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冯翔 实习记者 张梦笔 发自北京/编辑 郑廷鑫/图 本刊记者 姜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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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你免费的快乐，我等着你来粉碎我，我愿意为你下一百次地狱”。

2014年12月29日，47岁的郑钧在网上放出他最新的一首歌，《我是你免费的快乐》。这是他写给妻子刘云的第一首歌。

在一起7年了，刘云经常责问郑钧：你怎么不给我写首歌？

他解释：我其实一直不写命题作文，我的大部分歌其实是写给自己，《灰姑娘》是写给前妻的惟一一首，那也不是特意为她写的，是写完觉得比较适合她……

7年前被媒体拍到在一起的照片，30万人上刘云的博客骂她是小三，直接把她骂成新浪头条。她揪住郑钧：你必须把你的离婚协议扫描一份放到网上，证明你是那时候离婚的，我和你是这时候在一起的……

郑钧说：没有用。以后我们的孩子长大了，这个东西只会是他被同学耻笑的笑柄，一点意义都没有。媒体一定要这么写，不写老百姓不爱看，这个剧本必须这么编，老百姓就爱看陈世美，就爱看这种血淋淋的休妻案：一个事业有成的人，抛弃他的发妻，跟了一个比自己小16岁的萝莉在一起。

以暴易暴——“这是我的报应”

不可能，一定，绝对，肯定，真的是这样。尽管态度算和蔼，但32岁的刘云还是连续使用了这些坚定的词汇，用于讨论转基因问题。似乎反转基因的人多少都会对中医有点儿好感。前几天，她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信中医是王道”。

刚烈，是她对自己性格的形容。这样的性格，跟生冷倔硬的陕西男人郑钧自然是迎头相撞。恋爱前3年，两人吵得昏天黑地，动不动就各自离家出走一个星期，吵得周围的朋友都疲惫了，一听他们吵架就不搭理。

“我跟她相遇，也是在一个适当的时间节点上。”12月8日，郑钧对我说，从小到大，身边的女人都宠着他、惯着他，“就算不惯着也被我改变了。如果早几年遇见刘云，我一定扭头就走”。

那时候，是他人生的最低点。房子、女儿和狗都属于前妻，他净身出户，整天头都不洗，戴着一顶油渍麻花的棒球帽，不知道怎么交手机费、煤气费、电费，第一次自己去银行取钱就按错了密码，银行卡被机器吞掉了。

前妻提出离婚的时候他还很硬气，觉得谁离开谁活不了啊，“你可想好了啊，我这个人从来不回头。你要是想好了那就分吧。”“我想好了。”他傻了。等到搬出去一个人住，他才发现：多年来，都是前妻——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学妹孙锋在照顾他。“那时候我才明白，没有人有义务永远照顾你。”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真正去想一个问题：改变。

这时候，以颓废性感之名迷倒众生的他，已经过了10年胡天胡地的日子。

每天楼下都有一帮朋友聚集：老郑，到你家楼下了，走吧。一行人绝尘而去，到五星级酒店开一个大包房，夜夜笙歌，美女缭绕。结婚、生女也没有改变这种节奏，他总是有很多女人。

他开了一家酒吧，让孙锋打理。这家酒吧反而严重加深了两人的裂痕。晚上两点，朋友们也会把他叫下来，“你开酒吧的还睡什么觉啊？！”又是一顿狂喝，跟认识不认识的各种男女。有些姑娘来就是为了把他灌倒的。他也乐得如此，喝得人事不省，被扛上车，第二天早上从哪一张床上醒来都不知道。“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前妻的眼皮底下，给她造成了严重伤害。”

刚在《新鹿鼎记》里扮演过小郡主的刘云，这时候出现了。他们在一个PARTY上认识，朴树是牵线的人。第一次聚会，郑钧在KTV里唱了一堆英文歌，刘云还没觉得怎么样。第二天，她跟朴树两口子去滑雪，朴树对她说：郑钧很喜欢你啊。

用郑钧的话说，她是用湖南人的刚烈脾气“以暴易暴”，狠狠地收拾了他一顿。在感情方面，他是天生骄子，从来没有被伤害过，都是他伤害别人。被刘云搞得很惨，气得头发昏，他不禁会想：“这是我的报应”。

