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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发现，我们大脑的连接方式会影响我们对他人的同情心，而这或许是衡量善恶的关键。

在伊利诺斯州奥本(Auburn)移动住宅的厨房窗户上，阿什利·奥尔德里奇(Ashley Aldridge)可以清晰地看到大约100米外的铁路道口。当这位19岁的母亲第一次看到那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时，她刚刚给两个1岁和3岁的孩子喂了午饭，并开始洗碗，还有一大堆家务等着要做。偶然抬起头，奥尔德里奇注意到轮椅并没有动，它被卡在铁轨之间。这名男子正在大喊救命，一辆摩托车和两辆汽车从旁驶过，却没有停下。

奥尔德里奇急忙跑出去，并让邻居照看她的孩子。然后，她听到火车鸣笛的声音，铁轨发出铿锵的声音，表明火车正在驶来。奥尔德里奇赤着脚，沿着铁轨两侧铺满砾石的小路上跑着。当她跑到那个男人跟前时，火车距离他们只有800米远，而且依然以近130公里的时速前进。

奥尔德里奇没能把轮椅移开，她用双臂抱住男人的胸部，试图把他抬起来，但也没能成功。当火车隆隆地向他们驶来，她猛地拉了一下。奥尔德里奇往后倒去，同时也将男子从椅子上拽了下来。几秒钟后，火车撞坏了轮椅，钢铁和塑料碎片洒满了数百米长的铁轨。
  
2015年9月的那个下午，奥尔德里奇拯救的那名男子完全是个陌生人。尽管她的生命受到威胁，但她坚决挽救他人生命的决心使她显得与众不同。奥尔德里奇英勇救援只是科学家们所谓的“极端利他主义”的一个例子，这是一种无私的行为，冒着个人受到严重伤害的危险去帮助那些与自己无关的人。

无需感到奇怪，有许多这样的英雄，比如以色列陆军少校罗伊·克莱因（Roi Klein），他为了救援自己的战友而扑在手榴弹上。还有里克·贝斯特(Rick Best)、塔利耶斯(Namkai-Meche)以及米卡·弗莱彻(Micah Fletcher)，他们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火车上为两个年轻女性(其中一人戴着头巾)进行辩护。三人都遭到刺杀，只有弗莱彻幸存下来。

这些高尚行为与人类犯下的其他恐怖行为形成鲜明对比，比如谋杀、强奸、绑架、折磨。想想看，2017年10月份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曼德勒湾酒店(Mandalay Bay)32层，一名男子在乡村音乐节上开枪扫射。3周后，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58人，546人受伤。或想想冷酷的连环杀手，如南卡罗来纳州的房地产经纪人托德·科尔霍普（Todd Kohlhepp），他喜欢在奇异的产品在线评论中留下谋杀线索，包括折叠铲:“始终放入汽车中，以便用于隐藏尸体。”

尽管这些恐怖行为有些反常，但它们的发生往往足以提醒我们黑暗的真相：人类的残酷有时让人无法形容。极端利他主义者和精神变态者是我们最好和最坏本能的例证。道德谱系的一端是牺牲、慷慨以及其他我们认为好的特质，而另一端则是我们认为邪恶的自私、暴力和破坏性冲动。

研究人员说，这两种行为的根源都始于我们过去的进化。他们假设，人类和其他许多物种，在更小的程度上进化出了互相帮助的愿望，因为大型社会群体的合作对于生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群体内也需要争夺资源，因此伤害乃至杀死对手的意愿也至关重要。芝加哥大学社会神经学家让·德赛蒂（Jean Decety）说：“我们是地球上最具社会性的物种，我们也是地球上最暴力的物种。我们有两张脸，因为它们对生存至关重要。”

几个世纪以来，关于人类善与恶的起源和表现问题，也是哲学或宗教辩论的主题。但近几十年来，研究人员在理解驱动善与恶的科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两者似乎都与一种关键的情感特质有关，即同情心，这是大脑感知他人感受的内在能力。研究人员发现，同情心是点燃我们内心同情之火的导火索，驱使我们去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研究还发现，暴力、精神病态以及反社会行为都缺乏同情心，这似乎是由于神经回路受损造成的。这些新见解为训练方案和治疗方案奠定了基础，它们都可以增强大脑的移情反应。

