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出生的郝蕾，长着一张八十年代女大学生的脸——既被理想主义的光明照亮，也拥有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幻灭。

她是个艺术家，目光如炬。“我是一只鹰，你不要老让我去排队，大雁才排队呢。”

郝蕾的美是在这个时代是沉重的，有时甚至显得太过不合时宜。

她与通俗意义上的“美”有种距离，身材也不属于让大众惊艳的范畴。但这种粗糙的美就是天然地裹挟着力度，令人难以招架。

她的美带点戾气，是自毁式的 。她说：“我对我自己残酷。”

娄烨喜欢大雨，也喜欢郝蕾。他拍郝蕾，就是把她放置到瓢泼大雨里。

《颐和园》里，郝蕾从情人家出来，下着瓢泼大雨。她推着自行车，一脸决绝，硬的像块石头。“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和平中你寸步难行。”

《浮城谜事》里，郝蕾和丈夫的“地下妻子”以及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穿行在山林里，上演“迷雾追踪”，打着爱的名头，做尽人间丑恶事。

她饰演余虹，你很难不被那种强烈的存在主义气质吓到：勇于做出选择，从不畏惧选择的后果，追求深刻，拒绝生活在表面，终其一生都在等待和寻找同类。

她孤独、暴烈、毫无技巧且不惧拍疼痛，始终无法平静地与心爱之人相处。她无数次以肉身摆渡，渴望将自己的灵魂渡往某个雾蒙蒙的彼岸，从而获得理解。

但那是一道窄门，太窄了，走这门的人都已头破血流，她也不会例外。

大荧幕上的段奕宏，是暴烈的。

为了演戏，他太舍得对自己下狠手。曹保平这样评价他：“老段具备成为一个伟大演员的可能性。”

拍摄《烈日灼心》时，段奕宏本来渴望出演罪犯辛小丰，导演曹保平最后却把警察尹谷春的角色给了他。“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只是罪犯辛小丰的一个陪衬。”曹保平后来回忆。

但段奕宏凭借这个角色，生生为自己抱回去一个上海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一个脸谱人物，如何演出质感，让观众记住？

段奕宏先去厦门嘉莲派出体验了15天的警察生活，连大年三十都在所里过，还跟警察们出警扫黄、抓赌、查车。他为角色的每场戏都设计了不同层次的表情。

为了追求表演的真实感，在摩天大楼里追捕逃犯不慎滑落并被同伴抓住手腕的那场戏，他要求工作人员将身上吊着的唯一能保护他安全的威亚调松，现场都能听见肌肉撕扯、关节即将脱臼的声响。

拍戏之余，无论是吃饭还是休息，他都很少同人交谈，一度被大家认为他本人也特别孤僻。“好的警察是不会让人看出他在想什么的，不会形于色。”段奕宏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持住角色的状态。

他做梦都在跟曹保平吵架。

“创作上压抑的东西，在梦里反馈出来，吵得很厉害。我第二天在现场讲给导演听，他乐得不行，说我那么折磨你吗？我说你的折磨，加上我的自我折磨，这就是我角色的特点。”

那是2015年，段奕宏42岁，是上影节唯一一个被评委全票通过的“影帝”。

毫无分歧，毫无悬念。

《烈日灼心》剧照 段奕宏

郝蕾演过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女人，让人爱，更惹人疼。

在这些女性角色平静如水或锋利如刀的外表下，都有着一颗滚烫而柔软的心。她们感性而热烈，坦荡荡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像一朵开在枪口的玫瑰，用尖刺抵御冰冷和坚硬，奋不顾身地美丽。

《少年天子》中，郝蕾饰演的那位顺治废后，是一个因永不餍足的渴望而作恶的女人。

宫斗是她的手段，但她的觉知又超拔于宫斗之上。

这位曾一度登临权力之巅的皇后，看到了皇权无远弗届的威压，而处于其威压之下的每一个人，又都自发地归附于它，成为它的鳞爪。

她的恶行不过肇始于对肌肤温亲的饥渴，甚至都不是爱。

最终，她被压抑被无视的强悍自我，终于发生了一场不为人知的核爆——当这位废后谈起如何谋害皇嗣，说着说着竟然妩媚地扬起嘴角，笑了。

那张明艳绝伦的面孔，蓦地里，看起来阴恻恻的，一种微妙的鬼气，令观者只觉一阵恶寒如蛇般游上脊梁。

那时的郝蕾，年仅24岁。

她说：“好的表演你永远是在演一个人，而不是所谓的戏。”

