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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心樵+崔健+高行健

由美国诺顿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选》，压轴三位作者为意大利liberate国际文学奖得主俞心樵，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和摇滚教父崔健。

该权威选本由爱伦坡奖、古根海姆奖等大奖得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英文系教授黄运特先生主持编选和翻译。

俞心樵先生在纽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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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尊者Dalai Lama、亲爱的来自各国的朋友们：
今天，我来到这里发表演讲，纯属意外。首先，我想声明的是，我是以一个诗人和艺术家的身份、而不是以外界所议论的所谓组党先驱和反对党领袖的身份出现在这里并发表讲话。我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所谓壮举和苦难，希望它们在我今后的所有讲话或写作中，只是作为一个遥远而模糊的背景。而凡是成为背景的东西，即使电闪雷鸣，波涛汹涌，也总是有着更为宁静的特征。
我不希望我过去的生活对任何人构成打搅。无论是过去的磨难和痛苦，以及八年与世隔绝的铁窗下的孤独，过去所遭遇的种种阴谋、陷阱、酷刑、谎言和暴力。我个人所遭遇的，我的朋友们所遭遇的，一个民族所遭遇的，乃至各个民族所遭遇的，我多么希望这一切仅仅只是我一个人的遭遇。我不希望我的遭遇哪怕是我的幸福对任何人构成打搅。但是如果我对历史上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致以必要的感谢，这也算是一种打搅的话，那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有关道德之种种，有关中国的道德现状，其实用不着我来向大家作出具体描述。我相信就连火星人都知道中国的道德现状已经糟糕到了何等程度。我不知道当今这一时期究竟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个时期，但当我们更深入地考察了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之后，又实在找不出一个时期比当今这个时期更糟糕的了。因此，无论是对道德作一个学术上的引经据典或条分缕析，还是对中国道德现状逐一进行个案举例，都已经不是我今天演讲的主要内容了。
作为一个诗人，在共同信奉的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呈现我与在座诸位的差异性，这可能是我的天性所致。差异并非对立，差异是构成我们社会生活丰富性和微妙性乃至复杂性的前提。倘若万物没有差异，就不可能构成宇宙秩序之和谐。
此刻，我更愿意谈一谈造成中国各阶层道德现状之普遍恶劣的诸多原因，在所有的原因中，我认为其总根源是极权主义。而中国的极权主义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出自韩非子、商鞅、李斯等人对秦国暴政在理论和方略上的支持。法家的言与行，最早最系统地强化了中国的极权主义。第二个方面出自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学说再好，但当一种学说与权力相结合，变成意识形态而排斥打压其它学说时，一个国家在方方面面的活力，尤其是在文化创造力和道德上的逐渐衰颓就是必然的命运了。第三个方面出自马克思。他通过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并不科学的分析，产生了两个著名的概念：剥削和劳动。他随之把剥削这个概念极端粗暴地扣在资本家头上，完全忽略了资本家也在进行劳动。同时，他草率地认为劳动为无产阶级专有，忽略了他们可能存在的不学无术、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甚至打砸抢烧的习性。马克思指出，劳动创造历史，无产阶级是劳动的阶级，在精神品质上最纯正，在道德上也必然是高贵的。于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一个理论诞生了，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套理论鼓动无产阶级不择手段地并且主要以暴力方式去夺取政权，并在夺取政权后绝不与其它阶级分享权力，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极权主义，它给人类带来了规模最大也是最持久的灾难。
极权主义对社会道德的毒害是最深远的，也是一种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循环毒害，几乎无孔不入无法抗拒。而中国传统文化又成为这种极权主义的土壤。因此，我们在提及传统文化时，不妨谨慎使用灿烂，辉煌这类可疑的形容词。
