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

《绿化树》

《十月》1984年第2期

获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中篇小说

   张贤亮，国家一级作家、收藏家、书法家。1936年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县。代表作：《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宁夏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并任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初吻》等，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土牢情话》《无法苏醒》《早安朋友》《浪漫的黑炮》《绿化树》《青春期》《一亿六》等，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散文集有《飞越欧罗巴》《边缘小品》《小说编余》《追求智慧》《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等。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1980年的《灵与肉》、1983的《肖尔布拉克》、1984的《绿化树》），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有9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电视搬上银幕（《牧马人》《黑炮事件》《肖尔布拉克》《龙种》《异想天开》《我们是世界》《男人的风格》《老人与狗》《河的子孙》）。

张贤亮《绿化树》

 《绿化树》发表于1984年2月，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共同构成张贤亮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新时期小说中，最具独特性的篇章之一。其卓异之处主要在于，将现实需求与理论思考辩证地结合起来，将民间文化与西方经典错位对接起来，将现实的匮乏和曾经的丰富跨时空联结起来，将食与性温暖地融汇起来，将底层人民的善良担当与知识分子的精于算计无掩饰地对照起来。这些在三十八章的篇幅中几乎无处不在的对比，使文本具有了特别的张力，更显示出作者真实的生活阅历、深刻的思考能力，以及不凡的创造活力。

——李晓东

【中篇小说】

绿化树（6）

张贤亮

三十

　　表面看来，《资本论》里所阐述的一切，都和我目前所处的现实毫不相关。马克思开宗明义就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而在这个沙漠的边缘，却是惊人的商品匮乏，连一条绒裤都买不到。在书本上，货币的形式已发展到了世界货币，“还原为贵金属原来的条块形态”，而在此时此地，土豆和黄萝卜，黄萝卜和浪琴表还做着以物易物的交换，货币作为价值记号是极不可靠的……但是，恰恰因为如此，我便无法把她当作教条来看待。我越往下读，越感到马克思的书在训练着我一种思想方法，一种世界观的方法。我可以把“商品”、“货币”、“资本”等等概念都当作ｘ、ｙ、ｚ……等代数字母，随着马克思对各个概念的分析和运用，我脑子里自然而然地会形成一种思维的方程式，一种思想的格局。这种思维的方程式或思想的格局，可以套用在对任何外在事物的分析上。把握这种世界观的方法并不困难。这里需要的是信仰，就是坚定不移地相信这种世界观的方法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同时，《资本论》里所有的概念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出身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交易所经纪人和工厂资本家的抚养下长大，现在倒有助于我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有许多概念，我甚至还有感性知识，比如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金银相对价值的变动，货币流通以及商品的形态变化，货币之作为流通手段、贮藏，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的各种机能等等，这都是我在儿时，常听我那些崇拜摩根的父辈们说过的。我记得，我第一次知道有《资本论》这部书，还是我在十岁的时候，在那间绿色的客厅里，偶尔听四川大学的一位老教授向我父亲介绍的。他说，要办好工厂，会当资本家，非读《资本论》不行。可见，只要是客观真理，她对任何人都有用。正如肯尼迪会研究“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一样——这是不久前我从一个去镇南堡买盐的农工那里知道的。那包盐的包装纸是《参考消息》，而在报头上赫然地印着“注意保存”的字样。这样，马克思的书在我眼里就没有一点枯燥的晦涩的地方，我读着她，种种抽象的概念都会还原为具体的形象，每一页书都是鲜明而生动的世界的一个片断。每天晚上我都在马缨花家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这种精神的享受。然而，随着我“超越自己”，我也就超越了我现在生存的这个几乎是蛮荒的沙漠边缘。有时，在我眼睛看累了的时候——在昏暗的油灯下看书，眼睛是容易疲乏的，我常常抬起头来看着她。我渐渐地觉得她变得陌生起来。她虽然美丽、善良、纯真，但终究还是一个未脱粗俗的女人。她坐在炕上，也带着惊异的、调皮的、笑意的眼光看着我。那笑意在眼角和嘴角的细纹中荡漾，似乎马上会泛滥成一场大笑。这说明我的目光和表情这时一定是很可笑的。但是，我知道她根本不会看出此刻我对她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连我自己都有点害怕。既然她还是一个未脱粗俗的女人，既然我又恢复了过去的记忆，而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可是我现在又还受着她的恩惠，那么，我和她，目前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每一个人都只能从回忆中，搜罗出来种种经验和知识，与眼前的事物相比较，相对照，从比较和对照中认识眼前的事物。她，当然不能说是芳汀、玛格丽特、艾丝梅哈尔达这类我所熟悉的沦落风尘的女子的艺术形象，但是，那“美国饭店”一词总使我耿耿于怀，总使我联想到杜牧、柳永一类仕途失意而寄迹青楼的“风流韵事”。在她把热腾腾的杂合饭端到土台子上，放在我的书旁边的时候，在她对着尔舍轻轻地唱那虽然粗犷却十分动听的“花儿”

　　的时候，我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称道“维扬自古多佳丽”的无聊文人所写的诗，什么“红袖添香夜读书”，“小红低唱我吹箫”之类的意境。

　　我开始“超越自己”了，然而对她的感情也开始变化了。这时，如歌德在《浮士德》里说的：“两个灵魂，唉！寓于我的胸中。”一方面，我在看马克思的书，她要把我的思想观点转化到劳动者那方面去；一方面，过去的经历和知识总使我感到劳动者和我有差距，我在精神境界上要比他（她）们优越，属于一个较高的层次。

三十一

　　我们没有日历牌——这个队家家都没有日历牌。据说原来队部办公室有一份，但在我们没有来时就被偷跑了。后来想买也买不到，因为日历牌是六月份丢的——六月里，哪家商店还有日历卖呢？谢队长跟我们说：“那驴日的会偷，把一百八十天光阴都偷跑了。再没比他更厉害的贼娃子了！”大家估计，那个贼娃子也不是为了看日子，而是偷去卷烟抽了。谢队长办事，会计记帐，就靠三两天到队上来一趟的场部通讯员“捎日子”。有时，谁要上场部办事，去镇南堡买东西，或是走别的队串亲戚，谢队长碰见了就会朝他喊：“喂，把日子捎来呀！”“捎日子”，成了每个外出农工的义务：看看今天阳历是几月几号，阴历是几月几号，是什么“节气”，离重大节日还有多少天。星期几是不用看的，我们从来没有在星期天休息过；发工资的第二天准休息。因为没有星期的概念，所以去镇南堡办事的人经常白跑——人家可是按星期休息的。

　　去年没有日历牌，过了元旦仍然没有日历牌。大概不照日历过日子已经习惯了，瘸子保管员年前去城里采购工具和办公用品，独独忘了买这样东西。谢队长骂他：“你驴日的怕见老哩，总想过去年的皇历是不是？你他妈买本皇历来，也能挑个你娶媳妇的好日子呐！”骂得他脸一红一白的。他老婆死了好几年，至今没有续上弦，人却快四十岁了。

　　这样也好，日子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直到有人“捎日子”来，我们才惊喜地发现：“哟！又要过春节了。”

　　其实，春节和元旦一样，在这困难的年代里，农场并没有什么特殊供应。但人们体内那只生物钟，总使人到这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农工们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喜气。并且，农村人看重春节，每个队私下里都有所表示。能给农工们多少东西，那要看这个队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和这个队领导的为人了。这几天干活的时候，男女农工们议论的话题就是羊圈要宰几只羊，一家能分多少肉，下水轮着谁家了。因为羊下水没办法按斤论两地分，只好当作额外供应，三家给一副羊下水——包括肠、肚、心、肝、肺和头、蹄，论他们拿回家去自己分。但一次一次宰羊的间隔时间太长，谁也记不准确这次轮到谁家了，额外供应又无帐可查。于是，一场比联合国大会的辩论还要激烈、还要复杂、还要冗长的辩论就在马号、羊圈、田头上展开了。不过，气氛还是活泼愉快的。羊肉也好，羊下水也好，是没有我们单身职工的份的。如有，也要由伙房的炊事员做熟了给我们分，顶多有指头大的三两块肉。所以我们对此漠不关心。况且，组里大部分人的户口、工作、粮食关系都有了着落：中尉已经和我们告别了，这时候大概正在自己家里准备过节哩；“营业部主任”家在省城，那边郊区农场的准迁证前些日子就开出来了，只等着这个农场批准，他早宣称要回家去过春节的。

　　还有三天就是春节。下午，阴霾的天空下起了小雪。冰凉的雪花飘进我们的脖领里，落在我们的铁锹把上。一会儿，锹把湿漉漉的，握着它的棉手套也浸透了。谢队长习惯地抬头看看天，无可奈何地骂了声“驴日的”，喊叫道：“收工吧！”今天我们在田里铲土盖肥，工地离村子比较远，谢队长一声令下，都拔起腿往家里跑。

　　雪越下越大。我不紧不慢地走着。土路上转眼就均匀地铺上了一层干燥的雪花；鸟雀们费力地扇动着淋湿的翅膀，急急忙忙投进落光了叶的小树林里，然后用喙慢条斯理地梳理着羽毛，一边梳理，一边也和谢队长似的，抬起小脑袋无可奈何地看看阴沉沉的天。西北的雪落地也不化，即使落在手背上，也能看到它从云端上带来的那种只有天工才会绣出的花纹。

