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戒日王研究》出版(附:前言)-中古史研究資訊-八卦帝

张远《戒日王研究》出版(附:前言)

中古史研究資訊内地男星 2018-08-28 00:05:10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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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远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18-4
定价: 149.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20125642

作者簡介

張遠出生北京，祖籍湖北，2013年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北京大學英語系學士（2006），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系碩士（2009），北京大學南亞系博士（2013），哈佛大學南亞系聯合培養博士生、訪問學者（2011-2012，2015）。研究興趣為印度古典文學、梵語戲劇、中印交流史。承擔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隊伍建設”課題《戒日王戲劇翻譯與研究》，在國內外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譯文、隨筆數十篇。

戒日王研究：學術價值與方法（代前言）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①]顧頡剛先生認為，所謂“不足征”，指史料；所謂“吾能言”，指傳說。[②]印度歷史難於考察，正是由於“失之文獻，收之傳言”。戒日王研究，既在某種程度上符合這一規律，又是一個獨特的例外。

戒日王（590-647）是印度歷史上的著名君王，梵語戲劇史上的傑出劇作家，也是中印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位四十餘年，建立強大的戒日帝國，奉行自由的宗教政策，促進文學藝術的繁榮。戒日王留下六件銘文、三部梵劇，是波那所撰歷史傳記小說《戒日王傳》的主人公，在印度銘文和梵語文論中被一再提及。不僅如此，他在中印物質文化交流中也貢獻卓著。玄奘西遊，適逢其盛世；王玄策、蔣師仁訪印，遭遇他崩殂。戒日王與唐太宗頻繁互遣使臣，書寫了中印官方往來的重要記錄。在玄奘的求法紀行和漢地的官修史書中都留下了有關戒日王的記載。所有這些使得戒日王成為印度古典時期獨一無二的史料“豐富”的國王。

對於這樣一位集政治、歷史、宗教、文學於一身，與中國密切相關又富於傳奇色彩的人物，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無疑非常必要。研究七世紀印度、中國和中印交流的學者都在努力用現存文獻還原戒日王朝的歷史真實。考威爾（E. B. Cowell）和湯瑪斯（F. W. Thomas）早在1897年就將波那的《戒日王傳》譯成英文[③]；戒日王三部梵劇的西文譯本相繼問世（參見本書第一章《導論》第2節《梵語史料》中的《戒日王三部梵劇》）；吳曉玲在1956年將《龍喜記》譯成中文[④]；1970年，提婆胡蒂（D. Devahuti）的《戒日王：政治研究》（Harsha: A Political Study）[⑤]和夏爾馬（BaijnathSharma）的《戒日王和他的時代》（Harṣa andHis Times）[⑥]出版；1976年，另一本名為《戒日王和他的時代》（Harsha and His Times）[⑦]的專著問世；1985年，季羨林先生在《大唐西域記校注》前言和注釋部分收集了一些與戒日王相關的史料並討論到相關問題[⑧]；1986年，S·R·戈亞爾（Śrī Rāma Goyal）撰寫的專著《戒日王和佛教》（Harsha and Buddhism）[⑨]出版；2006年，尚卡爾·戈亞爾（ShankarGoyal）出版了研究戒日王的新作《戒日王：跨學科政治研究》（Harsha: AMultidisciplinary Political Study）[⑩]。此外，在研究印度古代歷史和文學的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戒日王及其時代。

本書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借助梵、漢等原始史料，最大限度地發揮筆者作為中國學者和梵文學者的雙重優勢，採用（一）跨學科研究、（二）“文史互證”、（三）文獻研究與闡釋並舉的方法，全面、系統、細緻、深入地考察戒日王及戒日王朝，力圖將這一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學科的交叉融合是當今學術發展的大方向。戒日王研究正是一個充分交叉融合的研究領域，涉及印度學、文獻學、語言學、古文書學、歷史、政治、軍事、外交、文學、文化、宗教、社會、哲學、藝術、地理、考古等諸多學科，意義重大又極富挑戰，要求研究者在運用傳統史學研究法的同時調動各個方面的知識和能力，運用不同領域的研究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地“直擊”和“圍獵”戒日王這一主題。

