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奎松

“以日为师”，因大家同属黄种人？

晚清年间，大清国虽屡遭列强侵扰欺凌，士大夫阶层抱定“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的观念几十年，相信西人不过只是船坚炮利而已。

然而，向西人辗转买来坚船利炮，1894年与日本一战，此“蕞尔小国”竟然“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进而通过《马关条约》强索了两万万两白银赔款，且迫使清廷割让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如果不是俄、德两国出面干涉，就连辽东半岛也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了。

甲午海战

如此怪事，令满朝大臣无不惊骇莫名。一些人质疑：“是必有强国焉随助之耳，不然倭乌能如是！”在京举子亦莫不悲愤难耐，康有为等曾尝试恳请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书称：只要能“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不要说“恢复琉球，扫荡日本，大雪国耻”不在话下，且必能“以之西挞俄、英，南收海岛而有余，何至含垢忍耻，割地请款于小夷哉”？

自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琉球，至1894年甲午之战日本夺占朝鲜，大败大清国，如此种种奇耻大辱并没有激起国人强烈的反日情绪，引发反日风潮，反而最终促成了“一战而人皆醒矣，一战而人皆明矣”的中国启蒙时代的诞生。一时间，一向排拒西学的众多国人，纷纷对西方的思想观念趋之若鹜。由于中西文化差距甚大，能够阅读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述者极少。这时，即《马关条约》签字当年，前驻日本参赞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一书得以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日本迅速强盛的原因，指出其明治维新之后突飞猛进，如今已与西方列强比肩而立。黄遵宪明确认为，今日国人要学西方，由日本新政，即“足以观泰西政体”之究竞了。（泰西：旧时泛指西方国家）

甲午战争之后来读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让大多数对大清国遭此奇耻大辱却不明就里的朝臣和士人明白了两国差距之所在。不久前还鼓吹扫荡日本小夷的康有为，也转而以日本为榜样，开始全力推动变法维新。他声称：“泰西以五百年讲求之者，日本以二十余年成之”，光绪皇帝若能决心变法，“采鉴于日本”，定能“后来居上”，比日本走得还快。

在这方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化十分明显。甲午战前，他们对日本还多抱戒备之心。甲午之后，他们开始相信并主张中国必须要向日本学习。其学习态度之彻底，最突出的表现，大概莫过于1898年力主将参与策划吞并琉球和甲午战争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请来做皇上的政治顾问一事了。在康有为看来，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后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并主持起草了首部日本宪法，深悉明治维新的种种思想与措施，如伊藤博文能亲来参与协助清廷变法维新，对清朝政制变革自能起极大作用。

对于大多数开始关心国事的士人和青年来说，读《日本国志》的作用是激发了他们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的热情。据统计，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主要是日本在翻译中国的书，中国翻译日本的书不过12种，其中大多数还是日本人在翻译介绍日文著述。甲午之后情况全面逆转，不过十多年时间，日本译中国书仅16种，中国译日本书却达到了958种，内容主要是西方思想及科学知识等各个方面。因不懂西文，纵使是许多当年知识精英，包括康、梁等维新派人士在内，也都需要借此以取得西学的知识。梁启超这时鼓吹学日本和从日本取经的言论就颇多。他一再举波兰、印度、土耳其被殖民，美国、俄国、日本锐意改革，后来居上的例子，来说明破旧立新之必要，称赞“西方全盛之国，莫美国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

以日为师的改革，并没有能够得到清朝统治者中当权派的认可。维新变法只进行了不过一百天的时间，慈禧太后等保守力量就发动了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并大肆逮捕维新派领袖。当时在京的梁启超不得不赶快躲到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里去。几天后，经日本公使安排化装潜往天津，再登上停泊在塘沽的日本军舰逃去日本避难。政变当天康有为恰巧不在北京，路上遭到通缉，经英国人营救，到了香港。到港后康有为也是通过日本领事馆向日本政府申请避难，得到日本政府同意后，康即率弟子乘日船逃到了日本。

到日本后，康、梁受到了日本政府的礼遇，康、梁亦对日本充满感激之情。由于康有为住了半年多就应北美华侨组织之邀去了美国，梁启超除了短时期离开日本前往欧美外，旅居日本达十二年之久。他除了做过许多推动中日提携的工作，包括公开主张应“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争取他日两国能“成合邦之局”外，也因“广搜日本书而读之”，在知识和观念方面有了很大的拓展与提升。

在日本，梁启超先后创办了两份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大的刊物——《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然后通过《清议报》，特别是《新民丛报》展开言论思想的宣传，因而极大地推动了那个时代中国国民思想启蒙的进程。

国人以日为师，当时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在国内阅读各种像梁启超等转译介绍过来的文章著述；二是直接到日本去留学。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就特别主张派年轻人赴日留学，文称：“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据不完全统计，仅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到辛亥革命前，就达到几万人。实际上，还有相当数量的赴日者并非在校留学生，胡汉民1904年初到日本时就赫然发现，当时在日本的国人就不少于两万，是取得留学生资格人数的将近八倍。

日俄战争

国人为何欢呼日本战胜？

1904-1905年主要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也再度给了国人以强烈的刺激。自19世纪末以来，大清国士大夫就开始把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相混淆。严复、梁启超等早就明确地把白种人和黄种人视为两种不同的民族，相信黄种人应该具有共同的立场，日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积极主张大亚洲主义，即是出于此。甲午战争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天朝子民”的迷梦，大家认识到需要向日本学习，但那到底还只是黄种人内部之间的战争，并不代表日本人就真的能够与西方白种列强平起平坐了。日俄战争则不同，在中国的报刊上，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被国人视为“白人受辱于黄人之第一次历史”。