至今，他们的儿子已经4岁了。尽管网上可以很容易地查到，他仍然说：儿子的中文名字就别写了。

前妻和女儿现在加拿大生活。他每天都会给女儿打电话，刘云总是把电话拿过来说几句。她叫她：刘云姐姐。

第一个听众，带着手枪

2014年11月24日，郑钧从北京飞到西安，和母亲、在上海经商的哥哥郑鹏3个人去了长安县的祖坟，去给父亲扫墓，纪念他去世40周年。兄弟俩的家人都没有去，“就我们仨人，3个原始股东”。

郑钧现在经常回想起那个景象，庄重，但也不失滑稽：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女人正儿八经地跟11岁的儿子讨论家庭大事。不是一般的讨论，而是要他拿主意。尽管身为大学教师，她骨子是一个典型的传统陕西女性，“夫死从子”。“为什么我哥现在生意做得那么大？因为他从小就开始拿主意，培养主见。”

父亲的死亡让郑钧开始懂得叛逆的必要。为什么得白血病？父亲生前自己推测，是因为他们在西北考察、构建三北防护林方案时，曾经误入过核试验地带，受了辐射。这位1954级西北农学院毕业的工程师，一辈子工作兢兢业业，却在郑钧5岁那年就开始住院，治疗过程痛苦至极，一度想要自杀。这让郑钧觉得：循规蹈矩，结局却是如此悲惨。我不能这样。

父亲死前，对母亲说：你可以改嫁，但希望你善待我的两个儿子。为了这句话，也因为真正相爱过，母亲一辈子再没有找过男人。一个寡妇，带大了两个儿子，把他们都带成了大学生。

两个儿子各自继承了一个家族的传统。哥哥郑鹏从小在爷爷家待得多，爷爷大白胡子，仙风道骨，太极八卦的功夫都很深。给他们讲的，都是“蒋委员长”“杨（虎城）将军”“黄埔六期”这些让他们似懂非懂的名字。

爷爷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传奇人物、“长安三郑”之一的郑自毅。在投笔从戎之前，他是北京法政大学的高材生，参加过街头学生运动。段祺瑞卫队打死刘和珍的那颗子弹，就是先从他的肘边擦过去的。他还蹲过6年国民党的监狱，一辈子腿上都有脚镣的痕迹。

老爷子对儿孙们从小就实行尚武教育，男子汉要干大事！成大业！志在四方！不能婆婆妈妈！郑鹏自幼练武，1986年从中国刑警学院第一届毕业。分到陕西省公安厅，又下基层做刑警，他还以刑警生活写了一本小说，读给郑钧听。

从小主要在外婆家长大的郑钧，更多地继承了这个家族的文艺传统。外公温君伟是留日学生，在西安还没有通电的时候就自己用直流电安了日光灯，买了西安第一辆摩托车。外婆是3代基督徒、音乐教师，用自己的第一个月工资买了一架风琴。这架一百多岁的风琴至今音色还不错。郑钧还被抱着去受了洗。

在反复叮嘱“不要写我公司的名字”之后，郑鹏接受了我的采访。他是《赤裸裸》《回到拉萨》的第一个听众。带着一把手枪。

那是郑钧从大学退学回家，在家里等着美国签证的时候，突然就失踪了一个多星期，郑鹏和母亲都急得不行了。那个时代也没有手机，死活找不到人。“那时候我在西安最基层的刑警队，知道西安治安形势的乱真是超乎人的想像。他是让人给绑架了？惹了什么事？”

忽然有一天，母亲打电话来，说郑钧回来了，在家里要见你。郑鹏很紧张，骑着摩托车，带了把枪回去。

“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场面。他拿一把吉他坐在屋里，跟我说：这一个礼拜在同学家住着写歌，写了两首歌，想给我听听。我说那你就唱吧。他就边弹边唱，第一首是《赤裸裸》，第二首是《回到拉萨》。给了我强烈的冲击。一下子震惊了。可能因为我从小学小提琴，尽管没有天赋，但对旋律比较敏感。我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是两首具有巨大艺术价值的作品。我说，那你就去搞吧。”

“如果我哥说：这是什么烂歌，那我肯定就不走音乐这条路了。”郑钧对我说，哥哥多次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长兄为父，他们从小就既像兄弟、又像父子，哥哥是从小到大他一路的人生楷模。尽管经常用暴力管教他，有时打得他满脸是血，但他并不怨恨。“我写了这两首歌，想让我哥听一下。他的意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肯定的意见。”

