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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生于1941年春天。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正打得如火如荼，美国也很快就要参战。世界被炸得四分五裂，混乱像拳头一样打在每个新出生的人的脸上。如果你在这时候出生或生活在这个年代并还活着，你就能感觉到旧世界即将离去，新世界即将来临。这就好像把时钟拨回到公元前后的交替时代。每个和我同时代出生的人都是新旧两个世界的一部分。邱吉尔，斯大林，罗斯福———这些后无来者的巨人，他们都只依靠自己的决心，为了更好或者更坏，他们每个人都准备好单独行动，对他人的赞许无动于衷———对财富或爱情无动于衷，他们掌控着人类的命运，将世界碾成一堆碎石。他们与亚历山大、裘力斯·恺撒、成吉思汗、查理大帝和拿破仑一脉相承，像对待一顿精美的晚餐一样瓜分了世界。不管他们梳着中分的头发还是戴着海盗帽，他们的意志都不会被拒绝，也不可能被预料到———粗鲁的野蛮人踏过土地，敲打出他们自己定义的世界地理。 

我父亲患有小儿麻痹症，这让他远离战争，但我的叔叔们都去参战而且都生还了。保罗叔叔，莫里斯叔叔，杰克，麦克斯，路易斯，韦农，还有其他的叔叔们去了菲律宾、安希奥、西西里、北非、法国和比利时。他们带回各式各样的纪念品———一个用稻草编织的日本雪茄盒，德国面包袋，英国的陶瓷马克杯，德国的防尘护目镜，英国战刀，一把德国卢格尔手枪———各式各样的垃圾。他们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回到了文明社会，对于他们做过什么、见过什么从不吐露一个字。 

1951年我上小学了。我们学的一件事就是当空袭警报响起时要躲到书桌底下，因为俄国人会用炸弹攻击我们。我们还被告知俄国人随时都可能从飞机上跳伞降落到我们所在的城镇。这些俄国人就是几年前和我的叔叔们一起战斗的俄国人。现在他们变成了来切断我们脖子、烧死我们的怪兽。这好像很奇怪。生活在这样的恐惧阴云下剥夺了一个孩子的精神。害怕有人拿枪指着你是一件事，但害怕某件不太真实的事就是另一码事了。我周围有很多人把这种威胁看得很严重，而这会传染给你。很容易你就成了他们奇怪幻想的受害者。我在学校里的老师就是以前教我母亲的老师。教我母亲的时候他们还很年轻，教我的时候都已经老了。在美国历史课上，我们被教育说共产主义国家单靠枪和炸弹是无法摧毁美国的，他们必须摧毁宪法———美国的立国之本。但是这并没改变什么。当警报响起时，你还得脸朝下躺在书桌下面，不能有一块肌肉颤抖，也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好像这样就能在轰炸中救你一命。被歼灭的威胁非常吓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让他们这么疯狂。人们告诉我们，红军无处不在，而且极度嗜血。我的叔叔们都到哪儿去了，这些国家的保卫者？他们在忙于生计，工作，得到他们能得到的，并尽力维持。他们怎么会知道学校里在教些什么，怎样的恐惧正被激起？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在纽约市。周围可能都有不少。还有不少法西斯主义者。不少未来的左翼独裁者，或右翼独裁者。各种各样的激进分子。有人说二战宣告了启蒙时代的终结，但我从来不知道。我还在启蒙时代里。我多少还能记得并感受到启蒙的光。我在读那些书。伏尔泰，卢梭，约翰·洛克，孟德斯鸠，马丁·路德———这些空想家，革命家……我好像认识他们，他们就像住在我家后院一样。 

（二）

路对面有个穿皮夹克的家伙正在给一辆积满雪的黑色水星蒙克莱尔车铲去冰霜。他后面，一位身着紫色袍子的牧师穿过敞开的大门，快步走过教堂的院子，赶着去履行神职。不远处，一个穿着靴子的光头女子使劲背一个大洗衣袋往街上走着。每天纽约都发生着一百万个故事，只要你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这些故事一直都在你的眼前，混合在一起，但你得把它们分开，使其具有某种意义。 

我唱的民谣绝不轻松。它们并不友好或者成熟得甜美。它们可不会温柔地靠岸。我猜你可说它不商业。不仅如此，我的风格不合规则，无法被电台简单地分类。而这些歌曲，对我来说，比轻松的娱乐要重要得多。它们是我的感受器，指引我进入某种与现实不同的意识中，某个不同的境界中，某种自由的境界。 

现在我注视着这间屋子，目光穿过后窗，看见曙光正射进来。消防出口的梯子上积了厚厚的冰。我向下看着走道，然后又向上看看一座一座的屋顶。又开始下雪了，覆盖了铺着水泥的大地。如果我在营造一种新的生活，那真是不是现在我看到的样子。我不想过旧的生活。如果有什么是我想要的，那就是我想要理解生活里的事情，然后摆脱它们。我需要学会怎样去浓缩事物和想法。事物往往太大，无法一次看清全部，就像图书馆里的所有的书——一切都放在桌子上。如果你能正确理解它们，你也许就能够把它们放进一段话或一首歌和一段歌词里。 