日俄战争的爆发，让国人兴奋，结果更是出乎多数国人预料。当“俄罗斯以四十余倍之地，三倍之人，历数年之经营，据形胜之要地，竟为区区日本所大困”，最终战败投降后，大多数一向以西方思想和科技知识为圭臬的知识精英进一步转向以日为师的心理。旅顺开战之初，当地士绅多数即已“皆抱亲日之意”；日军获胜后，颇多地方头面人物还亲往祝贺。不少中国留日学生也纷纷发出欢呼声。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那个年代凡主张以日为师者，都是以富强自己国家为目的的，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只不过，受到日本人的影响，把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所谓“大亚洲主义”的变相种族主义的，也颇不乏人。

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为争夺东亚霸权，

却把中国东北作为战场。

日本侵华，

多数知识分子竟不主战

时间来到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即使是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知识人或政治人，对这场事变及中日关系问题的解决办法，看法主张一开始就大相径庭。有相信日本没有领土野心的，有认定这是日本夺取满蒙的具体步骤的；有主张谈判交涉的，有主张绝交对抗的，有期待国联干涉的，有倡言长期准备的，有呼吁马上开战的；有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有强调外战可息内战的；有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用经济制裁打败日本的。还有人提出，日人用武力对我，我无能力去跟他战，亦不必跟他战，主张学印度的甘地，“设法使国人向理性方面去发展”。

知识分子最讲理性，而越多理性思考，也就越容易纠结于战争的利弊得失。这种纠结不是怕死人，更不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而是害怕战败亡国，真的沦为“亡国奴”，再无翻身之日。因为当时条件下中日之间的差距是明摆在那里的，即使强硬地主张开打的人也并非不清楚，靠中国当时的军队是打不过日本人的。

即使入梁漱溟、胡适等人都发表过类似的观感，即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不过是最近百年上下欧洲工业文明征服世界过程在东亚的延续。日本既然走上了工业文明之路，就很难不步欧洲殖民主义扩张侵略之后尘；中国既然还是落后的农业国，也就很难不成为日本扩张殖民的对象。胡适还公开宣称：“我的理智决不能允许我希望‘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的好汉”，使用“大车骆驼和人，’的运输方式，凭着侥幸来与现代化的日本军队作战。

直至战争全面打响，再无其他道路可走的时候，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也还是明白地告诉国人：今日“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必遭惨败”。

要决一死战的，是军人

在这样一种“理性思考”的支配下，日本的入侵越是加深，爱国的知识人、文化人，包括众多政治家，难免越会意见分歧，什么主意都可能会提出来。哪怕原本持同一观点的人们，思想主张也一样会因形势危急而分化。1937年8月上旬中央政府已经决心抗战之际，胡适、陶希圣等人不仅加入到主和的“低调俱乐部”里去，而且还几度上书写信，甚至当面请求蒋介石同意对日让步，以换得一时的妥协等情况，都清楚地说明当时国人对和战选择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

在日本步步入侵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如此理性地考虑和战的利弊得失问题。在这套书中，相当大量的内容是对军人、军队及其抗战准备和作战情况的报道、书写。从日本入侵到战败整整十四年中，许多军人，通过记者、文人的报道和描写，给亿万国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思想是简单的和直线的，他们只知道遵从命令，尽职尽责达成卫国的责任。正是由于当时还有相当多的军人具有这种对自身职任的毫不动摇的坚守精神，以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拼死一搏的壮举，极大地推动了抗战的宣传鼓动，增强了许多忧心国运的普通人与日本一战的决心。

中日之战

让中国一步步迈入现代国家

可以肯定，直至抗战结束，中国在国力、军力，乃至作战力上，都比不过日本。除去“九一八事变”当时东北军主动避战的情形不谈，从江桥抗战开始，自东北至河北，至各个战场的作战，中国军队整体上都是失败的。就整个国家的组织力而言，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当时确实还称不上是一个成型的现代民族国家。但一直把中国当成未开化的落后民族，而不以之为战争对手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怕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的入侵，迫使散漫且分裂的中国人从1931年以后以特殊的方式加速地组织起来了。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抗战建国”的概念，应该说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抗战在中国发生的意义。正是在国家有组织地应对现代侵略战争过程中，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中国，一步步开始迈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

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开始走上建立现代国家道路的枢纽，不是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5年的甲午战争、1898年的戊戌变法、1911年的辛亥革命等等不重要，更不是否认自20世纪初以来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1915-192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的兴起，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及其延续至1927年的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对国人观念意识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对于亿万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占中国人口90%以上、远离城市现代气息的农村人来说，如果不是1931年日本开始大举侵入中国，直至占去半壁河山，直接威胁甚至侵害到他们的利益，或许再过二三十年，只要其生产方式及生活条件还基本上是农业的，大多数国人的家国观念怕仍旧是传统式的，而少现代的意识。

20世纪所有落后民族的独立、建国乃至发展的过程，都是渐进的。“九一八事变”后，第一，哪怕有日本的大举入侵，也并不意味着国人从此就都会幡然觉悟，“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中国社会政治人心的警醒、凝聚，抗日战争的酝酿、发动与坚持，特别是面对如何抗战和将来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的问题，在“九一八”，甚至于“七七”以后，也都还是一个积沙成塔、反反复复、曲折且艰难的选择过程。第二，也是最明显的，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以血亲家族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正在被迅速打破，一个日渐多元的、矛盾冲突剧烈的新的时代正在快速到来。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

读书从来都不嫌多，向大家推荐一个有品位、有情趣、有格调的阅读号“沙沙读书”，关注它，说明你的气质已经提升到高的档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