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很难否认，周杰伦早已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文化现象。

他的每一次空降，都能给流行乐坛带来一次或大或小的震动。

昨夜，他的最新单曲《说好不哭》正式上线，很快销量便突破300万张，不仅刷爆了各大社交网络，还一度让首发平台QQ音乐软件崩溃。

前不久在“坤伦之战”中为周杰伦认真打榜的“夕阳红”粉丝团，也纷纷掀起一波又一波回忆杀，再次完成了一场关于青春的自我缅怀。

但一切好像也仅限于此了——集体陷入一场刻奇意味的仪式，随后放任过往的回归过往，而这首新歌，实在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说好不哭》的豆瓣评分一路从8.9下滑到了目前的6.0，原因也很简单，词曲、立意、制作皆“乏善可陈”。

尽管歌曲中五月天阿信的出现，圆了不少歌迷曾经企盼“周五”合体的梦，但当作品里只有这样一个蓄谋已久的“彩蛋”能称之为亮点，似乎更加难以掩盖音乐平庸的事实。

如果说二十年前，那个不羁的少年是华语乐坛一个横空出世的颠覆者，那么二十年后，这个已经适应了人夫人父温情角色的中年男子，已经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但的确是一个近乎定格的符号了。

王小峰在他的《只有大众，没有文化》里曾经评述2003年的周杰伦，他说，当年的年轻人解构了前辈们的标准和价值体系，但是还没有力量来建立一种新的体系，只能以一种简单、平面化的方式来为自己的价值体系做一个拼接，它可以没有黑白，但是不能没有色彩。而周杰伦就是涂抹这个时代色彩的人。

当年他对华语音乐所具有的破坏性和自由度，无疑让他很快成为青年心中的领军人物。但是，过去的青年已经不断成长，当年的青涩和无畏也已经收起了锋芒，不再翻新和突破的“周氏情歌”老配方，恐怕也只剩下“贩卖过往”。

在《只有大众，没有文化（增订版）》的再版序里有一句话，或许很适合阐述当下大众文化正在发生的变迁：

周杰伦：时代的符号

文 | 王小峰

来源 |《只有大众，没有文化》

（文字有删节）

1.

涂抹这个时代色彩的人

邓丽君、刘文正确立了华语流行歌曲的最基本模式，后来不管谁再唱流行歌曲，都没有超过这两个人；罗大佑为流行音乐赋予了灵魂，拓宽了流行音乐的内涵。那么，周杰伦创造了什么？

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即周杰伦的音乐与这个时代的关系。

以往，我们解读罗大佑、李宗盛、黄舒骏、崔健的音乐时，总是通过他们的歌词中蕴含的各种意义来解释这个时代，从中寻找一种与这个时代相符合的人文、生命、社会的价值，当这些价值被发现之后，他们立刻变成这个时代的标志。

可是当我们用解读罗大佑或者崔健的方式解读周杰伦的时候，会发现这远远比听清楚他的歌词还要困难。

罗大佑也好，崔健也好，你很容易从他们的歌词中找出这样的词汇来概括：批判、关怀、忧患、躁动、反叛……这些词汇构成了他们思想的骨架。

但周杰伦和方文山把这一切都模糊化了，你看到的只是断面、碎片、分镜头，它色彩斑斓，却无法形成一个具象。

罗大佑当年唱：“就像彩色的电视变得更加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一个花哨的时代，色彩斑斓逐渐消解了各种曲直是非黑白。

过去人喜欢求索，希望提出问题并寻找答案。

但是今天的年轻人解构了前辈们的标准和价值体系，他们抛弃了令人沉重的思维方式，但是还没有力量来建立一种新的体系，只能以一种简单、平面化的方式来为自己的价值体系做一个拼接，它可以没有黑白，但是不能没有色彩。

尽管这个色彩只是薄薄的一层，但是对于今天走向享乐主义的一代人来说，已经足够。

辨别黑白的能力已不重要，他们只想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接受事物，而周杰伦就是涂抹这个时代色彩的人，并且他现在把色彩涂抹得很鲜艳。

因此，从周杰伦开始，大众已经不仅仅需要一个时代代言人，还需要一个时尚代言人，当年轻一代无法再为音乐赋予灵魂的时候，那就赋予时尚吧，把属于这个时代标志的符号放进去，一样能成为流行。

过去我们说不清楚罗大佑的音乐是什么风格，但你能说出它的优美；你说不清崔健的摇滚乐是什么形态，但是你知道它很摇滚。同样，你说不出周杰伦的音乐是什么，但是能保证最时髦的音乐它里面都有。

这是一个处处都需要信息量的时代，音乐亦如此，人们可以轻易听到各种音乐，做音乐的人也希望把他听到的音乐“复制”到他的音乐中。

在标准、规则越来越清晰的数字化时代，人们的审美和判断却越来越模糊，只要热闹和时髦就够了。

周杰伦曾在自己的巴黎演唱会上，被粉丝要求唱《学猫叫》

2.

