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800多位采访对象，820场访谈，跨越了从政治、商业、科技到文化、艺术、体育各个领域，杨澜在《杨澜访谈录》里，靠一场场问与答，一帧一帧地触摸并记录着这个时代。

1996年3月18日，《纽约时报》财经版在头条位置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At 27，a Talk Star Sets Out to Transform Chinese TV .(27岁的脱口秀主持人将改变中国电视。)旁边，是占据了几乎四分之一版面的杨澜的照片。那时，她要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准备回国。

记者马克·兰德勒德当年这样写道：“和奥普拉一样，杨澜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之一。”1990—1993年，每周由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曾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和奥普拉不同的是，1994年杨澜放弃了这条坦途，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离28岁还有两周的时候，杨澜正在计划重返荧屏，她将返回中国，打造一档周播《杨澜视线》，旨在关注西方流行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报道中还用了polished manner（优雅的举止）、telegenic look （上镜的容貌）和razor-sharp grasp of (犀利的掌控力)，等等，这样的词来描述杨澜。那张照片上，没人看出她正怀身孕。当时，杨澜的回应也登在报纸上：“I’m only getting started.” （我才刚刚开始。）

1996年成了杨澜人生里特别的一年：她拿了一个学位，生了一个孩子，做了一套节目。她第一次给自己画了个圆。

20年过去了，杨澜仍然留着那份报纸，就像存着一叠时间。20年来，无论在纽约还是北京，很少有人再冲着她半举右臂说：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活跃了25年的《奥普拉脱口秀》，也在2011年说再见，转向新轨道。当年的《杨澜视线》早已发展成《杨澜访谈录》，并在2016年迎来它的16周岁——和她的第二个孩子一样大。

今天的杨澜已经远远大于当年那个杨澜，就像她的新书《世界很大，幸好有你》里所写的那样：你，是她的爱人、家庭、朋友、观众、事业、视野……也是她人生的半径。

Yang Lan One on One是《杨澜访谈录》的英文名。左边的one，是杨澜和她的团队，右边的one，指那800多个one。

《奥普拉脱口秀》停播时，上过奥普拉节目的人几乎都到了，有美国专栏作家开玩笑：“上帝会来吗？”《杨澜访谈录》15周年的“Touch触摸”展览现场，有人也发出类似感叹：“还有什么人杨澜没采过？”

15年，800多位采访对象，820场访谈，跨越了从政治、商业、科技到文化、艺术、体育各个领域，杨澜在这档访谈节目里，靠一场场问与答，一帧一帧地触摸并记录着这个时代。

杨澜仍记得，1997年年初，结束了52期《杨澜视线》的她，与一个编导、一个统筹外加兼职策划曹景行，“三个半人”创立了一档一对一的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做满100期后，2001年，她又携团队正式推出了《杨澜访谈录》（以下简称《杨访》），开始义无反顾地触摸时代，叩问世界。

北京东三环，阳光媒体集团的二层，杨澜的办公室里，有一面靠墙的八开门的组合壁柜。打开，密密匝匝摞满的，是近一人高的A4纸手稿。这是她做《杨访》查阅的资料和手记。“就这么一柜子一柜子存着，这只是一年的量，一年一清，这些入了库，才能放新的。”她在镜头前的30—45分钟，10—15个问题，可能需要这柜子里一尺高的阅读去支撑。

手稿中的一部分，也被搬去了展览现场，白纸黑字地陈列在那。不少人第一次见识到，光鲜的主持人和节目背后，竟是如此真实、具体又庞杂到惊人的辛劳。“我相信劳动。”杨澜在我问她怕不怕吃苦时，确实用到了“劳动”这个词，而没有用“梦想”、“使命”那些大词。她说，她从来不信不劳而获。820次访谈，每个人不下10万字的资料查阅，15年下来，就是超过8000万字的阅读，相当于800本书。

杨澜说，她是采访的“功课主义者”，下苦功夫就为一点：不说外行话。

这一点，也是她的老搭档蒋昌健在时，两人定下的规矩。蒋曾是《杨访》最早的总策划，这两个在大学时代便被视为一南一北最聪明的头脑，曾一起把这档节目做到了极致。如今，《杨访》的幕后团队已更新到第七代，杨澜还是杨澜。

