时期，美国的全球海上霸权和战略都得到进一步巩固。美国在亚太的同盟是其军事优势和地区战略的支柱。军事同盟不仅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长期军事存在提供了合法性和基地保障，使美国能够通过前沿部署力量对本地区安全问题作出反应，并为二线增援力量提供支撑和跳板。军事同盟对于美国维持当前的战略地位不可或缺，但美国的目标与利益也超越同盟体系本身。美国需要维持和发展与非盟友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关系。根据美国定义的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以及多数东盟成员国都不属于美国正式盟国。为了确保地区战略的稳定，美国与盟友在具体的安全利益上也存在差异。例如，在海洋领土争端中，美国对领土主权归属问题不持立场，与盟友伙伴的声索拉开一定差距。在同盟体系的分工和资源分配上，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和自身发展与民众福利的考虑，也需要减少投入。

美国盟友与美国结盟，一是获取安全保障，二是为了通过同盟体系和美国加强关系获取美国提供的更多利益，也要避免外交与安全政策完全受制于美国。美国根据同盟条约作出的安全承诺，提供的军事和安全援助，以及在盟友本土和周边的前沿部署都有利于保障盟友的安全。冷战时期，美国的亚太盟友都处于战后重建和现代化进程中，为了确保同盟体系的稳定，美国对盟友在政治上支持，经济上扶持，推动了日本、韩国等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崛起。因此，美国盟友对于同盟体系的期待超越安全领域。然而，在和平时期，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无法代替其整体外交和安全政策。尤其是在亚太地区政策上，盟友很难完全复制美国的亚太政策。尽管美日同盟是日本对外战略的重要支柱，但战后日本政府也不断尝试与亚太各国形成更为紧密的联系，甚至引发美国的抵触。[1]即使美国及盟友追求同样的安全目标，双方在手段上也会存在区别。在应对部分地区安全挑战过程中，相比盟友，美国本土更加安全，且拥有更多军事选项。例如，2017年，为了实现半岛无核化，特朗普政府更加强调基于军事威慑和经济制裁的“极限施压”；而韩国文在寅政府因担心美朝激烈对抗导致半岛爆发冲突，并不放弃缓和南北关系，并抓住朝鲜通过平昌冬奥会放出的积极信号打开局面。

除了中国与美国同盟体系之外，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也塑造安全环境。对于多数国家而言，美国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外交和经济领域具有超级大国的资源和国际影响力，还在于作为域外国家和“离岸平衡手”，在安全议题上更受欢迎。朝鲜在发展核导威慑美韩同盟的同时，也重视推动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虽然与美国在总体实力和全球影响力上差距较为明显，但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安全和经济议程中都不可或缺，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各国主要贸易伙伴。然而，地理和历史因素也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造成了地缘竞争、领土争端、民族矛盾等多种安全问题，强化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和崛起产生了不确定的认知。因此，亚太的非美国盟国一方面重视发展和中国的联系，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但也希望美国继续在本地区发挥积极作用，规制中国的崛起。印度和越南等与中国存在明显地缘竞争和安全纠纷的国家，则希望加强与美国及其主要盟友的安全合作，但也重视保持自身政策的独立性。  

亚太安全体系中的两种动力都将长期发挥影响。一是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在安全领域延续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方向，包括保持和提升美国军事优势以及强化同盟与伙伴关系。二是中国的继续崛起将持续引发本地区的关切和反应。因此，中国与美国同盟体系之间的安全竞争将长期延续。

美国“印太战略”在地理上和美军自身部署调整方面的创新有限，重点在盟友和伙伴关系的强化。自冷战中期以来，随着英国从印度洋脱身，苏联在中东和南亚影响力的增加，美国在军事战略规划上已经开始整合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并将太平洋司令部的任务区扩展至印度洋。此外，分析当前美国战略调整需考虑两个结构性因素。一是美国对于亚太的兵力主要投送方向，即从美国本土经珍珠港、夏威夷和关岛 向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延伸的方向不会改变。二是当前美国在印太所面临的主要的传统安全挑战都集中在西太平洋，甚至第一岛链之内的态势不会因为“印太战略”而改变。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突破口是强化本地区的盟友与伙伴关系。首先，美国“印太”战略重视对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主要盟友未来一个时期的外交构想，并推动原有的双边盟友之间的多变合作，来强化既有同盟体系。 同时，美国也考虑面对中国的崛起，传统同盟体系的潜力有限，重视以同盟体系为基础，发展更多样的安全伙伴关系。“印太战略”首先提升印度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利用印度不断发展的国力和军力，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及其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方向与中国竞争的意图，加强对中国的制衡。此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强调，东盟在“印太战略”中也处于中心地位。2018年年初，巡航于南海的美国航母战斗群实现了对越南的访问，彰显美越军事交流与海上安全合作不断升级。

