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州甪直保圣寺遗存的塑壁、塑像，是我国雕塑史上的珍品。民国时期经社会各界的保护，这一珍贵文物得以留存至今。文章根据当年的诸多文献记录，回顾这一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过程和内容，为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提供了一个颇具意义的案例。

关键词：

遗产保护；保圣寺；塑像；民国时期

苏州甪直保圣寺遗存的塑壁、塑像，是我国雕塑史上的稀世珍品。1961 年，国务院将保圣寺古塑像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圣寺珍贵的古塑像发现于民国初年，且已行将被毁，之所以能留存至今，多赖民国时期对这一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关于这一遗产保护工程的具体过程和内容，当时相关记载和报道甚多，其中由当事者所编《甪直保圣寺唐塑一览》一册，是了解这一工程的重要文献资料。

1 保圣寺古塑像的发现

1.1 保圣寺与古塑像

保圣寺在江苏苏州甪直镇，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古寺。据文献记载，寺创于唐代①，北宋重建。历史上保圣寺规模宏大，香火鼎盛。寺为太平军所毁， 同治年间又有重修，但已远不如昔，至民国初渐荒芜倾圮（图1）。

图1 1926 年时的甪直保圣寺大殿（图片来源：蔡元培等编《甪直保圣寺唐塑一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藏民国十八年照相印本）

然民国初年时，保圣寺古塑像尚基本保存完好，大殿内正中佛坛上为释迦与阿难、迦叶三尊像，旁列罗汉十八尊及塑壁。大殿外悬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所题抱柱联：“梵宫敕建梁朝，推甫里禅林第一；罗汉溯源惠之，为江南佛像无双。”保圣寺古塑像历史悠久，塑艺精湛，其价值不仅在于塑像本身，还在于塑壁的布置构图，它将当时寺院盛行的画壁巧妙地移植于雕塑之中，塑壁山岩起伏，塑像造型生动（图2），诚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珍品。

图2 保圣寺罗汉塑像与塑壁（图片来源：蔡元培等编《甪直保圣寺唐塑一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藏民国十八年照相印本）

1.2 塑像发现与保护呼吁

保圣寺在近代因罗汉塑像的发现和保护，重为人们所关注。1918 年，著名学者顾颉刚到甪直，意外发现了保圣寺古塑像，并指出其“寺建于梁，像制于唐”的特色和价值[1]23。所谓“像制于唐”和“罗汉溯源惠之”，即保圣寺古塑像相传为唐代名家杨惠之所作。据《吴郡甫里志》记载，大殿“供释迦牟尼佛像，旁列罗汉一十八尊，为圣手杨惠之所摹，神光闪耀，形貌如生，真得塑圣之三昧者”。[2]92

杨惠之是唐开元间（713—756）杰出的雕塑家， 其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笔法，分别以塑、画闻名，当时就有“道子画，惠子塑，夺得僧繇神笔路”的说法。然近代以来有人认为塑像是北宋之物，也有人认为是唐塑宋修。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在《塑壁残影》中谈到罗汉塑像和塑壁时认为：寺实为北宋初期在废寺基础上重建，不应有唐人塑像。罗汉之数在唐末只有十六，十八罗汉之数出自宋初，故降龙、伏虎二尊必为宋以后所增。但除降龙、伏虎外的罗汉像为杨惠之所作，或亦理所应有者。[3] 陈从周则明确指出，塑像应是出于宋人之手。[4]

1922 年顾颉刚重返甪直，见大殿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危及塑像，遂奔走呼吁抢救和保护罗汉塑像这一珍贵文物，并于1923 年分别在《小说月报》和《努力》周刊上发表了《记杨惠之塑像——为一千年的美术品呼救》一文和有关照片，呼吁各界慷慨解囊，抢救古刹塑像。曾留学日本的天津南开大学陈彬龢，写信并附《小说月报》和照片六帧给当年的同学——日本美术史学者大村西崖，请其“来中国实地考察，并为文推介，推动抢修，使像壁得以存世”。大村西崖氏接受了陈氏的建议，于1926 年特赴甪直实地考察， 回国后出版著作《吴郡奇迹：塑壁残影》。[5] 保圣寺古塑因此而为世人瞩目，广受重视。尤其是文化教育界名人，开始倡议和推动古塑文物的保护。

