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我曾听到这样一个消息：1983年11月初，有人到木樨地丁玲的住处看望丁玲。见到后，发现她今天特别高兴，来人自然感到诧异。丁玲开始笑而不答，后来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来人还是不解，她才神秘地说：“等着看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吧！”来人困惑不解而去（向我讲述这一消息的是文艺界一名人士，应其要求，故隐其名）。

1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答新华社记者问。义上是答记者问，实际上是周扬对他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文章的自我批评。那时，正是中共党内对周扬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论”猛烈批评之际，也是周扬在文艺界大权旁落之时，同时也是丁玲再一次为自己的历史问题结论向中央申诉中央正在审理之际。

而就在这一天，丁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的讲话——这显然经过有关人士刻意安排。讲话中，丁玲藉“清除精神污染”的东风，指责周扬领导下的文艺界存在着“散发着臭气，污染社会，毒害青少年”的“支流”，她认为，这些支流“千万不能忽视”。为此，她警告说：“如果我们对这些支流不警惕，不及时防止，不打扫清除，任其泛滥，就会造成灾难，给我们国家、民族带来痛苦。”为此，丁玲郑重地向文艺界发出了“扫除邪气，整顿文坛”的号召（《丁玲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页376—381）。

以“清除精神污染”为契机，丁玲与周扬以往的恩恩怨怨再一次引起文坛的关注。

一、爱屋及乌，冯雪峰影响丁玲

“丁玲与周扬，本不该成为无法和解的对手。”作家李辉在谈到周扬和丁玲的关系时写道：“他们有那么多可以成为朋友的因素。同是湖南人，且家乡常德与益阳相邻；从事同样的文化创造，同被视为左翼文学的代表人物；拥有共同的理想，同属于一个政党；一度同为所崇拜的领袖赏识……”

然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亲密合作过（李辉编着：《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页25）。

他们的分歧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丁玲被捕前，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被捕后，接任这一职务的恰恰是周扬。在“左联”的这一段时间，就现有的材料，我还没有发现周扬与丁玲在工作上有什么龌龊。尽管如此，据学者研究，此时周扬与丁玲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那么融洽了。

这里不能不提到冯雪峰。

冯雪峰是中共党内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就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2年，他将在上海寻求革命的周扬吸收进“左联”，并委以重任——“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主编。但其后两人除了短时间的友好相处外，大部分时间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1933年冯雪峰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后，周扬继而成为上海左翼文化界的领导人。1936年5月，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返回上海，在上海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因以前与周扬的对立关系，他没有找周扬，这引起了周扬等人的极大不满；其后因为“左联”的解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的不同看法，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张。

而相比之下，冯雪峰和丁玲则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早在1927年，丁玲和同在北京的冯雪峰就相识了。尽管那时丁玲已与另一位后来牺牲的左翼作家胡也频是夫妻关系，但她仍然对冯雪峰产生了超乎朋友关系的感情。在后来的岁月中，丁玲对这一感情从来没有否认过。她坦率地承认，冯雪峰是她“第一次爱过”的“男人”。因为是第一次，所以丁玲认为，她与胡也频的爱是浪漫且带有孩子一般的游戏，而对冯雪峰的爱则是刻骨铭心的。之所以没有离开胡也频，是因为在丁玲看来，冯雪峰缺乏胡也频一样的热情和勇气。如果冯雪峰有这样的勇气，他和丁玲的结合也就必然了（《丁玲全集》第5卷，页20—26）。

胡也频牺牲以后，同在上海的丁玲和冯雪峰保持了很好的情感关系，上海甚至有一种传说，认为丁玲的被捕与这种关系有关。1957年在批判丁、陈的作协大会上，当年与冯、丁同在上海的夏衍在发言中说：“今天还有好几位同志可以证明，丁玲同志被捕以后，上海有一种普遍的传说，这就是说，冯达被捕之后几小时之内就叛变自首，带了特务去捉丁玲，其目的是为了要从雪峰同志手里夺回丁玲。因为这时候雪峰同志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从以后结果看，冯达的目的是达到了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页109）

不过，没有结合也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信任和感情的沟通，彼此的那份深深的牵挂甚至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由于与丁玲有这样的关系，冯雪峰对周扬的看法，客观上也影响了丁玲对周扬的看法。

1942年4月初，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遭到了一些高级干部的批评。在心情郁闷之中，她写了一篇借题发挥的悼文：《风雨中忆肖红》。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丁玲全集》第5卷，页135）。

丁玲研究专家袁良骏据此分析说：

这段话，明褒雪峰，暗贬周扬，明眼人一看便知。对周扬的这些坏印象，当然不自延安始，而是植根于三十年代，植根于周扬在领导“左联”时的所作所为，植根于“两个口号”论争。丁玲1933年5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两个口号”论争等事她并未亲炙。然而，她1936年逃离南京后，曾在上海稍事逗留。营救她、接待她、安排她转赴延安的，正是冯雪峰。可以肯定，关于“左联”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丁玲和周扬在延安的历史碰撞，实际上，正是“左联”矛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袁良骏：《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粤海风》2001年第3期）。

除了为学者所说的这一原因外，周扬和丁玲在“在延安的历史碰撞”还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二、周扬和丁玲各执一词