一个时代版图的颠覆者

华语歌坛群龙无首的状态因为周杰伦的出现而变得清晰了许多，他是一个颠覆者，他要在这个时代版图上画出一个属于他自己形状的符号。

但是人们有些困惑，他们听不清周杰伦在唱什么。就连周杰伦自己也承认，有时候他也听不清楚自己唱的是什么：“人们听不懂这个问题蛮矛盾的，我有时候也听不懂，我不是刻意去这样唱，至少这样比流行歌曲好。”

如果你了解周杰伦是听什么音乐长大的，就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了。“最早的时候我喜欢罗大佑和张学友，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喜欢黑人音乐，比如BoyzⅡMen和All4One这样的黑人团体的音乐，再后来我就不受别人的影响了。”

其实听不清楚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周杰伦改变了以往中国人唱歌的方式：“不能把平仄考虑进去，否则就成了数来宝。”周杰伦说。

中国人传统的唱歌方式在周杰伦这里被颠覆了，这显然是因为他发现了美国黑人音乐与中国音乐相结合时出现的问题：汉语的四声与英语的升降调之间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过很多音乐家，很多中国人想借用黑人布鲁斯或爵士乐风格演绎自己的音乐，但听着总让人觉得不舒服。

当“嘻哈”成为潮流时，这个问题就越来越明显了。以说为主的“嘻哈”用汉语演绎的话，和快板没什么区别，黑人演唱时表现出来的那种韵律感便荡然无存。

在此之前，杜德伟和陶喆对用华语演唱R&B的改进起到很关键的作用，这些也给周杰伦提供了一个最初的范本。

“干脆把唱变成一件乐器。”这是周杰伦的颠覆性想法，不考虑平仄，尾音处理得像黑人那样，咬字模糊一些，这可能是最好的处理办法，以牺牲发音为代价，去找出那种黑人音乐的韵律感。

《时代》周刊在对周杰伦的采访中认为，他这样一个歌手，不吸毒、不惹是生非、不反叛，居然也能如此走红，这让西方人觉得很奇怪。

其实一点也不用奇怪，周杰伦的出现，尤其是他对汉语演唱方式的破坏，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3.

“有好的音乐，

我们什么也不担心”

90年代初期，嘻哈、R&B又在美国回潮。照一般规律，在西方时髦的音乐，在亚洲地区普及、被接受一般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这股黑人音乐潮流在亚洲生根发芽的周期远远长于以前流行的任何音乐。

直到2000年左右，黑人音乐才开始在华语地区流行，当然这和日韩等国更早接受黑人音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年轻人听嘻哈歌曲、跳嘻哈舞、穿嘻哈服饰，已经成了一个时尚潮流，此时，就缺一个在青年人心中的领军人物出现了。

反过来再看看华语歌坛，90年代末期正处在新旧交替的阶段，作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制造“大户”，台湾在这期间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盗版袭击，唱片业的经营每况愈下，很多唱片公司开始了保守策略，宁可出那些市场上千篇一律的唱片，也不去创新，台湾唱片业一度滑进了低谷。

曾经敢与世界五大唱片公司抗衡的滚石唱片公司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衰落。

很多唱片公司已经拿不出更多的资金来扶植一个新人、尝试一下新音乐，一些新面孔在出版了一张唱片后，唱片公司发现唱片不好卖，便立刻把歌手束之高阁。

但是潮流无法回避，中国人开始笨拙地玩起了R&B。此时的歌坛，就像黄舒骏在《改变1995》中唱的那样：“全台湾都在R&B，全美国都在Rap。”一个新的音乐潮流出现了。

2000年11月，周杰伦的第一张唱片出版了，阿尔发公司也因此变成了一个大公司。

今天再回过头看他的弟子的成名之路，杨峻荣不无自豪地说：“周杰伦的确为华语歌坛带来不少影响力，原来写歌词都要有韵脚，大部分唱片公司都很保守，包括词作者也一样，周杰伦的音乐展示了很多可能性，他告诉人们，原来音乐也可以这样做。

对我来说，他在音乐上的自由度，在华人音乐家中我没有见过，他音乐中对很多声音的处理、运用、想象力都是前所未有的。周杰伦在华语歌坛起了很多示范作用，他把很多东西勇敢地扔进了音乐里。”

杨峻荣为什么认定周杰伦会走红呢？“‘大众’两个字很重要。”

当时的台湾歌坛真正有实力的只有陶喆和王力宏，这两个歌手都曾在海外生活过，学历很高，因此音乐也很西化。

而周杰伦与他们不一样的是，他土生土长在台湾，从来没去过海外，父母离异，只有高中文化，如果拿这个背景和其他歌手相比，肯定是周杰伦的弱项。

“现在的唱片公司在歌手宣传上尽可能把歌手的形象完美化，如果我们把不好的东西说出去，会不会起到负面作用？但是最后我们决定，把最真实的周杰伦告诉人们，有好的音乐，我们什么也不担心。”

