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下午，四川汶川发生8级强烈地震。按报社统一部署，5月13日下午，我临时取消去西藏采访的行程，改飞成都进行采访。

晚上在机场，我碰见好几个媒体朋友，新华社摄影部的记者带上了海事卫星电话，中国经营报的摄影记者则穿了一身迷彩服，还有几个国外通讯社常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候机楼屏幕上，不断滚动播出四川地震新闻。所有的人都心系灾区，紧紧盯着屏幕屏息观看。

因成都机场受地震影响，雷达系统出现故障，加上运输灾区各种物资，成都机场每50分钟起降一架飞机，起飞时间无限延长。当广播终于通知准备登机时，已经是凌晨4点，我们候机整整8个多小时，好多乘客都在长椅上睡着了。

到达成都后，我迅速联络环保部抗震救灾前方指挥部了解情况，随后直奔德阳、绵阳重灾区采访奋战在抗震一线的环保干部职工。

抵达第一天，我将时任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环境保护部汶川地震工作组组长李干杰看望北川环保局受伤职工的新闻图片及时传回报社，向全国环保系统以至全社会传递了环境保护部的声音和行动。据了解，环境保护部是中央部委中第一个到达四川地震灾区的部门。

5月19日，绵阳市环境监测站将新装备的环境应急监测车开进了北川县擂鼓镇，在采集水样时，河边已经有妇女在洗衣物，人们的生活在逐渐恢复，不时有村民来问水质情况。当环境应急监测车监测大气时，连驻扎在旁边的部队都来观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环境监测车成为灾区民众的定心丸。在环境监测站的同志采完水样和大气监测后，我再次进入地震重灾区北川县城。

第二次进入县城，道路在部队抢修下好走了许多，可以让我更加近距离地接近这座小城。北川，大禹的故乡，一个美丽的城镇，在那次特大地震中几乎被夷为平地。

经过7天的救援，发现生还者的几率越来越低。最高决策层仍将救人的任务摆在重中之重，一方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是对遇难者家属和国民精神上的援助。

大灾过后防大疫，随着受灾地区不间断的降雨和气温的升高，救援工作的重点，后来很大一部分放在灾后防疫上。大街上到处都是疾控人员打药，防化部队穿着全套防化服消毒，空气中弥漫着高效杀毒剂的味道，人人戴着口罩。

在一个街口，一群疾控人员在路边休息，地上放着肩背式打药设备，而放在旁边的药箱，上面白底红字写着“敌敌畏”，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东西不是不让用吗？在我当时的印象中，敌敌畏好几年前就被禁止使用了，但这是非常时期，是不是破例了？我不敢肯定。敌敌畏作为强力杀虫剂，曾经被广泛运用，其良好的杀虫作用，也曾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但科学研究发现，敌敌畏的降解周期很长，它在自然界中的存在，给人类以及地球上的其它动物，会带来永久性的伤害。

看着那白底红字的药箱，我凭着职业习惯迅速拍了几张照片。

5月21日，我在成都遇到环境保护部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专家，于是我赶紧将在北川发现敌敌畏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并将照片给专家看，他们听到后，感到很惊讶。

5月23日，夜里11点多，时任环境保护部科技司副司长罗毅给我打电话，让我速将照片传过去。司长亲自打电话，我一下感觉到事情的重大。

5月25日，各大媒体报道， 卫生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昨天紧急通知四川灾区，禁止使用敌敌畏，以及国家明令禁止的666农药进行杀虫，防止对环境和水源进行污染。

后来，报社同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告诉我，我提供的北川地震灾区使用敌敌畏的情况引起了环境保护部前方指挥部的高度重视，专家们迅速制定技术报告，并得到了3部委的认可。一张照片、一条信息引起了有关部门的迅速反应，让人们看到了政府部门对人民负责，迅速、准确、果断地处理危机。

回忆起那张照片，我不敢说起到了多大作用，但作为一名记者，特别是一名环境新闻记者，凭着专业、敬业的精神，起到了桥梁作用，成功地处理了一个污染隐患，也算是我对灾区人民的一点贡献吧。

