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樊力，品牌密码特邀观察员

再过三年，陈佩斯就六十岁了。时间啊跑得真快。

北京亚运村附近的某处居民楼，两套加起来将近三百平方米的单元房，是他的大道文化所在地。记者到访时，门口的保安并未过多纠缠，就高高扬起手臂，向着身后那幢白色大楼指了指。

——若从注册时间算起，大道公司已经成立整整20年了。这是大陆最早一家集影视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影视公司。

20年，本土文化产业已从孤峰独立，走到了层峦叠嶂。即便盘子依旧不大。

若从销售效益上比较，后起者如赵本山的本山传媒、王潮歌的印象创新艺术有限公司，都比“大道”玩得生猛。但这并未影响陈佩斯在话剧行当的修行。他离开大银幕14年，离开春晚13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消失”反而起了加分的作用。譬如，我们通过《商界》官方微博即时发布对陈的采访情况，一千多条转发中几乎没有负面评论。

这很罕见。

他是舞台上的喜剧之王，成就他的却是舞台下的种种悲剧色彩。他说，“一个男人，离开体制也要能活。”于是，跟央视打官司，叫板中国电影体制，圈里人因此说，陈佩斯说翻脸就翻脸。

事实上，陈佩斯始终在与大众眼中的陈佩斯相斗争。这十年，名利渐行渐远，他的消失甚至被外界谣传为这般路径：打官司被央视封杀，拍电影遭遇偷票房，儿子学费都交不起，最终夫妇俩上山种石榴两年，获利30万元，继而投资话剧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似乎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情结。就像褚时健当年被保外就医，随后在家乡的哀牢山上种植柑桔，人们总是希望他能重振河山。但褚时健毕竟有他自己的世界，陈佩斯也没有自己的哀牢山。

这十年，无论陈佩斯还是褚时健，他们都只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活，去生活，就像当年把陈佩斯送到央视对立面去的，也正是陈佩斯本人。即便“敌人”真的存在，对他们来说，这个敌人也仅仅是大众的眼光而已。那么，陈佩斯的体制外创业真的一路坎坷?春晚式的名利喧嚷真的结束了吗?

外人质疑、惋惜。但对陈佩斯而言，或许这真的结束了。

老愤青

如今，陈佩斯的花白胡子比光头形象更加打眼。

他的上一次发飙是在十年以前。重拾那段记忆，或许正是理解陈佩斯这十年抉择的一把钥匙。

1991年，陈注册成立海南喜剧制作有限公司，任职董事长兼总经理。两年后，他把公司改名为“大道影业公司”，专注于喜剧电影。彼时，陈老板为拥有了自由创作空间而志得意满，他再也不用揣着剧本到处求人了。

然而，7年出品六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他的投入是倾家荡产式的，回报却很惨淡。每一部电影都不亏损，但赚的钱只够启动下一部电影的前期，时常断裂的资金链让陈佩斯欲哭无泪。他回忆说：“当时孩子的学费百十来块钱，不是说天天没有，就是有几个月特别紧，而且一紧就会紧很长时间。那时候，自己的车公司用，自己出门打车都不敢打夏利，只能找面包车。”

很难想象少年成名的陈佩斯会在中年遭遇如此窘境。他在适应从单纯的演员到创业者的身份转变，“每天都在妥协”。“好演员只要演好戏就行了，但是作为好老板，剧组缺什么就得补什么。有时拍戏缺一辆坦克，你都得找关系托人去借啊。”

如果说，借坦克、借飞机欠下哥们人情，陈佩斯可以妥协;但自己所在的行业欠一个公正，陈佩斯就按捺不住了。

“我们这种民营电影公司要自己跑发行，前一晚喝酒要多少拷贝对方答应得好好的，第二天酒一醒都不认了。”“你可以查查，当年我们的几部电影口碑都很好，但影院总说上座率不高。比如《太后吉祥》，我去石家庄监票，当地的红星剧场每天7场满座，但影院却只跟我报三场。这不是欺负人嘛。”

1997年，大道的《好汉三条半》与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同时上映。《好汉》起势凌厉却在几天后被主流院线撤下，“原因是《甲方乙方》的投资发行都是他们的人”。

——陈佩斯彻底绝望了。

事实上，大道的7年电影征程恰逢这个行业最为混沌动荡的一段岁月。从统购统销到各省市分销、进口大片涌入、盗版盛行再加上各大影院的票房潜规则，陈佩斯很难从中杀出血路。周围人说，“陈佩斯属于典型的一根筋，他可以为表演砸锅卖铁，却不肯对游戏规则来半点妥协。”最终，“一根筋”的陈佩斯选择了离开，“再也不想被盘剥了”。

2011年春节，朱时茂的《戒烟不戒酒》本是为陈佩斯量身打造的，但陈坚持不肯回归电影。新片发布会上，他送给朱时茂一坛十年陈酿。朱时茂说，“认识佩斯这么多年，他就送过我这一回礼物。”