杨峻荣说：“唱片的消费者大部分都念高中，很多人的家庭并不富裕，还有些人的父母真的离婚……大部分人的背景和周杰伦一样，这让消费者对周杰伦有一个认同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缺点在这时变成优点，因为最终又回到了音乐上面。

一个艺人，事事都很完美、很坚强，就失去了平衡感。周杰伦的音乐太坚强，而性格又很害羞，这是一种弥补和平衡，让人们感到了亲和力。年轻人认同他，他们的父母也不反对孩子喜欢周杰伦，而周杰伦做好了一件事——音乐，他成功了。”

4.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

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想雕刻出自己的形状

谈到周杰伦，就不能不谈到“酷”，很多人都着迷于周杰伦的酷，他的音乐、他的表情，都被赋予了酷的含义。

周杰伦怎么看自己的酷呢？“我觉得酷是不多话，沉稳，不要跟别人一样。我不太刻意在穿着上有什么不同，现在的人是这样，只要你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就会去追随。”

杨峻荣对周杰伦的酷的理解是：“他不太爱讲话，很有个性。现在每个年轻人都有更广泛的空间发挥脑子里的东西，都想雕刻出自己的形状。

不过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像周杰伦这样不爱讲话，我不太喜欢，大部分人应该去追求自己的形状。我更希望年轻人能感受到杰伦的诚实和自信。”

“酷”可以用来解释今天一切人们解释不清的事物，“酷”消解了前辈们思想中沉重的一面，这也使人们很难从周杰伦的音乐或方文山的歌词中找到沉重、深刻的内容。

周杰伦的音乐很杂，方文山歌词的主题涉及面也很广，这些看上去杂乱无章的内容，最终用“酷”串联到一起。

方文山的歌词让周杰伦变得更酷，他看似前言不搭后语的歌词实际上为我们解释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审美习惯。

“我跟杰伦合作和跟其他歌手合作的最大不一样是他的空间比较大，以前唱片公司觉得歌词很另类，怕人接受不了，在开会的时候就给否定掉了，但我和杰伦的第一张专辑就是这么玩出来的。”

方文山说他写歌词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作，就是别人约他写的歌词，这种创作有很多约束，像命题作文；一类他称作“创作”，可以自由去写，不管什么主题。

“现在的年轻人受影像影响很大，他们反叛传统的叙事风格，他们喜欢不是很有逻辑的剪辑，我自己也是受影像的影响很大。而我和周杰伦相互影响，写出来的作品相互之间都很吻合。”

方文山的歌词比较强调画面，每一句话几乎都是一个独立的画面。方文山认为，通过跟周杰伦的合作，也让他自己的空间拓展得很开：“现在创作的空间大多了，以前有关暴力、血腥主题的歌词别人不敢用，现在也可以用了。”

像周杰伦与方文山这样珠联璧合并能做出很符合时代口味的音乐的搭档不多见，尽管他们的每一张唱片都能招来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是每张唱片都在争议中获得成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杨峻荣跟记者回忆过去几十年歌坛的变化，他说：“80年代兴起民歌运动，在民歌运动之前，创作只集中在刘家昌等少数人身上；80年代中期，校园民歌进入了死胡同，同时民歌影响到流行音乐，二者之间原来的鲜明界限模糊了。

从1988年开始，市场发生了变化，台湾出现了很多餐厅秀，很多歌手都去餐厅赚钱，流行音乐的创作出现了停滞。90年代后，餐厅秀没落了，歌手只好从唱片公司挣版税，唱片销售成了歌手收入的很大来源，想多收入就多写歌，于是台湾歌坛在很短的时间内创作力量又爆发出来。

与此同时，台湾的媒体也发生改变，1988年以前，台湾的强势媒体只是无线的三个台，传播资源掌握在别人手里，于是人捧人的现象很严重，现在媒体多了，变成了自由市场，新人靠捧是捧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变化也导致像周杰伦这样有实力的创作歌手出现。”

周杰伦在少年时曾梦想自己能做一个罗大佑式的人物，当记者问到周杰伦为什么希望做这样的人物时，他说：“他是当时流行乐坛的头头，一个时代需要一个这样的人物。”

杨峻荣认为：“我并不希望周杰伦扛起那么大的招牌，要定义一个时代，是非常沉重的事情，在我眼里，他仍是一个新人。现在用他来定义一个时代，为时过早，我觉得再过十年，会充分一点。”

……

（2003）

书目信息

《只有大众，没有文化（增订版）》

王小峰 著

副标题：反抗一个平庸的时代

理想国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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