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保卫战探源与评析

范林

（根据史料记载和两岸有关衡战部份资料整理编写）

        前言

 如果说，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史学界冲破重重阻力对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作了愈来愈多的研究，并且出现了愈来愈多的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甚至是讴歌的话,那么，在对抗战后期正面战场上的一次重大战役——衡阳保卫战的研究仍涉及甚少。在整个抗战时期，衡阳尽管不象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大城市那样声名显赫，然而，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惊异地发现衡阳这座城市在抗战中实在占有很重要的一席。

衡阳，称得上是一座当之无愧的“抗战名城”。抗战时期著名的重庆《扫荡报》曾在自己的社论中这样写道：“衡阳，这一度成为全世界注视中心的城市，在我们的抗战史中，曾占有辉煌之一页。提起衡阳，称得上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在国外，这个城市与中国军队英勇善战的英名永远流传。”当然，给衡阳带来如此盛誉的，是方先觉将军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10军官兵为保卫衡阳而进行47天浴血奋战的英雄壮举。

 本文试图就衡阳保卫战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些粗廓的探讨，一则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使衡阳的抗战精神重放异彩，激励后人；二则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谨以此文祭奠那些长眠在衡阳这块血沃土地上的国民革命军第10军将士，使生者无愧、死者安慰。

      一，战略重镇衡阳，日军必克，我军必守

  1944年，日军为了逆转其在太平洋战场上急遽失利的厄运，“内心极度焦灼”的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将上奏日天皇，提出了“打通大陆作战”的设想，并得到了天皇裁可。后来日大本营遂将此作战命名为“一号作战”，主要目标是先攻占平汉铁路之南段，进而打通湘桂及粤汉铁路两线，摧毁沿线中美空军基地，防止美国B—29重型远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日军称这次作战“确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一连串的大军作战。”这次作战，无疑也是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搏。

在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史著、纪实文学或教科书中，只要论及豫湘桂战役即日本人所称的“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时，对抗日正面战场国民革命军的抵抗，往往都说成是“大溃败”。但是，具体到日军所称“湖南会战”的局部情况来看，除了六月中旬长沙的第四军由于防御部署的严重问题导致迅速溃败长沙失守之外，衡阳以及衡阳外围，无论是守城的第十军，还是参战的各路军队，则无从寻觅出“大溃败”迹象。尤其是奉命守城的第十军方先觉部，更是以17000左右残缺不全之师，与强敌苦苦鏖战47天，大幅度迟滞日军前进的步伐，毙伤日军达四万余人之众，创下了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以弱应强之惊世奇迹。且外围部队如37军、46军、58军、62军、74军、100军等国军各部，在来犯的日军第11军麇集近20万兵力，对国军部署于衡阳远近外围各部实施“各个击破”战略的情况下，浴血奋战，牵制和阻击各路日军增援衡阳，付出了重大牺牲。倘若以“大溃败”评价衡阳会战，无论怎样也无法服众。

衡阳会战期间，全世界无论法西斯轴心国还是反法西斯联盟阵营，都把目光紧紧地盯住衡阳，尤其是衡阳守军坚持到一个月的时候，他们所创造的战争奇迹，几乎震惊了全世界。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搜集来自全世界各个方面对于当年衡阳抗日状况的记载，便会发现，衡阳一战，对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远东战区局势改变，以及对中国战场扭转颓势所产生的巨大积极影响，实在远不止是有些学者所总结的“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中国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决心”那么简单。

日军在制定“一号作战”计划时，就强调过“衡阳战略位置极为重要”。1944年8月12日衡阳失守后仅仅三四天，中共《解放日报》经毛泽东亲手修改的一篇社论就曾经谈到：衡阳“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威胁。”衡阳的飞机场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和西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它若失守，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从福建建瓯空袭日本的门司，航空线为1425公里，从桂林去空袭则航空线要延长到2220公里。这是其一。

其二，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输出的稻谷3000万石，还有丰富的矿产于此集中。这些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极端重要的，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以战养战’的可能性”。这篇社论继续谈道：“英美人士对于衡阳战役亦抱着很大的担心”。他们指出：衡阳比长沙更为重要。他们忧虑：如果衡阳失手，战争将会延长。他们忧惧大后方的经济危机。

  衡阳战略位置如此显要，自然而然地使它成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所必须夺取的目标，所以重庆国民政府方面和蒋介石本人对衡阳一战更是深为关注。1944年5月28日夜晚，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驻守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说：“此次会战关系国家民族存亡，衡阳得失尤为此次胜败关键，希望安心死守，余必督促陆空助弟完成空前大业。”可见，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方面也是把衡阳一战看成是“关键”，他们也是不愿意轻易放弃这座不大却非常重要的古城的。衡阳一战的重要性也就由此可见一斑。

