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有个很流行的词“万元户”。

改革开放初期，如果一个人的身家能达到1万元人民币，那就是那个时代富豪的标志，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千万元户！

当时普通大学毕业后，月工资也就是56元，一个普通工人36元，但一个高级工人的工资也可以超过100元，而当时的高干也就是150多元（13级，大概就是正局级）。1万元等于一个13级高干66月的工资，相当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178个月的工资。

所以“万元户”就是吃香的喝辣的象征，但跟学历没有关系，多数都是指农村发财了的人。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参加工作两年后，也成了万元户。跟倒卖农村的商品没有关系，而是出国留学，靠留学我成了“万元户”！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西方世界一看老大点头了，大家马上动身，纷纷前往中国来建交。

日本跑得最快，在1972年当年4月份就跟中国抢先建交，于是成为西方国家最先得到中国认可的友好国家，而且开始了中日长达十多年的蜜月期。

西德也不慢，不仅建交，而且主动开展与中国的友好交往。当时东西德没有合并，这里说的德国是指西德，正式称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上图：1982年，西德总统卡斯滕斯访华。）

当时有个西德有个总统叫“卡斯滕斯”，1980年前后，他要到中国来访问，他想给中国政府和人民带个礼物，带什么好呢？他申请了1200万马克，按照当时的汇率等于840万人民币。这个数字在当时可不小，一笔大钱。这笔钱并不是交给中国财政部，而是留在德国财政部。这笔钱专款专用，专门为中国培养“市场经济专用人才”。因为西德人知道，当时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但是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也没有这方面的教材和老师。要搞系统培养周期太长，德国方面希望能从中国企业里抽调出一批有文化的人，让他们学习德语，然后去德国学院理论培训，并且到德国企业现场实习，尽量快速培训一批可以马上上岗的现代管理人才。短期可以让这些人熟悉西德市场运作，长期这些人就会成为中德合作的重要桥梁，甚至成为“德国问题专家”。

我非常有幸被单位推荐成为了一名候选人！

（上图：本文作者李炜年轻时的照片。） 

80年代初，社会风气很正，腐败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绝大多数人都刚刚从紧张的“阶级斗争”社会走出来，大家还不认识腐败。所以，我被单位推荐完全是公事公办，不需要走一点点儿后门。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叫“中国第五机械工业部外事局”，我所在的处室叫办公室，虽然叫办公室，其实所有秘书，人力资源，科技交流，后勤，海内外分支机构等工作全部在这里，一个人要管很多完全不同的事情。

当时，国家得到德国政府提供的这个培训计划后，委托国家经委来组织，经委组织从全国各地工厂企业招收了17个工程师，集中给他们办了个学习班，学习德语，大约培训了1年。我没有参加这些国内的培训，因为我懂德文，我上大学学的就是德文。

我所在的部门也得到了1个指标，而我刚刚分配到这里上班仅仅两周。那年头在机关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用墩布墩地，然后用暖壶打水，我也不例外，上班头几天都是熟悉这些清洁工作，只想老老实实做一颗闪闪发亮的“螺丝钉”，没有任何奢望，因为北京这个城市我不熟悉，在“五机部”我也不认识任何人。

我一个新人为什么会被选上去德国留学呢？

我估计，当时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分管科技交流的张荣轩女士，她得到了国家经委分配给我们部的一个去德国学习企业管理的指标，然后，她请示了卢君强处长，处长又请示了局长，大家商量后决定把这个指标留在局里自己消化。而局里学习过德语的人就有四个，我在这四个人中年纪最小，20多岁，而且懂些经济，因为我上学的学校叫“北京外贸学院”，外贸也算是经济这一家族的吧？因为机械部的人多数是学习机械的，就是外语也多是围绕工业资料和情报内容，没有多少跟经济有关。

在没有腐败的年代里，决定事情就这么简单：选个年轻的，懂德文，懂经济的人，就可以了。

我大概就这样选中了，这是在我上班后第二个星期发生的事情。

这天，卢处长叫我到他办公室去，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他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去西德学习，你有没有困难？”

我一愣，“困难？”我大喘一口气，马上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困难。”

卢处长说：“好吧，你去找张荣轩谈谈具体的准备内容，以及准备一下服装。”

“准备服装？”一开始，我没有搞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国家比较困难，普通人只买得起布衣，买不起毛料衣服。但是出国人员可以领置装费，短期和长期出国人的置装费用标准不一样。临时出国的人，可以到外事局去借衣服穿，比如西装，或者中山装，主要材料好，基本上都是华达呢的毛料，也有夏装的凡尔丁毛料。这些都是原来出国人员回来交上来的衣服。所以，毛料衣服基本上是道具服装，用完要还，用的时候要借。但是，长期出国超过一年的就可以领非常可观的置装费，去热带和去寒带费用不一样，德国在北半球，属于寒带，所以费用是最多的！

当年我一个月的工资是40多元人民币，而我可以领到800元的置装费！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大的一笔钱。要知道，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我所在的农村是个富裕的农村，一年分红不过也就是70元人民币，分摊到每个月不过6元人民币，现在我居然一次就可以领到800元，发达了！

当然，这只是万元户路上的第一步，而且，我领到的是一张支票，不是现金，并且只能在指定的商店去做衣服，这个商店就是赫赫有名的“红都”服装店！在北京东四十字路口的东南角附近，这个店今天还在那里。

（上图：北京红都服装公司。）

“红都”之所以有名，因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都在这里做衣服，当时我去的时候就看到里面陈列着国家领导人戴过的同款帽子。

当我把外事局的介绍信和支票拿出来后，“红都”的师傅说：“这么多钱啊，你能做很多很多的衣服。”

我说：“师傅，我没有出过国，不知道都需要什么衣服，你能不能给个建议，按照这个银子的数量给个规划？”

师傅问我要去哪个国家，我说“西德。”

师傅就开始考虑，来个这个，再来个那个，这个用这种材料，那个用那种材料。

你都想不到，最后这800元人民币买了多少东西：一个雪花呢大衣，一套蓝色华达呢西装（马甲，两条裤子），一套浅灰色华达呢西装（马甲，两条裤子），一套铁灰色毛的确良中山装，两件白色衬衣。

（上图左一为本文作者李炜，下文所指的“浅灰色西服”就是他身上这一套。）

这些衣服现在都找不到了，但是其中那套浅灰色的西服却创造了一段传奇故事。

世界最大的公路建设工程机械公司的创始人叫维特根（Wirtgen）,他是个德国人，80年代初他陪同德国议员施瓦茨先生来中国访问，我是他们的翻译。当时他才30多岁，他看到我穿的浅灰色西服样式比较老土，他非要把他身上的西服给我。他那西服的款比较现代化，袖子比较紧凑，不像我的西服比较宽松。

       （上图：1980年代，李炜与德国议员施瓦茨。）

我害怕违反外事纪律，私自收受外国人给的礼物，推让半天，但他执意要送我。

最后，我的小脑灯泡一亮“！”想出一个办法，要求跟他交换西服，维特根先生非常不愿意。我说：“你不收我的，我就无法收你的，否则我将违反纪律！”

（上图李炜左手边即为维特根，Wirtgen。）

他最后无可奈何的收下了我的浅灰色西服，我也收下了他给我的西服。

我现在想，估计他把我的西服最后不知道捐给哪个非洲国家了。

我后来到德国学习还专门去看他，可惜他英年早逝，他创立的企业现在由他儿子继承，据说是全世界这个行业的老大，市场份额有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