陈佩斯则对记者说，“一路走来，老天把所有道都给我堵死了。电影给我堵死了，春晚也给堵死了，而我的喜剧实践又不能停。喜剧表演对于我来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你得活着，活着又总得做点什么。”

事实上，相比电影，外界对陈佩斯命运的嗟叹更多来自于春晚的“封杀”。但对陈佩斯而言，这种离开并非遗憾，反而是一种保全。

旧十年

在很多人记忆深处，他依旧是那个每年除夕出现在春晚舞台的“陈小二”。

对于那场被外界视作人生滑铁卢的官司有没有后悔?陈佩斯对记者说，“我要感谢那场官司，这让我终于从名利场退了下来。我那么多年在上面苦苦挣扎退不下来，大众需要在春节快乐，这反而成了我对大众的一种责任，这么大的责任谁担着都痛苦，我早就想退了。”

“因为著作权，我们跟中央台争，一直到最后我们不被邀请，这反而是个机遇。当春晚逐渐成为一个利益平衡舞台，这种放弃意味着真正的解脱。”

——1984年，陈佩斯通过《吃面》，在中国开创了小品这种独特的喜剧表演形式。此后十四年，他相继为春晚舞台贡献了15个小品。小品就此登上大雅之堂。用陈佩斯的话说，其实大道公司当时的主要精力在于电影，每年只是抽出一段时间为春晚准备小品，但观众最终还是将他定格在了一名小品演员。

1999年，春晚排练前，他要求导演在小品中使用高科技魔术和电影蒙太奇手法，求新求变，但导演不同意。最终，陈佩斯以“观念存在冲突”为由，说服朱时茂，退出了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不妥协隐隐出现。

不久，陈佩斯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擅自出版发行了内容为自己的《吃面》、《警察与小偷》等8个小品的VCD光盘。双方对簿公堂。最终，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败诉。

此事一经报道，旋即引发了“央视封杀风波”。几乎一夜之间，许多演出单位和电视台不再追捧他，他再也没有接到与广电系统有关的演出邀请。

这种悲情在外界看来不言而喻。时至2011年春晚期间，网络上发起个调查，结论是对陈佩斯重新上春晚呼声最高。于是便有了记者与陈佩斯如下一场对话。

陈：“这事我知道。”记者：“那还上吗?”陈：“不会上了，都过去的事了。”记者：“春晚能让你再火一把。”陈佩斯：“那又怎么样呢?这个社会评价人的标准就是名利。但你不能侮辱你自己的人格，它盗你的版权，然而你为了出名还要去依附它。人不能永远趋利避害吧?”

——我们相信这般表述发自内心。同样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我们理解陈佩斯的痛苦。这个时代，让人笑比让人哭更难，更何况笑里面还要有观点。陈佩斯的小品第一不抄袭，不从网络上扒“包袱”，第二不拿农民工、残疾人开涮。从《主角与配角》到《警察与小偷》他都在以榨干自己的方式来展现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陈佩斯在痛苦创作，周围人同样跟着倒霉。他很邋遢，又很健忘，晚上写剧本晚了，衣服不脱便倒在床上打呼噜，剧本一页一页写到哪儿扔到哪儿，这时必须有人时刻跟在后面收拾整理，否则第二天他自己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了。

朱时茂的一段回忆可以佐证这种痛苦，“佩斯天天熬夜写本子，写得老厚老厚的。我还以为是用毛笔写的。剧本里好多东西我有意见，要修改，他性子又倔，闹僵了就只有靠彼此的太太来做和事老。”

事实上2000年左右，的确是陈佩斯与大众眼中的陈佩斯交战最为激烈的时刻。

外界认为陈损失了名利，陈佩斯却认为他终于退出了名利场;外界惋惜陈佩斯失去了春晚这个能让人一夜红透的平台，陈佩斯却庆幸他坚守了自己作为演员的人格……其间取与舍、得与失、对与错，妥协与硬扛，挣扎与痛苦，不一而足——人这一生，到底应该为谁而活呢?

同样在这一时期，陈佩斯的父亲陈强突然中风入院。万幸，他父亲的身体逐步好转，自那以后陈佩斯搬出自己的房子，和父母楼上楼下住到一块儿。陈强今年94岁，洗澡之类的生活琐事全由陈佩斯一力承担。

陈佩斯说，对于父亲，对于孩子，他没有遗憾。

新十年

陈佩斯的太太曾经是名医生。一次同学聚会，同学称：“你们家老公差点搞出人命了。”原来，北京301医院收治了一位老太太，据说是在北京保利剧场看了陈佩斯的《托儿》，笑得肺大泡破裂。

——电影堵死了，春晚堵死了，大道公司在2000年步入战略转型期。业务模式众说纷纭，有人甚至提出做探索类的纪录片，陈佩斯觉得太超前。“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你不可能投入到无限的可能性中。”最终，他决定将喜剧搬上话剧舞台。

现在还有谁看话剧啊?陈佩斯说，“以前搞电影，要跟各级部门打交道，政治风险、资本风险、艺术质量，再加上电影体制上的缺陷，这些我们都挺过来了。现在做话剧是用牛刀(微博)宰鸡，膀子抡圆了一刀砍下去!”