　　它在手背上化成水，也顽强地保持着花纹的图形。

　　乌云冻结住了，天却更亮了。天地之间漾着黄昏的回光。地平线大大地开阔了。在遥远的天幕下，火车的青烟在纷纷扬扬的雪片中黑得耀眼夺目。它在天边逶迤着，像是一支神奇的画笔在地平线上加了一条平行线，会把人的情思引到虚渺的远方。我回到村子，马号前面已经没有人了，马缨花当然也早跑回家去了。整个村子沉寂在深邃的严冬当中。我们的土房里非常暖和，没有出工的报社编辑把炉子捅得通红，火苗乱蹿。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在伙房吃饭的单身职工受到破格优待，年前每人就发了半斤真正的小麦面。炊事员剁了一些黄萝卜，调了葱和盐，给我们包了一顿饺子！

　　大家快分别了，即将天南海北，各奔前程，今生恐怕是再难得见面了。所以这几天组里的人都很和气，老会计特别照顾我，把我的一份饺子打了回来，放在炉子旁边热着。

　　大家吃着饺子，欢欢喜喜地谈论着回到家第一件事干什么。“营业部主任”最大的愿望是“美美地吃一顿羊肉揪面片”；老会计计算回到上海，大约要在正月十五了，那是吃元宵——上海人叫“汤团”——的时候；报社编辑的家在兰州，亲戚已经给他在一家街道工厂联系好了工作，现在正兴高采烈地给我们介绍兰州小吃的风味……“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既回不了家——其实也无家可归，去看一趟妈妈也不可能。从省城到北京，慢车的硬席票也要二十多块钱。可是我这里，那条做绒裤的棉绒毯的钱，还没有还给马缨花哩；现在，她手头上又在给我做鞋子。虽然我知道我即使有钱还她，她也不会要，但正因为如此，我就面临着一种抉择：我们这样的关系，往什么方向发展呢？

　　和马缨花结婚，在农村成立个小家庭，这个念头曾经是那样强烈地诱惑过我，一度在我眼里，还仿佛是我的一个不可攀及的目标。可是现在，在我清醒地意识到的差距面前，我已经退缩了。当然，我还是天天到她家去，几乎把那里当做自己的家。尔舍已经和我很熟了。

　　我也不再说那些只有成人才能听得懂的童话故事，读《资本论》读累了，也逗着她玩一会儿。她白天在寒风黄沙、冰天雪地里玩耍，营养比一般孩子好，所以看起来像个男孩子，而又没有男孩子那种莽撞的调皮劲儿，还保持着女孩子文文静静的天性。她喜欢我拉下“罗宋帽”，光露出一对眼睛来吓唬她。这样，她就咯咯地笑个不停。

　　但是，马缨花仍一如既往，从来没有明确地表示过要和我或是和其他人结婚的意愿。后来，尔舍又一次笑着叫我“布娃娃”，她还像上次一样骂尔舍，叫她喊我“爸爸”。我注意看了一下，她脸上并没有什么意味深长的表情，仍是带着她那特有的、开朗的、佯怒的微笑。她是有意识地用微妙的方式来调情？还是遵循着一种什么粗鄙的乡俗？抑或是她本性就是爱自由的鸟儿？我搞不清楚。有时，她对我的感情使我很困惑。在深夜，我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她和我的关系，常是我考虑的内容。当我意识到我已经成了正常人，已经开始“超越自己”，我就不能再继续作为一个被怜悯者、被施恩者的角色来生活。我可以住在这间简陋不堪的土屋里，我可以睡在这一堆干草上，我可以耐着性子听老会计磨牙……我觉得这些我都可以忍受。因为我一旦“和人类的智慧联系起来”，从马克思的书中得到了“顿悟”，我生命中就仿佛孕育出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顽强地要去追求一个愿望。愿望还不太明确，因为任何人，包括马克思，也没有把共产主义社会描绘得很具体周详。这个愿望还只是要去追求光辉的那种愿望，要追求充实的生活以至去受更大的苦难的愿望。

　　可是，我在她的施恩下生活，我却不能忍受了，我开始觉得这是我的耻辱，我甚至隐隐地觉得她的施舍玷污了我为了一个光辉的愿望而受的苦行。于是，事情就到了这一步：不是断绝我和她这样的交往，就是结合成为夫妻。

　　但是，我能娶她作为妻子吗？我爱她不爱她？在万籁俱寂的深夜，我冷静处分析着自己的情感，在那轻柔似水、飘忽如梦的柔情下，原来不过是一种感恩，一种感激之情。我对她的爱情，其实只是我过去读过的爱情小说，或艺术作品中关于爱情的描写的反光。我感到她完全不习惯我那表达爱情的方式，从而我也认为她不可能理解我的爱情，不可能理解我。我和她在文化素养上的差距是不可能弥补的……总而言之，尽管我心里也暗自感到不安，但我仍然觉得：她和我两人是不相配的！不过，吃完了饺子，我还是到马缨花家去了。

　　天昏暗下来了。雪花比下午时分更加稠密。在灰糊糊的天空、灰糊糊的田野、灰糊糊的村庄上，到处飞着洁白、闪亮的雪花。雪花不像雨点，它不是直落向下的，而是像小虫虫一样，上下左右地乱飞，弄得我更加心烦意乱。

　　她家门大开着。她站在门口围头巾，好像要出门；尔舍也穿得厚厚的，手里拿着一块饼子，呆呆地站在旁边等她。她见了我，笑着往门边让了让，示意我进去。我进了门，一眼就看见那土台子上放着一大盘生饺子，绝不是我们三个人能吃得完的！我认识那盘子，它经常放在我们伙房的案板上。

　　我心里本来就思虑重重，现在更增添了一丝不知是冲着谁的愤懑。我阴沉着脸问：“这饺子是哪儿来的？”

　　“哪达儿来的？人家给的呀。”她匆匆地系着头巾，漫不经心地回答。“谁？是谁给的？”我在土坯凳子上坐下来，一手把那盘饺子推得远远的。“谁？谁爱给我谁就给。”她的眼睛在头巾下斜睨着我，鼻翼翕动着，满不在乎地笑道。

　　“好吧。”我冷冷地一笑，“我可不吃！”话一出口，我就觉得我的火气很可笑。我怎么能干预她的生活方式呢？我究竟是她的什么人？什么也不是！同时，我心里也在暗暗地说：“完了！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了！”

　　“好好好！不吃不吃，咱们拿它喂狗去！”她用哄孩子的语气嘻嘻地笑道。在她的脑子里，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严重的、大不了的事情。有许多次，我的思虑、顾忌、犹豫，都在她这种嘻嘻哈哈的神态面前冰释了。我拿她毫无办法。

　　“嘿，好事来了！”她又向我眨眨眼睛，嬉笑着说，“队上要宰羊，宰十只哩！白天宰怕人去接羊血，那羊圈就该挤破啦；场部知道了也要找谢胡子的不是。谢胡子叫连夜宰，接下的羊血给伙房——便宜了你们！瘸子叫我帮忙去哩。你看这还不是好事？你等着，回来我给你煮羊头羊杂碎吃……饭在锅里哩，你先吃点饭。十只老乏羊，又要宰，又要剥，又要剁开，一家一家地分成份儿，我怕是要干到天亮才回来，尔舍我带到羊圈去睡，那达儿也有热炕。”

　　我呆呆地坐着。那盘饺子肯定是瘸子保管员从我们嘴上刮下来送给她的了！“美国饭店哟！美国饭店哟！……”我心里忿忿地反复这样念叨。尽管我知道马缨花在剥羊、做饭上都是一把快手，队上有这类事，总是派她去，但我仍然怀疑她和保管员有某种“交易”，不然为什么会把这种“好事”给她？“真是个不可救药的风尘女子啊！”我心里又念叨了一句。

　　“那你干活去吧，”我站起来，不悦地说，“我回组里去了。”

　　“你这是干啥？”她睁着美丽的大眼睛，不解地问，“你先吃点饭，念会儿书。等不及我了，就回去睡。走时候把门锁上……我的傻狗狗哟！”她噘起下嘴唇，用疼爱而又带几分揶揄的神情在我脸上拧了一下，旋即一把把我揉到炕上，抱起尔舍跨出房门，像一阵风似的跑了。

三十二

　　我坐在炕上发愣。炕墙上，富翁阿尔狄诺夫向漂亮的安娜飞着愚蠢的媚眼，可是那模样却仿佛在嘲笑我。房里十分冷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凄凉。马缨花母女俩都不在，我才感到她们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她们在这里，这房子顿时就失去了温暖。我究竟该怎么办呢？……唉，她又是这样一种女人……我茫无头绪地思忖了一会儿，无精打采地站起来，点燃灯，掀开锅盖，笼屉上果然放着一盆杂合饭，还冒着热气。我怏怏地吃完饭，翻开书本。这时，羊圈方向传来了咩咩的羊叫声，大概他们开始宰羊了。

