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岁到44岁，穿越形形色色的人群，段奕宏曾迫切地想成为他们，因为这迫切，他挣脱，他逃离，他穷尽所有去寻觅一个在这世上的位置。终于，他找到了这个位置，想到了在痛苦和拧巴中与这世界相处的方式。

文｜卢美慧

采访｜卢美慧 魏雨帆

编辑｜金焰

摄影｜尹超

戏中人

演员段奕宏迎来了生命中开花结果的时节。11月3日，凭借新片《暴雪将至》中的出色表演，段奕宏夺得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桂冠。这一次，不似两年前《烈日灼心》时的“三黄蛋”，段奕宏终于举起了一座结结实实属于自己的奖杯。

颁奖结束后，电影节评委之一赵薇透露，段奕宏获得了评委会的一致认可，其他奖项评委们吵翻了天，激烈到一位法国评委在现场喊：“我还没有死呢，让我说话。”唯独最佳男演员这个奖，大家全票通过。

站在舞台中央，段奕宏说他想起了自己在《暴雪将至》中扮演的余国伟。电影中也有一个类似的镜头，余国伟戴一大红花站在舞台上，经历人生最风光的时刻。但现场突然出现事故，余国伟头顶纷纷扬扬落下道具用的雪花。余国伟正经八百说着获奖感言，台下却已笑作一团。从那之后，余国伟的人生一路向下，直至一切不可挽回。

段奕宏说：“我不希望有雪降下来，我希望这是真实的。”

这当然都是真实的。出发去东京前，段奕宏接受了《人物》杂志的专访，说起即将到来的东京之旅，他说顺其自然，结果不是他的目的。

时间退回到一年多以前，周围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他会选择一个此前并无经验的新导演合作。

段奕宏说，他看中的是，角色本身的挣扎感。《暴雪将至》开篇有一段台词，一个审问式的声音响起：“姓名？”

“余国伟，多余的余，国家的国，伟大的伟。”镜头前的段奕宏低顺着眼睛，紧张，局促，似乎在躲闪什么，那把声音又是极木然的。

这个90年代下岗潮中“多余的人”，轰轰烈烈的大时代面前，努力过，挣扎过，最终还是被无情吞没了。

最后一场戏，天空飘下雪花。段奕宏上了一辆公交车，他头半仰着，抵着水气朦胧的车窗，就那么睁着空洞的眼睛，愣愣地望着大雪将至的天空。

拍这场戏的时候，监视器后面的导演董越，一边惊叹段奕宏的表演，一边想着终于杀青，大家能松一口气了。

董越看着段奕宏慢慢从公交车上下来，呆呆地没有目的地往前走。“我向他大叫了一声‘杀青了’，然后给他一个大拥抱，他就——特别迟钝地，跟我拥抱了一下，整个人面无表情。”

后来董越嘀咕，那时候段奕宏大概还沉浸在戏中，在他的肉身里，还盛放着余国伟被抛弃和被毁灭的灵魂。

扮演余国伟的时候，段奕宏常会想到年轻时的自己。那种因卑微而生的痛苦曾长久地折磨着他，想挣扎，想跟命运对抗，但他很早就意识到了个体的渺小，跟大环境对抗，受伤的只能是自己，命运是个庞然大物，“说把你抛弃就把你抛弃了”。

挣脱

对“被抛弃”的恐惧感由来以久，就像余国伟，那种迫切想进入编制内，想进入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世界的挣扎感，他特别理解。

扮演余国伟，他也常常会想到父辈们。出生于新疆伊犁一座小城，父母都是普通工人，记忆里的大人们都像拧紧的发条一般，为了5块钱10块钱争分夺秒地涌进厂子，大家都被同一种恐惧支配着，没人敢想离开集体会怎么样。

段奕宏庆幸自己没有经历那样一种人生，也庆幸自己有机会去诠释一次父辈的人生。年过四十，他愈发明白了自己在这世界中的位置。本届东京电影节，《暴雪将至》作为唯一的华语片入围主竞赛单元，但开幕式当天，人们并没有在红毯上见到段奕宏。