在李少红执导的系列剧《听见她说》中，郝蕾饰演《她和她的房间》单元内一个长期被家暴的女人。

在丈夫的葬礼上，这个女人忍不住笑了。这个笑容很招骂，很容易让观众觉得她冷漠麻木。可是郝蕾不这样认为。

她替这个角色说了一句内心独白：“我不该在丈夫葬礼上笑，可我就是忍不住。”

对于一个遭受丈夫长达二十年之久家暴的女性而言，那个暴打她的人终于走了，对她而言，是一种解脱。

现实里，郝蕾也不愿被自己的女性身份束缚。

工作中，她特别直言不讳。假设她和一个男演员共同提出了拍摄方案，导演明明觉得她说的是对的，但还是采用了男士的意见。

她会直接追问：“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同性别的吗？”

相较于郝蕾的丰富，很长一段时间内，段奕宏的荧幕形象是“同质化”的。

他所饰演的，是一个个刚毅坚挺的硬汉，肉身常在打打杀杀中穿行。

2010年，在电影《西风烈》中，他贡献了一场出彩的动作戏。

这场戏难度极高，也十分危险。

段奕宏需要在两辆并排飞驰的汽车之间，跳过去。跳的时候，稍不注意手一滑，就会被卷入车底，危及生命。

就算是专业的武行演员，也不能保证一次性完成，导演建议段奕宏选用替身。段奕宏不同意，他说：“这部电影就这个动作最出彩，我不能不演。”

导演拗不过他，在数次摔下车后，满身伤痕的段奕宏成功演绎了这一动作，成为影片中的最大亮点。

2017年的《引爆者》，段奕宏饰演一个矿山炮工。开拍前，他坚持去矿场体验生活，成天下井的日子，将他抹得灰头土脸，他爬起来用清水洗洗，照样跟工友们喝酒。

为了演戏，段奕宏甚至不惜搭上性命。一场潜海的戏，段奕宏被绳子拽着一点点往下送。直到毛细血管被挤破，他才请求把自己拉上来。

上岸后，一吐，满嘴是血。

扮演了无数硬汉的段奕宏，最无法禁受的是现实生活里的“人情”与“暖”。

2003年，国家话剧院与孟京辉合作话剧《恋爱的犀牛》。虽然段奕宏当年有机会主演自己的第二部电影《可可西里》，但在签合同前，他放弃了。

《可可西里》最后获奖无数，而段奕宏亦只是凭借《恋爱的犀牛》给观众留下了两版经典的文艺青年马路的角色。

很难说这种选择的对与错。

“我当然知道那部电影对当年的我的重要性，但国家话剧院破格录用我，给我解决北京户口，这种恩德，我说服不了我自己。给院长开不了口，我不想干扰我的贵人。”

在此前接受鲁豫采访时，段奕宏如此说。

郝蕾与段奕宏，一个是颁奖典礼上的稀客，一个是常客。

郝蕾从未拿过奖。迄今为止，她得过最有分量的褒奖，是电影节最佳女配角，代表作是《第四张画》。在电影里，她饰演一位妈妈桑。

获奖时，郝蕾正出演话剧《柔软》。

谢幕时，导演孟京辉在一千多双眼睛的注视下，从舞台左侧俯身将长长的红毯一直铺到舞台中央的郝蕾的脚下，而后，郑重公布了这个喜讯，并带她走过红毯，以弥补她未去颁奖礼现场的遗憾。

得知郝蕾获奖时，孟京辉表示，可以重新调整《柔软》的演出时间，以方便她出席颁奖礼，她拒绝了。“我不能扔下观众不管，毕竟，演员最重要的工作还是表演。”

那是郝蕾获得的第一个表演上的奖项，也是迄今为止获得的唯一奖项，但这并不妨碍她为自己设立的目标——让名字出现在表演教科书上。

也是自那时起，大众发现，郝蕾担任主演的电影特别少。

拍摄《亲爱的》时，陈可辛带着编剧提前找郝蕾开会。他说：“所有的戏点都不在你身上，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呢？我要怎样才能帮到你呢？”

郝蕾直接拒绝。“不需要为我做什么。我和黄渤，一个演爸爸一个演妈妈，我的任务就是辅助他、铺垫他，让他在戏上放点光彩。”

