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你送上吴秀波的故事——《时尚先生Esquire》4月刊的另一篇封面文章（点击此处阅读汤唯的故事）。这些年来，吴秀波先生一直在寻找一种可以称之为“信仰”的东西，以支撑自己躲开恐惧。他吃素，练习克制自己的欲望。最后他觉得，也许“信仰”这个词太小了。“我最终渴望的是一份安定，而我却在找一个房子，所有人都在不停盖房子⋯⋯其实我以为，拆了房子才好。”

0条朋友圈

 “发朋友圈的人多多少少是孤单的人。朋友圈发得越多的人，就越孤单。”吴秀波重复，“就越孤单。”

“你是在说我吗？”一位正在旁边忙上忙下的吴秀波同事停下手说。大家哈哈笑。另一位同事使劲点头：“真的！我从来不发，因为我每天都跟大家在一块，从来没觉得孤单过。”

吴秀波阐述推论过程：“如果你真的有特必然的需求，你只需要发微信，因为你一定知道发给哪个人。发朋友圈是不知道发给哪个人的，是发给所有人的，那就是孤单。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要跟谁倾诉或者从谁那里得到帮助。”

接着，他进行词义解释：“孤单，可以用一个准确的话语解读，叫看不见自己。之所以夜里发一个朋友圈，渴望等到回馈，是因为能在那个人的字里行间看见自己。”吴秀波边说边演，在化妆师给自己补粉扎发的间隙挑眉摆手：“人家说你可别这样，你多牛逼。你就想，我还牛逼啊。说你瘦了。去！呸！别给我来这套。其实想，他还知道我胖瘦。现代人好孤单啊。”

“那你爱发朋友圈吗？”我终于在密集的道理间找到了空隙插话。

“从来不发。”吴秀波回答。

“你相当地不孤单吗？”

“我不是不孤单，我是认知生命一定是孤单的。生命不仅需要我们之间的对话，更需要自言自语，所以我是一个常常自言自语的人。”

60条微博

直到2012年，吴秀波才换了第一个智能手机。

之前那款简单的翻盖手机，只能发短信打电话。吴秀波一口气买了三个。坏了一个，换下一个接着用。

工作团队的人为此发愁。大家在社交软件里讨论完事儿，还得发短信告诉他，多一道工序。

终于，第三个老手机快坏时，市面上已经不卖这东西了。吴秀波才换上智能手机。

吴秀波的微博也延续这种少说话的风格：6年发了60条。其中“至少有一半是被逼着发的”。只有每年9月5日过生日时，吴秀波一定会记着发条微博。哪怕正在国外拍戏，他也会计算着时差，在国内生日时间内发出这条微博。

“因为演了戏之后，很多人去祝福，总希望你回个信。”他又做出了几乎是他标志性的双手合十动作：“平常别人可能是为了角色，去评论你，但至少在那天，所有人是为了你，在你微博上跟你交流。所以每到生日我总觉得有亏欠，就发一个。”

他把这个也称作“自我交流”。他发“从不是来，回不是去，如是，感恩。”或者“只住当下，时时正好。快乐的正好，忧伤的正好，得到的正好，失去的正好，自在的正好，恐惧的正好，来的正好，去的正好。”大彻大悟的样子。但他对这个评价摇头：“和大彻大悟没有关系。大彻大悟不是特别费力的事，修鞋的也大彻大悟，安安静静活着的人，你都觉得他大彻大悟。其实只是不想起波澜而已，没什么必要。生活无非就是吃饭、喝水、喘气，除此之外，你告诉我还有什么，没有什么了。”

恐飞期

写出那一串“只住当下，时时正好⋯⋯”是2013年，吴秀波还处在长达近十年的“恐飞期”中。

一开始吴秀波拒绝上飞机，大概持续三四年。接下来半年到一年，他逼着自己上飞机。随后的几年，他在飞机上不停地忐忑。每一次飞机颠簸，他就在心里痛骂自己，怎么能为了省几个小时就坐飞机。

这与曾经的他完全两样。小时候他敢坐动力滑翔伞，踩在铁架子上，看头顶的伞翅像编织袋子，飞到800、1000米高，特别高兴，感觉自己终于体会到了骑自行车飞起来的感觉。他喜欢坐飞机，想象自己是大将军在视察阵地，想象飞机会碰到奇异的飞行物。飞机一颠簸，感觉像骑马。

直到大儿子出生，用肉肉的小手抱住爸爸。吴秀波突然开始特别恐惧死亡。17岁那年，吴秀波在中戏读表演班（完整叫法是“铁路文工团话剧团中央戏剧学院代培班”），被误诊为肠癌，治疗一年半，割去了40厘米结肠。那时他也没感觉到对死亡的恐惧，反而更担心留级。

