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万里：重大时刻来华的那些人，那些事》，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3月版。

当时，热那亚为了与意大利其他城邦争夺海上霸权，抓了很多人，这些人必须出钱赎身方能出狱，狱中的伙食也要自掏腰包。鲁斯蒂切洛赚钱心切，看到经常有人请马可·波罗讲东方见闻，就拿出多年前把《亚瑟王传奇》转译成意大利语的热情，鼓动马可·波罗合作写书。作为专业人士，鲁斯蒂切洛在执笔过程中，把枯燥的商旅笔记装进了更受欢迎的骑士小说和百科全书体裁。因此，在现存最早的版本中，这本书的书名是《寰宇记》，意思是“对世界的描述”。

1299年，书稿完成。同年夏，威尼斯与热那亚议和，马可·波罗获释回家。冥冥中仿佛有天助，马可·波罗进监狱就是为了完成这本书。

此书面世即大热，人们在威尼斯街头朗读它，就像中国的“说书人”一样。不过，遭遇了黑死病、十字军东征失败等打击的欧洲人并不愿相信，在东方竟有如此灿烂的文明。在意大利方言版本里，这本书叫《百万》。

一百多年前，学者还以为，这个名字来源于马可·波罗的绰号，因为他爱吹牛，说起元朝的人口、物产、税收，都是百万级，所以叫“百万”。甚至在化装舞会上，都会有个叫“马可百万”的来讲荒诞笑话。现代学者通过档案研究发现，马可·波罗祖上就有这个绰号，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家是威尼斯的“百万富翁”；也可能和他家祖宅的发音有关。抄书者或许因为马可·波罗家是当地的商业大佬，为吸引粉丝，而把《寰宇记》改成了《百万》。

这本书传到法国，又被叫作《惊异之书》。因为它无所不包，还提到了一些奇闻逸事（虽然只是书中的一小部分），浮夸的名字有助于“炒作”。

16世纪，也就是大航海时代之后，航海、旅行成了最受欢迎的话题。意大利学者在编辑“航海旅行丛书”时，又改名《马可·波罗行纪》。这个版本后来被翻译成英文，现在流传最广的就是这个名字。目前中国最好也最方便阅读的版本，由著名翻译家冯承钧所译。

《马可·波罗行纪》手抄本，抄写于1298-1299年。《北京三万里：重大时刻来华的那些人，那些事》内页插图。

1307年，一个法国骑士到威尼斯，马可·波罗把手抄本赠送给他，骑士的儿子又做了多个抄本，冯承钧所译的版本由此而来。冲着书名去阅读，可能会失望，因为这不是一本关于远东大冒险的游记。书里没有九死一生的悬疑，没有性格鲜明的主人公，只有一条一条不厌其烦的客观描述，掺杂着商业笔记、地理信息和政治秘闻。有人戏称《行纪》是《三国演义》和《鹿鼎记》的结合。

其实，这部书像百科全书一样结构简洁。书的第一部分简介了马可·波罗的家世，而后开始分地名描述他与父亲、叔叔从威尼斯到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沿途见闻。

第二部分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的相貌、家庭、都城、宫殿、起居、节庆、游猎、战争，以及元朝的政府部门、驿站交通、经济商贸、社会事务、民族关系等。接着写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的两条线路：一是西南行，自大都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到缅甸等地；二是沿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然后继续向东南，到福建泉州等地。第三、第四部分用叙事手法，记载了蒙古宗王之间的战争。

记载了中国以外的地区，包括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西亚、东北非、北方地带（今俄罗斯一带）等。

相对于游记，此书更像地理志，几乎涵盖了13世纪所知的全部世界，因而称为《寰宇记》更适合。

一个人怎么能有如此丰富的阅历和惊人的记忆呢？遗憾的是，除了开头部分，书里很少提及主人公，也很少使用第一人称，仅凭此书，人们对马可·波罗知之甚少。“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马可·波罗。”正因为面目模糊不清，发挥空间大，他在各种创作中显现着完全不同的样子。

如果不了解一个人，又怎能判断他讲的东西到底有几分真？连书名都改得面目全非，内容上会不会也随意增删？《行纪》饱受质疑，和版本变迁及马可·波罗隐身都有关系。

《行纪》的细节可信吗？

很多人认为，《行纪》是狱中回忆之作，不能苛求严谨，对细节不要太较真儿，那些动辄百万的数字更不可信。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偏要较真儿，他要核查马可·波罗那些屡受质疑的经济数据，是不是信口胡说。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这部著作的中文版，题目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观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的新证据》。傅汉思曾担任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盐业卷执笔人，对中国钱币史、盐业史关注已久。他认为，威尼斯商人的重要财产来源就是盐的专卖和贸易，马可·波罗作为一个威尼斯人，并且是商人后代，必然对跟盐业相关的事情非常敏感。

《行纪》中也的确有很多关于元代盐业的记录。比如，马可·波罗写下如何通过煮沸卤水制盐的过程，这种技术当时别处都没有，一定是他在中国亲眼所见。

《行纪》中还有杭州地区纳税情况的记载，详细到具体数字：

行在（今杭州）当时上报的有160万户。大汗从行在以及行在所属的各地每年征收数量庞大的税收。排在第一位的是盐税，大汗每年可收得80万个货币单位。除盐税外，大汗每年还可收到210万货币单位的其他税收，相当于1680万金萨吉。