那之前的某天半夜，段奕宏接到了家里的电话，他心里咯噔一下，“最怕的终究还是来了”，父亲病危，家人通知他赶紧回去。

他赶最早一班飞机回去。到了医院，医生说没用了，人已经没了。段奕宏不信，他伏到父亲跟前，像往常一样跟父亲说话。真的跟电影一般，父亲眼角流下了最后一滴泪。

说这些的时候，段奕宏神色平静，甚至有着某种对上天的感恩，父亲感受到了他，父子之间，这一世没有遗憾了。他坚持守完父亲的头七才赶往日本，谁劝都不行。

这是44岁的段奕宏如今拥有的智慧。他不再愤怒，对于人生中的失去，也懂得如何安放自己的悲伤。但是这些，十几岁时他都不懂。高二那年，因为自创的小品意外得到鼓励，段奕宏动了学表演的心思。

在那之前，他只是西北边陲一个贪玩的、不知命运为何物的普通少年，那时候父亲已经退休，后来找了个看大门的工作。一生勤勉的父亲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不懂事的小儿子，已经被命运的神秘之手拴起了心性。

段奕宏从来不是那种让人省心的孩子，上课不听话，父亲一次次到学校给老师赔不是。他甚至还逃课，有次父亲忍无可忍，抄起藤条抽了他一顿。所以少年段奕宏说出想学表演的梦想，父亲的第一反应是，你也就能当个伐木工。

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段奕宏的第一课是挣脱。今天的段奕宏说起家乡，语气里尽是温柔。他如今深知，自己一生的柔软安宁，皆在那座西北小城。但少年时代，那座小城是束缚，是捆绑，是梦想的绊脚石，是他急急想要甩在身后的命运：落后，麻木，自生自灭。

逃离

家里没一个艺术从业者，家人都不同意段奕宏报考中戏。段奕宏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家人习惯为他安置好一切，但对当时的段奕宏来说，爱最是束缚。

“你们要不让去，我就恨你们一辈子。”段奕宏冲着父母喊出这句话后，揣着一张去乌鲁木齐的班车票就出了门。

汽车坐了两天，火车四天三夜，从地图上看，他从中国版图那只公鸡的尾巴尖尖，一路到了鸡脖子。

当时的段奕宏空有梦想，却不知道路在哪里。第一次去中戏考试，只20分不到，他自己在天安门坐了一整夜。第二次进了三试，但最终还是被刷了下来。

后来为增加考取的成功率，段奕宏上了一个表演培训班，学费4000块。家里并不宽裕，父母能给的已是所有，他就熬着，去工厂里洗苹果，早8点、晚5点，每天只吃一顿饭，干了一个月，挣了40块钱。 

第三次的时候，他干脆破釜沉舟，连高考都没参加，终于如愿以偿。这一次再到北京，他发现北京的小青年开始喝可乐，北京人都喜欢吃煎饼果子。走在大街上，他一手举着可乐，一手拿着煎饼果子。他太想跟北京人一样了。

段奕宏说，他从来不怕“冷”，不怕别人冷冷地对他，因为当他一腔热烈地扑向未知世界的最初，世界摆出的，就是一副冷冷的样子，他习惯了。

如今段奕宏说起往事，平静远大于感慨。问他有没有做过假设，假如最终没考上中戏，会经历怎样的人生。他身体稍稍前倾，想了片刻答道：“我已经出来看过外面的世界了，假设其实都不是很客观的。我对自己的了解就是，我考了那3年学，我相信我不会留在那儿，我不会留在那儿。”

隔膜

拿到新世界的入场券，并不意味着世界接纳了你，相反，终于得偿所愿考入中戏，摆在段奕宏面前的是一条再不能回头的路。

中戏94级同班同学、演员小陶虹记得第一次见段奕宏的样子，那时候他还叫“段龙”。报到的时候，班里两个同学来得晚，一个段龙，一个高虎，当时同学们就琢磨，一定是两个威猛大汉，“结果高虎瘦得像麻秆儿，段龙矮矮的，也不强壮，他又比较害羞，动不动就脸红”。