民谣是难以琢磨的——是生活的真相，而生活多多少少是个谎言，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样子。如果民谣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并不会感到舒服。一首民谣有超过一千张脸而如果你想演奏这首歌就必须认识所有这一千多张脸。一首民谣会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每一刻都会不同。这取决于谁在演奏和谁在聆听。 

（三）

这是个极冷的冬天，晚上满是蓝色的薄雾。我上次躺在绿草地上闻到真正的夏天的味道好像是好多年前了，阳光在湖边闪烁跳跃，黄色的蝴蝶在黑色的柏油路上飞着。清晨走在曼哈顿第七大道上，你有时会看见有人睡在轿车的后座上。我很幸运有个地方住———甚至是纽约人有时都没地方住。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身份。“我是个流浪者，我是个赌徒。我离家千里。”这几句很好地概括了我。 

世界新闻报道说，79岁的毕加索刚娶了他35岁的模特儿。哇。毕加索可没在拥挤的街上闲逛。他的生命依然旺盛。毕加索把艺术的世界打碎开来给人看。他是革命性的。我想要像他那样。 

格林尼治村第十二街上有家艺术电影院专放外国电影———法国的，意大利的，德国的。这很符合格林尼治村的气氛，因为甚至是伟大的民间艺术学者阿伦·洛马克斯（AlanLomax）也在哪儿说过，如果你要走出美国，就去格林尼治村。我在那儿看了一些意大利人费德里柯·费里尼的电影———有一部叫《大路》（LaStrada），另一部叫《甜美生活》（LaDolceVita）。讲的是一个家伙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成为一个八卦记者。这片子看待生活的角度就像一面狂欢节的镜子，只是它不是给你看怪兽———而是用怪诞的方式展现普通的人。我很专注地看，想着我可能不会再看第二遍了。电影里有一个演员，伊万·琼斯（EvanJones），也是个剧作家，我在几年后遇见了他，那时我去伦敦演一出他写的戏。我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脸熟。我从不会忘记一张脸。 

美国有很多东西都在改变。社会学家在说电视极其有害，正在毁灭年轻人的思想和想像力———使他们的注意力在下降。也许这是对的，但一首3分钟的歌曲也在做同样的事。交响乐和歌剧都不可思议的长，但观众好像从未丧失过兴趣或跟不上。听一首3分钟的歌，听者根本不需要记得20分钟，甚至是10分钟前发生的事。你不需要去联系任何事。没什么要去记得。我唱的很多歌实际上都很长，也许不如一部歌剧或交响乐长，但仍然算是长的……至少歌词很长。《汤姆·裘德》有至少16段，《芭芭拉·艾伦》大约有20段。《美丽的爱伦德》、《洛维尔勋爵》、《小玛蒂·格罗夫》和其他许多歌都有很多段，而我没有觉得记住或唱出这些故事有什么困难。 

我已经让自己打破思考短歌的习惯而开始阅读越来越长的诗，看看我是否能在读的时候记住什么。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样还有柯尔律治(Coleridge)的《忽必烈汗》。我开始往脑子里塞进各种深刻的诗歌。这就好像我拉着一辆空车走了很久，现在开始往里面填东西，就必须用更大的力气去拉它。我感觉我正在从落后的牧场里走出来。我在其他方面也改变了。那些曾经影响我的事物现在已经不能再影响我了。我不再过分注意人们，以及他们的动机。我不再觉得需要去仔细审视每个靠近我的陌生人。 

雷曾叫我去读福克纳。“很难，福克纳做的事很难。”他说。“把深刻的感情放进文字里很难。写《首都》（DasKapital）就容易得多。”雷是个瘾君子，用竹烟斗和一个浅褐色的碗抽鸦片。他们曾有一次在厨房里烧烟，把几千克装的块状鸦片煮得像口香糖一样。煮沸后再煮，然后用过滤布挤出液体———整个厨房一股猫尿的味道。他们把它装在一个瓦罐子里。但雷绝不像那些垃圾场里流着口水的瘾君子，不像那种依靠毒品使自己正常的人———不是阶段性的吸毒者，他甚至并不上瘾。他不是那种会为了一种习惯去抢劫的人。他不是。雷有很多事我都不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他没有被捕。 

有一次我和保罗·克莱顿很晚回来，看见雷坐在一张大椅子里睡着了———他看上去像是刚睡着的时候还有阳光照在脸上———眼睛下面有黑眼圈，脸被烤得都是汗。他好像在做一个可怕的梦。我们只是站在那里。保罗很高，深色头发，留着短而尖的胡须，很像画家高更。保罗深深吸了口气，好像要永远屏住一样，然后转过身离开了。 

