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才第一次读到北岛和顾城的诗，一本《五人诗选》。没想到其时北岛已经流亡海外，在欧洲重新办起了《今天》。那时北岛反叛的气质非常吸引人（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把遇罗克的形象与他搞混了），我最喜欢他的诗除了写给遇罗克的献诗之外就是是一句“路啊路，飘满红罂粟”；顾城江河舒婷，都不太触动我，至于杨炼则是不明但觉厉，大组诗叫人仰止。年轻人赶时髦，九十年代里我的阅读很快跳到比他们稍微年轻的柏桦、欧阳江河、张枣、萧开愚、陈东东和郑单衣等人的诗那里去了——但还是一本本从一个文学少女手中借到的海外《今天》让我读到他们的新作。相对于他们的前辈，他们的诗有那个年代的怪诞和阴冷，更迷倒一个惨绿少年。

但那个时期的《今天》最爱读的，还是高尔泰《寻找家园》回忆录的连载，不时让莫高窟的风沙与飞天包围南方枯燥城市的自己，思接渺茫。在那个野蛮时代，一个诗人学者的韬光养晦也不能自保，幸而艺术给予他最终的救赎，在那些枯寂的洞窟而不是身边道路以目的人身上，他知道了幸福真义。一如王尔德的名言：我们都活在阴沟里，可是有些人却仰望星辰。

小说里印象最深刻的则是非小说家写的小说，第一是建筑家刘家琨的《明月构想》，一部以乌托邦建筑为主角的小说，间以历史的反讽，在伪乌托邦时代，真正的乌托邦构思者与罪人无异，然而他的失败比那些伪乌托邦执行者的成功美丽，多年后在微博上偶遇刘家琨说起，他也意外竟然有人记得这个中篇。

1997年移居香港，终于可以看到被禁止的那个北岛，《在天涯》、《午夜歌手》、《零度以上的风景线》一口气都看了，反叛的核心渐渐收紧，有的诗句有着白矮星的质量，落字俭省，偶尔会令人想起另一个吝啬字词的诗人策兰。

《今天》继续通过不同的管道来到我手上，那个时期的《今天》，青春新锐的气息有所加强，我最大的发现，是一个叫康赫的人写的古怪小说，他不按常理走笔，听任文字与场景放肆地引领他的敍事，小说里面那个腐朽世界因而鲜活，在有限的言辞中枝蔓横生，而且他一点都不忌讳炫技，艺高人胆大，读得人刺激过瘾。此人2001年与我在北京一见如故，喝酒无数，我还成了第一个读完他的长篇小说《斯巴达》的人。诗人里我的另类发现是成都的唐丹鸿，女性特有的感官凌厉直逼 Dylan Thomas ，血肉有情之品，分不清语言的实验还是生活的实验所致。

其他第一次在《今天》读到还有丁丽英、宋逖、朱朱、杨小滨、孟明等不常见的诗人，做了差不多十年《今天》和“今天”诗人们的读者后，我也跃跃欲试想超越这个身份。忘了是从陈东东还是黄灿然那里要到了张枣和宋琳的地址，上个世纪末、我终于把诗稿分别寄去了德国和阿根廷，我不知道张枣已经回国，而宋琳成为我那时的伯乐，开始陆续在《今天》发表我的诗作和诗论。我于是诚惶诚恐又骄傲地，加入了上述全部这些我喜欢的汉语作者的队列，在《今天》，为汉语的今天与明天写作。数年后，北岛来到香港，他邀请我加入《今天》成为诗歌编辑，我得以用另一种方式还谢这本超出杂志意义的杂志给我的滋养，这是后话，作为作者和编者，我回忆的资格尚浅，就留待下一个纪念日再说了。

作者：廖伟棠

题图：Man Reading，Georges Lemmen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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