很快，小陶虹就发现了这条龙的拧巴。先是口音，运动员出身的小陶虹不管起得多早，段奕宏肯定已经在操场练起了晨功。“一（yá)道黑,两(liá)道黑，”全是羊肉串儿味儿的普通话，小陶虹跑一圈他这么念，又跑一圈他还是那么念，于是就跟着在后面故意学，气得段奕宏干瞪眼。

得偿所愿进入中戏之后，段奕宏常被一种摆脱不掉的卑怯感笼罩，周围的人都比他优秀，比他高，比他帅，比他有钱。那时候，他听北京孩子说话都觉得耳朵被扎得生疼。

日日被沉重的自卑感压着，挣脱不掉，段奕宏初次品尝了人生的绝望。

没有钱，大学4年他没回过一次家。大二那年，小陶虹硬拽着他到自己家里吃了顿年夜饭。 吃完饭，段奕宏半是命令、半是哀求地对她说，大年初四你一定要来学校。到了初四，小陶虹去了，原来是段奕宏觉得去她家吃了饭就必须还礼，在宿舍里硬是拿电炉子给她做了一顿手抓饭。

时隔20年，段奕宏敏感的自尊心仍让小陶虹记忆犹新，“那时候的段奕宏就像一根绷紧的绳子，随时可能会断掉的样子。”

另一位同班同学翟小兴形容当时的段奕宏，大学4年，从没听他大声笑过，“笑的时候也有，但你总感觉他那个笑里边带着一点压抑，就没有那么开怀大笑。”

哭更不可能了。有一回在宿舍楼和剧场间的小过道儿，翟小兴偶然看到段奕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掉眼泪，发现了翟小兴，就迅速藏起眼泪。

但是段奕宏不让你去关心他，“感觉他永远就是打伞都要打最大的那种，把自己罩在里头。”他永远跟大家保持着一段距离，你知道他的不容易，特别心疼他，想靠近他，帮助他，但根本找不到方法。

“很多时候有意识地回避，再说白了是一种逃避，就是生怕亏欠别人。你可以冷冷地对待我，但我最受不了你暖暖地对我。怎么说呢，很容易被化了。已经适应了冷空气，适应了冷天，哪怕是无情的刀剑，我很适应这种。所以也养成了孤独和孤寂的习惯。”

打捞

“那种痛苦没人知道，我曾想过轻生，特别强烈。”段奕宏一度想到死，“一睁眼就觉得毫无希望，不如离开这个让我特别困扰的地方。”那时候，段奕宏的书桌上经常出现一些饭票，“同学们来救济我，但物质并不是我的痛苦。真正的痛苦，他们都不知道。”

最终从痛苦的泥潭里把段奕宏打捞起来的，是恐惧。中戏表演系有一年的甄别期，如果有两门挂科，就要被退学，费尽周折才抓住命运的尾巴尖儿，真要被甩下去，太可怕了。

因为怕被甩出去，段奕宏能做的，就是拼命学，高帅富三样都比不了别人，但是成绩可以。他看清了摆在面前唯一的那条路，好好学，做成绩最拔尖的那个。

那4年，段奕宏每年都会把成绩单寄回家，想象着父母看到成绩单后的喜悦，是他当时特别大的支撑。

大学期间，跟段奕宏搭档最多的是小陶虹。她说起，有次跟段奕宏到道具组借衣服，“老师，你把那件拿给我，老师，我再试试这件。后面的人说，哎呦，段龙，差不多完了啊，你交一作业至于吗，他就至于，特别至于。”

表演中的争执就更别提了，小陶虹也是暴脾气，于是两个人就吵，最后吵出来的作品往往效果特别好。在那之前，表演系没有人拿到过满分，段奕宏和小陶虹组合，在中戏拿到过前无古人的100分。

所以1998年毕业得知自己没拿到留京名额时，段奕宏骑上自行车直奔文化部要说法。他拿着成绩单给人家看，“这样的成绩，为什么不能留在北京？”