　　当我读到第９００页，马克思摘引贺拉斯的一句诗“辛酸的命运，使罗马人漂浪着”的时候，门陡然像被一股狂风刮开了似的，“砰”地一声大敞开了。油灯光倏地一闪，进来了一条大汉。来的人竟是海喜喜！我大吃一惊，本能地猛地站起来，摆出一副迎战的姿态，不出声地盯着他。“我知道马缨花去羊圈了。我以为你在家哩，我去家找过你。”海喜喜和谢队长一样，脑子里没有“宿舍”的概念，谁睡在哪儿，哪儿就是谁的“家”。“小章，我找你有点事。这事儿只能跟你说。”他异常温和的语气使我镇定下来。他的神情没有一丝敌意。他好久没有到马缨花家来过了，像我头一次到这间土房里来时一样，四处看了看。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也能发现他眼睛里有股怅惘的神色。“那就坐下来说吧。”我像主人似的，指了指炕。

　　“到我家去吧。我屋门没锁，屋里还有东西。”他没向我解释前嫌，也没跟我说什么“你别怕”之类的话，好像我们一直是朋友一样，可正是这种不记夙怨的男子汉作风得到了我的信任。“好吧。”我夹上书本，“咱们走。”

　　海喜喜和我打完架，去省城逛了好几天，元旦过后才回来。回到队上，和从前一样埋头赶车，神情蔫蔫的，一句话也不说。在路上碰见我或是马缨花，眼睛也不抬，仿佛从来不认识似的。而我对他却一直怀着一种歉意，这大概是在情场上的得胜者的普遍心理吧；在马缨花面前，我也不好意思提起海喜喜。马缨花有时倒说起他，但语气则是平淡的，不带感情的。今天，他不找马缨花，却单单要找我说话，会说什么话呢？从他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子来看，一定是件很严重的事情。我既紧张又好奇地跟在他后面。

　　雪一直下着，凛冽的冷空气搅动着白色的雪，在漆黑的暗夜，使人眼花缭乱。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到马号，肩膀上和帽子上已落满一层白雪了。

　　“进来吧。”他推开马号旁边的一个小门。我们一前一后地跨进去。房子很矮，也很小，大约只有六七平方米。房中间还支着一根柱子，柱子上挂着一盏明亮的马灯。

　　我们两人拍打着帽子和衣裳。他自己先脱掉沾满泥雪的鞋，蹬上炕，盘腿坐下。“上炕，上炕。”他一边招呼我，一边伸手拎过一只在炕炉上吱吱作响的大黑铁壶，冲了两杯茶。茶杯显然是他早准备好的。

　　“尝尝，这他妈是真正的茶叶，我还放了红糖哩。”

　　我也跟他一样上了炕，和他面对面地坐下。炕上有一张破旧的但擦得很光洁的红漆炕桌，地下虽然没有一件家具，只堆放着笼头、缰绳、鞭杆、皮条，但收拾得也十分干净。

　　他不说话，皱着眉头，噘着嘴，在杯子边缘咝咝地吸茶，仿佛全神贯注地要品尝出茶的味道。我也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当真很甜。一时，土房里非常安静，只听见隔墙咚咚地响着牲口的创蹄声。他咝咝地吸了半杯茶，才放下杯子。看上去他心情激动，而又竭力自持。他用巴掌抹了抹嘴唇，眼睛瞅着一个角落，说：“小章，我要走了哩。”

　　“走？到哪儿去？”他把我当作很知心的朋友，使我不由得要担心他的命运，“为什么要走呢？”

　　“妈的！这穷窝窝子没呆头！”他沮丧地摆摆手，“我有技术，有气力，到哪达儿挣不了这三十块钱？！跟你说实话，我一来这达儿就没想呆久，只是后来认识了……认识了马缨花……”他停住了。提起马缨花，我也不便说什么。我红着脸看着他。隔墙的马儿又咚咚地刨起蹄子来。他两手撑在膝盖上，肘子像鹰的瘦削的翅膀似的□着，目光凝然不动。一个粗豪的、暴躁的人一下子变得如此严肃和深沉，我看了很感动。我心里蓦地起了一个念头：干脆把马缨花让给他吧；他们倒是挺合适的一对！但我又很快地意识到，在这伪善的谦让下面，实际上隐藏着一种卑劣的心地，一种对马缨花的感情的背叛，于是我只好默不作声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的痛苦似乎平静了下去。他掉过脸看着我说：“我有一麻袋黄豆，有一百多斤，留给你跟马缨花吃去。还有这张炕桌，也是我的，你明天早上来拿。麻袋我照旧塞在那垛干草后面，就是你上次看见的地方。白天别拿，到夜黑去背，小心别让人看见，懂不懂？”

　　“这，这……”我不知道是接受好，还是不接受好。我理解他的好意，理解他的豪侠气概，理解他的男子汉的宽怀大度，但这却使我非常羞愧。我再也不愿做受人恩惠的人了。

　　“你放心，这不是偷来的。”他误会了我犹豫的原因，说：“我知道你们念书人不吃偷来的东西。你不知道，我跟你实说了吧：我一来这达儿，就在两边荒地上种了一大片豆子。

　　熊！这达儿荒地多得很。到秋上，我足足收了三四百斤哩。这事儿谢胡子知道，可他没跟场部说。这熊，还是个好人！所以我服他。”他们总是把我看得很高尚——“不吃偷来的东西”——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我想起我怎么骗老乡的黄萝卜，怎么去搞伙房的稗子面，怎么去蹭马缨花的白食……我情愿去骗，去蹭，而海喜喜却是凭自己的力气去开荒，这里面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啊？我和他，究竟谁高尚呢？我皱着眉头这样想。“那么，你带走不好么？”我诚心诚意地为他着想。“我不带！我走到哪达儿都短不了吃的。不像你们，一个女子，一个念书人……”他又指了指炕角，“你看，我还有这么一大堆铺盖哩。”我才发现，我们俩现在是坐在光光的炕席上，炕里面的一角，摞着一卷打好的行李，跟一个白木箱子捆在一起。两头扎的是西北人常用的背绳结，弯下腰一背就能走的。

　　“怎么？”我诧异地问，“你现在就要走么？”

　　“现时不走啥时辰走？”他鼻孔里嗤笑一声，“你当是我能大天白日里走啊？！我告诉你，我不比你们，你们有户口、粮食关系。你们要走，办好手续就行。我他妈是个盲流，又有点本事，这个穷窝窝子抓还抓不来哩。他们就想着我留下给他们使力气。我大摇大摆走，他们非派人拦我不行，弄不好还要捆我一绳子。去年……现时说是前年的话了，好些个跑的人都挨过他们的绳子……”

　　“那么，你到哪儿去呢？”

　　“到哪达儿去？中国大得很！我跑了不少地界。我告诉你，”他啪啪地拍了两下胸脯，自豪地说，“我喜喜子有技术，有力气，哪个地界都欢迎我。我这先到山根下我姑妈家去，过了年，翻过山就到内蒙了。那个地界也有农场，工资还高哩！这话，你跟谁也别说。”我点点头：“你放心，我不会跟人说的。不过，你老这样下去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我听谢队长说过，你过去就跑过很多地方……”他突然又垂下头，目光阴沉而呆滞地盯着炕桌，表现出不愿再听我说下去的模样。我知道，他这样粗犷而自信的人，一旦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是没有什么人能劝止他的。

　　大铁壶吱吱地叫着；牲口在隔壁悲愁地叹着鼻息。我们不说话，小屋里顿时充塞着沉闷的空气。他又端起杯子咝咝地吸茶，一直吮到茶底。然后，他啪地放下杯子。仿佛他刚才喝的不是茶水，而是酒，醉醺醺似的晃了晃脑袋，眨巴眨巴眼睛，用大巴掌抹了抹脸。接着，一种压抑的、怆凉的歌声从他胸腔中徐徐地响了起来：甘肃嘛凉州的好吃（呀）喝，为什么嘴脸儿坏了？嘴脸儿坏了我知（呀）道：尕妹妹把我害了！

　　唱完，他使劲地一拍大腿，沉重地叹息一声：“唉！女子爱的是年轻人！”我懂得歌里所唱的“嘴脸儿”是“面子”、“名誉”的意思，更深一层说，还有男子汉的自尊心。他的表情和歌声，带有一种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剧色彩，使我的心紧缩成一团。他本来是可以在这里定居的，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然而他现在又要去飘泊了。而他这次去飘泊，却和我有极大关系；我成了他命运中的一个破坏因素。我也沉痛地低着头，好像有一条鞭子在我头上晃悠。

　　沉默了好大一会儿，他又深深地叹了口气，摆了摆手，像赶蚊子一样想把所有的苦恼都赶走。随后，很快就从那种醉意中清醒过来，振作起精神，拎起大铁壶给两个杯子都续上水，挪了挪屁股，靠近我说：“喂，小章，你跟我说实话，你念的是啥书？我看那像一本经哩。我告诉你，我趴在她家后窗户上看了好几次，都看见你在念书。实话跟你说，我小时候也念过经。”

　　马缨花没有问过我的问题，他倒注意到了。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使我们都轻松下来。我拍拍《资本论》对他说，这不是“经”，是马克思写的书。他又问我，念这本书有啥用呢？我说，念了这本书可以知道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我们虽然不能越过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但知道了，就能够把我们必然要经受的痛苦缩短并且缓和；像知道了春天以后就是夏天，夏天以后就是秋天，秋天以后就是冬天一样，我们就能按这种自然的法则来决定自己该干什么。我说：“社会的发展和天气一样，都是可以事先知道的，都有它们的必然性。”

