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秋铭

编辑｜槐杨

朱媛媛的声音先一步到达了采访的房间。「太冷啦，太冷啦，赶紧把空调开开。」她踏进来，四处找空调的开关，反复向我确认，「你冷不冷？冷不冷？快坐个暖和的地方。」她是一个传统的女性应该有的样子：会照顾人，会张罗事儿。

23岁那年，刚从中戏毕业的朱媛媛因为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走红，她在剧中饰演了张大民的妻子李云芳，烫着小卷发，因为「国民媳妇」的标签被人熟知。那部电视剧让她获得了第十八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最喜爱女主角奖。而后她出演了《家有九凤》《八兄弟》等电视剧，她是精品国剧时代培养出来的女演员，有人评价，「她演过的戏，可以捋成一段国剧优秀作品的编年史。」

她饰演的女性角色往往不耀眼，通晓人情，精打细算，在各个人物之间周旋，浑身散发着市井气息。《我的姐姐》中，朱媛媛饰演的姑妈将安然点了未喝的咖啡倒进了自己的保温杯，舔了舔杯沿的咖啡渍。那场戏在网上被反复讨论，观众摸到了生活粗粝的质感。马伊琍评价朱媛媛的表演，「朱媛媛的好，是慢火炖你熬你。」

这样的女性注定不会成为故事的主角。近几年中国荧屏里的女性形象大多是精英的、号称独立的，凌驾于家庭和关系之上，轻松爽快地反击生活中的不悦。朱媛媛展现了公共领域中少见的女性样本，她们被琐碎笼罩着，挨着地面生活，却凡事都想着争取一把，她们背弃了女性要活得精致、体面的话语，生活的击打来临时，她们展露出一股粗糙而生猛的劲头。在隐秘的角落，这样的女性广泛地存在着，但在当下影视剧热衷呈现的没有灰尘的城市生活中，这种质地显得珍贵。

朱媛媛本人也缺乏野心。小时候想吃烧鸡和冰棍，她就想着以后要嫁给卖烧鸡和冰棍的小摊贩。长大了，为了能在剧组的车里多睡一会儿，她又想，嫁给司机也不错。她的逻辑是当下的、即时的，能使她感到快乐和自由的。她承认自己骨子里是个容易「缩」的人，该结婚的时候结婚，该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被命运裹挟着走到了现在。看似随遇而安，但她没有失去主动权。

2007年，导演姜伟将小说《潜伏》改编成了40万字的剧本，心中预定的「翠屏」，就是朱媛媛，余则成则是她的丈夫辛柏青。考虑到怀孕和产后陪伴孩子的时间，这对夫妻拒绝了《潜伏》的邀请。一年后，女儿本本出生，有近十年的时间，除了出演话剧，朱媛媛很少接演影视剧，每天满满当当地忙碌着。接拍《送你一朵小红花》和《我的姐姐》两部电影，是在孩子小升初的假期，她才找到了难得的间隙。

女性议题喧嚣的当下，一位处于上升期的女性暂缓事业、进入家庭，听起来是一个糟糕的决定。朱媛媛却提供了另一种答案，她平和地没入生活，又把这些理解和反思反哺到表演中。她讲述的，也许是更为普遍的女性面对的问题，如何消解日常对自我的损耗，如何投入又抽离地，过好这一生。

以下，是朱媛媛的自述——

姑妈这个戏，观众有这么大的感受，我自己回去想，是为什么呢？可能就是他们相信吧。这是我生活的结果。

那场吃西瓜的戏，好多人跟我说，说我的设计啊，我用功，我分析啊，真的没有。这个戏演得是一气呵成，很流畅。一个西瓜拿过来，我们都是先把屁股带把的那一块切下来，用这一块把刀擦一擦，因为刀有时候会有锈的味道，或者其他菜的味道。好多观众就觉得，哎哟，这个动作太真实了，她太细了，还把芯儿挖给了安然。可这就是最普通的生活啊。

舔杯子那段也是。小孩小时候，我带她去玩，给她榨好了果汁，到了游乐场，给她倒出来，哪儿漏了就得舔一下或擦一下，这些都是生活堆积的东西，它永远是不可能模仿得了的。不是说演员不要塑造，但就这个戏而言，观众认可的一定是生活给我的东西。如果现在突然让我去演一个芭蕾舞演员，我再怎么八字脚站着，我就不是。