  衡阳守军的顽强抵抗，使得广义的衡阳保卫战最终演绎成豫湘桂战役乃至整个中国抗日战争后期最大和最惨烈的一次战役。

      二，孤城苦战月余，以弱应强，重创日军

  如果我们不只局限于豫湘桂战役，而把眼光放到整个抗日战争中去，溯渚史实，我们就会发现，衡阳保卫战是抗战8年之中，作战时间最长、敌我双方伤亡官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一场城寨争夺战。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衡阳保卫战打了47天，而闻名于世的台儿庄大捷只打了14天，长沙三次会战每次也只打了几天或十几天时间。台儿庄等战役，当时都是三面受敌，后方补给线始终畅通，特别是外围应援之友军都较围攻之敌强大，故能展开反包围，取得内外夹击之效果。不像衡阳，四面被包围，孤军奋战，既没有援军到达，又没有足够的武器、弹药、粮食、药品补给。正如当时的新闻界评论道：“弹丸之地的衡阳，纵横不过数十里，陆上有强敌四面包围，空中有炮弹毒气烧杀，处此危城，坚强的守了47天，真是大不容易。”

  又有新闻评论写道：“衡阳孤军打了47天，这是一个世界共知的事实。”

  从敌我双方伤亡的数字来看，守备衡阳的国军第10军只有7个团及配属的暂编第54师之1个营，共16275人之兵力。从6月23日日军强渡耒水打响衡阳保卫战第一枪，6月28日敌人发动对衡阳的第一次总攻，一直到7月底，经过一个月余的战斗，第10军伤亡非常惨重。军部直属部队已伤亡2/3，预备第10师伤亡90%，第3师伤亡70%，第190师仅剩有400余人，各部中下级军官几乎全部伤亡，每一次战斗均要连升数个营长、连长。如在五桂岭争夺战中，第3师半天之内晋升5个营长，均先后阵亡或重伤。当时受伤官兵很多。因无医药治疗，不少轻伤官兵自动重返火线，即使伤不轻且还有些许行动能力的官兵也都愿意留在阵地中。至衡阳保卫战全部结束时，参加守城的国军第10军将士不足17000之兵力先后死伤15000余人，其中阵亡7600人。由此看来，在8月初衡阳保卫战临近尾声时，军长方先觉与4位师长联名给蒋介石发出的最后一电，称“我官兵伤亡殆尽”，实在不是夸大之辞。

当时，6月中至7月底，围攻衡阳的日军是其第11军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及一个独立旅团，后因遭受我守城部队的英勇抗击，伤亡惨重，据日军资料记载，到七月底，68师团和116师团所有战斗序列中的步兵中队，平均只剩二十多个人。日军一个中队约200人左右，也就是说，经过一个多月的进攻，日军两个师团近4万人，损失了战斗兵员80%以上。日军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资料有详细记载：从6月23日至7月20日这段时间内伤亡军官798人，士兵19286名。7月20日以后，资料上只载有约计伤亡9100余人字样，并无确切数目，也未分别官兵。根据以上数字，以及后期战场之愈加惨烈程度，推知到日军攻占衡阳时，其伤亡人数应在3万人左右，几乎多出我军伤亡人数一倍。8月初，在大本营的压力之下，日军第11军横山勇司令官亲率第3、第13、第27、第34、第40、第58等师团全部或部份，共计11万余人，对衡阳城实施全面包围进攻。8月4日发起总攻，一天之内向衡阳城发射了四万多发炮弹，而进攻的日军依然遭到我军的顽强抵抗，伤亡难计。参加过衡阳战役的日军承认：“衡阳战役，真相被当时军方隐瞒，致日本国内人多受蒙蔽，至今仍未知其地名者，大有人在。”

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日军战史记述：在衡阳战役进行过程中及至结束后的10月初进攻桂林之前，横山勇所部的日军第11军8个师团，前后补充兵员达十万人。而当时，衡战甫一结束，与横山勇有着很深矛盾的冈村宁次便成了横山勇的顶头上司，冈村宁次坐镇衡阳南岳亲自部署部队整补和下阶段桂柳作战。第11军在衡阳会战之后，补充兵员数额如此之大，鉴于当时日军印缅战场、太平洋战场都面临兵源奇缺的现状，冈村宁次对横山的要求，只可能打折扣。而打了折扣的兵员补充都达到了十万之众，可见横山勇所部在整个衡阳战役中的损失是多么惨重。所以，美国有史料载，衡阳战役让日军损失兵力超过7万，加上外围国军部队的打击，和日军内部疫病流行造成的损失，横山勇第11军在衡阳战役中遭受的确实是致命性打击。

衡阳市城区呈长方形，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1600米，总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在这如此狭小的地带，双方死战达47昼夜之久，我方牺牲7千多人，伤员也是七千多人，虽日军具体的伤亡人数至今仍是一个历史谜团，但其因衡战而补充兵员达十万之众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这不仅在豫湘桂战役中，而且在整个8年抗战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代号“忠勇”的一九〇师一名连县（连州）籍军人

三，残军坚守衡阳，备战充分，内外互制

国军第十军凭借区区不足17000人之兵力残缺之师，为何能坚守衡阳47天？

首先，全面备战，地方协力。

4月中，豫中会战结束，日军占领平汉铁路全线，到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军委会以及第九战区才充分感觉到日军进一步的目标将会是粤汉铁路、湘桂铁路沿线所涉的湖南、广西，于是立即着手对整个战争防御态势进行全盘布局，基于此，衡阳全面备战才有获得从最高层到地方政府、民众和各种社会组织，自上而下全面支持的可能。