在她心里，戏永远是大家演的，不是一个人演的。

到了片场，她一直在建立情绪，每隔10分钟一次。拍了三次后，片场所有人包括陈可辛都哭了，郝蕾却说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因为我想要的那个顶点，还没达到。”

郝蕾的这种清醒和自持，让她注定远离资本的裹挟。而她在作品中奉献出的那种精准、深刻的演技，几乎是对观众的一种试炼。

迄今为止，国内外电影节的影帝，段奕宏大大小小拿了十多个。

2017年11月，44岁的段奕宏成为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帮他摘得影帝桂冠的是电影《暴雪将至》。

他在当中扮演余国伟——上世纪90年代一家国营工厂的保卫科科长，一心想进体制内。小城发生了连环杀人案，余国伟企图凭借自己的“神探”技能破案，最终却成犯罪人员。

电影上映后，媒体一度透过余国伟的卑微、挣扎、小心翼翼，对照段奕宏的成长。

尽管段奕宏的梦想最初起源于伊犁的一块块电影银幕。他在那些银幕上看过《少林寺》《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小花》……他惊讶于银幕中人上天入地的本领，“愿望和想象力一下子被打开”。回家后，他总要当着母亲的面演上一段。

但是，他的梦，却起源于话剧。是话剧让他确立了自己的演员梦想。

在话剧舞台上，他收获了足够的掌声与鲜花。

1998年，段奕宏进入国家话剧院工作。2000年，他出演话剧《纪念碑》。每天按时上下班，排戏、演出。生活趋于规律、稳定，自卑和不安全感反而渐渐消散。

油然而生的是骄傲。他一度不愿出演影视作品，“我学了四年的戏剧舞台表演，为了所谓的名利，我能折腰吗？那怎么能行？我挺着。”

当然不是完全拒绝。演一场《纪念碑》，收入只有90块钱。生活拮据时，他也琢磨着出去拍点什么。

拿下东京影帝时，一位记者问他，哪部作品是他的“拐角”。回国后，他跟人提起，说：

“你们在乎的是一部作品给我带来了什么荣誉，但我是靠很多不为所知的作品积累到今天。不断地通过创作作品来探索自己、遇见自己。跟自己相处，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些无法在电影中被呈现的场面，才是生活里真正的痛苦。

《春潮》里，郝蕾饰演一个经常目无神色的失意记者。电影中，她在面对母亲一系列劈头盖脸的谩骂之后，只是用左手抓住了床头的仙人球。

她抓了好一会儿，才放开。

手上是星星点点的血，她看了良久，缓慢地眨着眼睛，然后手指互相捻了捻，将那些血捻开了，黏稠而郁闷。

她从头到尾都没有表情，却让很多观众看得呼吸一滞。

接受采访时，郝蕾这样形容角色的这种痛楚：“这个痛，这个刺，就是拔不出去，你想尽办法，你真的用各种力量，但是拔不出去，永远隐隐作痛的感觉。”

郝蕾心里的这颗刺，也源自原生家庭。

拍《盛夏未来》时，郝蕾多次表示羡慕张子枫。“拍戏时，她父母都一直跟在她的身边。”

她联想到自己。15岁时，出去拍戏，身边从不会有父母的陪伴。年少成名，一个人闯荡演艺圈，孤独、被骂是常事，但她选择不哭，找一个沙滩挖一个沙堆，把眼泪埋进去。

她常说，自己就像个男孩子一样被养大。3岁时，父亲才结束兵役归家。回来后，父母又双双缺席她的人生一年多。再归来时，母亲因车祸卧病在床，年幼的她需要每天照顾眼前尚且很陌生的至亲。

离婚时，她陷在负面情绪里出不来，曾试图向父亲索要一个拥抱，得到父亲坚如磐石的回应：“拥抱有什么用！”

说起这段经历时，郝蕾在访谈节目中哭得梨花带雨。她失控地对主持人说：“你知道我爸妈对我有多残酷吗？我想说一些细节。”

行至中年，依旧为一个从未得到的拥抱感到痛苦。这是属于郝蕾的脆弱。

与郝蕾的脆弱相似，自18岁伊始，段奕宏的骨血里，刻着两字——自卑。

大学四年，别人都在忙着拍戏、谈恋爱，段奕宏则在练习普通话、准备作业，以及对抗自己的自卑。

连续两次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失利、开学第一天就把“开门”说成“开蒙”、身上永远套着一件价值25元的外套、不知道芒果该怎么吃、没钱拍个人写真……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自卑的起点与根源。

