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7期：一体两面：管仲的人品思辨

周伟、周健

（江苏徐州三中  江苏无锡锡山高中）

按：本文刊登于《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杂志2018年第5期。文后有谢小庆老师的点评。谢老师说：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理解，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一个事件、一个理论、一个观点、一个命题的论证，不是一个可以立即得到答案的实验室研究，不是一场可以用点球决出胜负的球赛。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个人偏好，可能做出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

  摘要：自古以来，管仲的人品一直遭到质疑。为此，运用批判性思维来阅读文言经典《管仲列传》，无疑是辨析人物形象的良方。那么，究竟管仲做了些什么事？给读者留下怎样的印象？事实是怎样的？依据是什么？后人怎么看管仲？有没有合理性？司马迁为什么这样叙写？我们最终得出怎样的判断……经过不断追问，辩证思考，一个真实可感的管仲形象就会跃然纸上。

   时下，人们常常戏谑某某人品太差。一个人人品不好，往往就会被“一票否决”。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管仲列传》，大多都会对管仲的人品产生怀疑。一个对友不义、对主不忠的人怎么会和春秋名相扯上关系？管仲的形象真可谓是“一体两面”：小人和君子、猥琐和伟大就这样戏剧性融合在一起。

   笔者认为运用批判性思维阅读文言经典也许是辨析管仲形象的良方。所谓批判性思维就是一种显性的思维方式，通过质疑、建构、析构的过程，形成一种有目的的、自我校准的判断。这种判断引领读者对文本进行解释，分析，评估，推论以及对判断赖以存在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语境的深入思考。

批判性思维能力运用到《管仲列传》的阅读教学上，就是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不断地追问：管仲究竟做了些什么？给读者留下怎样的印象？他为什么这样做？事实是怎样的？后人怎么看管仲？有没有合理性？司马迁为什么这样叙写？我们最终得出怎样的判断……经过不断追问，辩证思考，一个真实可感的管仲形象就会在我们的批判阅读中跃然纸上。

   一、他做了些什么？给读者留下怎样的印象？

《史记》这样记载“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少时常与鲍叔牙游……管仲贫困，常欺鲍叔”、“分财利多自与”，这就给读者留下无能、自私的第一印象；再如 “尝三战三走”足以显示一个人的懦弱贪生；接着看“尝三仕三见逐于君” 、“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一个为了主公殉节，一个苟且偷生，相比之下，管仲不忠、不仁。

    二、事实是怎样的？依据是什么？

    （一）无能自私还是另有隐情？

    细想一下，当时连管仲这样的人才做点小买卖都没有成功，不正说明当时齐国民生凋敝、经济乏力吗？由此得知，不是管仲无能，而是齐国没有“通货积财”的政策引领。从一个侧面来看，早年经商的失败恰恰为出身草根的管仲积累了人生阅历，这与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处理问题，制定一系列惠民政策提供了现实根据。试想，假如管仲没有早期的坎坷生涯，又怎么深知百姓的疾苦，又如何保证任政齐国时的“令顺民心”？！也许世上少了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却多了一个以民为本的名相。

    关于管鲍之交中的“分财利多自与”，《泗洲志》有一段史料：鲍叔牙和管仲合伙经商，最后在分红时，鲍叔牙从怀中取出金银，分作四份列于台上，对管仲慨然说道：“此乃吾二人本利，第一份烦你带呈令堂，作为养老之费；第二份付君，作为今后经营之资；下余两份吾二人各取其一，作为生活之需，患难之交，情同骨肉，勿复见拒”。同时，有实地为证，他们当年分金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鲍集镇”，当年分金的高台自然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分金台”。不难看出，穷困中见人心，患难中见真情。鲍叔牙深知管仲处境，借分金一事竭力相助，而且发自内心，言辞恳切，有情有义，体现出难能可贵的兄弟情谊。

    另外，从《史记》中的叙述角度来看，“管仲曰”强调的是自己对朋友的追忆和感激，而“分财利多自与”既有客观的叙述，也有自谦的成分，更多的则是对朋友当年鼎力相助的铭记以及发自内心的感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交往，我们赞赏恩格斯对马克思无私的帮助以及他们之间的伟大友谊，又有谁会计较马克思占了恩格斯多少便宜呢？！