研究人员曾认为，年幼的孩子不关心他人的幸福，如果你看到孩子发脾气，会相信这是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婴儿在一岁之前就会出现同情心。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心理学家马岩·戴维多夫（Maayan Davidov）和同事进行了一些研究，分析了孩子们目睹某人陷入痛苦的反应，包括哭泣的孩子、母亲假装受伤等。

结果显示，即使在6个月大时，许多婴儿就已经会用面部表情来回应这些刺激，反映出他们的担忧。有些孩子还表现出关心他人的姿势，比如身体前倾，试图与处于困境中的人交流。在他们一岁的时候，婴儿也表现出试图理解他们所看到的痛苦的迹象。18个月大的婴儿经常把他们的同情心转化成积极的社会行为，比如给孩子受伤的孩子以拥抱或玩具以示安慰。

然而，并非所有的孩子都是如此。在少数群体中，从生命诞生的第二年开始，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就会出现所谓的“主动漠视他人”行为。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卡洛琳·扎恩-沃克斯勒（CarolynZahn-Waxler）说：“当有人报告说自己受伤时，这些孩子会嘲笑甚至抨击他们，他们会以判断语调说：‘你没有受到伤害’或‘你应该更小心’。”扎恩-沃克斯勒和她的同事、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心理学家Soo Hyun Rhee发现，这些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他们很有可能发展出反社会倾向，并陷入困境。

其他的研究则通过问卷调查来衡量青少年的麻木不仁和缺乏情感表达能力，比如在做错事时是否会感到懊悔。那些“冷酷无情”特征的人往往有频繁和严重的行为问题，例如，在打架时表现出极端攻击性，或者破坏财产行为。研究人员还发现，其中有些青少年最终犯下了诸如谋杀、强奸和暴力抢劫等重大罪行。有些人成年后可能会成为精神病患者，他们有着冷酷无情的心，会犯下令人无法想象到的最可怕罪行。

如果作为精神变态行为核心的同情心缺失可以追溯到蹒跚学步的时候，邪恶是否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就像DNA中引诱夏娃的毒蛇？答案不是“是”或“不是”。就像许多疾病一样，先天和后天都存在联系。对双胞胎的研究表明，有些幼童和青少年所表现出的冷酷无情特质，在他们遗传的基因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然而，在一项针对561名幼儿（母亲都有反社会行为史）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生活在缺乏教养的收养家庭中的孩子，比在温馨养育环境的收养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表现出无情的情感特征。

天生的基因导致缺少同情心的孩子更有可能在未来生活中遇到困境。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心理学家埃希·雷丁（Essi Viding）表示：“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不像正常儿童那样表达感情，没有任何同情心，这个孩子可能在周围的人种引起不同的反应，包括父母、老师以及同龄孩子中。当然，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都生活在亲生父母家庭中，所以他们经常会遭遇双重打击：父母可能对很多育儿任务的准备不足，他们也不擅长移情，更不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

2012年5月11日凌晨，在英格兰德比郡，消防队员们竭尽全力从着火的房子中抢救6名儿童。但是热气和烟雾非常强烈，当救援人员终于爬上了他们正在睡觉的地方时，只有一个孩子还活着。两天后，那个男孩也在医院去世了。警方怀疑有人纵火，因为有证据表明火灾是通过门上的邮件槽注入汽油引发的。

当地居民筹集资金来帮助孩子的父母米克（Mick）和梅里德·菲尔波特（Mairead Philpott）支付葬礼费用。在感谢社区帮助的新闻发布会上，菲尔波特虽然在哭，但眼中却很少有泪水。发布会结束后，菲尔波特就崩溃了，但德比郡的副警长对这种不自然的行为感到奇怪。18天后，警察逮捕了菲尔波特和他的妻子。调查人员认定，他们与米克的情妇合谋，自己纵火烧了房子。法庭裁定三人犯有过失杀人罪。

菲尔波特假装悲痛和毫无悔意是精神变态者的特征之一，这一类人在大众的想象中被视为邪恶的化身。精神变态者完全无视他人的感受，尽管他们似乎学会了模仿情感。新墨西哥大学神经科学家肯特·基尔（Kent Kiehl）说：“他们完全无法表达类似移情、罪恶或懊悔的情感，他们和我们其他人完全不同”。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基尔通过扫描囚犯的大脑来探索这种差异。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监狱中，每5个成年男性中就有一个在精神变态方面得分很高。而在一般男性中，这个比例为1/150。基尔和同事们在拖车里安装了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从2007年开始，他们对4000多名囚犯进行了检测，测量了他们大脑的活动以及大脑不同区域的大小。