然而学者的呼吁，并未引起政府的重视，保护工作也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年久失修的大殿岌岌可危。1928 年，大殿西半边坠塌，半数罗汉被毁，终于促使各界和政府落实具体保护措施，开始着手抢救和保护剩余的九尊古塑像。

2 保圣寺古塑像的保护

2.1 保护缘起

保圣寺古塑的抢救修缮，初由民间组织发起： 1928 年叶恭绰发起“唐塑保存会”；1929 又由蔡元培、马叙伦、叶恭绰、顾颉刚等人组织成立了19 人的“保存甪直唐塑委员会”，联合向社会呼吁，多方募集资金。后由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拨出款项，并动员社会各界捐款抢救。徐悲鸿、刘海粟等美术大师专程到甪直考察， 江小鹣、滑田友等雕塑家精心修复了残存的罗汉塑像及塑壁，并请著名建筑师范文照于大殿原址上设计古物馆，以安奉罗汉塑像和塑壁。这一抢救过程今可见于由蔡元培撰文、马叙伦手书的《甪直保圣寺古物馆记》（附录2）。

2.2 遗存状况

1918 年顾颉刚初到甪直时，所见古塑尚较完好： “入殿见罗汉像错列两壁，高下不齐，为他处丛林所未见。除下层经后人修饰外，皆奕奕有神采。东壁中层一尊穿黄袍而趺坐，庄重端凝，当地人传说为梁武帝像，予颇疑即面壁之达摩也。其西北壁之一尊则神情逸宕，作握管题壁状，一童捧砚以侍，雅有李昌谷游山寻诗，挟奚奴自随之况”[1]23-24。然自1918 年顾颉刚发现甪直保圣寺古塑像至1928 年大殿半边坠塌的十年间，大殿因年久失修而荒废破损，屋漏墙破，西北墙壁坍塌，塑壁后壁“剥落殆尽”[3]13，并逐渐危及殿内塑像，壁、像部分破损，北壁塑壁惟残存支架，但塑像整体尚基本保存完整，殿内十八尊罗汉像及塑壁沿东、西、北三面布置成“︹”字形整体。1928 年大殿坍塌前的遗存状况，可见于1926 年大村西崖实地考察后所著考察记录《塑壁残影》（图3—图5）。

图 3. 保圣寺大殿梁架与塑像（图片来源：蔡元培等编《甪直保圣寺唐塑一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藏民国十八年照相印本）

图4 大殿坍塌前的塑像遗存状况（图片来源：蔡元培等编《甪直保圣寺唐塑一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藏民国十八年照相印本）

图5 大殿坍塌前的塑像遗存状况（图片来源：蔡元培等编《甪直保圣寺唐塑一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藏民国十八年照相印本）

1928 年，岌岌可危的大殿终于西半部坠塌，并毁半数罗汉塑像，十八尊罗汉塑像仅剩九尊残影。同年，保存委员会委员叶恭绰“感于大村西崖氏之记载，往瞻残影。见寺多倾堕，壁未圮者仅一堵。其塑像之脱落者赖沈柏寒君之力，保存于甫里先生祠中”（蔡元培《甪直保圣寺古物馆记》）。最终，坍塌大殿全部被拆除，余存九尊塑像拆下另处保存，而拆除的宋代大殿构件，仅留存了斗栱数朵。

