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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与任汉中对话录（一）

王旭：任老师上午好！

任汉中：王旭好！首先，我得声明，我们的聊天不是“名家访谈”，因为我不是名家，也不想做名家；也不是师生之间的对话，虽然你是我的学生，但那已是过去完成时态了。我不习惯低头与人交流，也不习惯仰头与人交流，这样对我来说，都很累。我们今天的谈话如北京人所说的“侃大山”，或者是四川人的“摆龙门阵”，咱武汉人的“瞎扯”，如何？

王旭：聊天时间从上午九点开始，十二点结束！大体内容分三个部分：一、介绍您的基本情况（包括经历和学术研究）；二、根据您的第一部分介绍谈您对档案学的认识、学科走势的分析（重点部分）；三、讨论为人做事的风格。时间分布大体是20分钟、120分钟、40分钟。

任汉中：今天是我从事档案工作28周年的纪念日，这也是我答应和你聊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这种方式度过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在这28年里，正好一半对一半，14年从事档案实际工作，档案局馆的各个工作岗位我都轮了一遍，后14年从事档案教育工作，主要承担档案学基础课程的教学任务。前一阶段建立了我的档案理念，后一阶段培育了我的学术素养和良知，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经历。

王旭：我太幸福了，在您这个日子里，我邀到了您！

任汉中：从你当学生开始，我们之间的对话其实一直在进行，今天只是换了个方式而已，应该更随意吧。

王旭：我一直都是随意地，您一见面就说这不是“名家访谈”，是平等的对话，这也是对我长期以来师生关系状态观念的颠覆嘛。据我了解，任老师您在博客中说，您是“童工”，您稍作解释吧！

任汉中：哈哈！这是题外话了。我简单说一下吧。我是生在困难时期，学在文革时期，长在下放时期，下放农村时还不到年龄，是提前下放的，按现在的看法，应该是童工了。

王旭：您是如何从档案工作干起的，在工作中经历了哪些事让您记忆深刻？

任汉中：我不是档案科班出身，也没有档案学的学历。我是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档案部门的，用许多档案专业学生的话来说，是被调剂的。但由于我接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具有基本的学习和思维方法，在经过了几次培训后，并自学了档案学的五门课程，很快便成为了单位的业务骨干。由于当时档案局馆的人很少，也给了我许多的锻炼机会，使我能较全面地掌握档案工作的各项基本技能，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了档案工作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面向基层，面向实际，这在我后来的档案学研究中有着深深地烙印。在档案馆工作后，就我一个年轻人，我什么都干，值班我包了，打开水，打扫，帮同事灌煤气，大家也都对我很好。记得往年过年，食堂不开火，我在同事家混饭一直混到月半。特别是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馆长，是他影响了我一生，他很有文化，刻苦钻研，在业务上很有造诣，是他手把手地将我引进了档案的大门，可惜他英年早逝，为了缅怀他，我在《档案工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为初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融入一个集体，并得到大家的关爱，还有一个好的老师引导，这对于他的成长是很重要的。有幸的是，我都遇上了。我非常感谢和怀念他们。

王旭：您认为档案馆经费难以保障的因素有哪些？

任汉中：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应该是体制问题，也许是老生常谈，但却是实情。档案体制是国家供养的，所有经费都要从财政中支出，而国家建设需要钱的地方很多，对于档案的投入不可能太多，由于经费来源的渠道狭窄而单一，捉襟见肘是必然的。其次是，我们自己的贡献太小，社会影响面不大，我在档案馆工作时，曾经进行过一次统计调查，平均每调一卷，需要花费15元钱，档案馆不管效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也影响了政府加大投入的信心。在西方国家，档案馆的类型很多，并不是政府包办，也有一些非政府的档案机构，他们的运行靠的是社会投入。如美国的家谱协会、胡佛研究所等，都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资金来源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王旭：是不是这种“穷”路会走到底，作为档案工作者难道都是圣人，没钱干的事，大伙有心情干下去吗？

任汉中：穷是相对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标准。现在档案馆的投入已经比我们那时强多了。对于档案馆来说，缺钱是永恒的话题。当年，我的一位局长就曾说过：档案馆就唱的是一出老戏——“三事愁”，即“人、财、物”，二十多年过去了，这出老戏还在唱。也许没有闭幕的时候，我们不能老这样唱下去吧，总得做点事、想点办法吧。“等、靠、要”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毛病，也该换换思维方式了。

王旭：在档案局的时候和在学校的前后时期内，请您谈谈您对“档案”的认识的思想变化情况！

任汉中：从实际工作领域转行到大学教学岗位，在别的学科，也许会有巨大的落差，会有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而档案学本身是具有较强实践性的学科，我的转型似乎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因为在这之前，我每年都要对档案员进行培训，还是电大档案专业的兼职教师，站在讲台上一点也不生疏，而理论方面的欠缺却是无法掩饰的。于是，我申请出外进修，并得到了学校的支持，从而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成为了档案系的第一位访问学者。在冯惠玲老师的指导下，我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档案文化研究。围绕这一研究方向，我开始广泛而系统地阅览古今中外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在这一年中所读的书要比我大学期间所读的书要多上几倍，这才初步打下了我的理论基础，在这基础上我完成了《中国档案文化概论》的写作，并在一年后出版。以这为标志，我结束了过去就事论事，打一枪换个地方的研究方法，开始系统深入的从事档案学研究。从而完成了从实际工作者到理论工作者的角色转型。

档案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伴随着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档案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类社会生活必需品，“不可一日无也”；档案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在现代社会中，档案的社会功能日益地显现出来，也使得档案从其它相近的事物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特的事物，从而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这才构成了档案学。任何试图再次模糊档案与其它事物的界限的理论研究，都是一种倒退。这并不是我们出于对档案学的偏爱而做出堂吉诃德式的坚持，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档案局期间对档案的认识是感性的，而从教后对档案的认识逐步走向了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