在回忆早些时候所看到的情绪激动话语，比如“痛苦”和“皱眉”时，与非精神变态的囚犯相比，精神变态犯罪分子大脑的杏仁核(amygdala,情绪处理的主要场所)表现出活动减少迹象。在一项旨在测试道德决策的任务中，研究人员要求囚犯们评估屏幕上闪现图片的攻击性，比如三k党(Ku Klux Klan)的十字架燃烧或被殴打的脸。虽然精神变态罪犯的评分与非精神病犯罪者的评分并无不同，但精神变态者在道德推理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大脑区域不够活跃。

基于这些和其他类似的发现，基尔确信精神变态者在相互连接的大脑结构系统中存在缺陷，包括杏仁核和眼窝前额皮质，它们帮助处理情绪、做出决定、控制冲动以及设定目标等。基尔说:“与其他囚犯相比，在那些具有高精神病特征的个体中，这些结构中的灰质基本上减少了5%到7%。”精神变态者似乎通过使用大脑的其他部分来认知模拟真正属于情感领域的东西来弥补这一缺陷。也就是说，在我们都能感觉到对与错时，精神变态者必须对其进行思考。”

乔治敦大学心理学家阿比盖尔·马什(AbigailMarsh) 19岁时，为了避免撞到一只狗，她的车在桥上打滑失去控制，最后停在了快车道上。马什无法启动引擎，也不敢下车，汽车和卡车从旁边疾驰而过。一个男人停下车，穿过高速公路，帮助她发动汽车。马什说：“他冒着巨大风险跑过高速公路。除了他只想帮忙，没有别的解释。怎么会有人去做这样的事呢?”

马什的脑子里不断地反思着这个问题。在乔治敦大学工作后不久，她就怀疑那名男子所表现出来的利他主义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精神变态行为相反。她开始寻找一群非常善良的人来研究，并认为无私的肾脏捐献者会成为理想的对象。这些人选择捐肾给陌生人，有时甚至会招致经济损失，却得不到任何补偿。马什和她的同事们从全国各地找到了19名捐赠者。研究人员给每个人展示了各种面部表情的黑白照片，包括恐惧、愤怒以及中立表情，并用核磁共振机扫描来绘制他们大脑的活动和结构。

当看到可怕的面部表情时，捐献者的右杏仁核反应比对照组更大。另外，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右杏仁核平均比对照组大8%。之前对精神变态者进行的类似研究发现了相反的结果：在精神变态者的大脑中，杏仁核的作用更小，在对受惊的面孔做出反应时，其活性也比对照组小得多。马什解释道：“恐惧表情引起关注和关心。如果你对这种表情没有反应，你就不太可能对其他人有表示出关心。而利他型肾脏捐献者似乎对他人的痛苦非常敏感，恐惧是最严重的压力，可能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杏仁核比平均水平要大。”

世界上大多数人既不是极端利他主义者，也不是精神变态者。在任何社会中，大多数人通常不会对他人进行暴力行为。然而，也有种族灭绝组织，包括以种族、民族和宗教为宗旨的社会团体，对其他群体进行了猛烈攻击。德国纳粹的毒气室毒害了数百万犹太人，卢旺达胡图族的极端分子挥舞着砍刀屠杀了几十万图西人和胡图人，伊斯兰国家恐怖分子屠杀伊拉克雅兹迪人，诸如此类的事件提供了可怕的证据，证明邪恶可以控制整个社区。”

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曾做过著名的棱镜实验，我们可以部分地理解良知声音是如何对种族灭绝士兵产生影响的。在这些研究中，受试者被要求在另一个房间里给没有正确回答问题的人发送电击，每次回答错误都会增强电压。受试者在实验中扮演了一个实验者的角色，他们通常会把电击的频率调高到危险的高压水平。这些电击不是真实的，受试者听到的疼痛哭声也是预先录制的，但受试者只在事后才发现。 

美国国务院前官员、致力于防止大屠杀的非营利组Genocide Watch创始人格里高利·斯坦顿(Gregory Stanton)，已经确定了可能导致其他正派人犯下谋杀罪的状态。当蛊惑人心的领导人将目标群体定义为“另一个”，并声称其成为支持者利益威胁时，这一切就开始了。歧视随之而来，很快，领导人将他们的目标描述为“次等人”，削弱了所在群体对“另一个人”的同情心。