最初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很犹豫。很多年没拍戏了，处于一种回归家庭的状态。人啊，越待，对自己的斗志和要求就越低，特别安于现状。既有一种欲望想去拍戏，又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你特别坚定。时间长了，曝光率就越来越低，机会相对来说就少。可是我的要求一直是没有降低的，现状跟自己的要求越来越有距离。接《我的姐姐》，就是因为喜欢姑妈这个角色，又赶上孩子假期，时间合适，我动心了。

看完剧本以后，我觉得，这两个孩子的命运要成立，老一辈给他们的生活基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姑妈和舅舅的戏不能延伸开来或者有很多映照，它也许会成为一个小青春片、小文艺片。观众一出来看到姑妈和舅舅说着蹩脚的方言、做着假惺惺的表情，两个孩子再可爱也没有人信。四川话很难学，糊弄不了。但如果方言不自信，姑妈这个角色我无法塑造。我跟制片人说，合同什么的也不用谈，你给我时间让我先准备，演不演，先看看我能不能把方言学会。

有一些电视剧，打眼一看，我不信，再一看，好假，最后一看，不可能。它有无数个瑕疵，影响你的感官。你想，我就看看吧，挺漂亮，哎呀，这个挺炫，哎哟，这个大场面，很难拍。于是观众慢慢地放弃了一些深层次的东西。生活节奏很快，没有人有很多时间坐在那儿去思考，去感受，或者是去评判。他就要直接给他的东西，冲进眼帘，不需要过脑子。现在有些戏，剧情要么过于理想，要么过于悲情，没有丰富表现一个家庭的情感和命运，不是那么真实。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小视频，一个快递小哥在电梯口被监控拍下来，他其实很难过很累，但是他在门口使劲地平复自己的情绪，扮了一个笑脸，再进去跟人家说话。不只是姑妈，每个人都这样，你每时每刻都要换成一个样子去生活，太简单了，我早上真不想起床，但是迟到了就是要扣钱，我就要咬牙爬起来，这就是生活。姑妈和安然聊过，哭了，生活还要继续，那声「老板娘」一叫，一定要回应「来了来了」，每个人都是这样，你既得跟自己和解，还得跟社会去融合，这是生活最基本的状态。好的作品和好的、朴实的表达就是能让你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样子。

生活就是苦掺着甜，甜带着苦。表演里如果全是爱是假，全是苦难也是假。它是五味杂陈的。姑妈这个角色就是这样。她不是一个懦弱的、无知的、一味付出的女人，她也骂人、打架，她也要染着头发、斑驳的指甲油什么的，她也追求生活品质，这才是生活的样子。

演员在演戏的时候，触角需要张开，特别敏锐，打开身体所有的毛孔，吸纳所有的味道，帮你完成角色。

我从小就对（市民文化）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可能跟我生活的年代和家庭有一定的关系。我在青岛长大，兄弟姐妹多，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青岛又是一个很热情的海滨城市，从小家庭比较幸福，哥哥姐姐宠着我。我经常去看大海，看高高低低的山城，那座城市没有那种躁动感，它让你从小对很多东西都特别敏感，情感、味道、色彩，它在空气中弥散着。

我小时候住在铁道边上，夏天到了，每家每户都坐在马路边，铺上凉席，男的光着膀子打扑克，拿一个茶缸子装啤酒，女的就聊家常。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老得吃、聚，人直勾勾地坐在这儿，必须得约个咖啡、喝杯茶才能沟通。那时候人无处不在，整个社会的人在交流，人们的心好近，特别快乐。学校门口都会有那么两三个老奶奶、老爷爷，弄个面口袋打开，装着小尖锭的小海螺，大的一毛钱一盅，小的五分钱一盅。每个孩子买一盅，倒在口袋里，还喇着汤儿。还有人卖糖稀，小孩拿着一路搅，搅到家里都变成白的了。这一路走、一路聊、一路吃。我上学的这一条路上，招猫递狗，跟同学讲笑话，踩花，一个石子都能你一脚我一脚，一直从学校踢到家门口。一路上闻着各家飘出来的味道，一路想象这家人做了什么菜，那家饭店做了什么，永远在幻想，也许现在听着很可笑，没有什么价值、高度、深度，但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人的生活和情感。