紧接着陈佩斯开始创作剧本。他把自己关到北京延庆郊区的山上。那处荒山是他1996年在政府号召下花了近百万元承包的，村庄里的10户人家被雇佣为山林看护员，每月每户有1000多元收入。而这个细节后来被外界演绎为：陈佩斯面朝黄土背朝天，上山种石榴去了。

“石榴在一座45°斜坡的山上能种活吗?”陈佩斯反问记者。

2001年，陈佩斯出山。大道砸下120万元投入话剧《托儿》，起初在长安大剧院演了7场，一票难求。紧接着保利加演两场，继而全国巡演。陈佩斯最终创造了话剧神话，《托儿》票房达到4000万元。

陈佩斯哭了。离开大银幕十多年，按照圈儿里的惯例，这样的演员已经不入流了。他说，“观众还记得我。”

“以前搞电影，一般三年才能收回成本，这样滚动地投公司每天都在周转。话剧不一样，现在我们是在饱饱地工作。”时至2011年，大道先后推出了《托儿》、《亲戚朋友好算账》、《阳台》、《阿斗》、《老宅》等六部话剧。更重要的是，大道成为中国话剧市场的标杆企业，陈佩斯为原本处于被动的本土话剧市场摸索出了盈利模式——

①全国巡演。先从北京启动造势，一旦成熟即刻全国巡演;②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全线覆盖，目前除了新疆、青海、西藏、贵州四省(区)，大道让许多从未上演过话剧的城市“新鲜”了一把;③跟全国演出商合作，不是分成模式，而是将演出权以保底价卖出，每部戏不同城市不同价，给当地演出商留足利润;④话剧不存在偷票房，大道以版权输出的方式帮助演出商用自己的演员排练，推动各种方言版。

在大道公司进门处，一张中国地图上遍插小红旗。这样的细节多出现在制造型企业的营销部门。陈佩斯却用它来时刻提醒着到访者：市场，在这家民营影视制作公司心中的位置。

二十年。陈佩斯说，创业给他的最大收获是让他学会了合作。在中国，民企的生存太难了，他也曾经担任过一些企业的代言人，深知韧性是这些企业能够由小到大的关键所在，只是，对于大道的规模化成长，他很排斥。

“我们天天提出文化产业化，但是怎么产业化?照着每一个创作去复制?那不是艺术。”

“笑的艺术只有在手工劳动中体现出来，大工业体现不了。那么既然我选择了这种劳动方式，那么就自然要选择与之相关的方式。美国百老汇，也是一部喜剧演十年二十年。”

——最后，还是回到陈佩斯的太太。虽然她一再提及，文章中不要出现她的名字，“这是这个演艺世家的传统。”但她评价陈佩斯的一段话，却令人记忆深刻：“这一路，陈佩斯第一不依附权贵，第二不依附资本，第三不依附体制，他是一个活得干净、纯粹、尽兴的人。”

说这话时，她眼眶湿润。今年是他们结婚三十周年。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一个时代的忧伤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群人，他会替你质疑你的选择。他认为你的选择是错的，你也认为他的行为无法理解。可是为什么一定要企图相互说服呢?不同的人所属的世界本就不一样。

重要的是，你在你自己的世界里过得好吗?

有人说，陈佩斯辛辛苦苦张罗一群人做一场话剧，也就挣20万元，但要是单纯做一个演员，走穴一场也是20万元，何必那么辛苦?

陈佩斯在舞台上是一名演员，生活中同样也是。他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但是大幕徐徐拉开，追光灯直直打来，他立马像打了吗啡似的，笑得像个“地痞流氓”。别人问他为啥这么拼命，他说：“我不干这个干什么去?老天爷安排我就干这个。一共就上了五年学，不演戏我就是个废物。”

从某种角度说，陈佩斯的个性很难做好一个商业组织的管理者。好在他找到了一个好的管理团队，一个好太太。

现在，陈佩斯过上了他理想中的幸福生活。不演出的时候，和一群年轻演员说说笑笑，聚聚餐，心情再好一点就跑到山上住几天。到了山上，他同样也会发挥自己喜剧演员的口才，动员农民不穿皮衣不穿羊绒衫。理由是“羊绒出在羊身上，大量生产羊绒衫，就是变相造成土地沙化”。

——至于这种劝说有用与否……连他自己都笑了。

对于曾经遭遇的不公正，他说，“体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很强大，真的很强大。但一个男人要是没有自己的能力在这个空间里生存，那他就很失败，很大的失败。依附于一个大树的藤蔓往上爬，这是一种卑贱。”

依附于一棵大树的藤蔓向上爬——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忧伤。

作者：樊力，商界杂志主编，品牌密码特邀观察员。10年财经媒体从业经历，善于用大历史观观察商业财经人物的前途和命运，在历史的深处捕捉人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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