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止于抗战全面爆发。1937年松沪抗战，荣家和王家在上海的产业几乎半数尽毁。福新的一厂、三厂和六厂地处闸北，首当其冲，不是被炸毁就是被日军占领。接着申新一厂和八厂也被炸毁，五、六、七厂的机器和原料被劫掠一空。最后，庞大的产业只剩下在租界的福新二厂、七厂、八厂尚能继续开工。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留在租界的福新诸厂一直维持着运营，并因市场对面粉的巨大需求，也能获取巨额利润。

上海被占领，王尧臣和荣宗敬这两位上海商界的大佬同时被日本占领者看上了，希望他们为日本人服务。两人分别在报上刊登启示，表示不参加日本人组织的“市民协会”。1938年元旦后不久，荣宗敬首先离开上海去了香港，遗憾的是，到香港才一个月，荣先生就过世了。

△荣宗敬在无锡锦园

王家和荣家的面粉和纺织产业苦撑过了8年抗战，战争一结束，荣家和王家都雄心勃勃地希望复兴当年的产业，但真的只是一个“复兴梦”。局势动荡、经济崩溃、战事紧逼，到了1948年底眼看政治局势不可逆转，荣家、王家和沪上许多资本家一样，抽调资金去了香港。

△曹可凡的祖父曹启东（右二）与小舅子王启周（左二）及朋友的合影

 难忘的一九四八

1948年是王家命数的一个转折点，王家开始一分为二。曹可凡的曾外祖父王尧臣留在了上海，王禹卿去了香港。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这不只是王家的打算。当时上海几乎所有大家族都做了这样的部署，比如荣家大房的人基本都去了海外和香港，二房留在上海，其中包括荣毅仁。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抗战都扛过去了，过些日子局势稳定了，大家还是要在一起的，结果这一分就是三十年。

在曹可凡的祖父这一辈中，王云程是作为王家产业继承人来培养的。18岁就被送到美国罗威尔纺织大学专修纺织，三年时间读完四年的学业，21岁就回到上海协助经营家族产业，出任申新一厂厂长，他是荣家和王家企业中最年轻的厂长。

王云程原本荣家女婿，与小舅子荣鸿庆最要好，荣鸿庆的原配夫人蔡宝瑚女士是大新百货公司（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百一店）老板蔡昌先生的千金小姐，蔡家的老家在香港。抗战胜利初的1945年下半年，荣鸿庆曾去香港探望过老丈人，顺便考察一下那里的纺织品市场情况。他觉得香港地方不错，现代纺织业还没有起步，只有一些老式的织布机，工厂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王云程从香港的地理环境和世界自由港的特点，以及战后香港人口逐年增多的情况考虑，香港具有潜在的、巨大的发展前景，现代纺织业必定大有可为。

1948年年底，王家在香港的第一家企业——南洋纱厂建成开工了。这个厂子占地15万平方公尺，其中员工宿舍竟占地5万平方公尺，这在当时被传为美谈，被媒体广为宣传报道。由于机器设备先进，管理方式先进，王云程本身就是纺织业专家，亲自部署一切，加上香港人口的暴增，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连续多年生意兴旺，供不应求，还销往北美、大洋洲、东南亚。1954年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随着香港工业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建在红磡土山湾的厂房渐渐不敷使用了。1957年，王云程、荣鸿庆决定另买地皮，重建新厂，于是迁到了观塘。当时的观塘只是海边的一片小山丘，空旷得可以说是一片不毛之地，附近不远是香港的旧机场启德机场。

荣鸿庆先生在回忆南洋初建时的情况时曾说：“我们是第一家大手笔在香港投资的纱厂，香港当时很荒芜，观塘这边都是一片空地，现在去看看，绝对无法联想当时的境况，和工人们语言也不通。香港在70年代进入纺织业的全盛时期，全岛有27家纺织厂，其中大型的纱厂和我们有关的有好几家。”

现在的观塘，情势又为之一变。随着香港房地产经济的腾飞，观塘也变成了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而纺织业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廉价劳动力的“抢滩”，香港人工成本的急剧上升，高潮过后，就渐渐走到了黄金时代的尾声。在这个变局中，王云程、荣鸿庆及时地审时度势，运筹帷幄，调整船头，在20世纪90年代初把大批机器运到上海，与上海纺织局合办申南纱厂，仍旧生产“金山牌”牛仔布，其品质与获利能力均在上海排名第一。香港这边，他们卖掉了南洋纱厂所在地的很多地皮，投资房地产。当年的厂房现已变身为29层的摩天巨厦——南洋广场（观塘鸿图道57号），有140多家公司入驻办公。登上南洋广场的顶层，脚下是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湾，纵目远眺，海湾对面就是美丽、精致、水晶城般的香港岛。