一下雨，小孩就在地上埋一块小塑料片，一人拿一个削铅笔的小刀，看、观察，给你三次机会，要一铲下去，找到那个塑料片。大家安安静静地沉浸在其中，就研究这么一个事儿。当时我是孩子王，楼上吃着饭，楼下一群孩子喊，媛媛姐，媛媛姐，我就端着碗站窗边，行，再转三圈啊。他们就绑着皮筋玩「开火车」，嘴里咕嘟咕嘟。我本性中比较玩劣的、淘气的、好玩的东西就是从那个时候建立的。精神永远处于一种很快乐的滚动当中，你后来走的路就不会有偏差。

现在的孩子没有自由的空间，放学都是家里人接，被押上了车以后，坐着车就回家了，路上都是车水马龙、高楼大厦，看着窗外麻木不仁的那个表情。他们没有在街上溜溜达达、打打闹闹、聊天、侃大山，然后一路走、一路笑的体验。疫情的时候，我在家里凳子腿上绑上皮筋，教我们家孩子跳「小皮球」，她不感兴趣，觉得这太傻了，就这么一圈圈转，马兰开花二十一什么时候到个头啊。

但对我们来说，那就是生活的颗粒感。

23岁，从中戏毕业后我就演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李云芳，当时对演妈妈是比较概念化的，没有生活，就要靠造型，烫个发，嘿，我真像个妇女，特像个小媳妇儿。因为《贫嘴张大民》，我碰到了一群北京人艺的老演员，演妈妈的徐秀林，导演沈好放，演张大民的梁冠华，都非常朴实，对生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当时我跟徐秀林老师住一个屋。那时候我们去吃饭店，吃完了就走，不会打包饭菜，因为没有家、没有生活，不会有那样的观念，也觉得吃完了饭打包很丢人，拎个塑料袋，不体面。徐老师就说，不要浪费，都要打包，打包回去以后哪怕是喂喂流浪狗、流浪猫，都不能浪费。

 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被称为「国民媳妇」的朱媛媛 

这些老演员每个人在家里找一个柜子，把自己的剧本、杯子、书报，放在一个独立的地方，拍戏的那个小屋真的就像家一样，每个人各就其位。那时候不流行助理，大家都各自顾自己。我也挑了一个没人用的柜子，把我的东西存在里面。平时也按剧里的称呼来，「妈」、「嫂子」、「大哥」，没有人叫老师。到现在，他们见了我还是喊「大嫂」。人艺的演员都是非常成熟的中年演员，我那时刚大学毕业，他们也「大嫂大嫂」地叫，不会拿我当一个刚毕业的小孩。他们天天那么叫，我也习惯了，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大嫂」。这种举动给了我很大的自信。

当你的社会观、人生观还模糊不清的时候，身边有这样的人潜移默化地影响你，不断地告诉你人生的方向是什么。我知道要认真演戏，好好生活。演员的生活将是演戏永远的法宝。

演完了《张大民》，后面找我的角色都是贤妻良母，都是大嫂。但因为生活中大家交流，沈好放他看到了我的另一种可能性。他说，你太逗了，我得让你演个坏的。于是又演了《九九归一》。后来大家还在一块聊，聊生活，他又说你还可以演宋庆龄。

演宋庆龄的时候，我每天还闹，仗着灵气演。导演说，在我旁边必须搁一把椅子，朱媛媛就坐这儿，哪儿也不许跑。中山特别热，40多度，我穿着一胖袄，每天热得衣服都是湿透的。但我得坐着，只要一走，导演就找人把我抓回来。他告诉我，你要安静，你演的毕竟是一个端庄的、自带高贵气质的女人，每天跟人家疯、玩，你在镜头前装样是没有的。在这种塑造人物的细节里，我慢慢找到了一种职业感。不是我去耍小聪明或者去撞大运就肯定成，一定要积极地去创造。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帮你开掘你的可能性，而不是说你被动地去演什么。生活中那种朴实和真实的东西，会带给你很多的好运或者机遇。

我从来没有规划过自己的人生，也没有特别认真地坐下来想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后来我找到了一个词，特别喜欢，就是「当下」，每个时期做每个时期的事，没有跟某个时期不对等的欲望。

小时候在青岛就是跟哥哥姐姐斗，想办法争宠，怎么既能好吃懒做，又能吃上最好的，夹缝里生存，得表现好让妈妈爸爸表扬，努力给大家表演节目。等上了初中、高中，觉得大家都这么学，你考不好回家交代不了，所以玩命学，平时不咋地，考前一顿突击。那也是一种当下吧。