待郑钧终于拿到签证，去深圳经香港准备飞美国时，提出放弃，想去北京当歌手。所有亲人都不赞同，只有郑鹏是个例外。这让郑钧再次下了决心。

反过来，几年后郑鹏在考虑要不要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时，郑钧也给了坚决的支持意见。现在，他手下已经有两万余名员工。

女朋友一个都没有

郑钧的工作室位于北京顺义区的一栋小别墅里。客厅墙上挂着西藏六世达赖喇嘛的壁画复制品，长须长发、浑身上下只围一条束腰布的六世达赖在垫子上做出各种各样修行的动作，祥云缭绕。那是一个意大利摄影师翻拍的作品。从第一张专辑《赤裸裸》至今，信仰一直是他音乐中的重要情结。

地下室是他的工作间，也是他的20年音乐生涯博物馆。从在红星时期的八轨录音机，到现在他编曲的专业电脑，新疆买回来的热瓦普、西塔琴，他在美国买的原版摇滚名人传记和录像带，签约时EMI找滚石乐队主唱Jagger签名送给他的一把吉他，还有外公建国前留下的一台手摇留声机。一摇手动发条，唱盘开始缓慢而坚定地旋转起来，唱针划在盘上吱吱嘎嘎。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音乐奖牌、奖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价值”，他说。

在音乐界沉寂的这几年，郑钧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一部动画电影上。

2009年，郑钧创意的漫画书《摇滚藏獒》出版，很是热闹，连低调的郑鹏都从上海赶来给他捧场。不断有消息放出，说这本书明年就要改编成一部好莱坞的动画电影。郑钧还作为“商人郑钧”接受采访，他成立了一家动漫公司，专做这部电影。

但几年过去，没有了任何消息。

坊间一直有关于这本书的很多疑问。书中过多的现实社会内容，暂住证、黑社会、流浪狗安乐死、暴力血腥的打斗场面，适合吗？作为郑钧给女儿临睡前讲故事编出来的一个概念，“摇滚”“藏獒”这两个内涵都很明确而狭窄的词放在一起，受众群会广泛吗？孩子能否理解一支乐队吉他手贝斯手键盘手鼓手经纪人的概念，这些概念又是否适合塞进一部动画片？……

直到郑钧说出一个答案，这些问题就都不必问了。因为，这部电影连主角的名字都改了，不再是漫画书里那条名叫“Metal”（金属）的狗。

这个名字在郑钧看来还不错，拿到美国人那儿，就被批评不靠谱：太平凡了，在英语里就相当于“铁蛋”。到了好莱坞他才知道，动画电影的制作周期一般是5年，光一个剧本就得弄两三年，他傻了。不仅内容被全盘推翻，这部电影现在还追加了新的投资人和投资，郑钧占到股份多少？“这个不能告诉你”。

他只是说，这部动画电影，明年应该会上映。

《我是你免费的快乐》，是在美国的一个停车场写出来的。美国团队把曲子都编好了，但郑钧一直没有写出词来。制作人说：我们一会儿就录音了。郑钧说那好吧，我出去溜达十分钟。在一个停车场，他突然来了灵感，一挥而就。“写完了发现，这首歌是写给她的”。

“生活中，我们总是认为什么东西都是有代价的，欢乐、幸福都是需要有代价来获得的。我对刘云的爱是：我不需要你为我付出任何东西。”

郑钧说，如果有一天发现他是造成刘云不幸福不快乐不自在的原因，“我绝对立马就走，我愿意让一个能给她带来幸福快乐的人取代我这个位置，真的。”

他说，这些年来，只有妻子。“女朋友一个都没有。”

郑钧自述

最大的转变因为这几年我修行。

我跟我师父开始学习藏传瑜伽，古代的喜马拉雅瑜伽。心灵跟身体一样，有锻炼的办法、操练的办法，肌肉要锻炼心的时候，它是有力量产生的。等你有一天真的对自己有认识，首先自己局限的痛苦，真实的状态，有一天我真的明白，我生命的局限，我生命真实状态的时候，我真的热泪盈眶地哭泣。我同情了我自己。我也同情我周围所有的人。我明白了，所有人都可怜，因为大家没有方法能突破局限、突破这个牢笼的办法，我内心所有的怨恨，所有的纠结全部溶化了。