2.3 保存计划

1929 年，保圣寺古塑像的保护在以蔡元培为首的保存委员会的组织下，制定了相应的保存计划，保存计划书的内容分作如下五个部分（详见附录1）：

（一） 述保存甪直保圣寺唐塑缘起及其计划

（二）保存甪直唐塑预算概数表

（三） 教育部保存甪直唐塑委员会组织大纲

（四） 教育部保存甪直唐塑委员会委员名单

（五） 修理唐塑罗汉及塑壁计划大略

保存计划书篇首，记述古塑保护缘起背景以及保存计划大要，并述及保护经费的筹措安排、古物馆的筹建设计、塑像的修复等具体内容，最后以此计划书向社会各界呼吁帮助和募集保护资金：“急待各方募集以应急需，尚望海内贤豪，慨允解囊，成斯美举。谨陈梗概，以质高明图表附后，敬希省览。”实际上，计划书的本身也是面向社会发出的保护古塑和募集资金的呼吁书。

为了保护工作的筹划组织和实施，保存计划书订立了组织大纲，共七条：

第一条 本会直隶教育部办理保存苏州甪直镇保圣寺唐塑佛像事宜

第二条 本会设委员十七人至十九人，由教育部函聘国内热心艺术暨考古专家担任之

第三条 本会设常务委员七人，由教育部就委员中指聘之

第四条 本会委员均为名誉职

第五条 本会得酌设有给职员若干人，由常务委员聘任之

第六条 本会各项细则由委员会拟订，经教育部核定后施行之

第七条 本大纲经教育部核准施行

组织保存委员会，是保圣寺古塑像保护活动的重要形式。根据组织大纲，保存委员会设委员19 人， 其中常委7 人，由教育部函聘国内热心艺术及考古的专家担任。名单如下：

蔡元培、叶恭绰、陈去病、金家凤、陈万里、马叙伦、陈剑翛( 以上常务委员)

张继、钮永建、张一麐、叶楚伧、缪斌、黄涵之、李云书、顾颉刚、狄楚青、王一亭、关炯之、茅祖权( 以上委员)此19 人皆为其时文化教育界要人及社会名流。如教育部蔡元培、马叙伦、陈剑翛，江苏省政府钮永建、叶楚伧、缪斌，著名学者叶恭绰、顾颉刚、陈万里等。

保圣寺古塑像保护过程中，资金的筹集最显重要， 经费预算也是保存计划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原先计划经费总额30 000元，由于资金来源困难，改作20 000 元，分为工事费与监督费两大款项：

第一款 工事费：19 000 元

第一项 房屋建造费：16 000 元

第二项 像塑装修费：3000 元

第二款 监督费：1000 元

第一项 旅费川资薪工：600 元

第二项 文具邮电：200 元

第三项 其他杂费：200 元

塑像保护修复设计内容有两项，一是安奉罗汉像的古物馆设计，一是残余塑像的修复设计，分别由建筑师范文照与雕塑家江小鹣承担，如保存计划书中所称：“兹已由建筑专家范文照君拟有详图，并请雕塑专家江小鹣君担任修理塑物之设计。”蔡元培《甪直保圣寺古物馆记》中记作：“以建筑之任，委之建筑专家范文照君；以修理塑物之任，委之雕塑专家江小鹣君。”（附录2）古物馆及古塑修复工程，由叶恭绰具体主持和负责。

受任修缮塑物的江小鹣，由于赶制南京中山陵的孙中山纪念像，工程初期即离开了甪直，其后塑像修理由担任江小鹣助手的滑田友完成。[6]

保存计划书中，附录了建筑师范文照所作的古物馆设计图。关于罗汉及塑壁修复，亦请徐悲鸿、刘海粟作有像、壁保存方案[7]，但保存计划书中，仅列有《修理唐塑罗汉及塑壁计划大略》，具体内容未录。

3 范文照与古物馆

3.1 古物馆的设计

保圣寺古塑保护，除本体的古塑修复以外，另一保护措施是古物馆的兴建，即在大殿原址上新建古物馆，用以安奉罗汉塑像和塑壁。古物馆由当时著名建筑师范文照设计。

新建古物馆的性质，设定为文物的保存，主要用于古塑像、塑壁的安置保护和陈列，此外也作为甪直镇此后陆续发现之文物的收藏和陈列之处。

关于古物馆的设计原则，根据保存计划记述，原计划形式上按旧大殿样式设计重建，结构上以钢筋混凝土替代木料以期防火耐用。后由于经费不足的原因， 放弃原样式重建的计划，改为平顶小檐的简化形式，即保存计划书中所谓“其建筑不照原式，但取坚朴合用”。