印太战略在强化盟友和安全伙伴关系上，也面临局限。虽然美国自身规划和实施印太战略，受到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大国竞争理念的驱动，但美国盟友伙伴无意成为大国竞争战略的落实者。如果大国竞争本身具有较大吸引力，美国就不需要强调印太战略和各国外交政策相应理念的对接。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是有选择性的对接印太战略。在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后，美国对印度寄予厚望，前任国务卿蒂勒森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提出每印关系“至下世纪的规划”。然而，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举行会晤，达成重要共识。2018年6月，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主旨演讲，一方面高度评价和美国、日本等国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也强调印太是“自然形成的区域”，重视中印关系取得的进展，提出印度的印太理念的包容性，反对本地区出现新一轮大国竞争。从能力和战略重点来看，印度海上战略将印度洋地区视为核心利益，将西太等地区视为次要利益，而中国在印度洋主要开展以维护海上战略通道为目标，国际安全合作为手段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并不对印度构成安全挑战。因此，印度也不需要在海上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

在亚太安全议题中，中国的日常政策与行动，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及长期规划将持续引发关切和反应。因冷战末期军事革命形成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与中国之间的军事“时代差”，即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军队已经进入信息化，而中国军队仍处于半机械化状态，到2010年之后逐渐消失。相比于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应对当前周边安全挑战的手段和主动权都不断增加，并在近年来反分裂、海洋争端维权、维护朝鲜半岛稳定的行动中体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其与中国存在战略竞争或安全矛盾的盟友伙伴对于中国的能力提升与战略意图都高度敏感。美国把中国直接认定为大国竞争对手；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则把中国视为地区内的威胁或挑战。2017年以来，中国明确和公开的新时代的长远规划进一步引发了美国及其盟友伙伴的警觉。尽管特朗普政府在贸易和防务费用分担上对盟友伙伴不断施加压力，但也不断推进在军事上应对中国的合作。在2018年的环太军演中，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海空作战力量分别发射反舰导弹击沉靶舰，表现出对于大国海上挑战的关注。

然而，美国及其盟友在意图上和能力上对中国都存在误判。相比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大国对彼此的了解，以及冷战中后期美国对苏联相关问题研究达到的水平，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和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在军事与安全战略领域，缺乏思想准备和人才储备。以美国为例，传统的中国问题专家多为东亚研究和国际关系等专业背景出身，缺少军事和战略问题的学术训练和一线经验；而很多战略和军事问题权威专家，又缺乏对于中国和亚洲的深入了解。近年来，美国学界对现当代中国军事战略系统研究的尝试非常有限。在高校，仅有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傅泰林在进行1956到1993年间中国积极防御战略演进的研究。在关注当代中国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时，美国学者重视“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的提法，但却忽视了积极防御中“不打第一枪”的内涵，以及中国军队在多个公开场合对维护合法权益与维护地区稳定并重的强调。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被美方视为“改变现状”的所谓“强势”做法，但中国战略界则普遍认为是在2010年以来，在美国战略调整的背景下，南海局势不断升温，中国合法权益受到新一轮挑战，中国作出的合理和有节制的反应。中共十九大后，美国对于中国提出的“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同样存在误判。“世界一流”的标准主要涉及武器装备、人员素质、组织形态、作战理论和创新能力等，但不同国家军队的建设发展方向，包括军事实力和部署与运用方式同样是受到不同的军事战略所牵引。因此，中国“世界一流军队”的建设目标服务于中国“两个一百年”的国家战略，并不意味着要达到和美国那样在全球战略指导下的全球部署所需军事力量，更不可能将取代美国作为发展目标。

美国为了和中国长期战略竞争，推行印太战略，强化同盟体系，中国也作出相应反应。然而，美国有限的国内动员，盟友与伙伴的疑虑，以及中国的有节制的安全战略目标，使双方竞争保持在低烈度的水平上。“印太战略”并未引发中国和美国同盟体系之间的全面对抗。 

在关注竞争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基于已有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合作，中国和美国同盟体系之间，已经形成了安全纽带。一是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伙伴之间的互信和危机管控机制。二是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就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展开的合作。三是中国对亚太地区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

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友伙伴之间的互信和危机管控机制表明，即使在双方分歧最大的安全问题上，双方仍然有沟通交流、防止误判和管控分歧的意愿和能力，对军备竞赛和安全竞争的加速起到制约作用。中美不仅保持了高层与一线战区和军种领导人之间的交流，并形成了外交与安全对话等固定对话磋商机制，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线部队海空意外相遇的行为规范。中日之间近期也就落实海空联络机制达成一致，有利于东海形势的稳定。2016年以来，中国与菲律宾就管控南海争端达成共识；中国与东盟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不断取得进展。中国与韩国也开始就萨德反导系统部署问题进行对话，并达成一定共识，取得成果。同时，中国和印度和平解决了洞朗对峙，保持边界总体稳定。