思绪回到2010年5月，青海玉树结古镇，海拔3600米的震区帐篷里。在那里，我完成了人生中最特别的一次采访。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为了解灾后环境隐患和重建计划，5月1日，我和报社其他4位同事主动请缨赶赴地震灾区。

从玉树机场到震中结古镇的路上，看到的是美丽的高原风光。天蓝水清，牦牛成群，仿佛天堂。然而车子驶进震中，便是另一番景象。结古镇满目疮痍，一片废墟。花花绿绿的房子都倒塌了，绘着民族图案的窗户残骸散落在路旁。

按照安排，我们那几天住在青海省环保厅救灾指挥部，与青海省环保厅同志同吃同住，跟随采访。我的主要任务，是对时任青海省环保厅厅长赵浩明做一个专访。

车开到了一片山坡中央。山不高，光秃秃的，土黄的颜色透着苍凉。五六顶蓝色帐篷树立在这里，上面挂的横幅很显眼：环境保护部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抗震救灾现场。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

“欢迎你们来到救灾指挥部，我是赵浩明。”眼前这个头发凌乱、脸色憔悴，但带着暖暖笑容的人，就是赵厅长了。听厅里的人说，赵厅长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

“有两位女同志啊，你们住这个带炉子的帐篷吧。”

这个细节今天想起来依然让我感动。原来，这里的帐篷只有一个是安了炉子的，用作会议室兼厅长卧室。玉树当时早晚温差大，晚上特别冷，一旦感冒容易引发肺气肿，威胁生命。但是赵厅长看到报社来了两位女同志，就把带炉子的帐篷让给了我们，自己搬到另一顶帐篷去了。

这五六顶帐篷中，有一个用作厨房，其他的都是住宿用。水是紧缺的，我们住在这里的3天都没有洗脸洗澡换衣服，走的时候每个人都蓬头垢面，鞋子上全是泥。幸好来的时候我和同事带了一些湿巾，这在当时是很宝贵的物资，我们用的时候都很节约。通常是没有电的，只有急需的时候才用发电机发一点电。吃的除了土豆就是萝卜，因为储存比较方便，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吃到饭菜已经很好了。听当地的人说，那片山上有狼，所以我们是不能随意走动的。

我对赵厅长的专访，就是在这个安了炉子的帐篷里，在烛光下完成的。在这里，赵厅长给我讲述了环保部门在地震发生后是如何第一时间消除环境隐患、防止次生灾害的，也谈到了对以后三江源保护的看法和建议。一篇5000字的专访报道《三江源保护应与社会工程结合》，就这样完成了。这几年，三江源保护越来越受到各方关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与当年包括中国环境报在内的媒体的呼吁是分不开的。

专访做完了。第二天，我和一个同事就申请跟随监测人员老李去采水样。那是我们第一次坐上环境应急监测车，看到里面大大小小的仪器，都觉得很新奇。

车行驶了半小时，到了一条河边，老李说，下车吧。

这条弯弯曲曲、波光粼粼的河流，叫巴曲河。老李拿出一个取水桶，将水打捞上来，然后装进几个干净的水瓶里封存，就完成了一次采样。

由于一路颠簸，我开始有了高原反应，头疼、呕吐，呼吸困难。拗不过老李，直接把我送到方舱医院吸了一点氧。我们只参与了一次采样工作，而当时监测人员为了保证环境安全，每天都要出去好多次。一天夜里12点，我和同事还没有睡着，就听见帐篷外面的监测车，又启动了。

一群默默工作的环保人，让环保精神在高原熠熠发光。这些故事，随后都被刊发在中国环境报上，成为永恒的记忆。第二年，我收到了一块石头，上面用中文和藏语写着，“玉树不会忘记”。

我们也没有忘记玉树，经常在网上关注玉树的消息。重建后的玉树，今非昔比。玉树撤县建市，市政设施更加完善，管理不断加强，现代化新城拔地而起，游客慕名而来。但在我们心里，玉树永远是圣洁的，离天很近，离尘世很远。

又是一年记者节。

7年前去玉树时，我还是一个见习记者。后来，作为记者我去过许许多多的地方，再艰苦的条件也没觉得苦过。见证历史、记录时代，本就是记者的使命，也是记者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