建立在大殿原址上的古物馆，在平面形式和尺度规模上，基本仿取原大殿，平面方三间，前部带披屋。根据现状测量，方三间平面面阔：心间6 m，次间3.5 m， 进深心间6 m，前后间3.8 m。前面披屋, 在面阔心间的6m 基础上又分作三间：中间4 m，次间1 m， 共6 m；进深2 m。

古物馆施工图仅一张图纸，图纸大小近于一号图尺寸。绘制内容有平面图、正立面图、剖面图、仰视平面图，另有檐口大样、门大样、窗大样等。部分细部大样用钢筋混凝土仿木做法。施工图较为简单：立面图只画了正立面，其它面未画；剖面图也仅剖了一个方向（图6，图7）。

图6 保圣寺古物馆施工图：正立面图（图片来源：蔡元培等编《甪直保圣寺唐塑一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藏民国十八年照相印本）

图7 保圣寺古物馆施工图：剖面图（图片来源：蔡元培等编《甪直保圣寺唐塑一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藏民国十八年照相印本）

古物馆施工图，在绘制方法上为中西混合的形式。图的尺寸标注采用当时美国通行的英制度量单位，文字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中文多为右起式，偶有左起（如图8 当中题字）。花体英文字体应是当时流行的样式。图签标注日期为：29.4.29，即公元1929 年4 月29 日（图8）。

图8 保圣寺古物馆施工图：图签（图片来源：蔡元培等编《甪直保圣寺唐塑一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藏民国十八年照相印本）

1929 年秋，古物馆开始动工兴建，中途因战事影响停工百日。后又因塑像安置问题，多次返工。整个工程直至1932 年夏完工，前后历三年时间。

现所见古物馆外观，非当初原建形式，部分已有改动：原平屋顶形式由于漏水，于20 世纪50 年代改为两坡顶形式，后又改为歇山形式。当年去旧易新的古物馆，如今也已成为重要的近代建筑文物，以及建筑师范文照的一个具有特殊背景的作品。

3.2 建筑师范文照

保圣寺古塑保存，汇集了当时的社会名流。古物馆设计选择名建筑师范文照，推测一是因其上海事务所离苏州较近，二是由于其较高的知名度。

范文照建筑师（1893—1979），1921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22 年学成回国，1923 年在上海开设“范文照设计事务所”，设计了许多重要的建筑，并获中山陵设计二等奖（1925 年）和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三等奖（1926 年），是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著名建筑师。1929 年承担古物馆设计时，范文照年仅35 岁。然此古物馆设计应只是他设计的一个较特殊的小规模建筑。

范文照在1933 年发表过一篇《中国建筑之魅力》[8] 的文章，由此文可见，其时范文照对中国传统建筑有相当的认识和喜好。而发表此文的当年，也正是保圣寺修建古物馆的完工之时，二者之间或有一定的关联。

范文照建筑设计思想和风格，在初期表现为“复古”与“折衷”的特色。保圣寺古物馆一方面具有特定的复古背景和要求，另一方面也正体现了当时范文照的设计思想与风格，因此表现为中西合壁的风格与形式。20 世纪30 年代以后，范文照转而倡导现代主义建筑设计思想，极力反对复古主义，被誉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近代先锋。

4 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4.1 保圣寺保护的意义

保圣寺古塑像的保护，是中国文物保护发展历程上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为20 世纪初的一项文物保护工程，迄今已近百年。回顾这一段历史，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兴盛发展的今天来说，其中或仍有值得思考的东西。