“文史互證”（或稱“詩史互證”）的方法，雖以陳寅恪先生為典範並已成功運用在中國古代文史的研究之中，但是在印度歷史和中印交流史的研究領域卻少有使用——或因印度“文獻不足”；或因印度龐大的神話傳說體系湮沒了歷史的軌跡，“能言”卻“不能征”。中國古代文學常常以文載道，詠物言志；印度的文學作品則常常充滿神話想像，遠離歷史真相——既非憂國憂民的詩史，亦非雅俗共賞的樂府。然而，當我們剝離了印度文學的虛構元素，依然會發現部分真實隱匿其中——印度文學同樣能夠反映印度現實，同樣可以作為“文史互證”的前提。戒日王的文學創作，又與印度其他文學作品不同。戒日王或許不是最優秀的梵劇作家，然而其兼具帝王和文人的身份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戒日王既有波那作傳，又有梵劇、銘文傳世，還因與中國的密切交往數見於漢語史料。文學作品和歷史文獻共同勾勒出戒日王朝的基本事實，使“文史互證”成為可能。本書嘗試通過解讀戒日王梵劇和波那《戒日王傳》等文學作品，從跨學科的視野和“文史互證”的角度印證和補充戒日王史料，從而豐富中印文學、文化、歷史的研究成果。例如《戒日王傳》與《西域記》等史料互證；戒日王宮廷喜劇與講述七世紀印度宮廷生活的史料互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文學作品為歷史事實提供史料依據的同時，歷史也為文學創作提供素材。例如《妙容傳》中“幻化大火”的情節，來自薩他泥濕伐羅國“深閑幻術，高尚異能”^{^[11]}的傳統；而“幻化大火”，又為曲女城法會上的“寶台失火”提供了靈感和旁證。^{^[12]}又如戒日王的宮廷喜劇，既取材於政治聯姻的史實，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印度社會政治聯姻的現狀。（參見本書第八章《戒日王的文學創作》第3節《戒日王宮廷喜劇與政治聯姻》）

史料的校勘翻譯和考證研究是科學主義的標誌，備受十九、二十世紀學術界的推崇。現代學術研究的重心向闡釋偏移。在學科交叉融合的大背景之下，文獻研究與闡釋並舉必將成為學術發展的另一趨勢。從懷疑主義、不可知論的角度，歷史真實與文獻記載的史實是兩個難以重合的層次；然而，追尋哲學上的確定性又是人類的本能需求。我們或許永遠無法走近真實的戒日王，但我們至少可以從現有的史料努力重構文獻記載中的戒日王朝。這就需要系統地把握材料，對現有的稀薄史料進行甄別和闡釋，運用新的方法和視角，嘗試從文獻的夾縫中尋找戒日王的歷史。（參見本書第一章《導論》第1節《文獻研究總論》）強調闡釋並非忽視基礎史料研究。本書附錄部分提供了戒日王六件銘文與摩訶剌侘王《艾荷落銘文》全譯及戒日王梵劇與波那《戒日王傳》選譯。這些漢譯在國內均屬首次。本書在對梵語文本校勘翻譯、對各類原始史料甄別考證的基礎上，用闡釋啟動史料，重構金戈鐵馬的戒日王朝，也可為相關研究者提供便利和參考。

學術研究，需要竭澤而漁的求索，文學創作式的想像，有罪推定般的懷疑，偵探破案式的推理，以及數學方程般的嚴密邏輯。本書得益于胡適先生提倡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考證原則，顧頡剛先生“古史辨”中表現的懷疑精神，陳寅恪先生“文史互證”的研究方法，季羨林先生對中印文化交流的開拓性研究，通過細讀文本，將有關戒日王的支離破碎的史料拼湊在一處，嘗試最大程度地勾勒出戒日王及其時代的真實形態。

《戒日王研究》共分八章。

前言《戒日王研究：學術價值與方法》概述本書選題意義、研究方法、章節安排等。

第一章《導論》，總論戒日王研究的文獻情況及研究歷史，從梵漢史料、研究專著等方面，探討原始史料的甄別，介紹戒日王文學的梵本、譯本情況，評述前人對戒日王及其時代的研究成果。