中国文化是一个不断沦丧的过程，严肃地考察历史，中国文化人从王者之师到王者之友，再到王者之奴，一路上节节败退，直到今天，溃烂的程度简直无以复加。我们痛心疾首的同时，那些麻木不仁、愚顽不化者则欢呼着他们＂黄金时代＂的到来。规模空前的诗人和艺术家，通过他们的所谓辛勤创作，终于使得我们这个本就平庸的民族更加平庸了。这是一个更加鬼头鬼脑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艺术家作为平庸的制造者，权贵们作为平庸的消费者，底层民众则作为平庸的经历者和承受者。在诸多极端平庸的各界明星的照耀下，中国的当代现实更加晦暗不明。
中国文化或许比西方文化更为玄妙和高级，但这玄妙高级之下却隐藏着怯懦、恐惧、虚伪和种种阴暗算计。中国文化缺失了基于理性的底线设计，恰恰是在生而为人，以及人人聚而为社会的最低标准上，我们输给了西方。这个底线和标准就是宪政民主。在西方文明国家早已实现的东西，对中国人而言，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因此，作为中国人，为实现这一最低标准而千方百计地努力，乃是有无起码道德的标志。
在此意义上，我本人，乐意于成为一个道德的人。由于我的非暴力天性和我对自由、尊严以及独立性的高度需求，我已经放弃了政党党魁的身份，已经不再介入任何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我回到了几乎与生俱来的文学和艺术本位。我认为，人格和文化上的自我建设和自我完善，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更深刻的一种政治。这种政治将是温情而芬芳的。如果激烈的抗争仍然不可避免，我将站在个人立场上继续抗争。我相信，当面向极权主义的抗争落实到每一个自觉的个体时，具有良好道德风气的社会才是可以预期的。我已经完完全全退回到我自己身上，我已经退无可退。
我乐意于成为一个道德的人，写诗可能是我通向美德的一种途径。去成为诗意的人，并且诗意地栖居，这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无论我强调诗歌如何自然而神秘，强调诗歌如何超越于一切文明形态，我也仅仅只是强调了诗歌的一个方面而已。在当今中国，我必须强调诗歌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基于诗歌必须重建正义之故乡和良知之祖国的信念，诗歌必须肩负起应有的道义任务，必须以复仇女神般的美与力量介入更加无法无天更加野蛮粗暴的公共社会。
人人都可以写诗，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这是有关人权之平等的现代理念所致，但是，诗有是非，精神有贵贱，艺术家有大小。妄图在思想精神领域吃大锅饭、大搞平均主义的人是不道德的。也就是说，在人权领域，可以并且必须坚定地追求平等与民主，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在崇高的美德和任何创造性领域，民主，恰恰是有害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在当今中国，我们首先要警惕的是奴才的诗意和奴才的艺术性。任何无助于催生一种新的文明体制的文学或艺术都是不重要的，甚至也可能是不道德的。
在当今中国，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其实相当简单，那就是坚定地对极权主义说不！当然，就人生的丰富与美好以及最终圆满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一个起码的基础。
我希望我们在抗争与修行的道路上，能够拥有菩萨心肠，能够拥有菩萨的英勇和智慧。我希望我的朋友、中国的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以及在前不久被捕入狱的我的那些致力于公民运动的朋友郭飞雄、王功权、许志勇等人，以及所有在狱的良心犯，能够早日获得自由！
记得我刚出狱不久，在被问及如何处理中国民间反对派和中共的关系时，我回答了八个字：增进对话，减少对抗。的的确确，我不希望非得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体制虽然重要，但我不是一个唯体制论者。上善若水，我相信文化在缓慢的建设进程中坚韧如水的作用，我相信时间终将战胜一切。如果我真有什么敌人，我希望能够化敌为友。
此去人生，我乐意于向着道德的更高级形态迈进。我愿意成为一朵浮云，我愿意将这朵浮云磨成锋利的尖刀，但，这将是一把绝不杀生的刀。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诗人和艺术家，作为一个受洗二十余年的基督徒，为什么越来越倾向于佛教的主要原因。
不可否认，作为血肉之躯，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度里，我们难免有恨，但这恨应当带有爱的品质；我们难免有愤怒，但请让更高的慈悲来规范我们的愤怒。在这方面，伟大的尊者已经为汉藏两个民族，乃至为全人类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今天，此时此刻，我能够在纽约，面对伟大的尊者和朋友们发表演讲，此乃天意，几乎可以视为因我长久以来倾心于佛教而获得的一个巨大的福报！
谢谢诸位。

