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宋方金  （编剧）

新媒体编辑：田偲妮

本文图片由鼓楼西剧场提供 摄影：李晏

曾是电视剧版《一句顶一万句》（电视剧名：《为了一句话》辛柏青、李雪健、朱媛媛领衔主演）编剧的宋方金，在看完话剧版后写下下面的感想。

此书之大，首先大在结构。该书分两部分：出延津记、回延津记。出走与回归是人类的永恒主题，选择这个主题意味着刘震云的创作进入了文学的腹地。

其次大在人物。全书上百个人物，而且全是小人物。刘震云通过人物的小，呈现了作品的大，这部大书，是刘震云数十年创作集大成之作。我在改编电视剧时，只选择了上半部分，导演刘雨霖将其拍成电影的时候，则只截取了下半部分，而牟森选择了全本。

在话剧筹备的时候，牟森问刘震云，中原是什么。刘震云脱口而出：中原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是人面对苦难、寂寞、孤独、痛苦的态度。

在上半部出延津记中，杨百顺变成杨摩西，又变成吴摩西，最后变成他小时候景仰的一个喊丧人的名字：罗长礼。

小说中两个意味深长的意象都被牟森敏锐地捕捉到了舞台上，一个就是喊丧，另一个是喷空。

喊丧，是挽留与缅怀。喷空，是倾诉与呐喊。舞台十六名演员，完成了对六十多个人物的“喊丧”与“喷空“。

《一句顶一万句》的首演定在国家大剧院，舞台布景恢宏而简洁，暗合了小说的结构和风格。表现形式则自由而统一，跟小说的线性叙述形成了悖反。

自由，指的是牟森把时间压缩在了空间里，这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手法，所有人物因为没有了“时间”，从而拥有了“心灵表达时间”，话语冲出了喉咙。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是“因的果”，人物按因果关系走，展望无尽岁月，话剧则变成了“果的因”，回望似水流年。

我们常说：菩萨畏因，凡人惧果。说的是人性和神性的一体两面。小说是沉潜的，有涡流和潜流，而话剧是彰显的，是波峰和浪谷，它把小说中隐蔽的从人性走向神性的线索清晰地呈现在了银幕上。

统一，指的是牟森运用了歌队。

歌队是西方戏剧的产物，这一次，牟森把它搬到了东方故事中，搬到了中原人民中间。在这里，歌队参与叙事，也参与抒情。也可以说，歌队的叙事，就是抒情。

歌队，使这部话剧得以统一的决定性力量。这里还有一个统一，就是牟森和刘震云的统一。当剧中人物开口，我发现，牟森竟然对刘震云的台词只字未改。这使得刘震云原作中的幽默和悲凉水银泻地一样倾泻在了舞台上。

以及一些细节的处理。刘震云在小说中写了一个爱讲理的人，别人怕他，不是怕他不讲理，是怕他讲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牟森导演的处理是，首先从形体上找了一个瘸腿的外形，当这个人一瘸一拐走向舞台中央的时候，歌队集体一瘸一拐，使得讲理的“毛骨悚然”呼之欲出。这是一个杰出导演才能有的手艺。此类处理，在舞台上比比皆是。

两个遗憾。

一个是叙述视角。剧中实际上有三个视角：弥留之际的曹青娥、出延津的杨百顺、回延津的牛爱国。曹青娥的视角没有很好地统一杨百顺和牛爱国。很多时候，她的声音是突兀的。于是在调度上，曹青娥的上下也显割裂。

另外一个是口音。目前使用了方言。但其实牟森导演让演员们用的是所谓的“话剧腔”，跟地方口音感觉有些冲突。

看完话剧出来的时候，北京还下着雨。我写了一条朋友圈：昨天晚上穿过北京的雨帘去看话剧《一句顶一万句》，跟着《一句顶一万句》又穿过了中原，穿过了陕西、河北、山西、甘肃，穿过了一片片中国苍茫心事。那是不停的脚步、难言的泪水、可诉的温暖。是撕裂，是呐喊。在出走与返回之间，在说得着话和说不着话之间，人的奔命抵达了宿命。第二天一觉醒来，看见刘震云老师发了一条朋友圈：动人心魄。 肺腑之言的力量。 戏剧的力量。牟森的力量。

虽然牟森导演认为《一句顶一万句》不是写孤独，而是写寂寞。但我还是认为这部书是写孤独的。是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的孤独。

人类本质上是孤独的——生灵孤独。这样一部书，被搬上舞台，是值得的，是长久的。最后，以我给刘震云老师的留言结束：此剧，将长演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