第二章《戒日王的年代、家族及都城》，考證戒日王的生卒年代、名號、種姓、族譜、都城等基本資訊，並提出自己的闡釋。

第三章《戒日王即位》，考察戒日王在薩他泥濕伐羅國的武裝篡權始末和在羯若鞠闍國的和平奪權過程。本章第一次從美譽王后、光增王、攝鎧王和王增（二世）這四人之死入手，探討戒日王在薩他泥濕伐羅國即位的真相，也是首次將戒日王即位過程明確地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四章《戒日王的戰爭》，論述戒日王對印度各國的征戰情況，包括對羯羅拏蘇伐剌那國王設賞迦的奔那伐彈那大戰，對摩訶剌侘王補羅稽舍（二世）的取悅河大戰等。

第五章《戒日帝國及疆域》，通過分析西域各國間的臣屬關係及戒日王銘文的出土地，劃定戒日王領土的大致範圍及核心區域。

第六章《戒日王的王權信仰》，從佛教的佛陀崇拜和印度教的濕婆崇拜、太陽崇拜、蛇崇拜、吉祥天女崇拜等方面探討七世紀印度的宗教信仰狀況及戒日王本人的宗教政策、信仰及實踐。

第七章《戒日王與中國》，分戒日王與玄奘、戒日王與唐使、戒日王與《秦王破陣樂》三部分考察七世紀中葉的中印交往。其中對唐使官階的探討，前人從未涉及，是研究唐太宗一朝對印外交政策的重要佐證，《秦王破陣樂》的傳播也可見出中印物質文化交流和民間、官方往來的重要發展。

第八章《戒日王的文學創作》，分著作權考、模式結構、政治聯姻和宗教傾向四個部分，從外在的署名、結構和內在的思想、信仰，全面闡釋戒日王文學的獨特魅力。《三部梵劇著作權考》通過文本細讀，考察論證三部梵劇的著作權歸屬。《三部梵劇的“模式結構”》在印度故事文學框架結構的理論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梵語戲劇文學中的模式結構理論。《戒日王宮廷喜劇與政治聯姻》作為“文史互證”的實例，將戒日王的文學創作與身份、觀念和歷史事件相連。《<龍喜記>的宗教傾向》分析《龍喜記》中佛教和印度教特別是濕婆崇拜的元素，並首次提出這部戲劇的蛇崇拜傾向。

正文最後部分《戒日王：歷史功過與評價》統攝八章內容，作為全書結論。

附錄部分包括戒日王六件銘文和摩訶剌侘王《艾荷落銘文》的原文轉寫、校勘研究及漢譯，《戒日王傳》和戒日王梵劇選譯，戒日王譜系，戒日王朝大事編年等。

中國的印度學研究者，需要在世界範圍的學術領域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國際上，充分利用漢語史料和梵語史料的特殊地位，站在中印交流史和文學文化對比研究的角度與國際印度學研究者對話；在國內，提供一部不遜于印度學者和西方學者的嚴謹的印度學研究專著，使之成為中國學術花圃中亭亭玉立的一枝。這便是這部《戒日王研究》數年來的不懈追求。也希望能夠通過對印度歷史、文學和中印交往的考察，辨明中國和印度相同相異的文化特質和一些未曾明晰的歷史細節，激發各領域學者對印度學研究的興趣，為浩如煙海的梵文作品贏得更多的讀者和研究者。

[①]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八佾第三3.9，中華書局，1980年12月，北京，第26頁。

[②]顧頡剛著，《古史辯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石家莊，第125頁。

[③] Cowell, E. B.,& F. W. Thomas, trans., The Harṣa-carita of Bāṇa. London: RoyalAsiatic Society, 1897.

[④]戒日王[印] 著，吳曉玲譯，《龍喜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北京。戒日王[印]等著，吳曉玲等譯，《龍喜記·西藏王統記》，華宇出版社，1987年9月，臺北。

[⑤] Devahuti, D., Harsha: A Political Study. London/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998.

[⑥] Sharma, Baijnath,Harṣa and His Times: Thesis Approved for the Degree ofDoctor of Philosophy by the University of Jobalpur. Varanasi (India): Sushma Prakashan,1970.

[⑦] Srivastava, Bireshwar Nath, Harsha and His Times, A Glimpse of PoliticalHistory During the Seventh Century A.D.. Varanasi (India): The ChowkhambaSanskrit Series Office, 1976.

[⑧]玄奘[唐]、辯機[唐] 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4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