俞心樵在意大利国会的获奖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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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时间下午1:00左右

中国诗人俞心樵先生

在意大利国会众议院金色大厅

接受

年度意大利liberate国际文学奖

并发表获奖答谢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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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奖

是意大利历史上最新设立

官方规格最高的

国家文学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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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liberate国际文学奖评委会，意大利众议院，意大利最高检察院于2015年11月1日联合发布决定并向俞心樵发出邀请函，将2015年度意大利liberate国际文学奖授予中国诗人俞心樵。该奖是意大利历史上最新设立官方规格最高的国家文学大奖。颁奖典礼于12月21日下午1:00在罗马意大利众议院金色大厅举行颁奖仪式，俞心樵先生于意大利时间下午2:00发表获奖答谢演讲。

Rome, Monday, December 21, 2015, 13 hours Announcement press conference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winning poems Press Room of the Chamber of Deputies Speakers: on. Roberto Giachetti,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amber of Deputies, for the introductory greeting; Master Yu Xinquiao, Chinese poet, who will receive a special prize for his poetry, his art, his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wer and culture, his practice of a genuine non-violence and the strong way he point at a pathway of elevation for individual and society make him a true teacher, in an age of bad teachers.; Michele De Lucia,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Prize Parole Liberate Stefano De Martino, Patron of the Prize Lunezia Richard Monopoli, Secretary of the Prize Parole liberate Duccio Parodi, author,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Parole liberate

中国诗人俞心樵在意大利国会的获奖演讲

（全文）

今天，冬季并不太冷的意大利，以如此隆重、庄严和美好的场面，迎接着一个远道而来的失败者、孤独者、痛定思痛者和喜悦者。仿佛顷刻之间，我已集春夏秋冬与高矮胖瘦为一体。

尊敬的liberate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及各位评委、尊敬的意大利共和国副总统、尊敬的意大利众议院议长及各位议员、尊敬的意大利最高检察长及各位检察官、政府各部官员、各界名士、尊敬的意大利各主流媒体、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为了不浪费诸位的宝贵时间，我尽可能长话短说。据我所知，由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共同合作颁发的国际文学大奖实乃世所罕见。今天，我，作为一个在自己的同胞中四顾茫然的诗人，怀着对意大利诸位有识之士的感激之情，不远万里来到有“世界之都”之称的如此古老而又如此现代的罗马，站在国会的这个金色大厅，能够在诞生了伟大但丁的神奇国度获此殊荣，其情境是如此真切，以至于真切到如梦似幻的程度。

生活的奥义，是如此神奇莫测。上帝的公正，至少于我，不再只是个传说。一个早已在撒旦系统中被极度边缘化的人，如此意外地突然站到了世界的中心；一个在自己的祖国被极度丑化、声名狼籍的人，如此意外地突然在异国他乡获得了荣耀。

众所周知，意大利，堪称欧洲文明的摇篮，也几乎堪称世界理性与信仰的发源地。在你们这个曾经涌现了诸多伟大诗人和伟大艺术家的国度，请允许我主要地提及但丁，因为他不仅仅是世界巅峰性的诗人，也是我写作三十余年来的导师。这位导师，遥远而亲切、朴素而神秘，其暗示或启示作用始终贯穿着我的人生旅程。