1978年春天，周扬在接受赵浩生的访谈时，谈到了在延安与丁玲的分歧问题：

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派主张要暴露黑暗（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当时，丁玲刚刚结束流放生涯回到北京，正在为自己的平反四处奔波。此时，周扬虽然刚刚复出且与文艺界无缘，但他这番话自然引起丁玲的高度警惕：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为自己的平反设置什么障碍。丁玲顺理成章地想到了这一连串的问题。因此，当丁玲勉强以党员的身份参加第四文代大会时，即在一个有周扬在场——此时周扬已经回到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上来——的会议上，对周扬的这种说法公开提出驳斥：

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头子，还有艾青。事实上，当时我恰恰不在“文抗”。“文抗”有七个负责人，他们是萧军、舒群、罗烽、白朗、艾青、于黑丁、刘白羽，他们七个人轮流主持，没有我。那天艾青笑着说：“我是独立大队。”萧军，你们看得出来，那是个英雄，他能参加哪一派呀！他什么派也不会参加，他就是萧军派，他还能以我为首哇！哼？你算什么！……所以，我们很多人，大约并没有什么派，但是居然有人说他是派！他又是派的头子！又是以他为代表！这就是说，有派了！要没有，他能承认吗？（《丁玲全集》第8卷，页77—78）

周扬的谈话，虽然也谈到在上海就有宗派主义，但主要是从思想上归“派”——即“暴露黑暗”派和“歌颂光明”派，而丁玲则回避了思想问题而从组织上归“派”，因而抓住周扬的前一句话，强调的是“宗派”问题。至于当年在延安是否有周扬所说的有“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之争的问题，丁玲则巧妙地回避了。

后来，丁玲在一些场合对此仍然予以驳斥。李锐在纪念丁玲的文章中，再一次提到了丁玲对周扬这番话的看法：

在医院时（1979年年底——引者），她（丁玲——引者）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两个反党集团》的决定尚未撤销，这是“毛主席批的”），不免谈些不愉快的往事。她给我看了《新文学史料》上赵浩生写的一篇访问记，内中还涉及延安文艺界的所谓“宗派纠纷”。她认为这不利于安定团结，现在不应当再这样来回顾过去（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她总结文艺界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在讲话中曾着重提到宗派主义的危害）。出院后，在万寿路招待所，我遇见周扬同志，便谈到丁玲对这篇访问记的意见，建议他去看望她。后来丁玲告诉我，周扬到他家来了，可惜的是事先不知道，她不在家，没能相互畅怀一谈（李锐：《怀丁玲》，载《丁玲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130）。

丁玲对李锐私下的谈话，只强调不能这样“回顾过去”，而对周扬所说的“歌颂光明派”和“暴露黑暗派”是否存在，仍没有表示明确的意见，也并没有公开撰文来澄清。

1982年，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的回忆录中，则对此完全否认：

为了准备这次会，毛主席分别找了很多人谈话，我也是被找去的一个。这次毛主席和我谈话内容只是有关批评的问题。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交谈中是不是谈到了后来为一些人所宣扬“写光明”与“写黑暗”，或“歌颂光明派”与“暴露黑暗派”的问题，我不知道。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文艺》第二十六期发表了我的《我们需要杂文》一稿。写文章的起意，或者用今天的眼光去检查文章的内容，都不像后来有人指责的那样，说这是我在号召暴露黑暗，甚至把我晋封为暴露黑暗派的头头。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也提到写光明与黑暗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谈得那样透彻、明确、周全，我感到十分亲切、中肯（《丁玲全集》第10卷，页281）。

尽管丁玲不得不提到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关于“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述，但为否定自己是“暴露黑暗派”的头子，不但将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论述的这一点特意轻描淡写了，而且在提到在延安引起争论的作品中，只提到《我们需要杂文》而刻意不提比此文招致批评更严重的《三八节有感》。因此，此段文字处处都能让人读出其刻意掩饰的痕迹。

事实上，丁玲是完全知道当年对这个问题是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和争论”的。这有她在1942年6月写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的文章为证。

这篇文章是丁玲在学习了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发表的感想。她专门论述了“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的问题，而且把这种争论提高到“立场与方法”的高度来认识（《丁玲全集》第7卷，页65）。

在丁玲去世、周扬也去世后的1993年，丁玲的丈夫陈明又在《丁玲在延安》为题的文章中，对周扬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丁玲“不是主张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有意思的是，陈明并没有对周扬所说的延安存在“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之争予以否认（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如此说来，抛开丁玲是不是“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不论，周扬所言的延安存在这两个派别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读者都知道，在写作手法上的所谓“歌颂”与“暴露”，是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论中初现的，而真正作为一种写作上的评判标准，恰恰是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正式形成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但详细论述了应该“歌颂”而不应该“暴露”的问题，而且钦定了二者之间的界定标准（详见下文）。在新时期以前，准确地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种写作手法上的争论，一直是困扰作家的理不清的问题，也是在“阶级斗争”这根弦下的一个严肃的、单调的政治音律，作品一旦跑调——擅长写所谓“暴露”的作品，作者不但不被视为人民的作家，反而有可能以文获罪。但是，在新时期以来中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后，这一问题已不再是探讨的内容。——这一巨大的进步，是经历过在政治韵律下写作的作家感到巨大欣慰的，同时也是现今所谓的“新生代”作家所不能理解以至于漠视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周扬的话也罢，丁玲、陈明的话也罢，在今天的意义只能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标本而已，只有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才能为这个标本注入血液，使其重新鲜活起来。研究文学史的任务是，用这个鲜活起来的标本，来还原当年的历史场景。而只有这样，才能明白周扬与丁玲的这种各执一词的说法，事实上源于两人不同的价值取向。或者，用袁良骏的说法，是“历史的碰撞”。 

 （题图照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