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康在《晃晃悠悠》里说：“我们来到人间，与别人欢聚一场，是为了追欢逐乐的，我们不是来生气的，更不是来气别人的。”
这句话，我一直觉得是作者写给他大学同学老狼的。
1968年冬天，一个叫王阳的孩子出生在北京，他出生在传统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团长，父亲为我国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
按照父母原定培养计划，踏踏实实考上清华，最后成为一名叫王阳的科学家，这叫水到渠成。
王阳从牛B的北京八中以580分的高分，马失前蹄地考入东北最好的大学哈工大。北京四九城长大的孩子，跑到天寒地冻的哈尔滨念书，那叫“流放”。
王妈妈哭了，王阳答应妈妈：“去了东北，我就想办法转学回京！”
这一年，用高晓松的话说：他家长极其不懂腐败之道，送的礼、托的人、敲的门、踩的道皆极不靠谱。
无奈之下，王阳只好上了北京航空航天三分院，业界称为 “航三儿”走读学校。
王阳一入学，得大洋1000元，因为他创下了该校成立以来的入学最高分，那一届第二名比他低了整整330分。
“航三儿”学校最大特色是没有宿舍、没有水房，这一年，王阳爱上了Sing my song，每天跑到了湖边练声。
同学看到了，都说看“狼来了”，于是老狼就成功代替了王阳，成为日后行走江湖第一称号。
1988年，清华大学的高晓松成立“青铜器乐队”，缺一主唱。朋友力荐“老狼”，约定地点在北京建筑设计院，以戴草帽为接头暗号。
那天下午，在北京建筑设计院，老狼穿着牛仔裤，带着他的女朋友，正式认识了穿着军装、戴草帽的高晓松。
晓松说：“我们乐队啥都缺，还缺主唱，你得唱几句！”老狼坐在晓松家的沙发上就唱了一首《我要的不多》。
我要的不多
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
我要的真的不多
无非是体贴的问候
唱的很抒情，一如他的长相。
晓松后来回忆说：“丫唱《我要的不多》，全是面试套路。”
接下来就是乐队成立，吉他手、贝斯手、鼓手、主唱都是清一水的大学生。
没有经费，乐器超级烂，吉他和贝斯不超过一百块钱，没有鼓槌，就用刷子把替代，音箱是用电子管收音机改装的。
牛B大音响，由清华“优质妇女”捐出400元生活费购得。没有话筒，主唱声音全靠干嚎。
就带着这一堆废铜烂铁，他们对着女生、对着啤酒、对着青春唱。没事时就跑到北师大、北外、中戏这些男女失调的学校找人茬琴，输了的当场摔一把红棉吉他。
时间久了，“青铜器”有了点小名气。那些年，年轻人愤世嫉俗，以灵魂的名义拍婆。
崔健一上台标准的小脚裤、布鞋，窦唯一上台，满身皮带，手摇一铃鼓，这才叫摇滚范儿。
有一回，青铜器受邀为外交人员的酒家暖场，大家长发披肩上台，大家想这么重要的场合，老狼一定会掷地有声来一句：我们是青铜器。
结果他很羞涩来了句：“我—我—我—我们都是学生！”后面准备打鼓，脸还埋在长发里的晓松，当场就嗝屁了。
这就是老狼，一个永远不会装，装也装不像的人。
这件事让高晓松调笑到现在，一直没忘。
1990年暑假。
海南一歌厅向青铜器发来邀请，老狼和高晓松漂洋过海就去了。
这哥俩只带了单程的车钱、船钱，挣不到钱，恐怕就得游回北京。
到了海南，老狼面试心切，一上台便紧张，一紧张就长高了三个度，高晓松心中直叫坏了！但见那几个“病痨鬼”式的乐手头头也不抬、无比默契地就跟上了B调，救了老狼和晓松一命。
歌厅一晚上唱就挣二十块钱，不唱滚蛋，老狼和高晓松就为了这20块钱拼命的干。
海南酷热，无数个在席子上泼了水还是睡不着的夜，老狼抱着吉他，晓松抱着叫“阿萍”的优质姑娘。
“我们的音乐在海南缺乏群众基础，又坚持不唱粤语流行歌，几天后就被歌厅老板炒了鱿鱼。”
两个人只剩下一张返程的钱，晓松说：“老狼，你先走，别管我，回去告诉同志们，我们没有投降变节，没有唱过粤语歌曲，我们坚持了摇滚乐！”
“放心，只要飞机不掉下来，一定完成任务。”
高晓松：“你丫还要坐飞机。”
老狼：“没办法，海峡里有台风，所有船全部停了。时间紧，任务急，我得回去上课，航三儿要开学了。”
晓松不想读书了，对于晓松来说，他不想要的生活，就会立即拒绝，他受不了标配的生活，受不了按部就班地清华毕业，然后国外读博，成为科学家。
至于想要什么，晓松就在路上找，他去了厦门，主业流浪，业余哄厦大一妹妹睡觉。而老狼呢，既然我不知道要什么，那就像大家一样继续读书呗。
▲老狼和高晓松
老狼大学毕业，去了一家智利合资公司画电子图、做设计，坐火车全中国跑。而晓松玩得风生水起，开广告公司，赚了很多钱，像个暴发户。晓松膨胀而张扬，老狼落魄而安静。
唯一不变的是青春热血。
1993年，香港大地唱片公司落户北京。晓松被推荐给黄小茂，黄小茂开着拉达车来了，一看晓松开着大林肯，就问：“我该给你多少钱才合适！”
回答：“我不要钱，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让老狼来唱。”他把老狼提溜过来，唱《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两个人都没意识到自己火了。
有一天，他俩去北京工体看球赛，发现周围观众都不看球了，而是盯着老狼看，然后
接着各种邀请也来了，每天家里电话不停。老狼妈妈开始接到邀请电话还不信，“就老狼那样还能唱歌？”