在我看来，但丁在当年的政治斗争与他铭心刻骨的爱情同等重要，而此二者在向宇宙敞开的过程中，借助更加贴近自然和更加贴近生命的节奏与韵律，使得他诗歌的质量与容量闪耀出日月星辰之光辉，使得他的诗歌无限辽阔而又布满了圣殿般触手可摸的细节。要说人类还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这就是最主要的奇迹之一。他使得人类由爱所规范的尊严与自由成为一切科学中最主要的科学。

由于时间有限，在此我只能略述我的最基本的写作观念。

文学写作，尤其是作为母艺术或根本艺术的诗歌写作，正如liberate一词所包含的自由与解放的含义，在当今时代，通过具体的写作实验与人生实践，通过解放个人进而解放全人类、从个人的困境到人类的困境中一并突围出来，这样的一个崇高理想，仍然具有合法性和必要性。

当然，强调对技艺的锤炼，强调对语言的敏锐，是永远不会错的。它至少可以有效地抗拒外行的浅薄干扰，以保障应有的审美趣味和专业标准。但是，仅仅语言上单项的敏锐和才能是远远不够的，它只是进入写作的门槛和必要条件之一。

诗歌是对本质的抒情并且在抒情中对本质的思辩：语言的本质、人的本质、现实的本质、宇宙的本质。在千变万化中去求那以应万变之不变。高境界的精神性写作，需要我们具备系统性的敏锐。既便我们一再强调对技艺的锤炼和对语言的发明，也须臾不可忘了此一事实：小爬虫的语言和技艺、与雄鹰的语言和技艺，毕竟有着天壤之别和云泥之判。

接下来，我有必要说明的是，当我收到从贵国发出的邀请函的当天，我就写好了一份受奖演讲稿，因为我被告知这份演讲稿要提前译成意大利文和英文，写成之后的篇幅大约有二三十分钟，这显然过于冗长了，我不得不将之舍弃。更严重的是，其中涉及到我的个人历史和我的国家的关系，我的一己之悲欢离合，我的微不足道的挫折、我的冤屈和苦难。这一切，即使有点儿价值，也更应当放到别的场合去呈现。在今天这样庄严的场合来表达这些，恐怕会对诸位构成冒犯，那将是很不礼貌的。我必须谨记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感谢，除了感谢，还是感谢。我是来领取一份荣誉的，我不是来诉苦的。

那么，我是不是突然变得过于温情了呢？难道我不可以温情了吗？如今，一切都那么美好！正如我被反复警示的那样，我应当更多地看到光明的一面和好的一面。我承认，一面是我的可爱的儿子俞古诺，一面是我美丽聪慧的妻子嘉树博士。我看着这两面，无论怎么看都没什么不好的。我必须守护着他们。我不允许他们受到任何威胁和伤害。如今，据群众反映，我也很好，我的国家也很好。据群众继续反映，一个很好的人生活在一个很好的国家，从好到好，好上加好，诸位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由于事关重大，我已经不再谈论我的个人历史。我只能揭露自身的光明面，天地之间，阳光普照，龙凤呈祥，暗香袭人，不再有任何冤假错案，遍地鲜花是唯一可以打扫的垃圾。

或许有人会问，我曾经继承的鲁迅先生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传统哪里去了？是的，我也在不断地问我自己。然而，向外的哀与怒，总是更容易的。就整个人类的传统而言，我深知，更优良的传统，是自我反思的传统，是苦难中救赎的传统，是爱的传统和感恩的传统，是尽可能有所贡献的传统。

请允许我再一次向授予了我荣誉的所有意大利有识之士表达我由衷的感激之情！在此，我有必要提及从未谋面的朋友white先生、以及我的老友谢天笑先生、黄运特先生、崔健先生和张泉女士，正是通过你们的真诚与热情，使得我的诗歌和我的名字，在只有少量译稿的情形下，首先在意大利得以传播开来。我为我们之间艰辛而持久的友谊深感骄傲！这也充分表明了我在国内外并非完全孤立的这一事实。

