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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新贵”。上市公司和其他未上市就获得丰厚投资的独角兽们，书写了很多个人的造富传奇。但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让人深思，不作恶是这个时代的底线。

保富法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保护财富的方法。

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有人写了《保富法》。而且写得很轰动，很让人信服。

谁呢？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1880-1953年）。

聂云台的爸爸在这里也要提一下，他是晚清上海史上较有作为的一任道台——聂缉椝。

聂云台是近代企业家，旧上海首任商会会长。他生长的环境，从小见的人，非富即贵。《保富法》这本书，是他六十多岁的时候写的，写于1942-1943年间，也就是说，他至少旁观了从他记事开始就接触到家族及个人的至少五十多年的转变过程。

然后，他说了一个可怕的经验和历史规律：数十年来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六十年来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后人不兴；惟有不肯发财的几个大官，子孙尚能读书上进……

曾家、聂家保富法

上文提到了聂云台有个著名的外公，就是曾文正公。他在书中自然也提到了他，讲到曾文正公，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却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间房子，也未曾买过一亩田地。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两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而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的，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也没有占用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也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曾家却认为——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

聂云台的母亲，是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曾国藩曾经定下家规：凡是嫁女儿娶媳妇，花费限用在二百金以内。但曾纪芬出嫁的时候，嫁妆被挪用做家庭开支和赔付一笔应付账款，所以只给了路费银钱六百两，此外则是一无所有了。曾纪芬中年时，每次谈到当时艰苦的情况时，常常是泪随声下，感慨自己身为王侯将相之女，嫁给了数代都是仕宦的大家庭，生活尚且如此的艰难困窘，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是难以令人相信。

|  聂云台（后排中）的母亲曾纪芬90寿辰时其一家合影

《保富法》分上中下三篇，下篇中谈到了聂家的七世祖乐山公，说了他经常治病救人，特别是救了好几次瘟疫中受苦的人民，从来不顾及自己的生命安危，对于穷人和受刑犯救济尤其的多。八十多岁了，仍然常到监狱探视病患义诊。而且，他从来不求回报，官府给了很多机会也不接受，最后只答应了一条，就是让儿子先焘进入了雯峰与集贤两家书院读书。他的儿子、孙子、曾孙都有官运。家族以“三代进士，两世翰林”著称一时。

到了聂缉椝这一代，他历任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会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苏松太道台（上海道台）、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湖北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他在上海根基深厚，被认为是晚清上海史上较有作为的一任道台。

聂家父子在1908年以银子31.75万两买下华新纺织新局，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聂云台任总经理。由于聂云台有中西教育背景，经营得不错，又以所得在湖南老家买了大片土地——大通湖滨的南洲一带4万余亩的湖田刘公垸，开垦、扩建为种福垸。后来在上海的产业也进一步增长，纺织、钢铁、贸易都做得不错。

上海曾经有个聂家花园，位于杨浦区，西至荆州路、东至辽阳路、南至惠民路、北达霍山路，这里的几十亩地是聂家花园及其企业所在地，是中西合璧的、相当现代的海派园林。多年前曾纪芬的外孙女张心漪曾撰文回忆这个花园说：“外婆家永远是一座美丽的迷宫，那里有曲折的小径，可跑汽车的大道，仅容一个人通过的石板桥，金鱼游来游去的荷花池，半藏在松林间的茅草亭，由暖气养着的玫瑰、茉莉、菊花、素心兰的玻璃花房，小孩子随时可以去取葡萄面包的伙食房，放着炭熨斗和缝衣机的裁缝间。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三层楼上两间堆满着箱笼的‘箱子房’……”

总的来说，聂家世代繁荣，主要是靠祖上的悬壶济世、无私奉献。曾家世代繁荣，因为从不贪财，而是散财、不留财。聂云台总结为：平常人以为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

聂云台写道：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产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像曾、左、彭、李这几家，是钱最少的大官，后人多比较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凡是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

聂云台曾经是基督教徒，在他妻子（1917年）死后，自己又大病一场，他感到生死无常，就研习佛经三年，1924年在如幻大师处受三皈依。不久朝礼普陀，于印光大师座下进受五戒，法名慧杰。他的思想受了佛教因果论的影响很深。

《保富法》曾在《申报》刊载，一度轰动上海，一时引起各界纷纷捐赠，总数竟然达到四十七万余元。按那时附近几年的物价，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就能吃饱了。