在东北亚和东南亚，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伙伴都有较大的安全合作空间。在东北亚，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缓和朝鲜半岛总体形势的过程中，美国、日本和韩国都重视与中国开展协调与合作。本世纪初，中国已在朝核六方会谈中发挥关键作用。2018年南北和美朝首脑对话的实现，中国在其中都发挥了作用。首脑会谈后，控制和缓和半岛安全态势的任务依然艰巨，有关各方的沟通与合作至关重要。在东南亚，反海盗、打击跨国犯罪、应对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挑战需要中美和有关各方的共同参与。2018年8月，美国国务院虽然勾画了广阔的印太安全合作领域，但其三亿美元援助金额主要集中在部分海上安全项目上。可见，亚太地区安全合作议程需要中国、美国和其他各方共同推进。

此外，中国已经开始向部分美国在本地区的盟友提供传统上由美国在同盟框架内垄断的安全产品。泰国作为美国的正式盟友，却向中国采购了包括主战坦克、防空导弹 、火箭炮和常规潜艇在内的武器装备。杜特尔特上台后，菲律宾也接受了中国提供的反恐军事援助。中国军队与上述国家和其他盟国盟友伙伴之间的互访和联训联演项目也不断开展。上述交流与合作并未损害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同盟和安全伙伴关系，但体现出美国同盟体系与中国之间的安全困境是有限的。

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伙伴之间形成的多种安全纽带，表明了当前亚太安全格局具有冷战时期不曾有过的灵活性。一是双方之间的矛盾并未达到对抗程度，还继续保持交流和一定程度的互信。二是在本地区的安全合作议程中，各方在传统安全纠纷上形成的阵营并不清晰。三是中国直接为部分美国盟友和伙伴提供安全产品，也体现出各方之间的防范并不严密。

在中美关系遭受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安全互动被误读的可能性不断增加。一旦将中美误读为已经动员起来准备好在安全领域迎头相撞，将美国同盟体系误读为遏制中国的先锋，就会将亚太安全架构误读为冷战时期的僵化两极，进而引发后果严重的一系列误判，最终导致“预言成真”。避免这种趋势的出现，首先要准确把握中美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安全互动的历史与现状。

亚太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经验都表明，中国与美国同盟体系可以防止安全上迎头相撞。各方的安全战略都以各方内部发展、外部环境和战略的演进为基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亚洲冷战的升级主要受到美苏在欧洲冷战升级的驱动和本地区突发事件的冲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随着美国、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内外政策的调整，亚太安全率先走出冷战两极对峙格局，也开创了亚太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各国之间联系日益密切，全球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局面。各国妥善处理安全战略和安全关系，包括追求理性的安全目标，不滥用军事优势和同盟体系，处理好内政和舆论对安全问题的影响，加强沟通与危机管控，不大扩展安全合作等，对于确保亚太的稳定与繁荣，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的关系并没有被对抗主导，而是不断磨合，形成纽带，共同演进。

当前，作为对中国崛起的制衡，美国在大国竞争思想的指导下，推行印太战略，增加军事优势和强化同盟伙伴关系，引发中国的反应，同时带动了多个地区安全问题的升温。由于涉及中国、美国和地区其他各方的重要甚至核心安全利益，这场安全竞争将会长期化。美国希望基于现有同盟体系进一步拓展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合作的安全伙伴；美国的盟友伙伴不希望地区力量对比变化使自身利益受损，期待美国的存在和参与；中国需要基于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予以制衡。有关各方需要防范竞争中出现快速升级和失控，破坏亚太稳定与繁荣的局面。美国尤其需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不应把利用和升级美台安全与军事关系作为拓展安全网络和制衡中国的战略手段，挑战中国核心利益。 

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之间长期的共同演化，也为亚太安全格局的稳定打下了基础。中国仍然在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方向；美国在强调竞争的同时，也需要保底，防止与中国爆发全面对抗和战争，并把更多资源用于国内发展。除了对美关系外，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希望通过其他方式和平台多管齐下维护自身利益，促进地区稳定，分享发展红利。因此，有关各方之间形成的增加互信，防止误判，管控分期，避免冲突的共识和做法，安全合作的需要，在最近一个时期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未倒塌，依然在支撑亚太安全格局。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时强调，宽广的太平洋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马蒂斯在2018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演讲中也指出，作为朋友，美国不需要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各方都有义务通过交流对话，保持和扩大非敏感议题的安全合作来夯实上述支柱，增强亚太安全格局的灵活性和柔韧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亚太安全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