    可见，“管仲无用、自私”这一判断其实是望文生义，是我们曲解了管鲍之交患难中的真诚和管仲感恩的坦率，事实上这是管鲍之交留给后人的一段佳话。

 （二）懦弱贪生还是将以有为？

   请看一段教学实录。

    师：正是有了管仲的才干，才成就了齐桓公的春秋霸业。但是管仲不是殉节而死的人，该如何看待他的选择？

    生1：我们小组赞成管仲的选择。大丈夫做事应该不拘小节，管仲选择幽囚受辱，不是苟且偷生，而是耻于功名不显于天下。历史证明管仲的选择是正确的。

    生2：赞同。管仲选择生，是为民、为君、为孝、为己。为民，令顺民心；为君，辅佐齐桓公称霸；为孝，母亲需要赡养；为己，实现远大抱负。选择生，就多给自己一次机会。

    生3 ：我认为，管仲该殉节而死。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在追求以殉节为道德标准的时代，他不死，是失节的表现，是违背天下正统的叛逆。我认为，他应该与屈原同行，以死彰显文人的气节。

   （学生哗然一片。）

    生4：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士可辱，不可死。死就死了，只要面对那九泉之下的故人，兴许获得一些气节的名声，而生，不仅要面对世人的鄙弃，还要面对自己心灵的拷问。屈原的死，是不敢承担楚国兴复重任的怯懦；勾践的生，是敢于承担恢复国家的勇敢。召忽的死，是不敢面对世人质疑的懦弱；管仲的生，是敢于挑战世俗的勇敢。项羽的死，是不敢面对曾经辉煌如今失败的现实的怯懦，司马迁的生，是敢于承担起先父遗志，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敢。生是勇敢者的宣誓书，死是怯懦者的墓志铭。

    ……

     虽然学生对管仲的评价带着感情的色彩，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管仲跟了赏识他重用他的齐桓公，就能成就霸业？不言自明：机遇。贤才没有遇到明君，岂不是大材小用甚至是明珠暗投？管仲不做愚忠的士兵，完全是为了“将以有为也”。也许，当时少了一个勇敢作战的士兵，却多了一个志在四方的春秋名相；少了一个对主公尽忠的奴仆，却多了一个福泽齐国的历史功臣。

    当然，要客观判断一个人的人品，还要看他所生活的历史环境。那是一个礼乐崩坏的时代，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百姓，常年厮杀，百姓流离失所，正所谓“宁做和平犬，不做乱离人”。在这样一个缺乏信仰的时代，能在乱世中苟延残喘也是不易。毕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仲早年参军说白了就是为了活命，混口饭吃，而多次逃跑更是为了活命。他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家中老母的牵挂，在我们看来是懦弱，但在作为知己的鲍叔牙看来，这不失为一种美德。因为，家有老母，需要赡养。毕竟，百事孝为先。

而管仲身上当时“孝”的品质又赋予了他将来悲天悯人的情怀。《史记》记载了管仲“九惠之教”的国策：“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赈困；九曰接绝。”显然，管仲把 “重德尚仁”的礼俗用制度政令加以规定，并且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保证实施，在当时创造了一个老有所养、幼有所助、扶危济困、有难共助的理想王国。即使是现在，管仲制定的这一“惠民政策”还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设想，假如管仲没有"三战三走",而是马革裹尸,一死了之，充其量谓之悲壮，那么谁来赡养年迈的母亲，谁来荫蔽齐国一代又一代的黎民百姓？历史从不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管仲当时没有做无谓的牺牲，而是心系老母，将来惠泽天下苍生，用齐国几百年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历史功绩回答了时代的质疑。

    三、后人怎么看管仲？依据是什么？

   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对管仲的评价，最有代表性的首推孔子及其弟子。

   《论语》有这样一段记录。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相之知也!”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显然，子贡和子路认为管仲没有为公子纠殉节尽忠，是“不仁”。他们观点的合理性就在于管仲的做法不符合儒家“仁”的主张。然而，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创始人孔子，并没有拘泥于教条，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国在诸侯中称霸，把天下纳入了正轨，民众到如今还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沦为披头散发衣襟在左边开的落后民族了。可见，孔子依据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些硬性指标来客观判断管仲的人品和贡献。而管仲力行“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政策，顺应民心，安民保民，正是儒家思想“仁”的核心。“难道管仲像一般的平庸男女那样，为了守小节，在小山沟里上吊自杀，而不被人所知道吗？”孔子用强烈的反问鲜明地表明了观点：管仲的做法虽不符合常人眼里的“小仁”、“小义”，却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大仁”、“大义”！

    《史记》也有一段相关评价。

    “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为王，乃称霸哉”？

    果真如此吗？

    管仲不辅佐齐桓公成就王道，是当时的历史环境使然。周朝衰微，周礼影响仍在，诸侯各国虽然富强，但毕竟偏据一方，包括后来的晋文公、楚庄王等人仅仅是称霸而已，直到春秋、战国之后，秦王嬴政才具备统一天下的实力和野心。从意识上讲，几百年后，秦施暴政，官逼民反，才激发出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一声反抗的呐喊。