　　“必——然——性。”他侧着头，用方音念叨着，眯缝的眼睛里跳动着思索的光芒，“必——然——性。我懂。咱们也有这个说法，咱们叫‘特克底勒尔’，就是真主的定夺。

　　世上万事万物该是啥样子，都是‘特克底勒尔’……”

　　“哦，那是不一样的……”我准备向他解释。

　　“一样，一样！”他执拗地摆摆手，用不容置辩的口气武断地说，“有‘特克底勒尔’，那是真主的定夺，就是你说的‘必——然——性’。可还有‘依赫梯亚尔’，这是，这是……我闹不清你们叫啥，反正就是‘依赫梯亚尔’。比方说吧，我本来是满拉，学成了能当阿訇的，可我不好好学，满世里跑，这就是我的‘依赫梯亚尔’。要是我干了坏事，不做好人，受了刑罚，那跟真主的定夺没关系，跟‘特克底勒尔’没关系，那是我自己‘依赫梯亚尔’的。要不的话，那真主对我的惩罚就没道理了。我不能把罪过推到真主身上，说是真主让我去干的。‘特克底勒尔’是真主的决定，‘依赫梯亚尔’是自己的决定……”他这番表述得并不很清楚的话，不知怎么，在一瞬间却使我的思想受到一种冲击。这使我大为惊奇。“芝麻开门”，本来是句毫无意义的咒语，却也能打开一扇沉重的石门。唯心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对同一事物分别使用的不同的概念，总有可以沟通的共同因素。我明白他说的“依赫梯亚尔”，在唯物主义者说来，应该是“人的选择”的意思。那么，我虽然出身在一个命定要灭亡的阶级，“特克底勒尔”要灭亡的阶级，可是这里面还有我的“依赫梯亚尔”，还有我个人选择的余地！与此同时，他的话，也启发了我应该怎样去理解最近以来一直令我困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出了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她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质是我深信不疑的，但另方面，我们现在怎么又会搞得挨饿呢？原来这里面还有个“依赫梯亚尔”，如果人犯了错误，不按社会的客观规律办事而受到挫折，是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人的暂时的错误和暂时的挫折，绝对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索里。他还在饶有兴味地说着。但下面的话全是他当满拉时学的宗教词语了。也许他是要排遣心中的苦闷，暂时摆脱尘世的烦恼，想到他想象的天国里去遨游一番吧。他越说越兴奋，然而也越说越荒诞了。

　　羊圈那边又传来咩咩的惨叫声。这不知是宰第几只羊了。马号离羊圈不远，咩咩的叫声更为凄厉。听到羊叫声，他不知想起了什么，陡然失去了说话的兴致，垂头不语了。

　　马灯的光焰跳了两下，骤然暗淡下去。“熊！快没油了。”他跳起来骂了一句，把灯芯拧长了点。擦得干干净净的玻璃罩里顿时冒出一股黑烟，即刻把灯罩熏出一道道污黑的花纹。他欠过身去想把它拧小点，但大概又想起很快就要走了，于是又缩回手去，仍在我对面坐下。

　　“哎，小章，你跟马缨花成家吧！”他忽然没头没脑地跟我这样说。“哦，我……”我没想到他会提出这个建议，愣了一愣。

　　“我跟你说，马缨花是个好女子。”他说，“啥‘美国饭店’，那都是人胡遍哩！我知道，那鬼女子机灵得很，人家送的东西要哩，可不让人沾她身。真的，你跟她成家吧。你跟她过，是你尕娃的福气。”

　　“我……”我支支吾吾地说，“我还没想过这件事……”

　　“啥没想过！”他气恼地一拍膝盖，瞪起眼睛，“你尕娃别人模狗样的！你以为你是个念书人，人家配不上你是不是？我跟你说实话，有一次，我趴在她后窗户上看她洗澡，吓吓！她那个xx子，还有那个腰……嘿嘿……”绿化树他总有叫我意想不到的言谈举止。我情不自禁地失声笑了起来。不过，我还是感到了他的真挚、诚恳和关心；从他的话里也证明了马缨花至少在这个队上是清白的。同时我也明白了，有一次马缨花说到他时，陡然停住了话题是什么意思；她肯定发现了他的这种荒唐行径。此后尽管他对马缨花很好，关怀备至，而她却总说他是个“没起色的货”，原因就在这里！“咋样？”他最后问我，“你还想咋样？现时又不考秀才，你就是满肚子书，人不用你还是白搭！那女子可是针线锅灶都拿得起、放得下，田里的活也能干。跟了你，只怕还亏了她哩！……”羊圈又响起咩咩的羊叫声时，他说他要走了。他一口气喝干了茶，把大铁壶从炉台上提开，让我帮他背起那一大摞行李。“背得动么？”我担心地问他。

　　“背得动！到山根下三十里路，抬脚就到。”他颠了颠沉甸甸的铺盖，没跟我道别，没跟我握手，只嘱咐我把灯吹灭，把房门锁上，再安槽头添一抱草。然后他转过身，左一蹭，右一蹭，挤出了狭窄的房门，投进外面风雪茫茫的黑夜之中。

　　我从马号出来，只看见整个世界是浓密的、飞舞着的雪花……马缨花还在羊圈。我回“家”去睡觉了。

三十三

　　……我钻进破棉花网套，还没睡着，谢队长就在窗户外面叫我：“章永掠拉，小章，小章……”

　　他急促的叫声使我心头一沉，立刻想到是海喜喜出事了！我没有应声，装着已经熟睡了，脑子里却在思忖应该怎样回答领导的盘问。谢队长还一个劲儿地叫：“小章，章永*”

　　老会计用肘子捅捅我：“小章，叫你哩！”

　　我慢吞吞地爬起来，用带着睡意的腔调问：“什么事啊？”

　　“快，快，到队部办公室开会去。”

　　我想，不会这么快就发现海喜喜跑了吧；“开会”，大概是商量分羊肉的事，可能我们这几个单身农工也有一份。我赶紧穿上衣裳，跑到队部办公室。

　　各织的组长都在办公室里。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支自卷的烟卷，满屋子烟雾腾腾。原来，办公桌上有一笸箩烟叶子，这是队部免费供给组长们开会时吸的自种烟叶。“劳驾，给我一张纸。”我也挤进去卷了一根，和别人一样，话也顾不上说就呼呼抽了起来。一会儿，谢队长提着一个面口袋回来了，气咻咻地一屁股坐在办公桌前。办公桌上有盏马灯，照着他满手血迹。我吃了一惊，烟卷差点从嘴上掉下来。这种场景使我联想到福尔摩斯探案里的描写，我想到海喜喜，想到马缨花……身子几乎僵直了。幸好，谢队长只是说，海喜喜那“驴日的”跑了。是喂牲口的老汉——就是那“死狗派儿”车把式——发现的。老汉去马号添草，看见他的门锁着——我真不该锁门！——拿马灯隔着玻璃窗一照，“炕上啥也没有，比水洗的还干净”，就去羊圈报告了谢队长。谢队长说，一定要把那“驴日的”追回来，眼看要春播了，没人摆耧哪行？！“那驴日的哪怕过了春播再跑哩！”他叫我们几个组长分头去追。

　　他像运筹帷幄的将军似的调兵遣将：谁谁谁去北边那条路，谁谁谁去南边那条路，谁谁谁去镇南堡，谁谁谁朝东北方向追。他说我穿得单薄，叫我沿着东边的大路走，到三十里外的小火车站去挡海喜喜。他特地跟我讲：“那站上有个炉子，你烤着火，我去羊圈安顿一下，随后就来。”

　　我才想起来谢队长手上的血是羊血，并且，他单单没有注意到去山根的那条羊群踏出来的小路。我浑身轻松下来。尤其是，他解开面口袋，又发给每人两个冻得瓷瓷实实的稗子面馍馍。“大家都辛苦点，这算是加班粮。”他这样说，我更高兴了。会散了，组长们出了办公室。“熊！这大雪天的，哪达儿追去哩，回家睡去吧！”他们悄悄地议论着，也果真朝各自家门的方向散开了。我不能不到火车站去，谢队长一会儿还要来和我会合哩。

　　雪下得更大了。东边、西边、北边、南边，到处是白茫茫、灰糊糊的一片。雪花打得眼睛都难以睁开。这种鬼天气，不迷路才怪哩！我有点为海喜喜担心起来：他何必选在这样的夜晚跑呢？可是转念一想，这也正是他的聪明所在，那几个组长不是回家睡觉去了吗？