马可·波罗自言在扬州做官三年，并在杭州检查地方税收，这些统计都是他本人亲眼所见。为了验证这些数据的合理性，傅汉思先耐心地研究出元、波斯、威尼斯的货币、度量衡换算关系，而后将不同手稿和版本中的数据，与《元史》等中方史料对照，最终认定马可·波罗记载的数据不仅可靠，而且能精确到具体年份。

要知道，马可·波罗在中国时，税收数据并不为公众所知，《元史》要到元朝灭亡之后才编纂、出版。他根本不可能从其他途径找到蓝本，要么直接介入过杭州的行政事务，要么就是从当事人那里了解到的。

在货币方面，马可·波罗的观察更为精准。在中世纪西方、阿拉伯或波斯文献中，唯独他提到云南和藏族聚居区使用并流通贝币和盐币。至此，悬案已破，马可·波罗不仅到过中国，而且在很多领域，他所描述的历史信息是最全面、最详细和最准确的。

1271年马可·波罗从威尼斯起航。来自泥金手稿的细节，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收藏。《北京三万里：重大时刻来华的那些人，那些事》内页插图。

傅汉思这项研究旁征博引，非常考验多语言能力，而他刚好天赋异禀，除了德语，还能够熟练掌握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兰文、拉丁文，以及中文、日文和满文。这使得他能够读到多种一手材料和二手研究文献。

马晓林是傅汉思课题研究项目的翻译者之一，也是元史研究的后起之秀，著有《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一书，他非常肯定地说：“最新研究不断证明，马可·波罗虽然在一些细节上有错误，但总体上与已知历史非常符合。他的绝大部分数字资料（如时间的起始点和持续状况、年龄、距离、城市的建筑、地理数据、行政单位、人、军队、动物、船只、服装、度量、价格等）根据当前的历史研究，被证明是非常可靠的。”为什么马可·波罗能记得这么多、这么准？马晓林认为，他可能在口述时就参照了旅行笔记。又或者，在出狱后，通过笔记对《寰宇记》做了修订和补充。例如，在记述“行在城”之前，马可·波罗说他“数次来到这座城市，曾留心城中的事情，把自己的见闻一一做了记录。下面的描述就是从笔记中摘录下来的”。

马可·波罗随着商队旅行。来自《加泰罗尼亚地图集》（1375年）的插图，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北京三万里：重大时刻来华的那些人，那些事》内页插图。

马可·波罗的同乡、佛罗伦萨商人裴哥罗梯曾在14世纪前期写了一本《通商指南》，提到从塔纳（今俄罗斯亚速海岸边的亚速城）至甘州（今甘肃张掖）的行程，共需270多天，而且“无论白天黑夜都很安全”。在蒙古铁骑缔造的“全球化”下，马可·波罗家的生意开始向东方探索。

1260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叔叔去金帐汗国出售珠宝，返乡时恰逢战乱，兄弟俩阴差阳错地与波斯使团一起，到了元朝的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大汗命他们出使罗马教廷，请教皇选派教士来元朝，并把耶稣圣墓的长明灯油带到上都。但他们返回欧洲时，正值教皇去世，两年后，为了向忽必烈复命，他们带着17岁的马可·波罗重启东方之旅。

在历时三年半的漫长旅途中，他们经地中海、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亚美尼亚、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走过丝绸之路上的荒漠绿洲，终于在1275年到达上都。尽管没有完成大汗的使命，但马可·波罗一家还是得到谅解和重用。

在《行纪》中，马可·波罗说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四种文字（不包括汉字），能够顺利地读书、写作。大汗见他如此聪敏，便派他前往缅甸、印度等地执行重要公务。

在元代，马可·波罗一家并不是唯一的意大利人，更不是唯一的欧洲人。扬州文物工作者发现，卡特琳娜1342年卒于扬州，她的墓碑用拉丁文书写，碑上镌刻着圣母圣婴像和圣女殉教图。从种种迹象推测，在扬州水门一带曾有一座天主教堂，可能还有一个意大利商人的聚居区。

元朝根据种族特征和降顺时间，把臣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马可·波罗作为色目人，虽然地位低于蒙古人，但比汉人（华北、四川、云南等地的汉、契丹、女真人等）、南人（原南宋的臣民）的地位高得多。

至于具体职务，学者蔡美彪认为，他是享有特权的斡脱商人（官商）；李治安则认为，他是忽必烈的近侍。

斡脱商人替皇室、贵族放高利贷或经商，到各地包括域外采办商货、珍宝等物，这或许就是他能接近高层，却不被史料记载的原因。回朝复命时，他发现大汗喜欢听臣下讲述各地的风俗民情和奇闻逸事，因此，每到一处便用心收集这类资料，对于所见所闻的一切趣事，都记录下来，以满足大汗的好奇心。

从文本看，马可·波罗记录的主要是各地区的物产、贸易、集市、交通、货币、税收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对名山大川、文物古迹、行政事务、官场纠葛记载得不多。用有趣有料的内容，讨忽必烈欢心，这或许就是《行纪》如此丰富详尽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