雷的穿着也有不同的风格。有时你会看见他穿一件条纹西装，带一个翅膀形状的领子，夹着打了褶的裤子。有时又穿一件套衫，下面是灯心绒裤子，乡村靴子。很多次他都穿得像个车间里的机修工。他穿一件长外套。黄褐色。骆驼毛。穿在所有衣服外面。 

在我来纽约的最初几个月里，我就对“及时行乐”这种嬉皮士精神失去了兴趣，克鲁亚克的《在路上》把这种精神描写得那么好。那本书曾经是我的圣经。虽然现在不再是了。我仍然爱杰克笔下流淌出来的那些让人透不过气、强有力的、急促的诗句，但现在，书里的主角莫里亚蒂像是有点过时，没有目标———像是一个只能激起白痴想法的角色。他像身上骑着一头公牛那样横冲直撞般地对付生活。 

我有妻子儿女，我爱他们胜过这世界上其他的一切。我竭尽全力为他们奉献，不让他们受到什么困扰，但最大的麻烦是媒体总把我当成话筒、发言人，甚至是一代人的良心。这太可笑了。我所做过的就是唱歌，这些歌直截了当，表现了巨大的崭新现实。据说替整整一代人发出了声音，但我和这代人基本没什么相似之处，更谈不上了解他们。我离开家乡不过十年，没有大声表达过任何人的观点。我的命运就是随遇而安，这与代表任何一种文明毫不相干。真实在地面对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事。 

（四）

有时候你会想到一些你曾经遇到的事，从你生命的瓦砾中捡拾出一些陈旧的记忆。 

一首歌就像是一个梦，你努力想将其变为现实。它们像是你必须要进入的陌生国度。 

万物在夜晚生长。我的想像力在夜晚总是更好用。我不再对事物抱有偏见。有时候你会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天堂。有时候它就在你的脚下。 

对他（迪伦之父）来说，生活就是艰苦的劳作。他那一代人和我的价值观不同，所欣赏的英雄和音乐也不同，他也不敢肯定真理能让任何人自由。他注重实际，经常提些模棱两可的建议：“记住，罗伯特，在生活中，什么都会发生。即使你得不到你想要的所有东西，也要对你得不到也不想要的东西心怀感激。” 

“她没什么有趣的。但我希望能有个望远镜。”（在一场无聊的谈话中，迪伦把目光投向了街对面的办公室，看见一个女秘书在忙。） 

“有一次她对我说幸福并不在任何一条路上，幸福本身就是那条路。他还教育我要待人和善，因为你将遇到的每个人都在打一场艰苦的战斗。”（迪伦的外婆对他的教导。） 

“我做每件事情都很快。思考得快、吃得快、说得快、走得快。我甚至唱歌都很快。我需要让自己慢下来，如果我要成为一个言之有物的作曲家的话。”（然后迪伦去读1855-1865年间报纸的缩微胶卷。读完后，他说：）“我尽量多地往自己脑子里塞进这些东西，然后锁起来放在脑子里看不见的地方，不去碰它。我想以后我得叫辆卡车才能把这些东西运走。” 

“麦克利什说他认为我是严肃的诗人，说我的作品将被以后的几代人当成试金石，说我是战后的铁器时代诗人，但我似乎从过去的时代继承了某种形而上的东西。”（诗人麦克利什对他的评价。反过来，他对这位桂冠诗人的评价是：）“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几乎没有离开过地面，他却已经到了月球。” 

“我可以用到它。他在视觉、触觉和味觉上都散发出体面的气息，在它上面多少有点宇宙的灵性。”（他和李普曼等人一起获得普林斯顿的名誉博士学位。） 

“和波诺在一起的感觉很像是在火车上吃饭——似乎你在移动，要去往什么地方。波诺有一颗古代诗人的灵魂，在他身边你得很小心。他能咆哮到几乎要引起地震。他还是个纸上谈兵似的哲学家。”（他和U2主唱Bono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感觉。） 

如果你实在觉得上面的书摘太多而看不下去，那么看以下这段就足够了，选自本书最后一段话：

民谣音乐舞台已经成了我必须得离开的天堂，就像亚当不得不离开伊甸园。它太完美了。几年后，就会掀起一场混乱的风暴。事物就会开始被焚烧。胸罩，征兵卡，美国国旗，桥，也会焚烧——每个人都在梦想找机会发泄。国家精神将会发生改变，在很多方面，这都像“活死人之夜”。出路变化莫测，我不知道它将通向哪里，但无论它通向哪里，我都会跟随着它。一个陌生的世界将会在前方展开，一个乌云密布的世界，有着被闪电照亮的犬牙参差的边缘。很多人误会了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真的有过正确的认识。我径直走进去。它敞开着。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它不仅不受上帝的主宰，也不被魔鬼所控制。 

作者 | Bob Dylan

摘自 | 《像一块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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