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敌意合理化危机可以争取到国内外的支持，它们几乎都是试图将战争责任推卸给对手来做到这一点。此类危机案例分析还显示，领导者们为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手法也极为相似。根据许多情况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实现敌意合理化的“五步法准则”：

（1）利用挑衅事件激起公众舆论；

（2）针对这一挑衅性事件，向对手提出无法接受的要求；

（3）通过援引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准则使自身要求合法化；

（4）在对抗中公开否认或淡化自身的真正目的；

（5）以自身要求被拒绝作为战争的理由。

斐迪南大公遇刺

利用挑衅事件激起公众舆论

敌意合理化危机的发动者通常利用一场真实的或假想的挑衅性事件作为手段以动员对战争的支持。挑衅性事件被公之于众，作为对手侵略企图的确凿证据。挑衅性事件还被描绘为对国家的承诺、可信度和荣誉的严重挑战，需要己方做出强有力的反应。通过设置这样一种场景，政策制定者常常宣称他们只是对对方的挑衅做出反应，而非主动制造事端。他们的公开讲话中充斥了“无辜”“受害”“震惊”“愤怒”等诸如此类的说辞。

敌意合理化危机所围绕的挑衅事件有时是偶然发生的，比如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1915年“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也是如此，美国国务卿正是利用后者为借口而强行中断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在其他的敌意合理化危机中，危机发动者往往会夸大对方挑衅行动的意义，或将其称为对方计划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的一部分，以此为自身行动寻找借口。比如，希特勒指责捷克虐待日耳曼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整体而言，捷克的贝奈斯（Beneš）政府对待日耳曼族群非常好，他一直努力同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325万日耳曼人达成协议。但希特勒及其在苏台德地区的代理人康拉德·汉莱因（Konrad Henlein）则到处煽动不满情绪，夸张地宣称捷克的反应行动是野蛮的，借此博取德国国内和西欧对捷克境内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同情。

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正在签署扩大越战的命令。

即使在没有任何挑衅的情况下，领导者也可能会诱导甚至捏造事件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林登·约翰逊曾被指责运用这一手法来加快美国卷入越南战争。1964年夏季来临之前，白宫核心集团已经得出结论，南越政府没有能力阻止越共的叛乱活动，因此只有对北越加以打击才能够挽救南越。他们建议通过轰炸来迫使北越屈服，从而实现这一目的。但是，约翰逊总统在竞选时曾是主张和平的候选人，在战争升级问题上十分犹豫，担心轰炸对其竞选连任产生不利影响。东京湾事件则给他提供了机会，使他可以大幅度降低战争升级带来的政治成本。

关于东京湾事件，人们所知道的细节如下：1964年7月30日午夜，南越小股突击队对位于北越东京湾海域的两个岛屿发动了突袭。袭击发生时，正在执行情报搜集任务的美军驱逐舰“马多克斯”号正从距离东京湾130海里处向北朝东京湾方向驶来。五角大楼文件没有披露舰长是否被告知南越突击队的袭击行动，但是他确实接到命令，不允许靠近东京湾距海岸8海里以内和距离任何岛屿4海里以内的地方。8月2日，“马多克斯”号顺着原路线返航。根据官方报告，驱逐舰在遭到北越鱼雷艇袭击时，距离北越海岸23海里。两艘发动袭击的鱼雷艇被正好部署在南部的“提康德罗加”号航母上起飞的飞机所击伤，另一艘被“马多克斯”号自己击沉。河内承认这一次袭击，宣称这是对美炮击其附近岛屿所采取的报复。第二天，约翰逊总统命令“特纳·乔伊”号驱逐舰增援“马多克斯”号，之后两艘驱逐舰继续在东京湾巡逻。第二艘航母“星座”号向南航行与“提康德罗加”号会合。

美舰"马多克斯"号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并不确定河内是否袭击了正在巡逻的驱逐舰。然而，他们意识到政府可以从此次袭击中捞取政治资本。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诺顿（John McNaughton）是白宫的一位密友。实际上，他曾建议施行一项“挑衅战略”（provocation strategy）。该战略需要再有一次冲突作为美国下令对北越进行饱和轰炸的借口。也许纯粹是巧合，南越鱼雷快艇8月3日晚在红河口袭击了北越的雷达设施，同时美国驱逐舰开进东京湾。同一天晚上，T-28战斗轰炸机袭击了老挝边界北越一侧的村庄。这些袭击无疑都是为了激怒河内。