    毕竟，同是草根出身的管仲只是辅臣，不是君王，而管仲为政的核心是“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试想，如果管仲没有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而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自讨没趣事小，杀身之祸事大。退一步讲，即使齐桓公听信了管仲的称王建议，那么齐国当时是否具备了统一天下的力量?是否具备了天时、地利和人和这些决定战争的因素?另外，桓公称霸，诸侯会盟, 服软可以接受，但是，桓公一旦称王，必灭诸侯，那么，天下诸侯岂肯坐以待毙,必将群起而攻之，区区之齐又如何应对天下？

由此得知，管仲没有好高骛远地追求乱世中无法实现的理想，而是辅佐齐桓公选择施行霸道，是基于自己对所处时代形势的正确分析与准确把控。这样的历史抉择表现了管仲作为一名政治家洞察时局的敏锐和与时俱进的务实。

孔子表面“小之”，实际上是对管仲才干的充分认可和真诚期待，同时也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一生周游列国,处处碰壁,即使辙环天下，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 “仁”的政治主张。他多么渴望儒家能有管仲这样贯彻“仁”的实践者和成功者啊！所以，《史记》中孔子的评价是对管仲杰出才干及其历史功绩的高度赞许。

    四、作者怎样叙写管仲？他为什么这样叙写？

    请看一段教学实录。

师：过去学过的列传，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往往比较全面而详细地写传主一个接一个的“立功名于天下”的传奇故事，而本文的传主———一代贤相管仲一生也留下了很多建功立业的故事，可是作者司马迁为什么却要在管仲与鲍叔的交往上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呢？          

（有意停顿，让大家思考。）

    生：因为司马迁向往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

    师：这是一种什么人际关系？

    生：君子以诚相待。

    师：这是对的，不过还要往更深处理解。有谁再谈谈？

    生：司马迁生不逢时，不遇知己，当他遭受宫刑之时，朋友们都弃他而去。

    师：这个内容在哪篇课文里碰到过？

    生：《报任安书》。

    师：对。文中有“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这样伤心欲绝的句子。好，你继续发表高见！

    生：司马迁希望自己能够像管仲那样遇见知己之人。

   师：老师在课前找了些资料，供大家参考。

  （投影：清代柯维骐曰：“管仲仇也，鲍叔荐之；越石父囚也，晏子赎之。迁盖自伤其弗遇也。”清代李晚芳曰：“太史遭刑，不能自赎，交游莫救，故作此二传，寄意独深，使当时有知管仲之鲍子知之，或可劝君解免。”）

    师：司马迁生活在一个没有知己、无人救援的冷酷世界里，他是多么希望身边有鲍叔那样的知音！本文所在的专题名称，大家可还记得？

    众：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史记》的理想人格。

     ……

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对司马迁为什么叙写管鲍执教之交进行批判性阅读。学生经过质疑、建构、析构的过程，形成一种有目的的、自我校准的判断。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叙写,是因为管仲的人生际遇正是司马迁所渴求的：上有明君赏识重用，中有知己鼎力相助，下有民众真心拥护,方才立功于世, “千古一相”的美誉流传青史。 

同时，管仲战败被囚受辱，司马迁忍受宫刑；管仲选择殉节还是选择易主，司马迁面对生死无数次拷问心灵……二者有太多太多相似的屈辱和痛苦！

   自然，司马迁的这种屈辱和痛苦在《报任安书》还有记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最下腐刑极也”。司马迁把世俗的“不辱”观念和自己的“受辱”经历形成强烈的对比，按受辱的程度一一展开，一个比一个强烈，最后才点出自己受到的侮辱是“最下”之辱。字里行间，司马迁所遭受的悲惨遭遇和痛苦屈辱仿佛力透纸背，汩汩涌出。司马迁何尝没想过像屈原那样跳进汨罗江,一洗清白；又何尝没想过像李广那样横刀自刎，一雪耻辱……然而，他想到更多的却是管仲，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来衡量，自然就会超脱庸常的、肤浅的‘死节’观念，于是他选择一条更为考验人精神意志的荆棘路：隐忍苟活，以生践志来彰显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生命的价值！

   再读《管仲列传》，就会发现管仲的背后赫然站着司马迁！司马迁在叙述管仲事迹的同时，何尝不处处渗透了自己内心的痛苦挣扎？“弃小辱成大志”，管仲的经历何尝不是司马迁生死考验后的毅然选择？！“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管仲的品质不正折射了司马迁受尽凌辱后向死而生、执着追求的理想人格吗？忍辱负重,将以有为,这是一种挑战世俗的勇敢，也是一种抗争命运的不屈，更是一种追求梦想的执着。