就性质与年代而言，民国时期保圣寺古塑的抢救性保护，或可视作后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初意识和行动，尽管其距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内涵与形式有一定距离，但毕竟与古代金石、古玩的保存和收藏有了相当的区别，且这一保护事件，多少受到了西方和日本文物保护观念的影响。

然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保圣寺古塑的保护只是一个孤立事件，并未形成如邻国日本那样较完整和科学的保护意识与制度，或可以说，其思路与形式在相当程度上仍是传统的延续。关于这一特点，可以和较其早一百多年的武梁祠石刻保护作一比较。

1786 年，金石学家黄易偶然发现了武氏家族墓地遗存——武梁祠，随之进行了遗址发掘，并修建保管室以收藏和保存发现的画像石，使武梁祠石刻得以留存原址而非落入私人收藏。巫鸿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考古发掘以及保护工作。[9]关于此次发掘保护，黄易作有《修武氏祠堂记略》，并于保管室内勒石铭记，文中述及保护的性质、目的与方法：“有堂蔽覆，椎拓易施，翠墨流传益多。从此人知爱护，可以寿世无穷，岂止二三同志饱嗜好于一时也哉!”[10]7428-7429

比较保圣寺古塑与武梁祠石刻二者的保护，尽管蔡元培之古塑保存已较黄氏过了百余年，然其思路与方法基本相同，并未超出多少：二者都在原址上修建了保管室，以蔽护文物并作展示之所；与黄易一样，蔡元培亦于古物馆内勒石铭文，记述保护的缘起与目的（附录2）。只不过前者为民间个人行为，后者为公私合力的保护形式。唯社会和政府的重视，西方与日本的影响，以及计划性与现代意识，是保圣寺古塑保护所表现出的新特点。

文物的定义随时代而发展。民国时期亦称文物为古物，1930 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古物是指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与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而言。”故当时称保圣寺塑像为古物，称保存与陈列塑像之馆为古物馆。唯其时古物之称或仍偏重于可移动文物，作为不可移动文物的保圣寺大殿古建筑当时并未受到重视。然仅几年之后，1935 年北平政府成立了专门负责研究、修整古建筑的“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重提文物一词， 表明其时“文物”概念已包括了古建筑等不可移动的文物。[11]

4.2 价值与内涵的认识

文化遗产的保护，首要在于价值认识。保圣寺的闻名，正缘于顾颉刚所指出的“寺创于梁，像制于唐”这两点价值认识。于此，《述保存甪直保圣寺唐塑缘起及其计划》中有更进一步的论述。其言“塑像为我国独有之艺术，其流传至今而最有价值者当推江苏吴县甪直镇保圣寺之唐塑”，是对其艺术价值的评价。而“寺为六朝梁代所建，塑壁及十八罗汉像相传出唐代杨惠之之手。保圣寺之塑壁，虽后代曾加修治，其间不无失真之处，但原始必出惠之之手。时逮千载，屡遭丧乱，岿然尚存”，则是对其历史价值的肯定。但作为价值评估，其时保圣寺的价值，除了“寺创于梁，像制于唐”两点之外，还应再加上“殿建于宋”。由此三点，方能概括对保圣寺古塑完整的价值认识。当时被忽略的大殿，实际上与塑像有着密切不可分的整体关系。首先，在年代的分析上，塑像与安奉塑像的大殿应是同期原构的遗存。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在考察中即已注意到对塑像年代的考证，及其与大殿建筑的关系。其次，当时关于保圣寺价值的认识集中于艺术史和美术史，忽略了建筑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当年人们所注重并抢救保护的只是保圣寺大殿内的罗汉塑像，相应的保护措施也都是针对塑像而言。对于同样重要的大殿却未予重视，任其失修颓败，最终导致坍塌并全部折毁，这一结果正源于对建筑遗产价值的忽略。当年唯日本美术史学者大村西崖注意到大殿的价值，在考察塑像的同时，顺带对大殿作了考察和记录，并建议保护。