害怕飞行以后，吴秀波会去找飞机失事的节目看。他四处查所有飞机的性能。如果必须要飞行，他会计算航空公司的事故率，研究哪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比较新，哪家没有过飞行员喝酒传闻⋯⋯

一个空难节目中，吴秀波看到，在一群描述自己如何崩溃、紧张、后悔的人中，有一个人在说：当时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那架飞机应该正好飞过我家上空。我当时想，我这一辈子真好，父母很爱我，有两个孩子。我有爱我的家人，真好。现在死就死了吧。“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如此安详？”吴秀波说，“我想像他一样。”

吴秀波想找到一种可以称之为“信仰”的东西，也许它可以支撑自己躲开恐惧。他吃素，练习克制自己的欲望。他读经，特别喜欢《金刚经》。找啊找，最后他觉得，也许“信仰”这个词太小了。

“我最终渴望的是一份安定，而我却在找一个房子。”吴秀波总结，“人就是喜欢盖房子，所有人都在不停盖房子，在为了内心的孤单和安定去盖一个房子。一开始担心盖不盖得起房子，其次还得想，我为谁盖房子。后来发现我可能需要一个大房子。那个大房子有可能是一个公司，可能是国家的房子，信仰的房子。其实我以为，拆了房子才好。”

“我、怕、死。”他念一个字，敲一下桌子，“看起来死是最重要的，你绕开它，再看怕。怕的根源全因为我。去了我，没有怕，也没有死。妄图解决死，后面是永生那两个字，是没有的。一切都在自我交流，解决自我。”

前些天，吴秀波在夏威夷坐了一架小飞机，很开心，又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上去的时候也还会有恐惧。你身上带着108个兄弟，没有一个是值得丢弃的，其中一个就叫恐惧。你干嘛要把他扔下，带着也挺好。同时还有一个兄弟叫勇敢，也带着他去。现在对我来说，这不是生命中的一个问题。它的大小和减肥这件事差不多。”

四个人的交流

二十多年前，吴秀波站在歌厅的舞台上唱歌。台下的人吃饭、喝水、蹦迪、聊天，偶尔瞥一眼台上的人。吴秀波觉得自在。音乐起来，他闭上眼睛唱，享受这种他称之为“自我交流”的东西。

现在，被问到“有什么和自己交流的方式”，他回答：“演戏。”

听起来像个有点敷衍的答案，他却确实认真。“前两天还有一个演员问我，吴老师我真的发现我不喜欢拍戏，我不适合拍戏。我说有可能，但你要告诉我，拍戏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吴秀波发起唐僧般的讲道理功力：“那你怎么能证明你不喜欢和不适合。你如果说我不喜欢一件事，我不适合一件事，你必须要清楚地知道这件事是什么，你才能证明你不喜欢和不适合。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是什么，你怎么能说你不适合做这件事。后来他说吴老师你告诉我拍戏是什么？我说告诉你俩字，如果你觉得你不适合，你可以不干这个事。这两个字就是活着。他说我活着有什么不适合的。那你有什么不适合拍戏的。”

吴秀波甚至从自我交流中总结出一个“电影表演的秘密”—“如果两个人演戏，就以为是两个声音在说话，其实大错特错。这一点我可以用特别科学的方法给你分析。在我说大错特错的时候，你做了这么一个动作。”吴秀波学我摸了摸鼻子。我的拇指上缠着个护手。吴秀波接着说：“我的脑子瞬间问了自己一下，她的手是怎么回事。我有另外一个声音回答我，她的手可能受伤了。这是你也有的状况。就是在和对方交流的同时，其实还产生着非常丰满的自我交流。我本身实际是两个人，你也是两个人。在你跟我交流的过程中，你那个人已经说服你好多次了：这个人，丫头发是这颜色吗？可能是染的，不不不，可能就是这样，你问问。”25分钟前，我问了他关于头发颜色的问题。这问题确实是临时起意。

越过我带点小尴尬的笑声，吴秀波继续总结：“所以电影交流其实是这四个人的交流，但观众以为是两个人的交流。你看那个人的身上多有戏，多有魅力。为什么有魅力，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表情，是因为他的内心交流。他内心交流得越挣扎，你看着他越有趣，他的脸上展现的生命符号就越多。自我交流是最解决问题的交流。所有想要知道的问题，不停地问自己，不停地回答，直到有一天，我们两个人问的和答的，确定了一个答案，好吧，这个答案在这个阶段是守恒的，那么在这一个阶段我就遵循着这个答案。”