借此机会，也请允许我，向在我漫长的无声岁月中、以及所有岁月中，予我以任何形式的帮助和安慰的国内外人士，致以由衷的感激之情！许多年来直至今天，我一一地铭记着他们。正是这一切，构成了我的欢愉和幸福的隐秘源泉，也构成了人类的希望之光！

最后，深感愧疚的是，我还得浪费诸位一点时间。由于这个奖项，在我的神奇的国家，受到了一小撮心理阴暗的文艺小混混和小诗人的丑化与贬损，他们说这个奖项出身低贱，因其诞生于意大利司法系统，与监狱和囚徒密切相关，他们说这个奖项并无官方性质，这就已经等于在污蔑整个意大利国家了，难道说意大利的司法系统和监狱并非官方所属？而可以被任何民间组织或任何私人任意地支配或掌控？

他们见不得我开心也就罢了，但如此歪曲事实，是多么荒唐可笑。尽管这一奖项出身于司法系统，但又何以见得低贱？何况这一奖项，是经由代表意大利全体民意和最高权力机构的众议院提名并最终裁决，在颁给我之时，已经改变了其性质、品质、规格和规模，而迅速提升为一个国际文学大奖。恰恰由于其官方规格如此之高，我国的官方媒体照此理解，将它称之为意大利国家最高文学奖，又何尝不可？

当然，本着中华民族“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传统智慧，在我的自媒体发布中，从来也没有并且也不会出现“最高文学奖”这类字眼，而“历史最新但官方规格最高”却完全符合事实。质而言之，即使诺贝尔奖也不可能是世界最高奖项。人类的最高荣誉，只能源于个体良知、社会正义和创造力相结合的人格自身。

从严格意义上，恰恰由于监狱和囚徒这两个原始概念，无论从个体到人类，也无论从现实还是从隐喻角度，都使此一意味深长的奖项真切无误地指向了世界的困境与自由相冲突的最高况味。在此意义上，监狱与囚徒，已经不仅仅只是名词，同时也是动词和形容词，它们几乎拥有了全部词性，以便深刻地揭示世界真相，庄严而富于悲剧色彩。因此，出自我国某些人的某些弱智言论，丝毫贬损不了这一崇高奖项的价值与荣耀。结合我的个人历史，此一奖项，几乎就是一个遥远的国家出于良知与洞见而为我量身定制，同时也通过我，间接地向历史上与现实中所有与我相类似的思想者与行动者表达着关注、鼓励和敬意。我所欣慰的正在于此，人类必须经历并且超越监狱处境和囚徒身份，才可能真正抵达自由与安宁之境。

不再多说了，再次感谢诸位！

意大利众友祝贺诗人俞心樵先生获奖

《文学的理由》

高行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

 文/高行健

      自言自语可以说是文学的起点，藉语言而交流则在其次。人把感受与思考注入到语言中，通过书写而诉诸文字，成为文学。当其时，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甚至想不到有朝一日能得以发表，却还要写，也因为从这书写中就已经得到快感，获得补偿，有所慰藉。我的长篇小说《灵山》正是在我的那些已严守自我审查的作品却还遭到查禁之时著手的，纯然为了排遣内心的寂寞，为自己而写，并不指望有可能发表。

      回顾我的写作经历，可以说，文学就其根本乃是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书写其时便已得到肯定。文学首先诞生于作者自我满足的需要，有无社会效应则是作品完成之后的事，再说，这效应如何也不取决于作者的意愿。

       十年前（1990年），我结束费时七年写成的《灵山》之后，写了一篇短文，就主张这样一种文学：

     「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作家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著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为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大光荣。」

    「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系无非是精神上的一种交流，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往，只通过作品得以沟通。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双方都自觉自愿。因此，文学对于大众不负有甚么义务。」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称之为冷的文学。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抗这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为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这种文学的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满足。这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能出版，更别说造成甚么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的明星。这类作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里，埋头从事这种当时并不指望报偿的精神活动，不求社会的认可，只自得其乐。」