在音乐道路上，如果说有一点惭愧的话，或许是我可以写更多好的歌，但是我没有。因为我想享受我的生活，我特别讨厌被动做事，如果这事变成工作我就特别讨厌。我还算活的比较清醒和真实的人，我觉得当音乐变成一个工作的时候，那就是恶梦。今天我感觉我的工作又变成我的爱好，觉得特别美好。

我知道人生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一部电影。我们在里边扮演的各自的角色，要把它演好，可同时你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当电影结束，关灯的时候，你赖在银幕上说我不走也没用，赖着不走就只能说你疯了。你演完毛主席之后说我就是毛主席，你们必须听我的，这没有用啊，没人听你的，因为这就是电影，人生就是这样。坐在电影院里，你认为电影里演的都是真的，这只能认为你是个傻子，你去电影院看完了感动哭得一塌糊涂你说这电影不错，这说明你是一明白人儿，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悲剧，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真相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要去追逐，永远生活在紧张和恐惧之中，因为一会儿说你要追逐胡萝卜，你就追求胡萝卜，累得一塌糊涂，追不到又恐惧，因为你想当第一名的驴。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追各种胡萝卜，各种绝望，痛苦，难受，从来没有一刻停息，也没人教我们怎样停息下来，放松是什么。中国人特别悲剧的就是教育。教育告诉你：得到胡萝卜是幸福的，追着胡萝卜的驴是幸福快乐的榜样，你要成为那个驴你就牛逼了。

中国人最大的悲剧是不知道什么是放松，从生到死都是紧张的。3岁的时候父母就说你得拿第一名，每天都在想我怎么能把这个胡萝卜给抢着，疯了一样。然后再中学，大学，工作，跟别的人拼。不断有新的胡萝卜，满天都是。人家都买飞机了你怎么还车都没买？你就觉得我得买飞机，可是你买不起飞机，于是就绝望，生气，痛苦，生命也就这么过去了。最后你发现：这他妈买没买飞机跟幸福有什么关系？

我认识很多有私人飞机的人，我绝对不羡慕他们。你多一个东西你就会多一个牵挂跟烦恼，得有一堆人围绕这个飞机，照顾这个飞机，保养这个飞机，一堆要处理的事儿。你给一堆事儿罩住了。你哪能像我，拍屁股说去转山我就去转了。

更可笑的是：机场书店，有人在电视上讲，怎么管理企业，怎么让自己牛逼，让自己幸福快乐。真的幸福快乐就是像他说的那样？他幸福快乐？他有牛逼的企业吗？你听他的，这就是特别傻的一件事情。真做企业的人，像我哥，百分之二百不会听他的，我哥会觉得那就是一傻逼。为什么？这就是制造幻觉的人。他告诉你胡萝卜太牛逼了，怎么做才能追着胡萝卜。你应该问他：你追着过胡萝卜吗？你先问他快乐不快乐、幸福不幸福？丫自己还愁眉苦脸的呢。

这也是我这张新专辑里面想传达的信息。如果有人听到这张专辑，觉得：噢，他说得有道理，可能我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快乐幸福一点儿，那我就很牛逼了。如果我们仅仅是说这个专辑能挣100个亿，这个有意义吗？你要那100个亿干嘛？买俩飞机？生一百个孩子，娶一百个老婆，住一万平米的房子？有意义吗？

我为什么很少参与慈善事业，你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做慈善？做完之后你觉得自己很牛逼，像救世主一样，这种心态也是一个胡萝卜——我帮了这么多人所以死后可能上天堂，你们都应该给我鼓掌啊。你如果为了想听掌声干这个事儿的话，你真的就是个悲剧。你就是该被做慈善的对象了。你给一个要饭的一千万，他生活真的会快乐吗，你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你把他害了。你看无数历史上中大奖的人，都不幸福，甚至都很惨。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事儿。10年前，天津电视台让我帮他们做一个彩票的开奖嘉宾，开一个最大的奖。一个技术员中奖了，大概500万。这个人说，他还想继续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心态挺好。后来没多久这个人被黑社会给杀了，孩子也没多大。你说这个中奖有意义吗？所以从那以后，这种事儿我再也不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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