从保圣寺保护案例来看，当时尚未有整体保护的意识。建筑损毁后，更无遗址保护的观念和措施，而是直接在原址上新建古物馆，彻底破坏了大殿的遗存痕迹。但在塑像保护修缮上，追求材料、色彩以及样式“旧样真迹”的思路，还是十分突出的。主持修复工程的叶恭绰，在古物馆开馆典礼上，报告保存委员会保护工作时有谓：“塑壁诸料，计用料泥糠棉麻外，用麻布皮纸桐油色粉，并依照原留残块色。罗汉像则亦依旧样，以存真迹。”[12]

民国以来，国人对建筑作为文化遗产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多来自于日本的影响。亚洲的文化遗产保护，日本一直走在前列。保圣寺的文化遗产保护，也带有相应的日本影响。首先，在价值认定上，需借日、德学者之言。同时，保圣寺古塑保护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促进作用。其次，在形式上，保护科学受日本的影响较多，保圣寺保存计划书中的“保存”一词，即取自于日本。至今日本、韩国及台湾等地仍称其作“保存科学”。

建筑是不可移动类文物的主要内容，日本遗产保护中对建筑价值的重视，应来自于日本起步甚早、成果丰厚的古建筑研究。作为美术史学者的大村西崖对古建筑价值的认识和重视，相信也正是以日本古建筑研究成果和传统为背景的。国人对古建筑遗产价值真正的认识，即“科学的眼光，系统的研究”（朱启钤），始自20 世纪30 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1930 年）， 而其时正值保圣寺保护工程之际（1928 年—1932 年）。营造学社成立之后，国人始以现代科学的眼光重新认识古建筑这份文化遗产，然保圣寺大殿这一江南所存极少的北宋遗构，终因未及保护而塌毁消亡。

4.3 营造学社与保圣寺保护

从已知史料来看，保圣寺古塑保护，当时虽广受社会关注和舆论宣扬，然成立初始的营造学社并未参与其中。营造学社对保圣寺的考察最早是在1934 年。梁思成、林徽因于该年10 月为杭州六和塔重修计划而南下，归途中转至吴县甪直，实地考察了保圣寺。其时保圣寺保护工程已完成两年。梁思成参观了保圣寺古物馆内的罗汉塑像以及数朵大殿上拆下的斗栱，并将此斗栱资料收录于其两年后编纂的《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第四集《斗栱（汉—宋）简说》中，即图版贰拾贰乙“甪直保圣寺大殿拆下之宋斗栱”（图9）， 记曰：“苏州甪直保圣寺大殿形制似属宋初，大殿虽已拆毁，斗栱数朵却幸得保存在殿址新建的古物馆内。”[13]295梁思成于此处用“拆毁”二字，表述了保圣寺大殿的消亡。也就是说，在保圣寺保护工程中，当时社会关注的是古塑像，而对破败大殿所采取的措施则是拆除，而非修缮。

图9 保圣寺大殿拆下之宋斗栱（图片来源：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六卷第306页）

对宋构保圣寺大殿重要性的认识，当时主要限于建筑史学者。梁思成1932 年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译文《大唐五山诸堂图考》的译者按中，论及保圣寺大殿：“我国宋代建筑遗物，现尚幸存者甚罕， 其已经发现者，嵩山少林寺初祖庵正殿及甪直保圣寺等数处而已。保圣寺复不幸于年前被毁。”[14]88 正是因为对保圣寺重要性的认识，才有了两年后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同南下考察保圣寺之行。后来梁思成所著《营造法式注释》在《石作制度》中，采用了保圣寺大殿残存石础多例。