　　我只能朝着那条大路走。幸亏大路两边栽着一株株柳树，走在两行柳树中间总不会迷路的。我把棉绒毯子缝的“罗宋帽”从头上拉下来，我的鼻子、脸颊都立即感到了马缨花的温暖。我又想起海喜喜临走时的建议，心里虽然还在矛盾着，但也感受到海喜喜的无私的友情。我觉悟到：善良、同情、怜悯……人的美好的感情，本不是像我原来认识的那样，被饥饿和艰辛的鞭子驱赶得一干二净了，而恰恰是越在这种条件下，越显现出她的光辉。命运啊命运，既然用我从象牙塔里拽出来，难道就对我没有一点好处吗？我所享受到的最深切的温情，人生遭遇中最难得到的东西，不正是在这种时刻、这种条件下吗？……一时，我感到我是十分幸福的。现在不知是几点钟，总该是半夜了吧！我只听见雪花柔和的沙沙声和自己呼哧呼哧的鼻息。雪夜静谧得令人的魂魄似乎都会脱离自己的躯体。前面，在两行柳树中间，蓦地出现了一座小桥，弓着背，一副忍辱负重的驯顺的样子。我陡然想起来，两个多月前，仅仅六十多天前，海喜喜赶着大车和我们几个就业人员曾经经过这里。那时，我还满田里找黄萝卜吃，而他，却威风凛凛地坐在大车上，唱着那动听的深情的民歌。脑子里，肯定萦绕着马缨花的影子，一心想早点赶回去跟她见面。可是，转眼之间，起了多么大的变化啊！现在他成了一个失恋者，一个逃亡者，而我，这个得胜的情敌却厚颜无耻地扮演着追捕者的角色。我想象海喜喜在这茫茫的雪夜中，背着沉甸甸的行李，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山根下跋涉的情景，幸福感顿时消失得无踪无影。因为这种情景使我非常清晰地看见，我的幸福是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的。我又不禁回忆起海喜喜对“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评论，才悟到卢纶的妙处：他的这幅画面在描绘唐将浑挠⑿燮胖拢嘎冻龅ビ诘谋成省９植*得海喜喜会从这首诗里得出与一般评论全然不同的看法。在一千多年以后，在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民族的大家庭以后，难道我们还不允许他这样地想吗？是的，他本人就是个外表看起来粗豪不羁、暴躁蛮横而心地却是纯朴的、多情的、具有悲壮性格的少数民族兄弟！我得到了纯朴的劳动者的同情、友情和无私的关心，他们总把我想象得很好、很高尚，而我又奉献给他们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除了痛苦之外！

　　我呆呆地在小桥上停了片刻，垂着头，俯视着片片雪花坠入桥下的黑暗里。深刻的忏悔，固然是由于自己造成了别人的不幸，而被害者不但宽容了自己，还尽其最后的可能，再次施与了他的恩惠，那自己就不仅是忏悔，而是一种镂心的痛苦了。啊！海喜喜，海喜喜，亲爱的朋友，我怎样才能报偿你呢？

三十四

　　火车站的确非常小，我是看见铁路边的一盏红灯才摸索到的。车站没有站台，在两条铁轨旁边盖了一间比警察的岗亭大不了多少的土房子。房顶上积满厚厚的白雪，在寥廓的雪原上像一个孤独的大蘑菇。房子里没有灯，漆黑一团。我推开用板条钉成的门，走了进去。里面，果然如谢队长说的，有一个用大汽油桶改装的火炉，煤已经快燃尽了。我抖净身上的雪，借着炉箅下透出的一点微弱的红光，找到一根铁通条。我拿起铁通条在地上横扫着，终于在墙角碰到一小堆煤。我加足了煤，把炉子捅好，在一张木条凳上坐下来。然后脱下破棉鞋，刮掉泥雪，用鞋面扫干净炉面，把两个稗子面馍馍和棉鞋一起放在炉子上烤着。

　　炉子很快就旺起来，火苗蹿出了炉口，小屋里一闪一闪地亮着红光。我的脚底板像手掌一样抱着热烘烘的铁皮炉底，不一会儿，全身都暖和了。我一边翻动着稗子面馍馍，一边打量四周。四面墙上都涂抹着乱七八糟的壁画，全是候车旅客的即兴创作，我如同到了在非洲某处发现的一个原始狩猎部落居住过的洞穴。奇怪的是这里没有卖票的窗口，啊，我才想起报社编辑曾经告诉我们：这不是个车站，而是个乘降点，只有逢站必停的慢车才在这里停一分钟。慢车要在凌晨四点开来，那么，我至少要在这里等到四点钟。

　　等就等吧。我吃着稗子面馍馍，想着海喜喜，如果路上顺利，他现在也该到他姑妈家了。我真诚地祝他过好春节，真诚地祝他以后生活幸福！我在暖烘烘的火炉前打起盹来了。

　　不知迷糊了多长时间，板条门外响起了喳喳的踏雪声。随着，谢队长哐地一下推开门进来。

　　“驴日的，好大雪！”他跺着脚，拍打着衣裳帽子，龟缩的脖子伸了出来，连声地咳嗽着说，“咳！……你还在这达儿，咋样？这达儿到底好一点，咳……那些人在雪地里撵，一夜里可遭罪哩！咳……”他还不知道“那些人”并没有在雪地上撵，早跑回家睡觉去了。我有点可怜他，同时也有点敬佩他。他对我毕竟是关怀照顾的；他自己也是负责的。

　　我让他坐在我旁边，把剩下的一个烤好的稗子面馍馍给他吃。他拿起来看了看，说我会烤，烤得好，但他没有吃，又放在炉子上。他说羊圈熬了一大锅羊骨头汤，撒上稗子面，做了顿“羊汤糊糊”，去羊圈加班的人都喝了两碗。我想，马缨花和尔舍也吃上了吧，身上更加感到暖和了。

　　“谢队长，”我问他，“能抓到海喜喜吗？”

　　“抓个熊！那驴日的可能哩，他要跑，谁能抓得住他！”他抹抹鼻子，眼睛瞅着炉火说。

　　“既然知道抓不住他，怎么还要叫我们追呢？”我诧异了。

　　“唉！”他叹了口气，“不追追他，场部知道了不行：‘人跑了，你老谢也不管，是干啥吃的？！’又该挨头儿的克了。我到车站来，就等着搭四点钟那趟车去场部报告哩。”

　　他告诉我，咱们队朝东三十里是这个车站，朝南二十里是场部，铁路是条斜线，下一站商场部不远，下了车走两里路就到了，看来他的安排还挺巧妙，既装装样子追了海喜喜，又趁便搭上火车去场部。“他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怎么场部非要抓他呢？”我不解地问。

　　“他犯个熊错误！那驴日的就是太能了，谁都不愿意放他。你不知道，你光看见他赶车，其实那熊耕耙犁锄，扬场赶滚，砌砖盖房，样样都能。现时哪达儿去找这样的劳力？！”

　　哦——海喜喜果真说得不错。我又问：“那么，要是抓住他，会怎么处理呢？”“啥‘处理’，保证下次不跑了就行了呗！还咋‘处理’？人家又没偷没抢！”他两肘撑在火炉边上，脸映得通红。脸上的皮肤松弛下来，火光照着他满面的皱纹，这是常年在户外劳动的痕迹。他一定害着严重的沙眼，眼睛里不断淌出浑浊的泪水。我估计他的实际年龄，要比他外表年轻得多，但这时，他整个面孔上，又像第一次和我单独谈话时一样，显出了老人那种特有的宽容的神情。我很受感动，并且也因为想和海喜喜在一起劳动，差点要告诉他海喜喜就在山根下他姑妈家里，去把他找回来吧。但又一想，还是不要自作聪明，失信于海喜喜的好。我问：“你想他能跑到哪儿去呢？”

　　“哪达儿去？准跑内蒙了。山根下，他还有个姑妈在那达儿，保准他跑去过年了。”

　　我暗暗一惊。他不派人往那去山根下的羊道上追，看来似乎是有意的。“唉！”他抹了抹眼泪，虽然他并不是伤心，可是好像一副伤心的表情，“就是把他抓回来，拴得住他的身子，拴不住他的心。那驴日的，我知道，没个好女子，没个家，他哪达儿都呆不长。今天把他抓回来，明天他还得跑。腿长在他身上，谁能看得住他？！……原先，他在咱们队上呆着，是有想头的哩。”我不敢多嘴了，我怀疑他洞察所有的事情。我低下头，局促地翻动着烧得焦黄的稗子面馍馍。

　　雪大概停了，听不到外面的沙沙声。世界一下子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沉默，炉膛里劣质煤的哔剥声更增添了不安的气氛。“哎，”他忽然侧过脸跟我说：“小章，说真的，你跟马缨花结婚吧。”这是我今晚上听到的第二次建议，而且出自两个人的嘴里。我明白他是怎样从海喜喜身上联想到这件事的。我惶惶然地不置可否。“马缨花是个能干的女子。”他说，“有时候和男人胡调哩，可那有啥？一个女子领着个娃娃，一个月十八块钱，又碰上这个饥荒的年景，你叫她咋整？你们结了婚，她就收心了。”

　　我想朝他喊：马缨花并没有跟“男人胡调”！可是，四年的劳改生活和至今仍被专政的身份，使我鼓不起勇气跟谢队长争辩。我仍然低着头沉默不语。

　　“你别嫌弃她。”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好些女子在年轻的时候都上过当哩，后来正正经经嫁了人，都是好样的。你也别听啥‘美国饭店’的话，我知道，那几个月她就跟海喜喜一个人好，可不知为啥，她不希待海喜喜……我看你们俩倒是挺合适，你劳动好，年龄也相当。她还能给你生娃娃。以后，就在农场里拉扯着过吧。两个人过日子总比一个人过日子轻省。这饥荒眼看就快过去了，日子总会一天天地好起来。听说，就在这个月，中央在北京要开啥大会哩，前几年的政策看来要变一变。日子好了，在哪达儿过不一样呀？非得像你们组那几个一样，跑回城里去？……说实话，干啥都是一辈子，过去的事，就拉倒吧！”