    「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让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学，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该是这个民族的悲哀。」

       我居然在有生之年，有幸得到瑞典文学院给予的这巨大的荣誉与奖赏，这也得力于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多年来不计报酬，不辞辛苦，翻译、出版、演出和评介我的作品，在此我就不一一致谢了，因为这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名单。 我还应该感谢的是法国接纳了我，在这个以文学与艺术为荣的国家，我既赢得了自由创作的条件，也有我的读者和观众。我有幸并非那么孤单，虽然从事的是一种相当孤独的写作。

 我在这里还要说的是，生活并不是庆典，这世界也并不都像一百八十年来未有过战争如此和平的瑞典，新来临的这世纪并没有因为经历过上世纪的那许多浩劫就此免疫。记忆无法像生物的基因那样可以遗传。拥有智能的人类并不聪明到足以吸取教训，人的智能甚至有可能恶性发作而危及到人自身的存在。

    人类并非一定从进步走向进步。历史，这里我不得不说到人类的文明史，文明并非是递进的。从欧洲中世纪的停滞到亚洲大陆近代的衰败与混乱乃至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杀人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并不随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就一定更趋文明。 以一种科学主义来解释历史，或是以建立在虚幻的辩证法上的历史观来演绎，都未能说明人的行为。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乌托邦的狂热和不断革命如今都尘埃落地，得以幸存的人难道不觉得苦涩？ 否定的否定并不一定达到肯定，革命并不就带来建树，对新世界的乌托邦以铲除旧世界作为前提，这种社会革命论也同样施加于文学，把这本是创造的园地变为战场，打倒前人，践踏文化传统，一切从零开始，唯新是好，文学的历史也被诠释为不断的颠覆。

    作家其实承担不了创世主的角色，也别自我膨胀为基督，弄得自己精神错乱变成狂人，也把现世变成幻觉，身外全成了炼狱，自然活不下去的。他人固然是地狱，这自我如果失控，何尝不也如此？弄得自己为未来当了祭品且不说，也要别人跟著牺牲。 这二十世纪的历史不必匆匆去作结论，倘若还陷入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的废墟里，这历史也是白写的，后人自会修正。

    作家也不是预言家，要紧的是活在当下，解除骗局，丢掉妄想，看清此时此刻，同时也审视自我。自我也一片混沌，在质疑这世界与他人的同时，不妨也回顾自己。灾难和压迫固然通常来自身外，而人自己的怯懦与慌乱也会加深痛苦，并给他人造成不幸。

       人类的行为如此费解，人对自身的认知尚难得清明，文学则不过是人对自身的观注，观审其时，多少萌发出一缕照亮自身的意识。

    文学并不旨在颠覆，而贵在发现和揭示鲜为人知或知之不多，或以为知道而其实不甚了了的这人世的真相。真实恐怕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

    这新世纪业已来临，新不新先不去说，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随同意识形态的崩溃大抵该结束了。笼罩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乌托邦的幻影已烟消云散，文学摆脱掉这样或那样的主义的束缚之后，还得回到人的生存困境上来，而人类生存的这基本困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也依然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这是个没有预言没有许诺的时代，我以为这倒不坏。作家作为先知和裁判的角色也该结束了，上一个世纪那许许多多的预言都成了骗局。对未来与其再去制造新的迷信，不如拭目以待。作家也不如回到见证人的地位，尽可能呈现真实。 这并非说要文学等同于纪实。要知道，实录证词提供的事实如此之少，并且往往掩盖住酿成事件的原因和动机。而文学触及到真实的时候，从人的内心到事件的过程都能揭示无遗，这便是文学拥有的力量，如果作家如此这般去展示人生存的真实状况而不胡编乱造的话。

    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这是文字游戏和写作技巧无法替代的。诚然，何谓真实也众说纷纭，而触及真实的方法也因人而异，但作家对人生的众生相是粉饰还是直陈无遗，却一眼便可看出。把真实与否变成对词义的思辨，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某种文学批评的事，这一类的原则和教条同文学创作并没有多大关系。