“生存还是毁灭”？这个被追问千年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完美的答案。除非被生活的困境逼到了死角，谁会来思考生与死这一沉重的话题？而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不仅准确辨析出管仲的人物形象，还增强了阅读能力，进而提升了思维品质，自然对待生死也有了感悟：在人生抉择中，司马迁借管仲的形象表现了自己对命运的强烈抗争：“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选择死，仅仅是为了明志；而选择生，是为了更好地践志。

英雄莫问过往，伟人不管出身，管仲人品的“一体两面”反应了一个人人格的提升和生命的蜕变，善与恶、伟大与渺小历来相辅相成的。经过这样一个理解、比较、辨析、考证、取舍和重新建构的批判阅读过程，学生自然会准确辨析出管仲的形象特征：表面无能贪生实则大智大勇、表面不忠不仁实则大仁大义……最终明白:管仲行其所行，无问西东，心系天下苍生；司马迁以生践志，忍辱负重，点亮历史星空。

谢小庆老师点评：不仅是为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为了在阅读中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周伟、周健老师选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选择了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人物。管仲是懦弱贪生还是将以有为？孔子怎样评价管仲？为什么司马迁大量用笔于管仲与鲍叔牙的关系？司马迁在《管仲列传》中表达怎样的心绪？周老师选择了几个非常好的视角引导同学们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周老师的课，是一次发展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很好尝试，值得肯定。

我感到，为了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对文本进行思辨阅读时，似乎在召忽这个人物上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从而引导同学们展开更深入的思辨。周老师的课堂将讨论导向了召忽是“小仁”、“小义”的结论，这一过程，似乎过于轻易。

面对同样的难题，召忽和管仲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个选择了初心不改，守节玉碎；一个选择了委屈求生，待机有为。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人做出了与召忽相似的选择，也有许多人做出了与管仲相似的选择。今年是戊戌年，谈到召忽，我自然联想到“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谭嗣同。变法失败，谭嗣同有许多机会像梁启超一样避开抓捕，完全存在委屈或不委屈地求生的选择，但是，谭嗣同却像召忽一样选择了赴死。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

秦始皇已经逝去两千多年，他的千秋功罪至今仍在受到世人评说。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百年。今天，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仍然是激烈争论的话题。“五四”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今天，“五四”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仍然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话题。“罗斯福新政”已经过去了近80年。今天，对其得失成败仍然存在巨大争议，仍然是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学家们激烈争论的话题。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理解，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一个事件、一个理论、一个观点、一个命题的论证，不是一个可以立即得到答案的实验室研究，不是一场可以用点球决出胜负的球赛。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个人偏好，可能做出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面对艰难的选择，有人会做出类似召忽、文天祥、史可法、谭嗣同一类的选择，也有人会做出管仲、洪承畴、祖大寿、钱谦益一类的选择。许多时候，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他们理解：一个新理论、新观点被接受，一个旧理论、旧观点被放弃，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论证过程。持有某种观点的人完全将自己的论辩对手说服的情况很少，持有某种观点的人将所有的论辩对手说服的情况也很少。

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理解，在人生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一些非常艰难的选择，这时，需要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勇敢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包容他人与自己不同的选择。

批判性思维的要义是：对自己的真理要真诚，陈述自己的真理要旗帜鲜明，坚持自己的真理要勇敢；对别人的真理要包容，攻击别人的真理要谨慎。

今天，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创新始于对成说的质疑。因此，具有批判性思维是创新型人才的重要特征。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需要从小重视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事实上，提高国民的批判性思维水平不仅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成长，也有利于理性民主社会的建立。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国民素质。依靠那些不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依靠那些对自己的真理不真诚、言不由衷、阳奉阴违、不敢坦承、不敢坚持的人，依靠那些对别人的真理不包容、拍砖抡棒、杀气腾腾的人，不可能真正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没有国民批判性思维水平的提高，即使中国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取得进展，也很可能会像埃及、泰国那样最终由于社会撕裂而诉诸军管，还可能会像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叙利亚那样陷入动乱。

1945年7月4日，在延安的窑洞中，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曾有一次著名的现代“隆中对”。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

严复曾说：“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不然，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淮橘成枳。一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极其能事，不过成一治一乱之局。二也。此皆各国所历试历验者。”[3]

梁启超曾说：“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靓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者也。”[4]

毛泽东、严复、梁启超等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建设一个理性民主的社会，不仅需要致力于制度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提高国民的素质，建设新的民族文化，是“人人起来负责”，是开“民智”，是“新民”。只有从小重视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才能逐渐完成“民智”和“新民”的历史任务。这并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更是为了理性民主社会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及其同道们所进行的努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第106页

[2]黄炎培：延安归来，八十年来，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204页

[3]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页

[4]梁启超：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中华书局，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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