这期间，他还策划公司向多元化发展，先后与日本帝人公司、伊藤忠公司合资开设了合成纤维丝厂，产品风靡欧美。还得到嘉道理勋爵的支持，与日本商家合办印染厂，使经营范围不断拓展。王云程勤业敬业，每天坚持上班，而且脑筋灵活、准确得惊人。

谈生意，别人要用计算器计算，他完全用心算，竟能准确无误，而且直到百岁高龄仍是如此，难怪被誉为香港商界的常青树。

台湾第一家纺织厂的诞生

1948年，按照荣鸿元的部署，王云程将上海申新一厂的部分机器运到台湾，加上一部分投资，在台湾成立了申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他本人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这是台湾的第一家纺织厂。 不仅是申新一厂，荣鸿元还部署了申新六厂的迁台事宜。

台湾的市场潜力是明摆着的，因为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大不如香港，现代纺织业等于零。而国民党即将撤到台湾的200万国军及党政军各级部门，则天天要吃、要穿、要子弹，生活不安排妥当，人心就不稳，政局也就不会稳固。

如同在香港的情形一样，台湾申一纺织厂投产后生意一直很好，产销两旺，带动了台湾纺织工业的兴起，参与了现代工业的振兴。

站稳了脚跟就要继续发展，但是他发现要发展并不那么容易，港台也有港台的难处。首先是原料问题，香港不产棉花，台湾的棉花生产也很有限，原材料主要靠进口，而且，迁到香港和台湾的纺织厂逐渐多了，相互间竞争就日趋激烈，况且香港地区的人工费大大高于大陆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从长远考虑，需要走向海外。他曾去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莫桑比克等国家考察，希望能打开海外投资的局面。随着事业的不断扩大，王云程深感万事劳心，分身无术，不得不把在美国的长子王建民叫回来，帮他分担一部分企业的管理。

 台湾的冰激凌之父

50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云程得知在台湾的美国第七舰队的美国大兵，都吃从美国进口的牛奶和冰激凌，台湾还没有自己的现代制奶企业，这个行当是空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和商机。为此，他专程飞往美国做可行性调研，最后做出一个大胆的“跨界”投资的决定，与美国一家最大的冰激凌公司Foremost Dairy公司合伙，股资一家一半，在台湾成立福乐奶品有限公司。于是从1958年开始，美国大兵不需要吃进口货，可以享用台湾自产的奶制品了，于公于私，皆大欢喜。他这“不务正业”、出奇制胜的一招，使纺织界朋友们目瞪口呆，眼睁睁看他从一个纱厂老板变成了台湾的冰激凌之父，书写了台湾这一行业的创世纪。

自然，这宗生意是专门针对美国大兵的，属于“特供”，设备和技术完全从美国进口，产品的质量要求很高，价格也高，一般市场上买不到的。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状况维持了14年，这是“福乐”的第一阶段。14年后的1972年，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后，按照中美之间的协议，美国与台湾的亲密关系结束了，美国第七舰队必须撤走，这种“特供”也就不存在了。但是福乐公司还是要办下去的，福乐公司是不需要撤走的，这对福乐公司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个产品销路的大解放，从此可以走向民间市场，走向老百姓了。所以，在台湾1972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几乎无人不知“福乐”牌冰激凌，无人不喝“福乐”牌牛奶，他们简直是跟随“福乐”一起成长的。

1996年，台湾民进党上台，绿军、蓝军像是杀红了眼，整天在广场上呐喊、对峙。眼看台湾局势要大乱，王云程没耐心看下去了，办了50年的“申一”和红红火火的“福乐”统统结束。

但是“福乐”并没有真的就此结束，而是变换了身段移师北上，在内地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打回老家去，回到大上海了——在上海浦东开发区的金桥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传奇。

王云程那天生不知休止的创业精神，使他不满足在香港和台湾的投资成果，他几乎每天都处于开拓、前进的亢奋中，马不停蹄地谋划、拓展新的海外业务，他的日程表总是下一步、下一步……下一个企业、下一个企业……

事业拓展到全球其他地区，个中传奇，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