“可能前面所付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总是跟别人去比嘛，知识的积累、外形条件、家庭条件……看不到自己的希望和未来。我在怀疑我的选择是否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错误。我想到了放弃自己的生命。”

在回忆大学四年的时光时，段奕宏曾如此说道。

青年时期的段奕宏

这只名为自卑的“怪兽”，其实是在高二那年被放出来的。那时，他在学校演的小品被一位上海老师看中，老师鼓励他报考表演类院校。

从此，段奕宏一改过去的松垮、叛逆。他不再打架闹事了，还不顾家人的反对，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出发时，因为前一天的争吵，全家只有妈妈一个人来送他，这也是段奕宏第一次离开伊宁。

1991年，坐了几十个小时火车、把腿都坐肿了的段奕宏来到北京，在第一场考试中就被刷了下来。

一次不行，再来一次。

第二次，当他得知自己又落榜后，在天安门广场坐了整整一夜。

临近破晓的时刻是最冷也是最黑的，此时环卫工人还没有上班，离升旗也还有一段时间，他靠着墙，双手筒着，整个身子缩在黑色的棉服里，只露出眼睛。

偶尔路过的行人，还以为他是个被扔在角落的一坨塑料袋。

他不知道回去怎么和家人解释，也不知道怎么说服自己继续。想了一夜也想不出所以然来，索性不想了，专心致志等升旗。“一定要看升旗，否则就白来一趟北京了。”

天微微泛蓝，一阵激昂的音乐缓缓响起。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他站起来挤进人群。器宇轩昂的军人在万众瞩目下，大步流星地走来，腰板挺的特直，神情严肃，不怒自威。

鲜红的国旗缓缓升空，大家齐声高唱国歌，声震寰宇。在这庄严肃穆的环境中，他泪流满面，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北京扎下根。

两次不行，再考第3次。

这次，他不得不直面父亲的暴怒。

“从咱家族谱往上数十八代，就没一个能演戏的！你怎么就要做这种白日梦？浪费钱，浪费时间！考了两次还不够？还要考第三次？反正我没钱了，你自己看着办！”

许多年后，段奕宏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忍不住泪流满面：“我就想留在北京，我想像他们（同学）一样，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份子。”

第三次，他以西北片区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

在校园里，段奕宏是最努力的。大学四年，因为路途遥远，路费太贵，段奕宏没有一个春节是回家过的。

这个最开始在同学们眼里憨厚、质朴的新疆青年，变成了实打实的“戏疯子”。演出毕业大戏时，为了观察精神病人的角色，他特地跑到安定医院去体验生活。

后来，这部叫做《马》的话剧，打动了全部的同学和老师。表演结束，台下掌声如雷。教授忍不住跳上台，指着他问底下的领导：这么好的苗子，凭什么不能留在北京？

快毕业时，他被一个电话叫到教务处。一推门，满屋子的老师为他鼓掌，恭喜他可以如愿以偿地留下来。

那一刻，他眼泪直流。

“我在大学时期，收获了很多帮助，有同学的，有老师的。他们带给了我很多温暖，以后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帮助其他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郝蕾和段奕宏，是看起来和喧闹的娱乐圈格格不入的男人和女人。

他们始终和微博热搜、八卦绯闻保持距离，坚守着一个演员最初的本分。尽管这种坚守在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可两人都觉得，演戏很过瘾。这把瘾，他们始终没过够。

段奕宏曾说自己做演员追求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有要求的演员“，即对自己有要求。第二阶段是”被人期待的演员“，即演技得到大众认可，第三阶段是”让人相信的演员“，即担负起演艺圈的某种使命与责任。

斩获金爵影帝时，他一边亲吻奖杯一边说：“我想起一部电影《为奴十二年》，那个男主角被逼成为奴隶，我愿意为戏为奴，我会沿着我认为的演员的道路走下去。”

而郝蕾，永远在追求真实的感受力和爆发力。她说：“你非常使劲地演了100分钟，不如你使劲感受一分钟。”

她说：“我会一直演戏，演到80岁。除了表演，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我的工作。”

两个人，就这么一直踉跄着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走着，哪怕格格不入，哪怕特立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