实际上，梁思成早在1930 年为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史时，即已论及保圣寺塑像。其时保圣寺大殿已毁，梁思成亦未亲见罗汉雕塑，故讲稿图版借自外国学者的研究。其文稿篇首列举其时研究中国雕塑的外国学者，首位即日本大村西崖，并称诸学者“俱有著述，供我南车。而国人之著述反无一足道者，能无有愧。今在东大北学讲此，不得不借重于外国诸先生及各美术馆之收藏”[15]59。关于唐代雕塑部分，举保圣寺例：“其有罗汉十八尊，其后壁毁，其所存像六尊， 幸得保存，今存寺中陆祠前楼。……实我国美术造物中最可贵者也。”[15]117《中国雕塑史》原稿仅存文字， 图版散失，然据上述文字可知，关于保圣寺雕塑的图版应是借用自大村西崖的《塑壁残影》。实际上蔡元培等为保圣寺古塑保护所编《甪直保圣寺唐塑一览》图册中的保圣寺照片，亦皆取自大村西崖的《塑壁残影》。

从时间上看，保圣寺的保护与营造学社的成立大体同时。营造学社1930 年创建于北京，从事古代建筑调查、研究以及古建筑修缮。1930 年，就在苏州附近且与保圣寺保护同时，刘敦桢主持了南京栖霞寺舍利塔的修缮，被视为近代文物建筑保护修缮的开篇之作。“在古建筑之修葺方面，刘敦桢、卢树森之重修南京栖霞寺塔，实开我修理古建筑之新纪元”，“照式补制，恢复旧观”，“至为谨慎精审，开我国修葺古建未有之佳例”。[16]216 其时刘敦桢、卢树森二人同为营造学社会员及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

相比于在北方的梁思成，刘敦桢因地域关系，应更了解保圣寺及其保护工程。且自1918 年保圣寺大殿及古塑像发现至1932 年保圣寺保护工程完成期间， 正是刘敦桢在苏州及南京任教时期，至1932 年秋他才举家迁往北平，就任营造学社专职研究员及文献部主任。东南大学建筑系旧藏图书中，存有《甪直保圣寺唐塑一览》一册（图10），应即是当年刘敦桢所收藏者。然根据刘敦桢年谱及其考察论文推测，刘敦桢未曾去过近在身边的甪直保圣寺，实令人不解。

图10 《甪直保圣寺唐塑一览》民国十八年照相印本封页（图片来源：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图书馆藏）

那么，为何营造学社未参与当时广受社会关注和舆论宣扬的保圣寺保护工程呢？其原因当还在于其时社会认定保圣寺保护只关及古塑像，是文化界与艺术家的事，而与古建筑研究者无关。以蔡元培为首的19 人保存委员会，虽说“由教育部函聘国内热心艺术暨考古专家担任之”，然实际上皆为政界、文教界要人与社会名流。

上世纪初开始的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重艺术性的塑像、雕刻等，忽视技术性的建筑。建筑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是在营造学社以梁思成、刘敦桢为首展开古建筑调查研究之后形成的。1935 年成立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是中国近代以来从事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的专门机构建置之始。自此，从旧都北平开始，实施了众多古建筑修缮和保护工程。

4.4 遗产保护机制

保圣寺古塑的抢救保护，得到了民间和政府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凝聚了当年中外有识之士的热情和努力，特别是文化教育界名人，作用尤为重要，是古塑保护的主要力量。1923 年，北大教授胡适即建议于苏州举行婚礼的蔡元培，以婚礼吉期，“发起修缮， 为新婚纪念”，蔡元培首捐银洋百圆，作为抢救古塑基金。1928 年叶恭绰发起民间“唐塑保存会”，醵金以作修缮。

1929 年由蔡元培倡议和组织的古塑保存委员会， 隶属于教育部。保护委员会委员19 人都是各界要人和社会名流（详见附录3）。古物馆由名建筑师范文照设计，著名书法家谭延闿、于右任题写馆名。一项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能汇聚如此众多的名流要人，说明古塑保护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古物馆的开馆典礼定于孙中山先生66 周年的诞辰日——1932 年11 月12 日，是日名流、贵宾云集古寺，典礼盛会，场面隆重。蔡元培致开幕词，其夫人周峻为古物馆剪彩， 宁、沪、杭等地各报竞相报道，成为当时文化界的盛事和佳话。文化遗产保护，获如此與论重视和公众关注，应是有史以来的首次。