她总在往前赶，埋头做事，停不下来。据说，《杨访》为拍摄飞行过的距离超过了200万公里，可以绕地球50圈。人们在追问意义时，杨澜觉得，去做就是意义。说一千遍节目的宗旨“记录一个人和他的时代”，不如一些具体的“小事”。比如，李光耀去世时，新加坡电视台会特意来向杨澜寻求素材。因为此前《杨访》做过他的两次专访，记录下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和难得的心路历程。几乎接近于《杨访》第一期采访王光美，那已是一种“文化孤本”。

Yang Lan One on One是《杨访》的英文名字，拆开看，左边的one，是杨澜和她的团队；右边的one，既指那800多个one，也指一个时代。2016年，这档节目，会以全新的形式在YouTube上全英文播出，向西方介绍中国。也许，这个47岁的主持人，又一次“将改变中国电视”。

25岁时她第一次主动选择了自己的人生——冲出别人为她画的圆，去到陌生的高处，要重新丈量半径。

电影《真相》（根据美国新闻节目《60分钟》的实情改编）在国内上映时，杨澜仍记得她当年去美国留学时也要“寻找真相”。

1994年她刚到哥大读书时，曾跑去图书馆翻找关于“主持人理论”的书。“我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是主持人。”那时她在国内已当了4年《正大综艺》主持人，主持过央视春晚，拿下了首届“金话筒”，还以记者和主持人的身份赴蒙特卡罗参与了北京第一次申奥。可她仍感到困惑，她要放下一切，把自己归零，从头再来。

“离开央视时，我觉得，好像自己知名度挺高，但一看脚底下，没有一块砖头是自己垒起来的，都是一个平台给你的。我就有了危机感，心慌。不像现在，虽然就这么一座两层小楼，却是我自己搭起来的，心里踏实。当年不行，就想走，要去看世界。” 杨澜在她的阳光媒体集团，回忆25岁时的自己——第一次主动选择了自己的人生，冲出别人为她画的圆，去到陌生的高处，要重新丈量半径。

在美国，直到她遇到了唐·休伊特（《60分钟》制片人）、丹·拉瑟（《60分钟》金牌主播）、克朗·凯特（CBS《晚间新闻》主播）、拉里·金（CNN主播）这些老牌主持人、新闻人，见识了他们做媒体、做电视的姿态，她才笃定了自己的职业价值观。

当时《杨澜视线》采访克朗·凯特时，他已经80岁了。杨澜问：“在主持人和记者两个称谓中，你希望别人怎么称呼你？”“记者，当然是记者。”当年，克朗·凯特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出退休申请时，有媒体描述，“就好比把乔治·华盛顿的头像从1美元钞票上撤下来一样”。——这样一位传媒界大咖，晚年就用两个字回顾自己的“人生圆心”：记者。

这些早期经历让杨澜确定，她要做一名有见解的“记者式主持”，做一名跨文化的沟通者。

15年来，《杨访》仅就中美关系的发展，就采访过5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奥尔布赖特、赖斯、希拉里、克里，以及美国三任总统——卡特、布什和克林顿。“一般人们看到外语嘉宾，哪怕是国家元首，收视率都会掉一半。”但杨澜清楚，要坚持做些“哪怕不赚钱但有价值”的电视作品。

“我不知道严肃的新闻原则和讲好一个故事有没有矛盾，我的信仰就是这两个一定是可以结合的，关键在你能不能讲一个好故事。”唐·休伊特当年曾对杨澜说，“你是为电视而生的，你应当珍惜。”

于是，克林顿答应上《杨访》时，所有人都紧张于如何问莱温斯基的事。杨澜沉浸功课，终于从“克林顿图书馆”入手，让克林顿自己讲了一个好故事：“我觉得别人不会理解我，我只有自己来处理自己的痛苦和麻烦……但我最后决定把真相告诉我的妻子。”杨澜觉得，采访其实像一次探险，一种对人心的探险。

杨澜问：“除了赛车和写作还有什么对你影响大？”韩寒：“天下女人。”

