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也叫脊髓灰质炎。等上了小学，有些同学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濮瘸子”，这些都给小时候的我心理上造成了压迫感，所以我当时特别希望小学快毕业，离开学校，因为这样就不会有人再这么叫了。还好，因为治疗还是挺有效果的，在 9岁那年，大概三年级时，我做了整形手术，之后就不用再拄拐，这样叫我“濮瘸子”的人越来越少了。

那时候，在体育课上与同学们一起玩，就是我的奢望。特别像接力跑，我这样谁愿意和我合作呢？还有打篮球，万不得已没人希望我上场。实在凑不够人时，我上场了，那就会有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感觉，如果能再投进一个球，能让我高兴三天。现在回想起来这都没什么，可小时候我却爱钻牛角尖。如今过去了，孩提时，年少时，青年时，想想自己的人生还挺丰富。

我们今天所有生命呈现出来的面貌，都和自己的经历相关；而我们今天所有经历的事，一定和未来有关。我们的教育背景，成长背景决定着一个人的未来，我觉得早一点受挫折，承受些压力，这会使自己心里产生更强的愿望。这是好事，曾经有一些怯弱，有一些不自信，这恰恰促使自己去学，去锻炼，太早太早觉得自己了不起，这可能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多吃点苦，后面的生活反而会甜。

我在自己的处世哲学中总结出一句话，是我从两个朋友的名字中提取的，叫“博观约取，求冠居亚”。什么都是厚积薄发，标准可以高，但一定不能锋芒毕露。这是我五十年人生积累悟出的话。这一点，我媳妇看我看得最明白。她说：“亏你小时候腿有病，否则不定狂成什么样。”因为自己其他条件比较好，肯定会受宠的。偏偏有那点缺陷，所以还是有点儿自卑、自尊，挺好。

说到成长，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个人的志向和努力，命运和机缘的巧合 ,这三个对我来说都重要，缺一不可。家庭的影响，我父亲对我的影响，那是基因上的事，那是 DNA上的事。对于自己个人的志向和努力，如果我在艺术道路上半途而废，不去坚持与坚守，甚至拓展，那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我。命运和机缘真是给了我人生的坎坷中的转机，那时我的坎坷人生好像突然间天地明朗，云开雾散。我得感恩，我真的活得太有运气了，运气都被我占了，这三条都占了，谁都离不开这三条。

我是在剧院里长大的孩子，很小就似懂非懂地看戏，很早就知道“戏比天大”的道理。这是从我当演员的父亲身上体验到的。在童年的记忆中，那时的父亲是家里的绝对中心，剧院的事和演出的事对于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只要父亲晚上有戏，一下午谁也不能大声说话。父亲演戏之前不吃饭，我常常拿了饭盒去剧院给父亲送饭。化妆室通向舞台的长廊里有条黑黑的甬道，这条甬道是不准小孩子进去的。我常常站在这条神秘的甬道口等我父亲，我知道它的尽头就是充满灯光的辉煌的舞台。

我为什么死心塌地，那么忠诚于林兆华？其实不只是为了林兆华，我没帮他，是他帮我。

我今天恰恰用我生命里最真实的直觉，去表现新艺术、新戏剧。演一个角色，就向角色靠近，当弘一大师的《一轮明月》演完时，我给自己起了个号，叫“二一之徒”。原来，弘一大师有个“二一老人”的号，来自一段寄言，这两句头一个字都是“一”，哪两个“一”呢？“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个名利全都摆平了，人清凉极了，自己进入了不为任何名利困扰的一个境界。我作为一个演员，可以说是名利圈的一个参与者，要能把这段寄言参透，悟到点上去，就要做到“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我觉得这像我的一个座右铭一样，于是我就妄称他的徒弟，我叫二一之徒，二一老人的徒弟，一定用弘一法师这种出世的精神去悟入世的事情。我们做文艺的人，有一点宗教情怀，当我们什么都不管不顾的时候，那是很勇敢的，很有力量。在舞台上，在角色的创作中，有一种超常的精神状态。佛家讲勇猛精进，弘一法师确实是有这样一种力量的。上海文艺界的这个风流倜傥的大才子，干什么都对，干什么都行，甚至到了常州第一师范学院教音乐和美术，他的国文都比国文老师好，外文比外文老师好，历史比历史老师好。