朋友、女儿和护手

2012年，拍摄《北京遇上西雅图》时，温哥华的孙静给吴秀波当司机。头一次去拍摄地，路不熟。一个拐弯时，吸在玻璃上的GPS掉了下来，走错了路。最早出发的吴秀波，最后一个才到。“我知道他不想让人家感觉，明星迟到，他希望提前到。”孙静说，“但他一点儿没有着急或生气，一直跟我说，哥，不急不急。”

剧组里有人急了，甚至有人说：“吴老师你换一个司机吧，这谁受得了。”但吴秀波觉得：“生命中有什么值得去赶的？没有。”

跟孙静认识两天，吴秀波去跟导演闲聊：“这戏我甭拍了，孙哥拍吧，都不用演。”跟电影里吴秀波扮演的角色相似，孙静也来自国内高知阶层，毕业于哈工大，作过多年燃气工程师，2002年移民加拿大。因为那边的职业技能认证跟国内完全不一样，他无法再从事老本行，便当了导游、司机。两人每晚散步温哥华，很快成了朋友。

《北京遇上西雅图》里，演吴秀波女儿的是两个人，一对双胞胎。面对镜头，两个小姑娘的表现并不一致。自然地，表现更自如的小姑娘有了更多的表演机会。吴秀波发现了另一个小姑娘的不开心。他找到导演说：不管你怎么想，最后一场，哪怕我一点一点教她，我陪着她演，你必须让那个少演了六场的女孩演最后一场。

他有自己的理由：“双胞胎的妈妈让她们穿的衣服都一样，可想而知她们享受的所有待遇都一样。上同样的补习班，学习同样的技能，同样学小提琴，同样画画，吃同样的食物，在她们的生命中产生了尊重和平等，这样才产生了快乐。如果你把她们带到剧组来，不能保证这种平等和快乐，让一个演，让另外一个在那边看着，那个就会难过或者失落。我觉得剧组虽然是求成功的，但那时候你有责任不为了自己的输赢和得失，成全他们的平等和快乐。否则，我觉得和我人生观有悖。对我来说，生命的路程才是重要的。”

2012年拍摄完《北京遇上西雅图》后，吴秀波再没接拍电影。因为他觉得“找来的电影不是特别实在。感觉大多数电影像做个庆典，事和局都往大了做，而不是实实在在讲一段时间和一个故事”。他称电影为“游戏”—“一个尊重规矩的游戏”。之所以没再接电影，因为“觉得那些电影不是特别守规矩”。“游戏的乐趣，好像是你感受到快乐和自在，但到达这种快乐和自在的首要条件是遵守规矩。”他举出一串例子：“足球不许手球，篮球有三秒违例，象棋里马走日、象走田⋯⋯为什么要设立规矩，如果为了自由和快乐，你干嘛不随便走？你会发现没有规矩的话，达不到那个快乐的点。电影是一模一样的。”

导演薛晓路评价：吴秀波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会对剧本框架、人物感受有特别理性的判断。

2015年，读完《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的剧本，吴秀波立刻找薛晓路沟通。这部主打爱情的电影里，男女主角同时出场的戏不超过10场，其中有几场还是男女主角分别跟对方的幻相出场。吴秀波喜欢这种不一样的挑战。但有许多东西他需要讨论清楚。比如这个电影究竟是讲爱情的，还是通过爱情讲孤单的。前者是讲欲望的初始阶段或欲望的满足，后者是讲欲望的根源。“这是一个真正的技术工作者和职业工作者要分析清楚的东西。我们什么时候讲爱情，什么时候讲本源，什么时候讲最终，什么时候讲初心，要排列得非常精准，否则的话你这个魔术就变不了。”吴秀波说，“我得知道，在整个表演的过程中，我需要依赖于什么，借鉴于什么，我的交流对象和主题又是什么，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我需要如何达到这种可能性。”

拍《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时，孙静继续作吴秀波的司机。除了吃素，孙静看不出吴秀波有更多变化。“可能因为我们常见，我回北京会找他玩，他来温哥华也会找我。”孙静说。每次去温哥华，吴秀波还会见见那对双胞胎小姑娘。她们会录下自己在学校的表演节目，传给吴秀波看。她们依旧像电影里一样叫他爸爸。

采访已过大半，吴秀波正严肃深刻地总结着为什么去远方会有一种时间放缓的感觉，突然顿一下：“我还是想问一下这是为啥？”他看着我的护手。此时离他发现护手并拿它举例已经过去了19分钟。我不由猜测，难道这段时间里，他心里另外一个人已经跳出来问过好几次，最后终于打败了严肃答题的这个他？

策划/陈博  摄影/韦来  编辑/林珊珊、杨潇

采访、撰文/婴子宁、林珊珊  时装编辑/Momo、睿骐

妆发/司君（吴秀波）、Mavin（汤唯）

现场服装协助/卢红红、李萌

场地支持/梵几家具 www.fn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