　　他没有跟我说大道理，同时谨慎地避开我特别敏感的出身、错误、身份这些问题，还把在我这时看来是非常机密的党内消息告诉给我。他的语气非常温和，我很久没有听过一个党员干部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了。他的年龄比我大得多，通指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红的炉火照着他疲乏的、早衰的脸，使他的面部显现出一种父辈般的慈祥。一个人不论如何粗俗，没有文化，只要他有真挚的感情，能洞达事理，他自然而然就会显得高大和庄严。在这静悄悄的夜里，在热烘烘的火炉旁，在洞穴一般的小屋中，我与他之间的隔膜，被他的抚慰和关切之情融化了，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出眼眶，在通红通红的火光映照下，像一滴一滴鲜红的血滴在炉台上。

　　他看了看我，再没有说什么，袖着手，稍往后仰了一点，侧身靠在炉台上打开了瞌睡。

三十五

　　这是一列客货混装的列车，暗绿色的客车厢里没有一盏灯，黑黝黝的；平板货车上不知装的什么，巨大的篷布上覆盖着污秽的积雪。老式的机车头好像害了哮喘病，吭哧吭哧地停下来。谢队长乘上了客车厢，火车又吭哧吭哧地走了，慢慢地隐没在一团白雾当中。白雾散尽，四周又归于沉寂；雪停了，连雪花飞舞的喧闹声也消失了，整个世界仿佛凝固了一般：上面是青蓝色的天，下面是白茫茫的地。我离开蘑菇似的小土屋，跨过铁轨，向那条两边有柳树的大路走去。

　　喀喳、喀喳、喀喳……我踽踽而行，心里怀着一种宁静的温情。这一夜，人，“筋肉劳动者”和世界，一下子在我眼前展现出那么美好、那么富有诗意的一面。现实，竟会超过幻想；人心里，竟有那么绚丽的光彩！他们鲁莽的举止，粗鄙的谈吐，破烂的衣衫，都毫不能使他们内心的异彩减色。

　　我一路走，一路沉思。我又发现，在我们的文学中，在哺育我的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中，这样鄙俗的粗犷的、似乎遵循着一种特殊的道德规范但却是机智的、智慧的、怀着最美好的感情的体力劳动者，好像还没有占上一席之地。命运给了我这样的机缘发现了他们，我要把他们如金刚钻一般，一颗一颗地记在心里。天蒙蒙亮了，天地间呈现出一片凝重的银色的光辉。路边一根柳树枝咔嚓一声被雪压断了，空中飞舞着水晶似的粉末，又如一树梨花落英缤纷，四周，还仿佛响起了银铃敲击的乐声，我像是穿行在一个童话的境界里。我被这种美的想象噎得透不过气来，同时感应到一种自然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激发起我大脑的功能，在一瞬间产生了难得的灵感。我突然领悟到：即使一个人把马克思的书读得滚瓜烂熟，能倒背如流，但他并不爱劳动人民，总以为自己比那些粗俗的、没有文化素养的体力劳动者高明，那这个人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根指头也不是！资本家不是也学《资本论》吗？肯尼迪下是也研究“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吗？是的，“劳动人民”绝不是抽象的，他们就是马缨花、谢队长、海喜喜……这样的人！尽管他们和那些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劳动者的庄严高大形象相差甚远。我怀着顿然窥见了人生的底蕴的那种狂喜，向隐没在雪原那边的、小得叫人心疼的村庄大步赶去。我并不冷，我感到热乎乎的。那里，有一个我所亲、所爱、可以与之相依为命的人在等着我。我还这样想，我和她结婚，还能改变资产者的血统，让体力劳动者的新鲜血液输在我的下一代身上。

　　赶到村子，天已经大亮了。但雪地上还没有一个足迹，农工们都没有起床。我径直向马缨花家走去。

　　她大概也是从羊圈回来不久，刚收拾完羊头羊下水。地上放着瓦盆瓦罐，锅里冒着腾腾的水蒸气，房子里郁积着一股浓烈的羊膻味。尔舍沉沉地睡在炕上。她蓬着头发，一脸倦容，还在瓦盆瓦罐之间忙碌着。但见我进来，顿时精神一振，两眼闪着喜悦的光芒，却用埋怨的口气说：“你咋傻乎乎地真跑去追？那几个熊都回家睡觉去了哩。”

　　她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但对海喜喜又去飘泊却无动于衷，这使我有点恼火：我不喜欢我的妻子没有同情心。我说：“我怎么能不去追？是谢队长派去的。”

　　“‘怎——么’，‘怎——么’！”她用嘲讽的声调学我，“要是真追上了，你还把他拽回来？”

　　“当然要把他拽回来。”我生气地说，“你知不知道，海喜喜是个好人哩！”“我也没说他坏呀！”停了停，她脸上泛起不悦的表情，“你听，你眼里就没有我……”

　　“哎呀，这说得上吗？”我焦躁起来，“你知道海喜喜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些什么？”

　　“跟你说了些啥我咋知道？”她收拾着地上的盆盆罐罐，带着几分警惕的神情反问我，但一瞬间，又嘻嘻地笑起来，“我‘怎——么’知道？”我怎么求婚？在她眼里好像从来就没有庄严的事情，神圣的事情。我可能不懂得女人的复杂的微妙的心理。我总感到，她，比海喜喜和谢队长难理解得多。“他，他劝我……跟你结婚。”

　　我只好嗫嚅地说出来。但一经说出口，我才发觉，这句话完全不像我在路上想象的那样充满激情，那样富于诗意，那样罗曼蒂克，而是和一团豆腐渣一样，嚼在嘴里干巴无味，不但打动不了她，连我自己也没有被感动。

　　“他操的心还怪多的！”她虽不再像小猫似的警惕了，却换上了一副装模作样的冷淡。

　　这使我惊愕不已：难道我想错了，难道她并不爱我？既然话已经出口，只能继续说下去。我又说：“在火车站上，谢队长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两个人过日子总比一个人好……”“他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她倏地从地上站起来，腰肢挺得直直的，把洗干净的盆子往土台上一埽龆系厮担霸勖堑氖拢灰硕嘧欤∥矣形业*主意。”

　　这场可笑的求婚是彻底地失败了。生活刚刚展示出另外一面，但倏忽即逝，一下子又翻转过来，仍然是严酷的、没有诗意的现实。我怎么也搞不清楚：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情是出自爱情，还是风尘女子的那种轻狂的逢场作戏？我愣愣地站在门旁边：究竟是拂袖而去好？还是留在这里把她的“主意”搞明白？这时，门外又响起瘸子走路的那种一轻一重的脚步声。她急忙把我拨开，从我身后拿起顶门棍顶上门，随即偎在我的胸前，缩了缩脖子，伸了伸舌头，一脸调皮的微笑，和孩子捉迷藏一般静等着保管员来叫门。

　　“马缨花，马缨花，”保管员推了推门，接着压低嗓子又叫，“马缨花，马缨花……”

　　她没有立即回答，停了一会儿，才用懒洋洋的腔调问：“谁呀？”问完了，昂起脸朝我皱起鼻子笑了笑。

　　“我呀，马缨花，是我。”

　　“睡下啦！”她拖长声音说，她的声调和她的表情恰恰相反，“我困得很，要是还有营生，等我睡起来再干。”

　　“哎，不是叫你干活。你起来，羊圈靠西第三根柱子上头，我还给你藏着一副羊下水哩，你起去拿。”他给她东西，可那语气，倒仿佛是求她施舍给他一些东西似的。

　　“那好呀，”她又朝我做了个鬼脸，“等会儿我起去拿。”

　　保管员仍舍不得走，左右地□着脚，在门外磨蹭着。在他们隔着门对话的那一刻，我比上一次更加紧张。上次我和她之间还有一截距离，现在，她紧紧地贴在我的怀里，一面调侃保管员，一面用手指头玩我棉袄上的扣子。虽然我为了要弄点吃的，曾经冒过许多次险，被人发现的可能性要比这次大得多，但这种充满暧昧意味的尴尬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我不安得有点发冷。她朝我笑，朝我做鬼脸，我却笑不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好玩。恍恍惚惚地不知有多长时间，保管员才拖着一轻一重的步子怏怏地走了，门外再没有一点声息。

　　“嘻嘻！”她在我怀里扭了一下，把正面向着我，“那个傻熊还想打我主意哩！呆会儿我去拿，不吃白不吃。”

　　“唉！”我说不出什么话，吸了一口气。生活的美丽的色彩又渐渐退色，而退了颜色的生活是十分难看的。

　　“你看你，冷成这熊样子。”她摸摸我的手，把我的一双手分开，围在她的腰间，撩起棉袄下襟，将我的手插在里面。“来，让我给你焐一焐。”隔着薄薄的布衫，我能感到她肉体的温暖，甚至是灼热。那柔软的富有弹性的腰肢，就在我两手之间，然而这却激不起我的一点情欲。我怀疑我把人、把生活又整个地看错了。她刚才的冷淡和现在的爱抚，到底哪个更为可信？