在师范学院，同学们对李叔同（弘一法师）很是敬畏，不怕李先生批评，害怕李先生鞠躬，谁犯了错，李先生就到他面前鞠躬，诚恳得连句话都不说。弘一大师精神力量这么强大，说放下就放下，什么都不管不顾，就遁入佛门，不是说这件事情我们要学不学，一定都要去皈依，但是他这样的一种生命样式，在我们整个中国民族的历史文化名人中，很是了不得。在弘一法师曾经跪于释迦牟尼佛前的那个位置，我也曾弄剃刀剃头发，当时泪流满面，真想就这样皈依，心灵上的震动非常大。一个人立地成佛的力量，来源于他对自己过去人生的批判，但我现在还不足，所以我现在还是当演员吧，我把他这个角色演好。

就这样，我演的角色和我的人生之间仿佛有了一种关系。《鲁迅》和《弘一法师》演完了，我突然间悟到，演戏实际上就是人生的态度问题，对生命本身的态度和修行的问题。

人间最大的的痛苦，就是“哀愁莫大于心死”这几个字。自古人生谁无死，可是任何人面对死都要痛苦，为什么呢？是再也见不到世界了，唯有见不到的，谁都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弘一大师的那种诀别，体现在他出家之前。他已经为自己写下了这样一种明智之词：“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大千世界，个人渺小，风里面的一片叶，气流中的一粒尘埃，到哪算哪，老子青牛出关，也是这样一种大力量。所以我觉得先贤们在文字传承里面有着生命的记载，对后辈的影响，真的是了不得。人到不惑之年，其实更惑，年轻时的那些理想、愿望、憧憬，一一得到了，成家立业，身为人父，身为人母，功成名就，但这时候却很困惑，而不是不惑。这时先贤们早就说尽了，去看那些书，对你重新展望新的世界，新的人生规划，一定有好处。

我们交友，更看重可交之人的品质，这个人的品质是我喜欢的，我愿意跟他交往，不管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你在演一个故事，你做一个角色，要注意在台上的言谈举止，你能把故事讲明白就完了，想要得到更深层次的观众和更高品位的观众的认可，一定要感悟生命，感悟我个人和角色有什么关系。我想达到演戏的品质，所以我演鲁迅，我是普通人，当代的一个演员，我必须演得像鲁迅，怎么像呢？除了化妆上的效果外，我的眼睛里边，我的呼吸，在银幕里放得这么大的那种形象，都得让人觉得自己是鲁迅。

我放松到什么程度，我就能演到什么程度，放松是什么东西，是一个远离世俗的我，我把自己埋起来了，我个人消失了，我全部的整个的身心和这个作品是一致的，我个人的东西没了，所以我在拍《一轮明月》和拍《鲁迅》这两部电视和电影的时候，我要脱离我世俗的生活方式。你必须和自己的世俗生命稍微有一点距离，甚至是诀别，演完之后自己很惆怅：不再穿这服装了，不再化妆了。因为我们付出了一种生命，我接近它，我要成为它，所以我就觉得品质上应该接近角色，否则真的是对不起自己，更别说对得起观众了。

人生什么最重要？太多太多重要的事，什么理想、责任、社会义务等等。千万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 ——乐趣。你是不是一生中充满了乐趣，你是不是一生中交往了一些有乐趣的人，你是不是听到过一些有乐趣的话、故事？当人生充满了乐趣之后，碰到什么艰难困苦都不觉得苦，一点苦也没有。所以我写了一幅字：“与有肝胆者为友，从无字句处读书。”这是我的人生体验。

◆本文根据 2012年 1月 30日，濮存昕携新书《我知道光在哪里》做客《书香北京》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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