       对作家来说，面对真实与否，不仅仅是个创作方法的问题，同写作的态度也密切相关。笔下是否真实同时也意味下笔是否真诚，在这里，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作家并不承担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尽展示，同时也将自我袒裎无遗，连人内心的隐秘也如是呈现，真实之于文学，对作家来说，几乎等同于伦理，而且是文学至高无上的伦理。

    那怕是文学的虚构，在写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手下，也照样以呈现人生的真实为前提，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不朽之作的生命力所在。正因为如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永远也不会过时。

    文学并不只是对现实的摹写，它切入现实的表层，深深触及到现实的底蕴；它揭开假象，又高高凌驾于日常的表象之上，以宏观的视野来显示事态的来龙去脉。

    当然，文学也诉诸想像。然而，这种精神之旅并非胡说八道，脱离真实感受的想像，离开生活经验的根据去虚构，只能落得苍白无力。作者自己都不信服的作品也肯定打动不了读者。诚然，文学并非只诉诸日常生活的经验，作家也并不囿于亲身的经历，耳闻目睹以及在前人的文学作品中已经陈述过的，通过语言的载体也能化为自己的感受，这也是文学语言的魅力。

    如同咒语与祝福，语言拥有令人身心震荡的力量，语言的艺术便在于陈述者能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他人，而不仅仅是一种符号系统、一种语义建构，仅仅以语法结构而自行满足。如果忘了语言背后那说话的活人，对语义的演绎很容易变成智力游戏。 语言不只是概念与观念的载体，同时还触动感觉和直觉，这也是符号和信息无法取代活人的言语的缘故。在说出的词语的背后，说话人的意愿与动机，声调与情绪，仅仅靠词义与修辞是无法尽言的。文学语言的涵义得由活人出声说出来才充分得以体现，因而也诉诸听觉，不只以作为思维的工具而自行完成。人之需要语言也不仅仅是传达意义，同时是对自身存在的倾听和确认。

    这里，不妨借用笛卡儿的话，对作家而言，也可以说：我表述故我在。而作家这我，可以是作家本人，或等同于叙述者，或变成书中的人物，既可以是他，也可以是你，这叙述者主体又一分为三。主语人称的确定是表达感知的起点，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叙述方式。作家是在找寻他独特的叙述方式的过程中实现他的感知。

    我在小说中，以人称来取代通常的人物，又以我、你、他这样不同的人称来陈述或关注同一个主人公。而同一个人物用不同的人称来表述，造成的距离感也给演员的表演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内心的空间，我把不同人称的转换也引入到剧作法中。 小说或戏剧作品都没有也不可能写完，轻而易举去宣布某种文学和艺术样式的死亡也是一种虚妄。

    与人类文明同时诞生的语言有如生命，如此奇妙，拥有的表现力也没有穷尽，作家的工作就在于发现并开拓这语言蕴藏的潜能。作家不是造物主，他既铲除不了这个世界，那怕这世界已如此陈旧。他也无力建立甚么新的理想的世界，那怕这现实世界如此怪诞而非人的智力可以理解，但他确实可以多多少少作出些新鲜的表述，在前人说过的地方还有可说的，或是在前人说完了的地方才开始说。

    对文学的颠覆是一种文学革命的空话。文学没有死亡，作家也是打不倒的。每一个作家在书架上都有他的位置，只要还有读者来阅读，他就活了。一个作家如果能在人类已如此丰盛的文学库存里留得下一本日后还可读的书该是莫大的慰藉。

    然而，文学，不论就作者的写作而言，还是就读者阅读而言，都□在此时此刻得以实现，并从中得趣。为未来写作如果不是故作姿态，也是自欺欺人。文学为的是生者，而且是对生者这当下的肯定。这永恒的当下，对个体生命的确认，才是文学之为文学而不可动摇的理由，如果要为这偌大的自在也寻求一个理由的话。