第二天早上，美军驱逐舰截获了北越无线通信，报告称北越正在准备实施第二次袭击。海军并没有命令两艘驱逐舰改变路线，当晚就发生了所谓北越鱼雷艇袭击两艘驱逐舰的事件。两艘驱逐舰没有遭受人员伤亡和损坏，并均报告驱逐了袭击者。北越对此袭击事件坚决予以否认。两年后，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对该事件进行了深入调查。在调查总结上，参议员富布赖特评论称：

美国驱逐舰是否真的遭到袭击，仍然是一个谜团。但是，毫无疑问，约翰逊总统巧妙地利用了他称之为“这一惹人注目和无缘无故的北越入侵”事件，动员民众支持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预。这一事件还为国会通过政府的《东京湾决议案》提供了基础。正是基于这一决议案，美国政府随后实施了在东南亚的一系列军事行动。

针对这一挑衅性事件，向对手提出无法接受的要求

一次真实的或假想的挑衅行动，不仅有助于动员公众支持一项进攻性的外交政策，而且还可以用作开战的理由。做到这一点，要以发出最后通牒为中间步骤，且最后通牒的起草要确保被对方拒绝，然后这一拒绝就可被当作战争的理由。1914年7月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就表明了这一过程。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将其描述为“他所见过的一国向另一独立国家发出的最令人生畏的文件”。它指责塞尔维亚国民参与了反对奥匈帝国的犯罪活动，要求塞尔维亚公开“拒绝干预奥匈帝国任何地区公民命运的任何思想或企图”，并“认为其职责是预先告知王国的军官、官员和所有国民，今后它将尽最大努力打击任何可能犯有阴谋策划反对奥匈帝国行动的人，并对这种阴谋行为竭尽全力地进行制止和镇压。”为达到这一目的，奥匈帝国坚持塞尔维亚必须答应遵守10项具体条款。其中，最苛刻的一条是奥匈帝国公开介入对共谋反奥行动的司法调查，并长期参与镇压塞尔维亚境内的颠覆活动。

塞尔维亚不可能接受这些条款，仍然有效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德国外交部副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齐默尔曼（Alfred Zimmermann）向一位同事透露：“不言自明，塞尔维亚不可能答应与其作为独立国家尊严并不相符的要求。因此，结果毫无疑问将是战争。”但贝希托尔德并不确定。据称，在最后通牒发出后一个晚上，他难以入眠，担心塞尔维亚会接受这些条件。

在慕尼黑危机和波兰危机中，希特勒通过提出隐含的、令人无法接受的要求，以不同方式巧妙地运用了这一策略。在慕尼黑危机后期，在与张伯伦会见之前，希特勒从未提出任何具体的要求。他只是坚持苏台德问题的解决应该“达到他的满意程度”。尽管他的演讲明显表示有进行暴力报复的可能，但他没有暗示如果他的这一模糊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将采取何种行动方案。

1933-1939年德国法西斯的扩张，以及苏台德区位置图

捷克人对于其德国邻居的胃口并没有心存幻想。他们正确认识到希特勒想要吞并苏台德地区，这是日耳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聚居最多的地区。资料显示，希特勒坚信，他传递了一个不可接受的条件，但事后证明这是错误的。贝奈斯政府出于充足的军事和政治理由，不可能同意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首先，波西米亚平原周围被厄尔士山脉围绕，是一个极好的抵御德国的自然防线。训练有素的捷克军队，配有著名的斯柯达防御工事（Skoda works），沿着整个边境线建立起了严密的防御工事，成为入侵难以克服的障碍。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将使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御工事彻底无效，使其无险可守。在政治上，它还可能成为一个灾难性的先例，因为波兰、匈牙利与德国一样，拥有大量的同族居民生活在捷克境内，可以借此向捷克提出领土声索。希特勒提出的领土割让的建议由此引发了一场危机。

一年后，希特勒暗示要改变波兰走廊和但泽自由市的地位，以挑起与波兰的危机。期间，德国军队开进了布拉格，并肢解了捷克。在亲眼看见他们南部邻居的命运后，波兰领导人非常清楚，希特勒的真正目的是摧毁波兰。然而，希特勒使用了另一个聪明的策略，以保证波兰拒绝他提出的谈判建议。他坚决要求，波兰24小时内派遣一个全权谈判代表到柏林。这一要求让人联想到1936年奥地利灾难的重演。当时，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被希特勒传唤到柏林，然后被隔离在纳粹独裁者的山间别墅内，受尽希特勒及其将军的威胁。身心交瘁的许士尼格被迫同意取消举行与德国合并的公民投票。此后不久，德军便占领了奥地利。正如希特勒所预料的，波兰人差一点就掉入了陷阱。

