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雅晶

“实在抱歉，这么久才找出时间来接受采访。”2021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结束录音棚的工作，谭维维看到了在外面等候多时的笔者，立刻迎上前给了一个大大的拥抱。时隔数月未见，她的谦逊、温暖，一点没变。

初识谭维维，是在2020年10月的一场大型交响音乐会——《敦煌·慈悲颂》（下称《慈悲颂》）。《慈悲颂》是作曲家谭盾创作的一部探索生命和修行的巨作，谭维维在里面走心的原生态演唱，令观众在荧幕之外的现场，也能体会到“谭式”唱法的震撼。

后来她的工作便集中于新专辑《3811》的制作、发行。她已为这张聚焦女性人物的专辑筹备多年，里面11首歌讲述了11位普通但个性鲜明、跨越了时空和阶层的女性，仿佛一本大型画册。这些原型中有谭维维那敢爱敢恨的三姨“章存仙”、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小娟”（化名）、抚养子女成才却被世人遗忘的老人“赵桂灵”等等。

不得不说，谭维维这种勇于参与社会议题的胆识和思想高度，在音乐圈中并不多见。因为它更像是一种冒险，稍有不慎便会引来谩骂和非议。

谭维维说，在制作这张专辑时，其实并没有像早年那样去试图迎合市场口味，更多的是在挖掘自己内心的表达，寄答案于听者。长期在民间采风的经历，让她接触到了不同的女性群体。面对面地听她们分享生活和爱情故事，并将这些鲜活的个体用音乐的形式展现出来，不仅是她长久以来的心愿，更是她放下自我、用心与大家交流的一种突破。

因为坚持这种平等的讲述方式和观察“她”人的姿态，使得《3811》中的每首歌都录制了很多遍，谭维维尽可能地不在每个故事中过多介入自己的情感和立场。她小心翼翼，希望能够让听众去感受、去触摸这11位女性的人生轨迹。

和专辑产生的社会影响相比，谭维维更注重这些不同的女性角色对自身的影响。她坦言，自己拥有服务型、甚至讨好型人格，对自身的认可都来自他人的肯定。这11首歌曲的筹备过程仿佛是一场精神洗礼，让她从这些独立女性身上，学到了自信与自爱，以及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的自觉。

经常会被问到是否有短期目标和长期展望，她总是回答说：“没有，真的没有，因为我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就把当下这一步走得更稳，就像扎在土里一样，扎扎实实的。”

能感觉出来，谭维维无论对人对事，都变得更“佛系”了。不再像十余年前唱《谭某某》时那样锋芒毕露，把对“超女”比赛结果的不满和自己那几年的不得志，全都写进歌里。

那几年是她人生中最迷茫、最痛苦的时期。那时的谭维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音乐风格，鲜花、掌声和名利在哪里，她就会追向哪里。对待负面评价，既在意又害怕，只能把自己包裹起来，选择不看不听。

在音乐制作人高晓松的“敲击”下，一首直抒胸臆、不在意任何眼光的《谭某某》，为她打开了一扇门，让她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做自己。

从此以后，她在做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创作也越来越遵从内心的指引。无论是和民族摇滚杭盖乐队合唱的蒙古民歌《乌兰巴托的夜》倾诉生死离别，还是和华阴老腔艺术家们合作的《给我一点颜色》诟病人类对地球的破坏，她都更注重自己在当下内心想要表达的主题，而不是限定于某种音乐风格。

大部分时候，谭维维的舞台形象散发着比较个性、大气，有距离感的气质，被很多人冠名为“女神”。但其实在真实生活中，她是一位非常感性、单纯甚至脑子有点卡顿的女生。

她说她有个缺点，无法一心两用。看书时无法同时听歌，想做一件事时往死里做，没有能力顾及其他。这种听起来比较“轴”的性格，其实正是一种摇滚态度。

谭维维是国内少有的唱流行的摇滚女歌者，即使是那些比较挑剔的摇滚迷们，也能被她轻轻松松圈粉。这其实都源自于她对摇滚有着极清醒的认知。对她而言，摇滚不仅仅是一种音乐风格，更是一种立场，在叙述的过程中，能够直接呈现出自己某种坚定而明晰的态度，不晦涩，但也不形式化，就很酷。

“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有个性，都是特别的热血，可能事情不对就要呛起来，但是年龄大了，我越来越觉得不是生活把人磨平了，而是知道怎样理智地去做选择，知道怎样做你认为应该坚持的事情，我觉得那是一种生活智慧，也是一种摇滚。如果只有激情和表现形式才是摇滚，那不是太浅了吗？”

大众对谭维维的嗓音和唱功评价出奇一致：完美，但是她自己却说“其实我非常不喜欢我的声音”。她更想拥有一副沙哑、带有磁性的嗓音。她说：“人就是这样，当你拥有了一件事，却总是期望要更多。”

太合麦田音乐创始人宋柯曾在超女比赛时对谭维维说，她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无法让人记住任何风格，像个救火队员，哪里缺某个类型的歌手就去补哪里。这令那时的谭维维感到非常受挫。

“我现在反而不想有任何一种风格，我其实很质疑‘人设’这个词，为什么要给人设定一个框架呢？我们一直说想要永远打破它，还要设人设，设啥？所以说我觉得不设限是最美好的。”

经过了时间的打磨，现在的谭维维觉得只要自己唱歌，大家能够开心，其实就足矣。她不再执着于风格的找寻与设定，这种“看开了”的心态转变，她一直开玩笑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

谭维维说现在的自己比以前更放松了，也没有那么在乎得失，比起关注下一个工作是什么，她更关心生活中的下一个惊喜是什么。

保持谦卑和平衡，也许就是她年纪大了之后的处事哲学。无论被问到何种问题，她都以一个开放、甚至哲思的心态去解读。

在出《3811》专辑期间，她曾在微博上抱怨：流量为王的时代，再好的作品还是要向流量低头。现在她觉得那些抱怨有些矫情，因为事情都有存在的理由，每个人都是被大时代推动前行，与其逆流而行，不如抽离“自我”，以客观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时代。

对待网上的恶评，谭维维也不再选择逃避，反而觉得阅读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很有趣。那些快速走红的网络口水歌，不用评论好坏，因为那都是自己领悟流行文化现状的机会。

“所有东西都在变化，人也在不断去适应这些变化，但是只要做音乐的内核——坚持用心创作的根基不变，时间将会证明这些音乐终将留在人们的心里。”

在被问到中国的流行乐是否走到了瓶颈期，谭维维说大家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只从自己的认知维度出发去进行片面定论。她知道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甚至十几岁的小孩都有在做电子音乐，也有许多令人惊喜的创新的作品。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她看到流行音乐的无限想象空间。

“如果我们伤感，那就在自己的情绪里面‘嗨’一下吧。”谭维维笑着说，无法与年轻人产生共鸣也没关系，只要各自在自己的时代里发挥自己的能力即可。

若有来生，谭维维希望自己是一个更自由、更洒脱的人，舍弃一切，一生开着车在路上不停地走，没有任何负担。

如果无法舍弃一切，那就对着自己修行。能感觉到，她正在试着一点点去实现这种修行。

高晓松曾和她说过：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到了深山，孤独一人，那是环境给你清静，不是你真的内心清静；当你有一天在熙熙攘攘的人潮当中，还能让自己平静，能更加自如，那你真的是有了更好的心得。

（作者为《财经》国际事务及传播总监；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