更多保富法的践行者

柳亚子在给《保富法》做序的时候提到了明朝的一位保富法实行者。

在张大复的《梅花草堂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四川有个当按察的官员，有五个儿子，给儿子们都立了刚够温饱的产业，自己的吃穿也不浪费。他年迈之后，将生平所积的俸禄拿出来，有万金之多，愿意补充公家费用不足的部分。当地官员说，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他就让人把万金埋在一个旧院子里，盖了石板，题字：‘还诸造物’，他去世后，这个宝库也没有人去动。万历辛酉年，土匪暴乱，将公私财物抢掠一空。当地官民面临挨饿的困境。有知道宝库事情的人，报告了官府，用这笔财富救济了当地的人们。这位老人的高尚道德，真是千古少有。就是那时当地的官员和老百姓，都是非常廉洁。”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大家都知道，具体的事迹是什么呢？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做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地理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让全苏州人的子弟在此处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兴发显贵，那样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堂。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都发达显贵，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延续繁荣了八百年，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很多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子孙后代。

元朝的耶律文正公（即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生活俭朴。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做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蓄私钱，而子孙反而享大发达的证据。

林则徐曾有著名的教子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林则徐自己官场不得志，但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后人仍然存在显达者。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笔者去年也曾写过《子孙如我不如我，都不用留钱，您同意林则徐的观点吗？ 》。

更多的保不住富的例子

广东的伍氏、潘氏及孔氏，都是鸦片生意场甚至战场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代表。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这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装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

这个伍氏，就是19世纪的世界首富——伍秉鉴。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伍家居中调停奔走。2001年，《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纵横一千年”专辑中，统计了上一个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名单中有6个中国人的名字，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坤、伍秉鉴和宋子文。伍秉鉴是个生意奇才。1801年，伍家在行商中只排第三位，他接手后伍家财富一路攀升，1813年达到全行商首位，1826年的资产更是达到2600万银元，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

上海滩有个江西的周翁，盐商领袖，钱财积而不用，捐钱也很吝啬。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吝啬，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背，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证，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快。

还有上海滩犹太人哈同的故事，他也曾是远东第一首富，甚至是影响近代上海城市规划的人，但最后无儿无女，就像烟尘一样消失了。笔者也写过《哈同》，写的是他的奋斗创富发家的过程，也写到他的结局，“妻子不能生育，他也没有另娶，也没有绯闻，死后把财产按照犹太教习惯全数给夫人。后来他的一众养子女们，为了争夺财产不可开交，让这个传奇终究变成了孤品。”聂云台批判他，他遗产有八亿银元，试设想一下，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他们也做救济，但只是表面文章，只想出一点点的钱去换得美名。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是大慈善家。”悭贪不舍也是充满罪过的。

这一代为下一代赋能，才能保住财富

儒家的金钱观是这样的：

• 《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 贪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

• 《中庸》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譬如穿着锦绣的衣服，却要加上罩衫，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不务虚名，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样的人更为社会所敬重。

• 《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又说：“惟天福善祸淫 。”

• 《孟子》：“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佛家的金钱观是这样的：

• 《药师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地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

• 《金刚经》说，“度尽众生，自觉未度。”又说，“布施济众，不觉有施。”

道家的金钱观是这样的：

• 《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

• 《道德经》：“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 “反者，道之动。”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总之，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都在说一个道理，就是要做君子，不做小人；要积德行善，知因果；要道法自然。

用笔者自己的话说，保住财富的方法，就是这一代为下一代赋能，这个能，是精神上的力量、能力素质的培养、广结人缘种善因等。

我们一分为二看，排除宗教因素，比如佛教因果报应等理论对聂云台的影响，我在想，一代的人生大概是这样的，此生不求圆满，因为可能你圆满了，你的后代并不会。

第二，虽然此生不求圆满，但还是要准备周全的计划，特别是现代人尤其如此，要想的通透，提前规避掉很多问题。对于财物聚散，要有周全良好的计划。

第三，对于自己的生活，遵守着持盈保泰的因果法则，努力保持一种平和心境至为紧要，该放弃的必须舍得放弃。得失不患，宠辱不惊。

第四，一定不要过分享受，这一点中外文化是相通的。笔者也曾写过《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却只知道一件大事》，世界最大的不收费基金创始人约翰·博格说的，“人生苦短，何不及时行乐，不过最多只能花5%。”

第五，因为一念仁慈的心，即能使天地间产生了一种祥和之气；如果付诸行动，则这种祥和之气，就会常常环集在四周，而且能使家庭子孙都受到福荫。

《保富法》篇幅不大，我是一个周六就看完了，信和不信的，都可以拿来读一读，读完心是很平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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