《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理查德·内德·勒博著，赵景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通过援引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准则使自身要求合法化

实施敌意合理化准则的第三步，是援引广泛接受的国际原则使自己的要求合法化。领导者通过宣称他们的行动是为保护公认的利益或权利，可以成功地掩饰自己的侵略行为，或者至少作为保持自身无辜的借口。这一点对于第三方国家或者国内舆论而言非常重要。正如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所建议的，尽管背景有所不同，“无论你的话是不是真的，但态度一定要真诚。”

奥匈帝国发出最后通牒的合理性基于塞尔维亚参与了刺杀行动。19世纪的政治家对于一国破坏另一国合法政府的任何企图都非常震惊。塞尔维亚鼓励斯拉夫民族主义，目的是为了破坏奥匈帝国的领土完整，这是公认的国际惯例所不能容忍的。弑君则更受世人谴责。刺杀王储令其他欧洲君主国家大为恐惧，许多君主国家某种程度上都与哈布斯堡王朝存在联系。贝希托尔德想利用这种几乎令世人都愤怒的情感。他宣布，初步调查显示刺杀行动是在贝尔格莱德策划的，所使用的武器和弹药是由塞尔维亚军官提供的，阴谋者进入奥匈帝国也是由塞尔维亚边防部队组织的。他在最后通牒中用词严厉，表示要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防止此类恐怖主义行动再次发生。奥匈帝国宣称，此举只是为了保护自身免遭颠覆。然而，其咄咄逼人的要求证明这一说法是虚假的，外国民众很难相信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独立没有心怀鬼胎。

1938年9月，英国首相张伯伦飞赴德国会见希特勒

一项更为成功的掩盖长期侵略企图的行动，是希特勒在慕尼黑危机期间实施的。希特勒希望迅速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负有防御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但是在德国莱茵兰地区重新武装化和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法国开始变得摇摆不定。这使希特勒相信，法国想寻找一条摆脱他们承诺的出路。他援引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试图让吞并苏台德的要求合理化。日耳曼少数民族反抗捷克统治的怒火，也为这一要求提供了表面上的合理性。

希特勒要求按照民族自决原则行动，居然在英国找到了一群广为接受这一原则的听众。在英国，知识界普遍认为应该对《凡尔赛条约》进行修改。希特勒以其极为高超的手段利用了这一情绪。在他的演讲中，他指责捷克斯洛伐克对其少数民族实施“恐怖统治”，并反复称日耳曼人的命运是何等悲惨，数以千计的人们遭到屠杀，而数十万的人们则逃回到祖国。德国纳粹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前线组织头目康拉德·汉莱因被派遣到伦敦，他在那里发表雄辩的演讲，大谈国外日耳曼人的生存困境，给英国领导者和新闻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纳粹分子不断扩大他们对贝奈斯政府的抗议，汉莱因受命向捷克政府提出令人无法满足的要求。希特勒的目标就是要在苏台德地区煽动起足够大的骚乱，使其能够以防止一场血腥内战为名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他的精心筹划成功地激起了英国人对德国的巨大同情，促使张伯伦向希特勒的要求做出让步。

在对抗中公开否认或淡化自身的真正目的

另一种经常使用的伪装入侵意图的做法，是故意对自身真正的目的轻描淡写，从而让国内外公众看来更加理性。比如，在七月危机中，奥匈帝国公开表示没有任何要消灭塞尔维亚的企图，尽管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的真正愿望恰恰与此相反。即使在宣战之后，奥匈帝国仍然宣布其军队将在贝尔格莱德停止前进，试图以此来维持这一谎言。但这些伎俩都未能成功阻止俄国进行干预。与之相比，无论在电视讲话还是在东京湾事件后的新闻发布会中，约翰逊总统都一直表示，美国无意寻求要扩大战争，这与奥匈帝国的做法异曲同工。