我妈说，你要识惯。堂姨说，你要记住，要夹着尾巴做人。她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你，她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她们希望一个女孩子本本分分、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事，过好自己的日子。实在不行就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没关系，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普普通通的。我妈和我开玩笑，你长大了就出去捡煤核儿吧。青岛有好多拉煤的大卡车，一个大拐弯，车上的煤就「哗——」甩下来好多，一群人拿着簸箕、扫帚上去扫，我妈就觉得，你饿不死，不行你就去捡煤核儿。长大一点，我还学过幼师，我妈觉得，女孩子当一个幼师，一年两个假期，学校环境单纯，跟一群孩子在一起唱唱跳跳，多好啊。

我爱唱歌、爱跳舞，被我姨无意间看见了。我姨是中戏毕业的，她说跳什么舞啊，长得也不寒碜，当个演员也挺好，把我领到北京辅导。我就开始努力考专业课，被三个学校录取了，我选了中戏，解决了我的婚姻问题，解决了我的事业问题。

在中戏，第一节课的表演笔记我到现在都记得，老师给我写的，叫「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演戏」。我就想，艺术创作那么高大上的东西，怎么是这样的一个说辞呢？老师说，你是那种没有捅窗户纸就能开窍的孩子，早慧。天赋有了，需要在学校摸爬滚打，什么都敢演。因为到社会上就没有机会了，那就是作品了，要有责任，不能拿人家的东西在那儿胡整，要非常严肃地、诚惶诚恐地去创作。

老师还在我的表演笔记上写，你演戏非常的真，非常的热，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丢掉你的朴实。我特别清楚地记得，他说演员的心得是热的，脑子得是清醒的，对生活的姿态是要放得很低的。

我一直是这么做的，命运的安排也是这样。我的运气很好，刚毕业就拍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后来一直在拍，该结婚的时候结婚，家里两个人又都是演员，总得有一个人管家，于是我就开始带孩子。我是在这样的命运的裹挟当中，一点一点地往前走。

有一些媒体评价，我对这个圈子不亲不热。生孩子之前确实忙，亲不起来。我一年顶多拍1部或者2部，也演了20多年了，一年一部，就那么几个导演，实实在在的作品摆在这儿，挺好。我跟沈好放、杨亚洲导演这么熟，我才能释放我自己。

沈好放导演和杨亚洲导演很会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跟他们的生活有关。那个时候，一个细节、一段交流、一场对话就能瞬间塑造一个人。《家有九凤》，导演设置了九个凤，每一个「凤」都代表了一个阶层。老大代表的就是那一代的妇女，操持着大家庭，老二代表嫁到了部队、生活在大院里的军官们的妻子。我（七凤）代表知青，下过乡，又返城参加高考。八凤处在刚改革开放的时期，恨不得卖飞机翅膀，卖导弹。一个人物影射出一个时代，一个阶层。

以前我扮演的角色，更多是充当这种连接人与人关系的作用。不用非得让我演一个戏份多充沛的角色，让剧情围绕着我转，但我希望这个角色无论在戏里是什么样的位置，她得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是有价值去塑造的。我一定要有感才能发得出来，得是那口锅里头的馒头。

让我去剧组来串两天戏，我会摸不着门。我希望能扎进去，大家凑在一起，哪怕不拍戏了，晚上一起坐着，吃个盒饭，聊聊天，有那样的一个氛围。如果没有这个氛围，两个人会生分，但有了默契，好多东西就不用演。我和千玺经常坐在车里聊天，所以那一场堵车的戏，导演说，太像（母子）了。氛围是很重要的。大家的认知和价值观、审美是一致的，劲儿能使到一块儿。

《小红花》最早找我演妈妈的时候，父母的那条线没有像现在这么复杂、饱满，没有能让我找到一个出口，把这个人物瞬间立住。不自信，就不会演了。后来加了妈妈拍视频的那段，我觉得那里有一个妈妈对生活的态度和对孩子的精神层次，她不是一个只会付出、不辞辛苦的妈妈，担心是有的，但生活还要继续，她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她的恐惧、无奈还有努力和积极，这个东西会打动我。