小陶虹和翟小兴都是几年后才知道这件事，但都觉得，这事儿太像他了，只有他能干得出来。

这股子执拗最终让他争取到了留京的机会，但与此同时，表演上的较真儿也融进了他的血液。任何时候，段奕宏都呈现出一种高度紧张，满脑门都写着“我一定要演好”。

有一次跟小陶虹做练习，“他紧到什么程度，他就捏着我的手，他已经转了360度，还这么捏着。”段奕宏把小陶虹的胳膊拧成了麻花，自己还完全不知道。

小陶虹看了段奕宏所有的戏，看《士兵突击》里的袁朗，那个表演还是紧巴巴的，松不下来。她给段奕宏打电话，“你看那个张国强，你看那个邢佳栋，你还是要松一点儿。”

甚至段奕宏结婚时，身为班长的小陶虹带着同学们坐在台下，听段奕宏在那儿宣读誓词，一帮人在下面起哄，故意拉长语调、放慢语速喊：“哎，段龙，哎～放～松～一～点，哎～注～意～台～词，哎～吐～字～清～晰～”

小陶虹不是觉得段奕宏演得不好，是觉得绷太紧妨碍了他演得更好。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别人怎么减压也没用。直到看到《白鹿原》，段奕宏扮演的黑娃蹲在地上嘟囔着陕西话，鼓着腮帮子大口吃面，小陶虹特惊喜，“他终于跳出来了”。

对自己的战争

自己表演上的问题，段奕宏一直明白。但是人绷紧了，松下来并不容易。

“我深知能力和优秀能让我找到一个安放之处，焦躁的心的安放之处，或者说是踏实感的时候，我就死死抓住，去证实这种能力，自然而然就显现出这种紧绷感。我太想好了，太想证实我的优秀了。一个作品问世，大家异口同声说好的时候，当这种声音被我听到之后，我发现，哦，能力会赢得这种东西。我变本加厉地开始证实自己，就造成那种紧绷感、危机感、紧迫感，并没有放松下来，并没有。”

小陶虹的观察是准确的，真的给了段奕宏那么一下子的，正是扮演黑娃的经历。他去学麦客割麦子，为了把捆麦秸的动作做得扎实地道，段奕宏一遍遍地捋断口锋利的麦秸子，弄得满手是血，“无所谓，一定要练好。”但有那么一次，血从手掌呼啦一下出来的瞬间，段奕宏突然醒过味儿来，“血都嗞出来了，你还掩饰它，还继续拍，这他妈不是在作假吗？你完全就没有融入到生活当中啊，你没有把自己真正当成黑娃啊。我觉得我好傻呀，太傻了，真的是，看你在那儿割麦割得挺起劲、挺像的，真的有突发事件的时候，你就暴露无遗了。”

段奕宏反复问自己，黑娃割麦子就没有被刮破吗？黑娃刮破是什么样的？那是剧本里没有写到的，“这种时候，就看你怎么去应用和对付。那给我上了生动一课：老段，你还得进步啊，你还得进步。”

沉迷在戏中忘我的投入是种能力，抽离出来重新审视自己也是种能力，他好像到了某一临界点之后，突然就开窍了。

到了《烈日灼心》，段奕宏包场请班里的同学看，小陶虹看得特别激动，回到家她特地给段奕宏发了个信息，“我说我别的不想说，我就说老段牛逼，你终于牛逼了。”

翟小兴特别理解小陶虹这“老母亲般的欣慰”，“他经历的那些，我们都看在眼里，受的那些苦，他今天的一切都是应得的。”

在伊谷春的角色里，翟小兴看到的不光是松弛。有场戏，段奕宏倚着门口，在那里抽烟，没有别的修饰。“那场戏舒服极了，”翟小兴在伊谷春身上看到了段奕宏，“那个动作让你觉得，看透了，什么都看透了。就拿得起、放得下了。龙龙长大了。”

偏执

有了更成熟的心性，身处光怪陆离的演艺圈，如今段奕宏也能看淡很多事情。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为他着急。拿不到奖，大家替他不值；不能当绝对男一号，大家也替他不值。有人说，如今的段奕宏演技已经炉火纯青，就差一部属于他的《霸王别姬》了。