运用这一手法最成功的例子同样是希特勒在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上的所作所为。希特勒通过采取巧妙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成功确保了英国的默认及事实上的合作。希特勒把不惜走向战争作为他演讲的核心，并在他的演讲中不断强化这一主旨。这一叫嚣在1934年9月26日纽伦堡党代表集会上达到了顶峰。按照一位传记作者的话说，他的演讲是“其一生中未被超越过的最伟大的一次煽动性演讲”。张伯伦担忧，一场与德国战争的恐怖程度将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不无道理，因为远程轰炸机的发展使得民众暴露于空中屠杀之下。

演讲中的希特勒

在与张伯伦在巴特戈德斯贝格的第一次会晤中，希特勒就利用了张伯伦的这种担忧。当时，希特勒情绪激动，他给张伯伦留下的印象是，如果德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德国就将走向战争。

这就是德国的大棒！希特勒向英国伸出的“胡萝卜”，是一个持久的欧洲和平时代。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希特勒一直坚持，其目的只是局限于确保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的少数民族权利。在不同场合，他向张伯伦保证，苏台德地区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而可怜的张伯伦居然相信了他的鬼话，并在议会下院讲，希特勒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极为真诚”。需要指出的是，希特勒还提出了可以与英国签订空中协议的设想，这是英国军事领导者一直所渴望达成的目标。张伯伦面临在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和一个稳定而和平的欧洲之间进行重大的抉择。如果希特勒的话值得相信，那么需求得到满足的德国可以是现状的共同保卫者。英国政府最后伸手接住了“胡萝卜”，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做出让步同意希特勒的要求。

以自身要求被拒绝作为战争的理由

拒绝最后通牒，通常会为危机发动者提供借口，并为战争合理化提供进一步的理由。我们所研究的案例中，慕尼黑危机是唯一的例外。在这场危机中，捷克出乎意料的投降实际上使希特勒失去了发动战争的借口。虽然在慕尼黑危机上大获全胜，但希特勒非常恼怒，对其纳粹党卫军随从说：“张伯伦那家伙破坏了我进军布拉格的计划。”

在他们的条件被拒绝后，领导者的战争意图可能引发进一步的挑衅行动，以增加他们决定开战的合法性。这些挑衅行动经常是虚假的和编造的。在七月危机中，贝希托尔德精心编造了一个谎言，称塞尔维亚袭击了奥匈帝国边防驻地，以保证皇帝同意他对塞宣战的建议。9月27日，贝希托尔德致信奥皇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告知他发生了所谓的塞尔维亚袭击奥匈帝国边防军事件。他的短笺提到了国际法的问题，争辩说：“既然敌对行动事实上已经开始，那么从国际法看，确保军队的完全行动自由似乎更加明智。而只有通过发动战争，才可能实现这一点……”奥皇批准了这一请求。第二天，这一指控被放入宣战书之中，作为开战理由通过电报发送出去。

《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理查德·内德·勒博著，赵景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愿意援引并不存在的最后发生的挑衅行动作为战争的额外借口。在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之前，希特勒采取极端手段，制造了这样一起挑衅事件。在8月初，纳粹党卫军计划实施一起针对德国电台的虚假进攻，地点位于靠近波兰边境的格莱维茨镇。“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穆勒（Heinrich Müller）设计的计划是， 挑选12名犯罪分子，让他们身穿波兰军装，体内被纳粹党卫军物理学家注入毒药。之后，他们将被打死，然后弃尸于靠近边境地区。8月31日夜晚，在得到柏林的允许后，纳粹党卫军按照计划占领了这一电台，然后用波兰语发表了声明，打了几枪，并留下一具尸体。第二天，国际新闻机构被带到了“暴行”现场。

（本文摘选自《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理查德·内德·勒博著，赵景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编辑：一行，标题为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

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国际政治理论教授、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联合研究员，曾任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詹姆斯·弗里德曼首席教授；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之后在美国海军学院和战争学院讲授战略学，并长期担任北约防务学院和伦敦皇家国防研究学院客座教授。

在过去60年的学术生涯中共出版、发表35部著作和250多篇文章，并获得美英等国多项学术荣誉头衔和称号，主要代表作除本书外还有《我们都输掉了冷战（1994）、《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2008）、《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2010）以及《避免战争，缔造和平》（2017）等。

赵景芳，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战略咨询中心副主任、副教授，研究专长为战略文化、国际危机管理、军事外交；出版专著《美国战略文化研究》，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上报咨询报告20余篇；曾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进行学术交流，2013年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作访问学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依靠北大雄厚的教学、科研力量，同时积极争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合作支持，出版了大量高水平、高质量、适应多层次需要的精品图书。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出版社（ID：pku-press），与千万书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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