保圣寺保护所表现的文化盛事的背景，在于依赖名人作用。当时个案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尚未形成机制作用与制度保证，主要靠社会民间力量，其中尤其是文化名人与社会名流的推动。保护委员会的委员组成即反映了这一特色，也因此保存计划章程规定“本会委员均为名誉职”。

在保圣寺塑像保护上，蔡元培起的作用最大，这与其地位和名望相关。由于蔡元培的关系，政府以个案形式介入。由于社会名人的作用，保圣寺保护由民间兴起，即在沪先成立了民间的“唐塑保存会”，再由政府提议和组织，成立了官方的保存会，转为公私合力形式。由蔡元培申请政府参与，保护组织直隶教育部，由教育部出面组织保护工作，保护经费亦部分出自教育部。这使得古塑保护工作得到了一定的保证和相应的重视。

概括而言，保圣寺古塑保护，文化界名人是主要倡导者，并酝酿成当时的文化盛事，然终只是将之作为一件偶发性事件对待，尚未形成制度保证及相应机制。真正由政府主导的遗产保护体制的初成，是在1935 年北平政府成立的“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

4.5 保护经费的困境

保圣寺古塑保护工作进程中，经费困难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制约因素，资金的不足与来源的不定，决定了保圣寺古塑保护的进行方式和最终成效。

保圣寺保护资金，初以民间募捐赞助的方式筹集，后因公私合作的形式，得到部分政府拨款资助。然终是经费不足，且来源无制度性的保证。保圣寺古物馆营建与塑壁修缮经费共需三万银元，按保存计划，由民间、地方和中央政府三方共同出资，“其中教育部拨银一万元，江苏省政府拨银三干元，所不足者，皆叶君与其他诸委员之所募集也”（蔡元培《甪直保圣寺古物馆记》）。然实施过程中，无论民间募捐还是政府拨款，都未能及时或足额，严重影响了保护工作的进行。如古物馆建筑营建，即因经费不足的原因，而改原计划采用建筑的传统形式为中西结合的折中样式。经费问题，成为保圣寺保护的最大困境。

保圣寺古塑保护作为当时社会各界关注的文化事业，保护委员会呼吁“海内贤豪，慨允解囊，成斯美举”（《述保存甪直保圣寺唐塑缘起及其计划》）。查保存计划的经费预算中，未有建筑设计费及塑像修缮费在列。相信范文照建筑师的古物馆设计与雕塑家江小鹣的塑像修缮，也都属义务。据研究，当时建筑师取费，按惯例为工程造价的5%，1938 年版《建筑法》规定为4%—9%[17]。著名建筑师范文照的取费标准若以6% 计，以古物馆建造费为16 000 银元计算， 其设计费也应有960 银元。这在当时保护经费极缺的情况下，实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同为20 世纪30 年代的上海华盖建筑事务所童寯建筑师月薪350 银元[18]16， 可作为参照和比较。

分析保圣寺古塑保护所面临的困难，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谁来保护文化遗产与遗产保护经费何来。实际上梁思成当年就已思考和回答了这两个问题。1932 年梁思成针对古建筑保护著文，提出了“文物保护的社会责任：从速制定施行古建筑保护法，由国库支出古建修缮保护资金”[19]17。

上述两个问题在近百年后的今天又如何呢？根据现行体制，文化遗产属于国家，所有的保护责任都由政府承担。针对文化遗产众多，采取分级管理的形式，将保护的责任划分至各级政府。然在保护资金上，时至今日，经费困境仍是制约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表明，政府主导与制度保证， 是现代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基础和条件。然保护资金的来源、筹措，仅靠政府的投入是不够的，文化遗产保护作为社会公益事业，还应该争取社会与民间的力量，探索政府主导与民间参与相结合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和途径。

近百年前一场声势与影响甚大的文化遗产保护个案，为我们今天回顾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提供了一个颇具意义的重要实例。

编 辑｜潘玥、刘涤宇

版 面｜朱艺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