段奕宏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不喜欢这种世俗的功利心。谈及这个问题时，他流露出急于阐明内心的焦急，“不是说我一定是绝对的主演，就能代表我的价值。那是一种小的格局。如果我在乎的话，我不可能选择伊谷春。我也不觉得伊谷春不是我的《霸王别姬》，我所克服的心理，我所把握的，我所收获的，一定是超出所有人想象的。”

他想要的是能留得住的作品，他偏执地认为这是一个演员的根本，即便如今这种根本早就成了一种奢求。

“我想让事情是它本来该有的那个样子。”段奕宏喃喃地总结道，这个句子，是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团长》）中，他所扮演的炮灰团团长龙文章的一句台词。

别人怎么想，段奕宏知道自己改变不了。他能把握的，只有自己。

大部分时候，段奕宏都保持着习惯的谦卑，但说到《团长》中的一段戏，他明显是得意的。那是一场审判戏，面对审判，段奕宏念出了一段400多字的台词。

“我去过那些地方，我们没了的地方。北平的爆肚涮肉皇城根，南京的干丝烧麦，还有销金的秦淮风月，上海看得我目瞪口呆的花花世界，天津麻花狗不理，广州脡仔粥和肠粉，旅顺口的咸鱼饼子和炮台，东北地三鲜狗肉汤酸菜白肉炖粉条，苦哈哈找活路的老林子，火宫殿的鸭血汤，还有臭豆腐和已经打成粉的长沙城。都没了……

我没涵养。没涵养不用亲眼看到半个中国都没了，才开始心痛和发急；没涵养，不用等到中国人死光了才发急心痛。……家国沦丧，我们倒已苟活了六七年，我想让事情是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段奕宏神经质般地念出来，语速极快，语气里充溢着对家国沦丧的沉痛的悲哀。

当时周围人都听傻了，这段戏拍完，同剧组的王大治和张国强带头“哗哗哗”地鼓掌。导演康洪雷在监视器后面看得兴奋，不仅仅是词儿，字字句句里全是感情。后来康洪雷招呼大家喝酒，反复感慨“这他妈才是真正的演员”。

说起这段的时候，段奕宏脸上带着真挚的喜悦。这是他快乐的点。《团长》的拍摄过程中，出现了两次严重的拍摄事故，发生了人员伤亡。之后整部戏的命运也很坎坷，是共同经历过这部剧的人绕不开的心结。

如果按照世俗标准衡量，太不值了，但如今回忆起来，段奕宏觉得那172天在自己人生中极其珍贵。后来很多次士兵帮的聚会，康洪雷追着段奕宏让他念那段长长的台词，他总是羞涩地说“我背不出来了”。

“但是其实，”面对《人物》记者，段奕宏一脸笃定地说，“是因为我很看重，我不想时常把它拿出来，它就在那儿了，我不太愿意去消磨它。它已经在我的身体里，我不想把它当成一个调侃。”

《团长》这部剧，收视远不及《士兵突击》，也没有带给他什么特别的荣誉，但细心的粉丝会发现，在段奕宏的微博里，除去配合宣传的部分，过往作品提及最多的，正是《团长》。

段奕宏内心有自己珍视的东西，容不得商量。他有他的偏执。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不安

段奕宏说，有时候他特别羡慕王大治和张国强身上那种随时随地没来由的快乐——拍摄现场有一大缸，口子特小，肚子特大，王大治朝里放个屁，说国强你来看啊，新抓的小动物，张国强一下趴过来，然后大家笑得，一乐好几天。

但段奕宏自己不是那种制造快乐的人，王大治说，他往往是让大家伙安静下来的那个人。士兵帮都好酒，但是认识这么多年，在王大治的记忆里，段奕宏从来没有喝多过。他的身上一直伴随着一股强大的自制力，有不开心他也不会表露，都自己消化了。

