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曹米糯

终于读完了白先勇先生的《孽子》，前后不过两日。然而，从我对这个故事产生兴趣，到买书，再到最终认认真真地通读全篇，却间隔了大概十年之久。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自己从来都没有做好承受整个故事的准备吧。而从《孽子》正式连载的1977年算起，这部时至今日依然极具现实意义的作品已经诞生了整整40年。

▲大学时的白先勇

但凡对白先勇作品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孽子》描写的是男同性恋群体。可是（转折啦）如果你以为这本书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断背山》，那就大错特错了；《孽子》的主人公们其实是少数同性恋群体中更为少数的群体——Money Boy——说白了就是赚男人钱的男人。可是（又转折啦）如果你以为白先勇只是借边缘题材满足主流社会的猎奇与窥视心理，那又大错特错了；《孽子》并没有卖弄情色，甚至没有对主人公懵懵懂懂的性倾向多加笔墨，整部小说最打动我的地方其实是那些有关青春的书写，年龄、性别、性倾向统统不是问题，只要经历过青春，你很难不被这个故事感染。

白先勇有言在先，《孽子》是“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犹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的。书中的四位主人公无一不是被主流世界边缘化的“问题少年”——不健全的原生家庭、复杂的成长环境、不被认可的性倾向、毫无方向感的未来——这些本应沐浴着花季阳光的男孩们，真正面对的却是无尽的冷漠、暴戾、黑暗、孤独。

李青但凡遇见年纪小一点的孩子，便会深深忆起已经夭折的弟娃；小玉对日本念念不忘，无非是想找寻自己的亲生父亲；吴敏会爱上浴室浴缸，因为他自小流浪从没租住过自带洗浴设施的房间；人如其名一般卑贱的“老鼠”，连吃一顿广东茶点都会满心欢喜引以为傲。这些家庭与社会的“弃儿们”不被理解、不被尊重，没有人在乎他们是死是活、是堕落是腐烂。但，他们也都是有血有肉的、有情有性的个体啊！他们也会开心、也会痛苦、也会反抗、也会热爱啊！而且，他们的反抗比普通人的反抗更强烈，他们的热爱比普通人的热爱更澎湃！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孽子》，封面取自台湾画家顾福生的画作。

《孽子》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优缺点几乎同样明显。全书统共四章，可以泾渭分明地分为两大部分——被家庭与社会放逐的青春 & 在成长中寻求和解的青春。前者直白、大胆、生动、残酷，绝望中又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力量；后者试图在家庭与个体、前现代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可惜太过一厢情愿，效果未达预期。但我理解白先勇的良苦用心，他出身于伊斯兰教家庭，自小深受儒家与传统文化影响，后来就读过教会学校，再后来又亲近佛教。在《孽子》的后半部分，他以儒家的“中庸”、佛家的“慈悲”、西方宗教的“救赎”竭尽所能地化解着两代人的矛盾，也许略显突兀，也许落入了说教的窠臼，但说到底，终归是理想主义之心未泯。

也有评论认为这是作者乐观情绪的体现，而这份“乐观”并不是毫无根由的。白先勇1962年移居美国，见证了如火如荼的人权运动与性解放运动；1973年，美国心理学协会与美国精神医学会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系统中删除，标志着主流社会对性少数群体全新认知的开始。算上资料搜集与整体构思的时间，《孽子》从1977年开始连载，不能不说是受到了这些历史事件的影响。

▲2003年剧集版《孽子》曾斩获台湾金钟奖多项大奖。导演曹瑞原，配乐范宗沛，主演范植伟、金勤、张孝全、庹宗华、马志翔、金士杰、杨祐宁、还有一闪而过的陈柏霖，这卡司现在看来也算是超豪华了。

我不清楚这本无论题材还是写作手法都相当“劲爆”的小说当年在华语文坛荡起过怎样的涟漪，我只知道《孽子》的单行本1983年首版发行，1986年首次被搬上大银幕，1987年首次进入大陆，2003年由台湾公视改编为剧集，2014年同名舞台剧公演……换句话说，这部作品几十年来从未远离过我们的视线。

坦白讲，我对2003年剧集版《孽子》的部分改编并不满意，比如：剧中淡化了主角们的MB身份（大概是为了减轻道德困扰），弱化了主角们的辛酸经历，并且加入了龙子母与阿凤交心、傅老爷子与李青父长谈之类的八点档剧情。全剧在原著的基础上加大了感情戏的分量，甚至通过重塑老周之类的角色，进一步表现出性少数群体的难言与悲哀。剧集比小说更加强调和解是毋庸置疑的，只可惜方式并没有进步，反而倾向保守（比如缺乏个体权益或多元性的探讨、一味强调传统家庭观念等等）。尽管如此，能够通过电视这种更为普及的媒介关注性少数群体，而不是删删减减甚至一纸禁令，无论如何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2003年剧集版《孽子》中复原的六七十年代的台湾

除了“青春”与“和解”，《孽子》对大时代的描写也可谓入木三分。书中的具体时间点大致在民国四十七年（即1958年）至民国五十九年（即1970年）之间，但实际辐射到的时间范围却可以扩展至1949年甚至更早，彼时社会之动荡、人心之惶惶都在小说中有所展现。《孽子》中的台湾，大概是我目前读到过的最破败、最污秽、最肮脏、最苟且的台湾——穷街、陋巷、阴沟，不堪入目；本地人、外省人、异乡人，鱼龙混杂。如果说李青吴敏们是被社会遗弃的孩子，那这些离乡背井无靠无依的成年人又何尝不是被历史、被宏大叙事遗弃的子嗣呢？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难解的困惑与不安，令成年人将生活的压力、未竟的理想统统转嫁在下一代身上，这也促成了《孽子》的另一大主题——反父权，或者换一个程度稍弱的说法，挑战父权。说《孽子》没有参考过白先勇的个人经历是不可信的，从小说中不少于三个的军人或高官家庭，到龙子孤身一人被放逐美国，很多细节都难免令人联想，在这种情况下，白先勇对书中父子关系的处理，自然多了几分耐人寻味。

尽管《孽子》（尤其是后半部分）表现出了作者对父辈一代极大的理解与克制，但主角李青终究还是没有再回到父亲身边，书中的解释是，儿子“绝对无法再面对父亲那张悲痛得令人心折的面容”。问题是，消极逃避以及对自我的探寻，本身也意味着决绝的反叛。同理，书中那几位或出逃或选择做单亲妈妈的女性角色，也是对父权、对男权、对保守观念的极大挑战，甚至连整部小说的名字——孽子——都充满了自我毁灭式的反抗精神。

▲那一群无所依归的、被唤作“畜生”“贱货”“人妖”的孽子们

十年前读完《孽子》我也一定会被打动，但恐怕很难会像此时此刻体会到、理解到这么多，因为这十年的时间里，社会思潮的进步与倒退同样明显。至于十年后这本书又会提供给我们怎样“意想不到”的视角，是更加乐观还是更加悲观，是积极面对还是继续逃避，只能拭目以待了。这也许就是经典作品的价值吧，它让人们看到自我，也看到社会，看到过去，也看到未来。

▌附：2003年剧集版《孽子》原声配乐之“杨柳”，大提琴与钢琴的组合，令情怀与年代色彩一发而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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