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陂，这是一个美丽而富饶的山村，是一个令人魂牵梦绕、如梦如幻的乡村。

从富滩古村沿着泷江往东南方向上溯，大约六七华里之后，可以望见前方有一座大水坝，此即久负盛名的螺滩水电站大坝。在距离水坝约一里处，泷江两岸有隔江相望的两个比较大的村庄，这就是渡头和作埠两个自然村，二者皆属于作埠行政村，由一座四米宽的水泥桥连接着。从渡头村过桥之后，沿着一条三米五左右宽的乡村水泥路蜿蜒穿过作埠村继续往东上行，出了村，就可以望见一片苍翠的群山。这时，又有一条四米来宽的水泥路，贴着低矮小山山脚继续往前，约两三里之后便被一座矮山挡住，水泥路在此分岔，分别通向两个山坳里的村庄。其中，望左手方向的，便是高陂，一个神奇的山村。高陂村是自然村，也属于作埠行政村管辖。

高陂村可以说得上是一个神奇乐土般的田园山村，山清水秀，旱涝保收。该村屋宇沿着山脚从西南往东北延伸，主体坐东南朝西北，背山面田。村庄房舍的前面是一片广阔的田野，自然落差形成三大片，每片田畴都有一百多亩，全村有将近四百亩田土，其中优良水田约三百亩。环抱田畴的是一条常年清澈小河，常年鱼虾嬉戏，水鸟成群。近些年来，由于农药、化肥，特别是除草剂的大量使用，小河里已经很少见到鱼虾了。小河两岸曾经长满了高大青翠的樟树。可惜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被砍伐殆尽了。至今，村人也在反思那段愚蠢的做法。除了环村而下的这条小河之外，还有三条小溪在田畴中间穿行而过，滋润这片田地。据老人讲，高陂村是旱涝保收的神奇乐土，从没有水灾（“高陂”之名大概由此而来），也极难出现旱灾；如果没有病虫灾害的话，几乎年年风调雨顺，真是一块福地。所以，外面的姑娘都非常乐意嫁到该村里来。

高陂村不大，包括单身寡居的在内，大约三十六七户，不足二百人。而据年长者说，这个小村子在数十年前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七户人家大约四十二三个人。真可谓是袖珍型村庄。由于该村地理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山多水长，田畴富饶。所以，村庄人口发展很快。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村里人口约涨了三倍，约一百三四十人。到二十世纪末，曾经一度超过两百人。后来由于计划生育的限制，加上一些人读书或者做生意出去了，最后在外定居，户口迁出，所以村庄人口近十多年来基本停止增长，大抵维持在200人左右。

这个村庄人口增长迅速，除了人口快速自然繁衍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外来移民的不断加入，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规模不小的独特山村。高陂村容纳外来人群的能力超乎寻常，甚至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长辈们告诉大家，高陂村在人口不足百人的时期，一度出现过“六省一市”现状。所谓“六省一市”，就是说该村人口组成中，有来自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上海以及江西本地的不同地域人群，最后竟然神奇地融合为村。甚至到了七十年代末，修建螺滩水电站时，还有库区的不少螺滩村民迁入。这如果是在资源有限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带，几乎是不可以想象的。即便是在一般山村，也难以做到。

更为难得的是，这里那种几近古朴的民风。高陂人对外迁来的人毫无排外心理，一视同仁，红白喜事，大伙都主动帮忙，甚至不需要主人告知。并且，无论红白喜事，村民们都有随礼的习惯。这最初也许是一种互助行为，那时人们都比较穷，办一档子喜事财力吃紧，大家伙就自觉随个礼帮衬一下，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后来，这在做法就渐渐地就演化为一种习俗。

不仅不排外，高陂人还特别热情好客，只要有外人来到，赶上吃饭时间，无论哪家，主人都会热情款待。男主人让座，女主人帮你去添碗筷；男主人帮你倒酒，女主人再进厨房弄几个菜。有时来人已经吃过饭了，主人也一定会要客人再坐下喝几杯酒。这种热情淳朴民风，让很多来过高陂的人都印象深刻，难以忘记。比如，原来经常有来自丰城的敲米糖的、换鸡鸭毛的，以及其他类型的走乡串户的货郎和小贩，都喜欢在饭点的时候赶往高陂，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小山村里，无论如何，可以吃到一顿香喷喷的饭菜。即便是早年那些讨米要饭的安徽人、河南人，也特别喜欢来高陂，每次都满载而归。