即使到了今天，作为公认的实力派演员，被信任，被拥戴，他还是经常流露出不安的情绪。

采访在一个茶室进行，隐蔽而安静，段奕宏的敏感在于，茶艺师在一旁沏茶，水流的声响极细微，但每当这个声音响起，他的头都会不自觉地偏向那一方，像一只时刻机警不安的猫。

工作的时候更加明显，段奕宏说自己至今接剧本的第一反应都是恐惧，自我怀疑，自我批判，反复提醒自己不要拿过去的经验去套一个新角色。

这常常让他陷入自我折磨。不过他倒是想得开，“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享受这种痛苦，对我来说它是正常的，如果不痛苦，它就不正常了。”

一直到现在，不管接到什么角色，他都要雷打不动地去体验生活。《烈日灼心》的时候，去厦门一个派出所，警察见到演员来了都挺兴奋，只有一个对他爱搭不理的，他就追在人家后面，理由是这个人身上有他想要的那股劲儿。

即将上映的另一部新片《引爆者》中，段奕宏饰演一名矿山炮工，开拍前他又跑到矿井下面体验生活。下井需要先坐电梯，然后沿着搭在斜面上的猴梯，手脚并用地爬一两千米，到了井下还得走上几公里。导演常征并没有要求段奕宏那么做，入行多年，什么样过分的演员都见过，突然遇到一个段奕宏，让他特别知足。

后来常征明白了，保持痛感是段奕宏的创作方式，他一直要求自己去感知角色的痛苦，保持对疼痛的敏锐，要不他不安生。

常征对段奕宏最早的印象来自话剧《恋爱的犀牛》，段奕宏和郝蕾联袂奉献了一代文艺青年的圣经，两人的表演让常征有了不疯魔不成活的感觉，但也有区别。郝蕾是外放的，炽烈的，但段奕宏有收着的一面。郝蕾会说出“要成为教科书上的表演艺术家”那样的话，“老段不会，他习惯了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这点他不如人家郝蕾可爱。”常征笑着说，“但是老段会照着这个路子去做，悄悄地，自己去折磨自己。”

常征说起片场的段奕宏，“他有一个习惯，每演一遍都会自己看回放，他看到他自己不满意的，就要再来一遍。”

常征将这个习惯归结于段奕宏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他已经够好，但他身上的不安全感极其浓烈，对自己不信任。

9月份的时候，鲁豫采访段奕宏，泪点很高的鲁豫还是被段奕宏惹哭了，一次是因为表演，一次是谈到家人，后来鲁豫说，段奕宏身上最可贵的是“不知道自己的好”。

自行其是

这份不自知给了段奕宏一份独有的坚定，电影圈里关于他“难搞”的传闻比比皆是，但他不在乎。

《记忆大师》里跟黄渤合作，服务型人格的黄渤觉得段奕宏直愣得可爱。段奕宏不是一个会绕弯的人，在片场的时候常常陷入执拗，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但这种执拗让黄渤觉得特别珍贵。“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市场已经沸腾到这样了，整个沸腾没关系，但是底下还得有些个真材实料的东西，千年老人参啊什么的，得有一些东西能够沉在底下。”

《让子弹飞》、《十月围城》等影片的编剧，段奕宏的好友郭俊立去年也当起了导演，郭俊立觉得段奕宏身上最宝贵的一点是懂得取舍。“这个行业就是个名利场，说不好听的，你拍一个挣钱的戏跟拍一个不挣钱的戏，人家投资方各种人对你完全不一样。”

但段奕宏真得守得住，郭俊立要拍一个中年危机的电影，表现40岁男人的挣扎，郭俊立知道大约挣不到什么钱，但跟段奕宏一说，他就接了。

四十而不惑。如今的段奕宏更多地把拧巴留在表演里，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3部新戏在外人看来没一部不冒险，但在大多数人关心段位、阵容、商业利益的时候，他迷恋的是故事本身的挣扎感。

在圈子里呆久了，郭俊立看着好多人起起伏伏，大部分人都会选择随波逐流，哪里钱多，哪里曝光多，就奔哪里去，奔着奔着就没影儿了。

郭俊立觉得段奕宏身上宝贵的是，身边一波一波的人都随波逐流了，他就呆呆地站在水里，站在水中央，等绝大多数人都顺着水流飘走的时候，他的价值也就显现出来了。

段奕宏一直不太懂得名利圈的生存规则，许多人要持续站到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才觉得有安全感。段奕宏倒是感激中戏几年的痛苦，他对于自己的困惑，在那几年都梳理好了，他习惯了边缘，躲在一边默默向上游挺好的。