一个月后，她接电话时就变了口气：“我们家老狼三万块可不行，好歹也得七万！”
老狼妈妈介绍的活，老狼一个也不接，晓松也从来不在意。钱从来不是他们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那些闪耀着炙热的青春，那些无悔的青葱岁月，他们看得比命还重。
1995年，两人还是闹翻了，老狼不想再唱校园民谣，想转型唱摇滚。晓松想继续做校园民谣，两人吵得不可开交，见面就吵，录《恋恋红尘》时，两人彻底闹翻了，摔了桌子。
晓松选择了诗和远方，周游世界，到一个地方，买一部车就去旅行、去壮游，去看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的落日，在路上继续找自己的梦。
老狼还是待在北京，唱有关青春的歌。
一样的长发，一样的微笑，一样的挽起袖子的西装，一样的握话筒姿势，身旁站着还是第一次遇见高晓松时带的那个女孩。
老狼读高三那年认识了读高一的潘茜，就爱上了。每天骑着车穿过北京长长的胡同瞎串，写了很多压箱底的情书。
老狼说：“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据高晓松回忆，狼哥、狼嫂只吵过一次，狼嫂觉得狼哥从小不努力，生活总是喜欢顺其自然，狼嫂特上进，读名校，去雅虎，还有一万原始股！狼哥只是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句，我想你了，狼嫂哭着就从美国回来了。
老狼后来看了一下雅虎当时的股价，160 多美元一股呀。他笑着跟狼嫂说：“你丫真笨，一万股得我唱多少次《同桌的你》才能唱出来呀！”
在乱花迷眼的今天，老狼依然安静得像个怪物。
晓松说老狼：“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只唱一首歌，爱一个人过一生，但是都没有一个人做到。
只有老狼一直在穿一样的白衬衣，一样的吉他，一样不插电的演出，他站在那里，一下子就把许多在生活里变形了的人，拉回到白衣飘飘的那个年代。”
▲潘茜和老狼
1997年，晓松两年壮游归来。正如他在《晓说》里感慨：“世界不是苟且，世界是远方。行万里路，才能回到内心深处。”
两年的壮游，他心胸更加开阔，面对生活也更加坦然。
晓松回来后，两个人在录音棚录《青春无悔》。
不忧愁的脸，是我的少年
不苍惶的眼，等岁月改变
最熟悉你我的街，已是人去夕阳的斜
人和人互相在街边，道再见。
唱着唱着，老狼哭了。
晓松问怎么了？
老狼说想起过去很多事。两个大男孩抱在一起，哭了！哭的不是生活的挫折，而是逝去的青春，还有所有关于青春的热血。
生活就这样，我们起初本来是笑嘻嘻的，对全世界全人类都有好感，我们觉得自己像个善良、纯洁、简单的男孩子，迫切，充满了希望。
但是我们到外面的世界里，我们在路上被打倒了，从此以后，我们很难把自己拼起来，回复原状。
可是生活总是这样，昨天今天已经离我们远去，明天还会迎头相撞。
2011年，晓松导演《大武生》，当天晚上喝了很多酒，成为了中国第一个醉驾的明星。
晓松在法庭上举了牌子，说哥们错了，愿意伏法，并拒绝律师为自己开脱。
他觉得自己这些年，走了很多路，却从未真正反思自己，他在看守所6个月，将自己40多年来的人生全部反思了一遍。
晓松终于懂得生活的真谛，生活不就是在细微之处，找到有趣吗？过去的鲜衣怒马、江湖人生，我真的迷失了。
“我发现越思考越狭隘，越发呆越辽阔，一思考就绕进去，特别容易钻牛角尖。而一发呆就能明白很多事情。”
于是他用一个矿泉水瓶制作“漏水时钟”，找一根笔芯翻译马尔克斯的经典小说，教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写关于青春的诗。
高晓松回到的内心深处，不正是他们年轻时候的样子吗？
晓松入狱之后，老狼面对媒体闭而不谈，出来后，老狼汇了十万块钱，开始晓松坚决不要。
老狼说：“就当生日礼物了。”
晓松是野路子，生活很随意，从不穿高档衣服。
这一次，就买了一件3万多块的衣服，一想还剩6万块，又给老婆孩子买了一通。一看老狼还是穿着一千来块的衣服，就又给老狼买了一件，这件衣服，老狼穿了一两年。
老狼只说一句：“我去年演出比较多，而你在里头吃糠咽菜呢，比较苦。你一直花钱大手大脚，没钱了，我养你，我就是这么想的。”
每个人生活，都有不同的境遇，晓松用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半年监狱领悟到了生活真谛。老狼在安安静静，恬淡淡泊的生活之中也领悟到了生活真谛。
如果说高晓松更像游侠，那么老狼就像隐士，不抛头露面，不哗众取宠。
高晓松一直不愿被时代改变，所有的壮游，所有的彷徨，都是为了寻找自己、认识自己。
老狼从没有离开过音乐，时代也从未改变过他。他依旧一袭白衣唱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歌。
去年，老狼参加《我是歌手》比赛，晓松来帮唱，从未烫过头发的他，还专门烫了头发。
大家都早已青春不再，老狼站在台上，依然是白衬衣，仿佛他站在哪里，时间就被他带回了90年代。
特喜欢老狼唱的《礼物》这首歌：
剩最后一曲
你先开口唱吧
不然都睡了
总要有一个人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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