杨澜办公室里，那些“手稿柜”对面的落地窗前，摆着她的一些奖杯、旅行的照片、儿子和女儿的涂鸦、卡特夫妇的签名感谢信……角落里还有一张四个女人的杂志合影——杨澜、张欣、张兰、俞渝，微笑绽放在《新闻周刊》上——这是虎妈蔡美儿2012年3月为《新闻周刊》撰写的女性专题，描述中国四位女性商业领袖。杨澜被形容成“脱口秀大亨”、“一位奥黛丽·赫本和奥普拉的混合体”。

这张照片，加上得知背后的作者，扑面给人一种“天下女人”感。她们全是女人中的女人：独立、自信、强大、美丽。就像杨澜的偶像是外婆，虽然带着旧时代的“解放脚”，却一路挣逃，冲进新世界，最终在上海创立家庭作坊。这些精神都是杨澜的圆心，她从2005年开始制作一档女性谈话节目《天下女人》，逐渐发展成一个包括原创视频节目、出版、教育培训、论坛与会员俱乐部的女性社区。

“‘天下女人’的英文名称是‘Her Village’，意为‘她的村庄’。这来源于我受到的圣雄甘地的启发，他曾说过，无论世界有多大，它只是一个村庄；无论村庄有多小，它也是一个世界。”一次杨澜采访韩寒，问道：“除了赛车和写作还有什么对你影响大？”韩寒说：“天下女人。”——这似乎是对彼此最精彩的一个精神解读。

杨澜的名片上，正式身份是：阳光媒体集团董事局主席。跟她聊天，你常会忘了这个身份，她的兴奋点总在一个个节目、一期期访谈上，甚至嘉宾的服装颜色、录影的灯光道具。熟悉她的人说，她进了演播室，是最专业的主播、制作人，出了演播室，就必须是“主席”、管理者。公司上下没有人喊她杨老板，都叫她杨小姐，或杨澜姐。

“必须得对大家负责，公司里几百号人呢。人生的圆心真是不断去找的，不仅是用成功去找，更重要的是用失败去找。” 杨澜说起当年做阳光卫视，又不得已把它出售时，“等于是卖过一个孩子吧。那感觉太刻骨铭心了。我差不多花了三年时间，才重新把信心找回来”。聚光灯下，多数人只看见她优雅到无懈可击的一面。一些困境，只能自己熬过去。

她记得一些低谷时，先生吴征给她说过一句话：“你要往上飞，不要往下看。”今年，是他们结婚20周年。

作为女企业家的杨澜，必须要去和电视台谈判，和广告公司谈判，“早些年，还真得要去和别人拼酒呢”。真喝吗？“那得喝呀。你得表现自己的大气吧。其实也没人逼我喝，但某些时刻，那种豪气需要用酒精来表达，连对女人也一样。你是一个企业的主导，不能悲悲切切好像很柔弱似的，有时候必须得有一种豪气，哥们儿咱必须得干一杯。”

27岁被《纽约时报》描述时用到的形容词，依然贴切适用于47岁的杨澜。

“Touch触摸”展览布展时，造型师老黑在给一座蜡像补妆。

这是从杜莎夫人蜡像馆“借来”的杨澜的蜡像，老黑是给杨澜化了15年妆的造型师。他几乎见证了15年来，杨澜主持的每一场访谈和出席的各大场合。“杨澜姐就是心理大师，就没有她不能提问的人。而且在她身上，我相信天才，但我更相信勤奋，你们见过天才这么拼的吗？”

杨澜会是最了解杨澜的人吗？她访谈了800多个人，面对自己的蜡像，让她问自己三个问题。她说：“第一个问她：你有后悔的吗？或者说你想重新回到20岁吗？答案是：不想，一点都不想。20岁时是多么的惶恐和焦虑，今天的我看到的世界更大。第二个：你是不是已经做得足够好了？答案：so far so good,但是还要更好。第三个：你是不是累了？我会说：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27岁被《纽约时报》描述时用到的形容词，依然贴切适用于47岁的杨澜。20年来，她上镜服装的腰围尺寸都没有太大变化，平板支撑能撑6分钟。她说，从职业生涯来看，再做15年应该没问题——就像她价值观梯队里的唐·休伊特、克朗·凯特、拉里·金那样，退休时都超过60岁。

当年她那句话，也能送给今天的自己：I’m only getting started. 她想开始的一切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开始还在等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