接着，社会变得两极化。斯坦顿表示：“那些策划种族灭绝的人说：‘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接下来是准备阶段，种族灭绝的缔造者们拟定了死亡名单，储存武器，并计划如何执行这些屠杀。群体外部成员有时被迫搬到贫民区或集中营。然后大屠杀开始了。
 
许多行凶者仍然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感受（就像心理变态杀手一样），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使杀戮合理化的方法。新罕布什尔州基恩州立大学种族灭绝学者詹姆斯·沃勒（James Waller）说，他发现“人类思维中令人不可思议的能力，可以为最糟糕的行动寻找借口。”在卢旺达种族屠杀期间，有些人甚至把孩子们都砍死，甚至是他们自己认识的孩子。沃勒说，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我不这样做，那些孩子长大后就会回来杀我。这是确保我的人民安全和生存必须要做的。”

我们同情和引导同情的能力可能是天生的，但它不是不可改变的，这两种情况都不倾向于在童年时期培养出精神变态和反社会的性格。近年来，研究人员已经证明了将邪恶消灭在萌芽状态、以及增强我们积极的社会本能的可行性。威斯康辛州门多塔青少年治疗中心的一项测试表明，防止暴力少年变成终身罪犯的可能性已经存在。该中心关押着许多重罪犯，但更多以精神病医院状态运营。这里的青少年已经有很长的犯罪历史，并成为他人的威胁。

高级心理医生迈克尔·考德威尔(MichaelCaldwell)说：“这些人本质上已经脱离了人类种族，他们与任何人都没有联系，而且他们与所有人都处于一种真正的对抗姿态。”。该中心试图建立与孩子们的联系，尽管他们有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甚至当囚犯向工作人员身上投掷粪便或喷雾剂时，工作人员也会人道地对待他们。

孩子们每天在一系列行为评定量表上评分。如果他们做得好，他们会在第二天获得一些特权，比如玩电子游戏的机会。如果他们表现不好，比如说参与打架，他们就失去了特权。中心主任格雷格·范·里布鲁克（Greg VanRybroek）说，重点不是惩罚不好的行为，而是奖励好的行为。这与大多数惩教机构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开始表现得更好。

这些孩子“冷酷无情”的特性减弱。他们改善控制情绪和控制暴力冲动的能力似乎已经超出了门多塔的高墙。该中心的研究发现，在该项目中接受治疗的青少年在释放后的两到六年内，重新犯下暴力罪行的比例要比其他地方低得多，程度也轻得多。里布鲁克表示：“我们没有任何魔法，我们实际上创造了一个系统，它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并试图以一种公平、一致的方式来打破他们的桎梏。”

在过去十年里，研究人员发现我们的社会大脑是可塑的，甚至在成年期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被培养成更善良和慷慨的人。德国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人类认知和脑科学研究所的社会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率先研究了这一现象。

辛格和同事们发现，同情心在大脑中使用了不同的网络，能够导致积极的社会行为，但大脑对另一个人的移情反应有时会产生移情压力，这是一种消极反应，使旁观者想要远离患者，以保持他或她的幸福感。

为了增强同情心，将对他人痛苦的意识和对减轻痛苦的渴望结合起来，辛格和同事们已经测试了各种训练效果。一种著名的运动源于佛教传统，包括让被试者去冥想所爱的人，例如父母或孩子，将温暖和善良指向那个人，并逐渐将同样的感觉延伸到熟人、陌生人甚至是敌人身上，不断扩大爱的圈子。辛格的研究已经表明，那些接受过这种形式的仁爱冥想训练的人，即使是几天也会产生更富同情心的反应，比如观看那些遭受情绪困扰的人的短片。
 
在另一项研究中，辛格同事们通过电脑游戏测试了仁爱训练的效果。在电脑游戏中，受试者引导电脑屏幕上的虚拟角色通过迷宫寻找宝箱，并在路上打开大门。他们也可以选择为其他寻找宝藏的角色打开大门。研究人员发现，接受过同情训练的受试者比对照组的受试者更愿意帮助其他角色，这些人就像现实中的陌生人一样。

我们也许能够塑造我们的大脑，让它变得更无私，这对社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展望。辛格认为，让未来更近的一种方法是在学校里进行同情培训。结果可能打造更加仁慈的世界，更多像阿什利·奥尔德里奇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里，极端利他的善良不再罕见，而是会成为人类的一种决定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