“我自身可能下意识地或是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角落里，这个角落挺好，我不太愿意站在中间。”

《爱有来生》的合作结束后，俞飞鸿和段奕宏并没有多少联系，前两年在一次合作中遇到，让俞飞鸿感动的是，10年过去了，他仍然是那个段奕宏，“仍然是很谦卑，很低调，很认真演戏的一个演员。”俞飞鸿鲜少在媒体上露面，但听说是段奕宏的采访，很痛快就答应了，“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能保持初心不变，能坚持不变的人都挺伟大。”

段奕宏有首一直很喜欢的诗，英国诗人雪莱所作的《孤独者》，其中有这样一段：

你是否敢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自行其是／成为一个绝缘物？／眼看着别人在身边忙忙碌碌／不管不顾／守着你宁静的幽居／像荒凉沙漠里的一朵花／不屑于／向那过路的风／吐露气息

柔软

从19岁到44岁，穿越形形色色的人群，段奕宏曾迫切地想成为他们，因为这迫切，他挣脱，他逃离，他穷尽所有去寻觅一个在这世上的位置。

终于，他找到了这个位置，想到了在痛苦和拧巴中与这世界相处的方式。早几年拍戏，他沉迷于融入，现在，他越来越多地强调抽离——他有家人，有很多爱，除了演员的身份，他也是普通人。

如今，除了表演中的必需，他尽量让自己在生活中松弛一点，他不再那么悲观地看待世界。

即便父亲的离去让他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但他内心还是感恩的，“跳完广场舞，买个香蕉，吃完饭，唱着歌，然后走了，特别像他。”

这之前，他坚持每年接父母来家里住一段，陪他们遛遛弯散散步逛逛市场，他都觉得特别知足。他也有过对时间的恐惧感，有两年看着父母一点点老下去，他特别恐慌，在鲁豫的节目中，他说起有次陪父母在楼下遛弯，回家换鞋的工夫，老两口不见了。他一下子傻了。开始的时候他还压低声音喊，“爸？妈？”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整个人都崩溃了。

其实，老两口只是走错了楼。那一次之后，段奕宏更加明白，少年时极力想摆脱的，到了中年，成了他人生中最珍视的所在。

从那时候起，他开始被另一种恐惧支配：时间不多了，我不能留下遗憾。他更彻底地去拥抱自己的生活，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

刚过去的9月，他还带家人在云南呆了15天。那时候爸爸还在，老爷子玩得很开心，如今想起来觉得庆幸。

父亲的后事是按照段奕宏的想法操持的，这次回家，他发现这个西北普通的大家庭里，自己那么地被需要。这个大家庭里那个不懂事的小儿子，如今成了需要做决定的那个。

成长的命题从未真的结束，那个结果到来的时候，真的送走父亲后，他突然不怕了，他不再惧怕时间，生离和死别，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很奇妙地，他甚至在失去的痛楚中品味到某种喜悦，那种经过生命疼痛之后，伴生出的喜悦。

父亲走后，有一天家里客厅的灯坏了，花瓣形的吊灯，有一瓣儿暗了下去，段奕宏觉得，父亲走了，这可能是冥冥中的某种暗示。接下来一家人都行动起来，那个场景让段奕宏特别动容——“我姐夫出去买灯泡，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我爱人，我们就开始卸。我突然被那个场景给感动了，我好喜悦啊，就是一家人在做一件事情，井然有序的。有人踩在凳子上卸螺丝，我在底下接着，然后送到卫生间。我姐接过去洗，我哥在那儿擦，然后再送回来。我顿时就有那种一家人在一起做一件事，那种当下的专注生发出的一种喜悦。好喜悦，好开心，好温暖。那一刻，我觉得我是离不开这种感觉的，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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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人物（ID：renwumag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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