　　“傻狗狗，你咋这么傻□！”她仰着脸跟我说，“啥‘两个人过日子总比一个人好’！

　　你不想想，咱们成了家，你就得砍柴禾，你就得挑水，家里啥活你不得干？有了娃娃，你还得洗尿褯子，一天烟熏火燎的，苦得你头上都长草咧！你十八块钱，连自己都顾不住哩，还能再添半个人的吃穿？你还能像现时这样，来了就吃，吃完嘴一抹就念书？你呀，你这狗狗真傻！”我这才恍然大悟。她说她自有主意，原来就是这种为了爱情、为了我的献身精神。

　　而我在她面前究竟有什么价值，值得她作这样的牺牲呢？世界和人、和没有文化素养的体力劳动者，又在我眼前恢复了绚丽的色彩。我想，我之所以难于理解她，恐怕就是因为在我身上，从来没有过为了别人、为了所爱的人而献身的精神，从来没有！

　　我的心里只有我自己，即使想“超越自己”也是为了自己。这就是我和她之间最大的差距。

　　我把她搂进怀里，我现在才觉得我是真正地爱她，不是感恩，不是感激之情。我热情地喃喃地说：“马缨花，我们还是结婚吧！别人怎么过，我们也怎么过；让我来分担你的负担不好么？”“‘怎——么’，‘怎——么’！”她略略推开我，深情地凝视着我的眼睛，而用嗔怒的口气说，“我不能让你跟别人家男人一样‘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最是个没起色的货！你是念书人，就得念书。只要你念书，哪怕我苦得头上长草也心甘情愿。我要你‘分担’啥？你能‘分担’啥？咱们一结了婚，那些傻熊还会给我送东西来么？你看，我不出手，羊下水就给我搁在那儿了。你呀，傻狗狗，你就等着吃吧，这还不好么？……”她还是要我念书，而为什么要我念书，她始终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在她脑子里，似乎认为念书就是我的本分，我的天职，像养着猫一定要它促老鼠一样。我心里蓦然有种幽默感，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她的这种想法倒很现实。“女人的心计啊，女人的心计啊……”我默默地念叨着。

　　可是，这无疑又是我的耻辱。难道我能靠一个女人的姿色来过比较温饱的生活？来“念书”？这样做，我就更降低了我自己。“不！”我重复地说，“不！我们还是结婚吧，我不能让你那样做！我们还是结婚吧……”

　　“哎，傻狗狗。”她说，“我又没有说不跟你结婚，我早就想着哩，要不，我这是干啥呢？等这‘低标准’一过，日子过好了点，咱们就去登记，让那些傻熊看了干瞪眼……”

　　“不，不……”我执拗地说，“我不能让你那样做，那你不等于骗了人家？”“谁骗谁呀？傻狗狗。”她安抚我，“你不想想，他们给我的吃食，哪些是他们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我不要，他们拿回去自己吃了，还不如咱们吃掉哩。告诉你，这个队上，管事的就谢胡子一个人是好人，连那个烧饭的伙夫都不是好熊！”我被她独具匠心的、现实的、冷静的盘算弄得晕晕乎乎的：我究竟应该遵循哪种道德规范来生活？她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要照她那样的安排来度过困难，我就失去了一个男人的尊严。在她认为，这是非常时期可以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我，身体恢复了健康——正是在她权宜之计的安排下恢复的健康，并且重新“念书”之后，我的羞耻心和道德观都强烈地阻止我这样做。

　　“不！”我仍然固执地说，“不！你别那样做。我们还是结婚吧，谢队长也同意了，我们马上就登记去。”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怕我跟了别人？”她说，口气和神色都带着少有的严肃。显然，她把我今天迫不及待地要求结婚领会错了。于是她又钻进我怀里，踮起脚尖，用脸颊磨擦着我的脸，柔声地说：“要不，你现时就把它拿去吧，嗯，你要的话，现时就把它拿去吧。”

　　她忙碌了一夜，现在脸色还是疲倦的。美丽的大眼睛下那一圈淡青色更深重了，她这种行动，纯粹是女人为了爱情的一种献身的热忱，一点也没有个人的欲念。我感受到了一种令人心酸的、致命的幸福。是的，是致命的幸福！我胸中陡然涌出了这种情感，像一首弦乐合奏的无词歌从心里汩汩地流淌出来：不是情欲，甚至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而是一种纯洁的、神圣的感情。有限的爱情要求占有对方，无限的爱情则只要求爱的本身。神是人创造的，在人创造神的过程中，一定曾经怀有过这种感情因素吧。我谦恭地吻了她一下，然后轻轻推开她。“不，”我说，“我们还是等结婚以后吧。”

　　“那好。”她即刻从我的怀中离开，仰起脸，用清醒的、决断的语气说，“你放心吧！

　　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有什么优雅的海誓山盟比这句带着荒原气息的、血淋淋的语言更能表达真挚的、永久的爱情呢？

　　啊，生活啊生活，艰辛得和美丽得都使我战栗！

三十六

　　睡到中午，我被一个组长叫醒了。这个组长就是头一天领我们出工的那个面目阴沉、总像是郁郁寡欢的农工。他简单地告诉我，谢队长叫他套上毛驴车送我到场部去，带上自己的铺盖，大概是春节期间场部忙，要我去干几天活。

　　我匆匆爬起来。铺盖没有什么难收拾的，一卷就行了。我去马缨花家拿她给我做好的鞋，推推门，她还睡着哩。没关系，回来再穿吧，我脚上这双棉鞋还能凑合穿几天。那个组长又给了我四个稗子面馍馍，说是谢队长叫他去伙房领的，让我带着路上吃。我和他坐上毛驴车，颠踬着向场部跑去。

　　我还是头一次到场部。场部不过比我们一队大一点，有几幢砖瓦房，还有一个粮食加工厂，一个比较大的商店。我还看到一个拖拉机站。车库外面有两个银色的油罐，横卧在雪地上。那个组长赶着车，把我送到一间办公室前面。“吁——”他吆喝毛驴停下来，回过头对我说，“就这达儿，你把铺盖拿进去吧。”

　　屋里已经有了五个人，看样子全是各个队抽调来的农工，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蹲在地上，身旁都放着自己的行李。见我进来，也不跟我搭话，各自埋头想自己的心思。不知怎么，我突然感觉到室内有一种不祥的气氛，我不安地望望窗外，那个组长早把毛驴车赶走了。

　　一会儿，一个场部干部拿着一张纸走进屋来，后面还跟着一个驾驶员模样的小伙子。干部皱起眉头看着单子把名字点了一遍，对小伙子说：“好，都齐了，你送他们去吧。”

　　我们夹着行李随小伙子走到车库前面，在一辆“德特——２４”轮式拖拉机旁边站住。

　　小伙子拍着沾满油污的无指手套，挨个儿打量着我们，最后朝我问道：“喂，你们谁是在省干校教书的那个‘右派’？”

　　我向前跨了一步：“我，不过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知道。”小伙子会意地笑笑，头一摆，“你坐在驾驶室里边。其余的，喂！听着没有？统统上车，都给我坐在斗子里！”那五个人纷乱地爬上车斗，骂骂咧咧地用芨芨草把子扫下盈尺厚的积雪。我坐进铁皮焊成的驾驶室里，把一卷棉花网套塞在座位后面。小伙子等他们安顿好，检查完挂钩，在车头用一根油腻腻的皮绳拉燃发动机，爬上车来，突突突地开着车走了。拖拉机走上向西去的一条乡间土路。到处是皑皑的冰雪，路边的树枝垂下来，像一根根水晶制的流苏。太阳光冲破密集的云层，在银色的雪原上投下一块块金色的斑点。喜鹊和乌鸦哇哇地飞着，徒然地四处觅食。路很难走，车轮经常打滑。小伙子聚精会神地开着车。他年龄大约跟我相仿，嘴唇上已有了淡淡的胡髭，鼻梁稍嫌矮些，眼睛却炯炯有神。

　　车到了比较平坦的路面，他略向后靠了些，瞥了我一眼，说：“我爸爸认识你。他在干校念过书，你教过他。”

　　“哦。”我应了一声，但没有问他爸爸是谁，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而今天，拖拉机载着我，在这一片茫茫的雪原上向隐没在云雾中的、仿佛神秘莫测的山根下开去，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你知道咱们到哪达儿去不？”他转动着方向盘问我。

　　“不知道。”我说，“我刚想问问你。”

　　“唉！”小伙子叹息了一声，用同情的口吻说，“场里叫我把你们送到山根下那个队去。那个队，你大概听说过，是专门整治人的窝窝子……你们这几个，全是场里认为调皮捣蛋的。本来，没你的事儿的，今天一大早，你们队来了个办户口的——一个瘦老汉，迁到省城去的，你肯定认识，跟你住一个屋的——他跟人保科干部说，你们队昨夜黑跑了一个人，这个人跟你关系挺好，你每天夜黑都跑到这个人家去，他临跑以前，还来宿舍找过你，肯定你们俩在搞啥阴谋。人保科一查，你出身不好，帽子还没有摘，几个干部一商量，临时把你的名字给添上了。这我亲眼见的。你们那个胡子队长还跑到人保科吵了半天，他保证你没事，说你是好人，可让人家克了一顿，说他没一点儿警惕性，把一个好劳力放跑了，这会儿又护着一个报纸上都批判过的有名的‘右派’！还要叫他回去写检讨哩……咱们这个农场，过年过节都要整顿一次，好像坏人专拣着过年过节的日子捣乱一样。这不是？元旦前我送去四个人，今天，又送去你们六个……到了那达儿，你得多加小心，那可是个叫你掉几层皮的地方……”