高陂村的原著居民几乎没有了，现在来此居住时间最长久的大抵是温氏和黄氏。笔者曾经在县志上看到革命烈士名录中，高陂村有黄某某和温某某两人。不过，黄氏后来没有了人，不知是迁居他处了，还是自然消亡了。再后来，陆陆续续从云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迁入人群。外来人群中，湖南人最多，几乎占了全村人口的一半，所以该村平日通行的语言中，竟然一半是湖南话。以至于很多不是湖南人的村民，也都会说湖南话了。因为听得多了，自然而然也就会，鹦鹉还会学舍呢，何况是几十年天天混居在一起的乡亲。像湖南本土人一样，迁居到高陂的湖南人也比较灵泛，比较能读书。高陂村从读书这条路走出去的，清一色都是湖南人。——这比较有意思。

其次是广东人比较多。广东人来高陂的时间相对比较晚。广东改革开放之前，其实条件很差，因为听说“江西是个好地方”，就翻越大庾岭进入江西，沿赣江而下，一部分人在吉安停下来，其中一些就来到了富滩，这之中的又一小部分人到了高陂。所以，高陂村里经常听到屋里哇啦的广东话。一度，广东话是大伙取笑的料子。后来，广东那边改革开发，大伙都要到广东去打工，广东话成了高档语言，大家纷纷以能说几句广东话而骄傲。真是世事难料，语言上也存在嫌贫爱富的现象。高陂的广东人多数不大言语，勤劳吃苦，闷声干活。高陂的广东人还有一大特点，就是种植瓜果厉害。高陂最早种植蜜桔，最早种植甘蔗的都是广东人，而且广东人种植的东西长得都很好，有一次，一家种的地瓜，曾经出现过一个地瓜重达十六斤的惊人记录。幸好那时候人们不知道吉尼斯是啥玩意，否则，说不定高陂的这户广东人种的地瓜可以申请一下地瓜单个称重的吉尼斯纪录。

再来说说云南人。其实，高陂的云南人只有一个家族，皆姓李。高陂的李氏严格说不能算是外面迁入，仅仅是因为其第一代李文祥先生是云南人，据说曾经是红军经过云南时追随红军出来的，后来部队被打散，他找不到原来部队，又不想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就流落在外，解放后最后迁到了高陂，在此娶妻生子，繁衍生息。现在高陂的李氏云南人全是在本村出生的。

至于说到此小村子为何还有上海人，那就要回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主席发动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来，此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高陂村曾经有八位知青下放过。这八位知青和村民一起劳作，一起生活，前前后后在高陂村住了约有八年之久。为此，村民还专门给他们盖了砖瓦房，与他们的关系很融洽。知青们也与村民结下深厚的情谊，甚至把自己看做半个高陂人。知青回城后也一直与村人保持联系，其中一个叫做毛俊杰的知青尤其难能可贵，2003年以后曾经两度回到该村，宴请所有村民，并与大家合影留念。高陂村很多小青年去上海打工，起初的落脚点都在毛同志家里。这份情谊弥足珍贵。

说到高陂村的知青，还有一个人必须提一下。那就是村民们昵称的“大魏”，也就是女知青魏某某。因为当时知青里面有两个姓魏的女知青，村民们为了称呼方便，分别以大魏、小魏称之。大魏本人也许并不怎么地，但大魏的女儿却是许多人都认识的，这就是著名影视演员马伊琍，也就是《还珠格格》中小燕子（据说是紫薇）的扮演者。据长辈们说，当年的知青大魏，不仅年轻漂亮，而且能歌善舞。所以，生出马氏这种明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大魏对高陂村也念念不忘。2005年前后，马伊琍随其母亲特意造访过高陂村，省、市电视台、报纸大批记者跟随，场面是相当的热烈而壮观。当时高陂村的“村村通”公路尚未修建，马氏当时还表示要捐资修路呢。后来，也许是事业忙碌，也许是结婚生子，渐渐没有了消息。淳朴的村民们也没有去要求马伊琍兑现诺言。

每个人都有一个老家，每个人对自己的老家都有独特的记忆。这种独特的记忆，将在一个人的心里镌刻永久的印象，笔者把这种情态称为“老家印象”。 笔者对自己出生的高陂的村的印象就是：民风淳朴、和谐融洽、安分守己、知足常乐。高陂人村民之间相互照顾，互相帮助，让人感觉古朴而温馨。这也是高陂村一个令外人羡慕的突出特点。每个在外的高陂村民，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平常百日，只要从外面回到家乡，乡亲们都会热情而憨厚地打招呼；如果你递上一支烟，他们会高兴地接下，然后跟你拉拉家常，十分地温馨。所以，高陂人走到外面去的，无论走得多远，都对这个村子充满眷恋，在外打工、工作者，每到春节，几乎没有人不往回赶的。因为大家都向往这个温馨的心灵港湾，可以让游走在外的疲惫身心休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