 不把写作作为谋生的手段的时候，或是写得得趣而忘了为甚么写作和为谁写作之时，这写作才变得充分必要，非写不可，文学便应运而生。文学如此非功利，正是文学的本性。文学写作变成一种职业是现代社会的分工并不美妙的结果，对作家来说，是个十足的苦果。 尤其是现今面临的这时代，市场经济已无孔不入，书籍也成了商品。面对无边无际盲目的市场，别说孤零零一个作家，以往文学派别的结社和运动也无立足之地。作家要不屈从于市场的压力，不落到制作文化产品的起步以满足时兴的口味而写作的话，不得不自谋生路。文学并非是畅销书和排行榜，而影视传媒推崇的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作的是广告。写作的自由既不是恩赐的，也买不来，而首先来自作家自己内心的需要。

    说佛在你心中，不如说自由在心中，就看你用不用。你如果拿自由去换取别的甚么，自由这鸟儿就飞了，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作家所以不计报酬还写自己要写的，不仅是对自身的肯定，自然也是对社会的某种挑战。但这种挑战不是故作姿态，作家不必自我膨胀为英雄或斗士，再说英雄或斗士所以奋斗不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便是要建立一番功勋，那都是文学作品之外的事情。作家如果对社会也有所挑战，不过是一番言语，而且得寄托在他作品的人物和情境中，否则只能有损于文学。文学并非愤怒的呐喊，而且还不能把个人的愤慨变成控诉。作家个人的情感只有化解在作品中而成为文学，才经得起时间的损耗，长久活下去。

    因而，作家对社会的挑战不如说是作品在挑战。能经久不朽的作品当然是对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一个有力的回答。其人其事的喧嚣已荡然无存，唯有这作品中的声音还呼之即出，只要有读者还读的话。

    诚然，这种挑战改变不了社会，只不过是个人企图超越社会生态的一般限定，作出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姿态，但毕竟是多多少少不寻常的姿态，这也是做人的一点骄傲。人类的历史如果只由那不可知的规律左右，盲目的潮流来来去去，而听不到个人有些异样的声音，不免令人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正是对历史的补充。历史那巨大的规律不由分说施加于人之时，人也得留下自己的声音。

    人类不只有历史，也还留下了文学，这也是虚枉的人却也还保留的一点必要的自信。

    尊敬的院士们，我感谢你们把诺贝尔这奖给了文学，给了不回避人类的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而又不为政治效劳独立不移的文学。我感谢你们把这最有声誉的奖赏给了远离市场的炒作不受注意却值得一读的作品。同时，我也感谢瑞典文学院让我登上这举世注目的讲坛，听我这一席话，让一个脆弱的个人面对世界发出这一番通常未必能在公众传媒上听得到的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然而，我想，这大抵正是这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旨。谢谢诸位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崔健《一块红布》

崔健，1961年8月2日生于北京的朝鲜族家庭。中国摇滚乐歌手、词曲家、导演、演员、编剧，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父”。 1984年，崔健成立七合板乐队，出版首张专辑《浪子归》 。

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演唱了《一无所有》。1988年1月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办第一次个人演唱会。1989年2月崔健创作并完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3月崔健在北展举办“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个唱。 

1991年10月其独立完成的电视音乐片《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在美国荣获MTV“观众最喜爱的亚洲歌手”及“全球十大青年艺术家”称号。1993年，崔健和张元合作拍摄了实验性影片《北京杂种》。1995年，崔健带着专辑《红旗下的蛋》到美国旧金山、波士顿和纽约举办巡回演出。

2005年，京文唱片发行中国首张真正意义上的致敬专辑《谁是崔健》。2009年10月，崔健在中国网文化栏目推出的“新中国60年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物网络评选”中以16万票名列歌手榜单第6位 。

2014年10月17日崔健执导的故事片电影《蓝色骨头》在内地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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