　　奇怪，他这番话并没有使我感到意外。我并不惊愕，更不惶然失措，甚至我还认为，我跟马缨花还在一个农场，这就很好，不久以后总能见面的。我只是感到愤恨——“营业部主任”临走时还不放过我。人是非常美好的，但也有的人非常狞恶。如果不是这样，人便不会在创造神档耐贝丛斐龉*怪来。这种愤恨压倒了我对马缨花的留恋，还鼓起了我一种抵抗压力的激情。我凝神望着前方，那是广袤的白茫茫的雪原，一道阳光终于冲破了山顶的浓云，宛如一把利剑插到山脚下，迸出一片耀眼的亮光。这种情景我好像很熟悉，仿佛在一个梦中见到过。现在，我健康了，我觉得能够理解马克思的书了，我相信我不论走到哪里，我都有一种新的力量来对付险恶的命运。拖拉机颠簸着，小伙子一心又放在开车上了。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没有告诉马缨花，海喜喜留下了一张炕桌和一麻袋黄豆。炕桌不知会被谁抄走；那埋麻袋的地点只有我知道，这场雪一化，气温再一转暖，黄豆就会浸得发芽了吧。

　　果然如那小伙子说的，我到山根下这个队，连请假出来的权利和与外面的非直系亲属见面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两个月以后，一个留有队上的病号悄悄告诉我，这天有个“挺标致的小娘们儿”夹着一个小包来找我，让队上的干部盘问了半天，结果还是被训了回去，小包也不许留下。这天，我在渠口上抬了十小时石头，累得筋疲力尽，我只可怜她走了这么远的路，还没来得及思念她就沉沉入睡了。不久，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以“书写反动笔记”的罪名被判三年管制。“社教运动”中，我又以“右派翻案”

　　的罪名被判三年劳教。劳教期满，回到农场，正遇上“文化大革命”，我升级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群专起来。一九七○年，我被投进农场私设的监狱。那种监狱，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没有一条现代监狱的规章，纯粹是中文版的罗马宗教裁判所。一九六八年，我劳教期满回到农场，才得知在我前面那段被管制期间，马缨花一直没有结婚。我被送去劳教后，她就带着尔舍到县城找她哥哥去了，没有多长时间，她和她哥哥全家都回到了青海。

　　据说她哥哥也犯了什么错误。

　　一九七一年，在那座农场私设的监狱里，连《毛泽东选集》也不让我们“犯人”看，说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劳动改造，看了《毛泽东选集》会学到和农场当局斗争的策略。有一天，我被派到农场子弟学校的教研室砌炉子。教员们上课去了，我如饥似渴地到处翻找有什么可看的书，但办公桌上全是学生的作业簿，只有一本《辞海》放在案头上。我翻到“马缨花”这一条。这一条是这样解释的：植物名。学名Albizzjaulibrissin一名“合欢”。豆科。

　　落叶乔木。二回偶数羽状复叶，小叶甚多，呈镰状，夜间成对相合。夏季开花，头状花序，合瓣花冠，雄蕊多条，淡红色。荚果条形，扁平，不裂。主要产于我国中部。喜光，耐干旱瘠薄。木材红褐色，纹理直，结构细，干燥时易裂，可制家具、枕木等。树皮可提制栲胶。中医学上以干燥树皮入药，性平、味甘，功能安神、解郁、活血，主治气郁胸闷、失眠、跌打损伤、肺痈等症。花称“合欢花”，功用相似。又为绿化树。啊！这条目下所有解释的文字，没有一点不和她相似的：“喜光，耐干旱瘠薄”，不就是她的性格吗？

　　可是，这一晚上我却失眠了——她作为药物的功能没有起到作用。“绿化树！绿化树！……”我眼前总是一株株绿化树，最后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绿化树三十七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五分之一世纪！我们国家和我都摆脱了厄运，付清了历史必须要我们付的代价。还是在那种多雪的春天，我和省文化厅的负责人及制片厂的同志，分乘两辆“丰田”小轿车，带着一部根据我写的长篇小说拍摄的彩色宽银幕影片，到这个农场来举行答谢演出。电影放映完了，场长、书记们把我们送回招待所。我问场长，谢队长在哪里，他甚至不知道有谢队长这个干部；他是一九七八年调来的，大概谢队长早就离开这个农场了吧。

　　但是，在深夜，我还是从设备很好的招待所里悄悄走出来。月色朦胧，夜凉如冰。我没有惊动司机，独自一人踏上了通往一队的大路。白皑皑的雪，还是那种白皑皑的雪，把我居住过的一队整个罩住，羊圈那边传来阵阵狗吠，除此之外，夜静得像梦幻一般。我伫立在桥头，往事如烟如雾，从小桥那边漫卷而来。我耳边分明响起了她的歌声，她的“花儿”，那么清晰，那么悠扬，那么婉转，那么情深：金山银山八宝山，檀香木刻下的地板；若要咱俩的姻缘散，十二道黄河的水干！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她向我笑盈盈地迎过来。她飘飞着，雪地上没有留下一点足迹。她仍然是那样美丽，那样健康，那样开朗，那样容光焕发。到我面前，她嘻嘻一笑——啊，那种笑我是多么熟悉！——说：“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

　　……可是，还是静悄悄的夜，还是白茫茫、灰糊糊的雪。除了我，四周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点声息……我发觉，一颗清凉的泪水，在我久已干涸的眼眶中流了出来。它是从记忆的深处渗出来的，冰得真如古井中渗出的水滴。是的，人不应该失去记忆，失去了记忆也就失去了自己。我虽然在这里度过了那么艰辛的生活，但也就是在这里开始认识到生活的美丽。

　　马缨花、谢队长、海喜喜……虽然都和我失去了联系，但这些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心灵中的闪光点，和那宝石般的中指纹，已经溶进了我的血液中，成了我变为一种新的人的因素。

　　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出席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军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我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齐肃然起立，这时，我脑海里蓦然掠过了一个个我熟悉的形象。我想，这庄严的国歌不只是为近百年来为民族生存、国家兴盛而奋斗的仁人志士演奏的，不只是为缔造共和国而奋斗的革命先辈演奏的，不只是为保卫国家领土和尊严而牺牲的烈士演奏的……这庄严的乐曲，还为了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始终自觉和不自觉地紧紧地和我们共和国、我们党在一起，用自己的耐力和刻苦精神支持我们党，终于探索到这样一条正确道路的普通劳动者而演奏的吧！他们，正是在祖国遍地生长着的“绿化树”呀！那树皮虽然粗糙、枝叶却郁郁葱葱的“绿化树”，才把祖国点缀得更加美丽！啊，我的遍布于大江南北的、美丽而圣洁的“绿化树”啊！

（《十月》1984年第2期）

【小说赏析】

　　《绿化树》(《十月》，1984年第2期)作为张贤亮最重要的作品，显然把“灵与肉”的对立统一处理得炉火纯青。《绿化树》是作者拟写的《唯物论者启示录》中的一部，小说写一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章永麟，被打成右派，备受迫害。他意识到自己的卑劣，在思考提高思想觉悟的途径。章永麟经受思想改造的痛苦过程，但他却并不怀疑这种改造的荒谬性，而是自责自己离马克思主义还有很大距离，于是通过学习《资本论》，他的思想产生了飞跃，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相连在一起”，探寻到了“超脱自己”的真谛，开始踏上真正共产主义的“净土”。在灵魂升华的同时，肉体也在升华，一个“梦中洛神”出现了，美丽善良的女人马缨花对章关爱备至，她的所谓的“美国饭店”是章永麟的温柔之乡。只要看一看那里的欢乐，就可以看到在艰难困苦的年代，这里

　　的情况还不算太坏。一切都因为有马缨花的存在，生活才格外有意义。马缨花有过不幸的经历，也没有多高的文化，但她向往知识，追求美好的事物，她的爱给章的生命注入热烈的活力和希望。现在，苦难已经退隐到幕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动人的情爱故事。马缨花甚至有贞女节妇般的勇敢，当章永麟还试图怀疑马缨花的忠贞时，马的执着令人动容：“就是钢刀把我头割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这就是朴实的人民，朴实的爱情。有这样的爱情，还有什么“伤痕”不能抹平呢？事实上，在小说的叙事中，那些苦难早已为爱情的温馨所遮蔽，也就是说，伤痕太美了，以至于在美的光辉映照下，根本看不到伤痕了。这就是张贤亮书写的伤痕史，他把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写成崇高史，把受虐史改变成自慰史，通过灵与肉的二元对立统一，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可以骄傲地宣称，他们历经的磨难包含着丰富的痛苦，他们的历史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充实而美好的。通过抹去主体的苦难伤痕，从而也抹去了历史非理性，抹去了历史总体性的非法性。主体在任何给定的磨难中，都能感受到爱与美，主体并没有蒙受历史异化，而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与历史达成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