《我的姐姐》这个剧本也是，它最后给姑妈加了一场套娃的戏，让这个人物的命运有了一个完整的书写。年轻的孩子更喜欢子枫那个角色，他们知道，当我需要追求自己的生活，面临这种牵绊和选择、舆论和谴责，应该怎么样去接受，去应对。但我在路演中，收获的不是观众说谁谁演得好，他们分享的是自己的生活，这些比戏还要精彩，还要震撼。每个时代有自己契合的共鸣，我们都是在往这个筐里装一些货真价实的东西，观众一看就能知道，这是一筐好东西。

父母催我，朋友也催我，朱媛媛，你为什么不演戏了？你得演戏。好多人见了我都说，媛媛你真不容易，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你真不容易。可是我通过《我的姐姐》这个戏，我突然发现了，这是我的选择。

2008年，我的孩子出生。我觉得在她的一生当中就只有这一次成长，像个小树苗一样，一旦弄歪了就一路往歪了长，着急也没用。为了免去以后的麻烦，不如趁她是个小树苗的时候，我自己扒拉扒拉。如果当时我再往上走，可能就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马不停蹄地去拍戏，也许孩子长得更好。但谁也没有那个前后眼去看一看，选择了就是选择了，我是本着我自己的心去做的。

好多人同情姑妈，认为她身上有一种很悲情的东西，并不是她为家庭付出了多少，而是因为她没得选择。她想学俄语，她想上大学，但家里只能供一个，供弟弟，她没有机会。无论选择了什么结果，好与坏不重要，人最悲哀的是没有选择的权利，永远任人宰割或摆布。

但我和姑妈不一样，今天的生活是我的选择，我特别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每天最大的快乐是起来收拾干净，窗明几净泡上一杯茶、点上一根香，可以写写字，听听音乐。人是需要这样静的滋养的。我今天沏一个什么样的茶，或者是摆了一束什么样的花，因为有我在，家特别祥和，有舒适和安全感，这就是我的成就。

接《小红花》和《我的姐姐》之前，我的一天就是家庭妇女的一天。孩子三年级到六年级的时候，学校本来是住宿，宿舍楼突然拆了重新装修，离家特别远，每天接送又不方便，我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很小，阿姨不能去，老人也不可能跟过去，只有我们夫妻带着孩子。我像一个家庭妇女一样忙碌，每天下午买完了菜，3点多去小学接孩子，得想着有一些菜要提前炖上，炉灶开着最小的火，再开车去接。她写作业，我就开始炒菜做饭，然后洗碗，收拾，归整，接着还得盯着她练琴。

如果我现在是要生存，被生活牵绊，这些琐碎的东西对我来说一定是有磨损的，但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它对我来说是滋养。我就想明白一件事，人最可悲的就是认劳不认怨。人家没让你做，你给人家做了，做了以后你叨叨叨、叨叨叨，你觉得我对你这样，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就特别的愤怒，加倍地愤怒，让关系恶化。我觉得不能把你对我的表扬、评价来作为我生活的标准，我只想我自己要不要做，我愿不愿意做。做了，就做最坏的打算：别人不认为你这个好，也不领你这个情，那你还要做，就做吧。人任劳就要任怨，千万不要委曲求全，这就是内伤，把自己伤害得一塌糊涂。

演戏是这样，即使我哭得死去活来，旁人看着还是特别有距离感。人生也是这样，你太投入其中，很吓人。还有一种人很清醒，清醒到完全进入不了生活，也不行。好的表演或者好的人生，一定是既投入又抽离。

这就是我在生活中找到的角色感。我和老公去菜市场，要买的东西我一眼就看见了，在那儿呢，我老公说，哪儿哪儿呢？这是本性的东西。男女的分工在人类产生的时候就造就了。男人狩猎，注意力集中地瞄，打。女人摘果子，看树林里哪个果子大，是散状的思维。女性就是细腻，在生活的琐碎中操持，什么季节穿什么季节的衣服，什么时候给孩子加辅食，什么时候该买鞋了……其实在生活的这条路上，没有说是谁在付出。就是根据你的角色，或者你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去做就好。

生活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拿捏的命题，永远说不完的话题，永远讨论不完，它究竟是什么，特别复杂。它不是一成不变。我一点都没觉得我可惜。不担心自己没有戏演，当我想演一把过瘾的时候，可以去参演剧院的话剧。像正常上班一样，白天排练，下午差不多去化个妆演出，晚上回家，很快乐。如果我不能在这儿演，我还可以在那儿演，我不会被其他东西被动地牵着走，我总是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星标关注《人物》微信公号

精彩故事永不错过

「是个人物」系列帆布包、笔记本
点击图片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