早在5月28日，方先觉就在衡山集训指挥所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他作好带领第十军防守衡阳的准备，方先觉接获命令之后，当即联手衡阳市当地政府开始紧张备战。

第一是全力争取兵力配备，1943年底第十军参加常德会战，预十师和第三师遭受重创，兵力减至14000余人，后奉命撤回衡阳、衡山、湘潭易俗河进行整补，第十军一方面四处招募新兵，进行集训，一方面请求军委会调配其他部队充实，军委会将驻衡的46军新19师整师配属第十军，同时给予新兵招募的更多便利，到六月中旬，第十军有了2万余兵力，但很快，新19师被调走，日军逼近衡阳之前，军委会将驻守衡阳机场暂54师1个团及师本部约2000人配属第十军，同时，方先觉紧急请求将驻防湘潭易俗河的第三师调回衡阳，获得批准，第三师在开战后先后从湘潭易俗河陆续返回衡阳。方先觉在第九战区派来的炮兵指挥官蔡汝霖帮助下，还请求截留或调入其他部队的炮兵装备和兵力四百余人。到6月20日，第十军总计配备兵力将近17000人。然而，6月24日深夜，暂54师第一团团长陈朝章率两个营从五马归巢战场脱离，撤往郴州。这样，守城的第十军总兵力包括配属部队为16275人（第十军战报载）。

第二是千方百计备足武器装备，对此，方先觉的原则是，以多于计划防守期限（最初为一周，后改为十天至半月）至少一半为要求，进行准备。他想方设法、历尽周折，甚至军委会运输部长俞飞鸿都亲自从重庆飞到衡阳予以协调，获得了军委会和第九战区供应的数量较为可观的弹药装备，尤其是手榴弹、机枪等。桂军46军新19师最初配属第十军守衡阳，调离时，方先觉想办法将其部分弹药和装备截留，充实第十军。

第三是构筑坚固实用的防御工事，既能有效地起到防护自身的作用，又能便于各个阵地相互配合、相互支援，有效打击敌人。当时的衡阳市市长赵君迈，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土木建筑系，之后又在美国诺维支骑兵学院读过两年军校，回国后便参加了国军带兵打仗，与日军有过多次较量，此时，作为衡阳市长、中将警备司令，他不仅从专业角度来说很懂战场防御工事的构筑，在对日作战方面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在赵君迈市长的积极动员下，衡阳市政府帮助第十军备足了构筑防御工事所用的木料、钢材、水泥和工具，当时政府准备运往广西修建铁路的枕木、钢轨堆放在火车西站，方先觉和赵君迈也想尽办法将其全部征用，在后来的防守工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十军工兵营长陆伯皋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工兵指挥官，他和军长方先觉、预十师市长葛先才一起发明的防御战壕在衡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被日军称之为“方先觉壕”，因为构筑了这种既能有效攻击和杀伤敌人又可妥善保护自身的战壕，第十军很少有被冲锋的敌人枪杀的，一万五千多的伤亡主要由于日军大炮和飞机的轰炸所致。

第四是构建尽可能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衡阳市政府动员和组织了数万衡阳民众参与备战，粮食、菜食等准备充分。市政府号召市民在撤离衡阳前，将不能带走的粮食、咸菜、食盐等藏在房屋内相对安全的地方，便于开战后一旦出现食物短缺时找出充用。方先觉截留了其他部队在衡阳的两个野战医院，为伤病医治提供了一定保障。

其次，意志忠毅，智勇双全。

从士兵到各师师长、军部人员，上下齐心，团结一致。军官身先士卒，士兵英勇无畏。每个师长都曾在第一线冲锋在前，各个前线部

队紧密合作，协同作战，防守严密。

再者，外围牵制，阻滞敌军。

衡阳会战，我军部署了外围部队二十多万兵力，在湘江东西两岸阻滞和打击日军，与敌军时有交锋，虽然在日军实施“各个击破”战略打击之下，各自保命未能有效突进衡阳，但对日军的牵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横山勇之所在初期不将全部兵力投入衡阳，一方面他认为对付方先觉残部不值得投入8个师团的兵力，另外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担心薛岳在衡阳给他布下天炉阵，于是他吸取前三次长沙会战失败的教训，进攻湖南采用各个击破的战略：

首先，加大情报力度，破解国军通讯密码，摸清国军防御部署。

然后，调整进攻态势，对各部国军实施分路打击，打乱第九战区和重庆军委会的部署，横山勇对各师团长反复强调：要将部署在湘江东西两岸的重庆军打散，打溃，打残，让他们互相找不到位置，无法实施协同作战。

其次，发挥内河船队的作用，充分利用湘江水路，有效实施装备和后勤补给。

在衡阳会战中，横山勇强力实施这些策略，对外围国军造成了巨大损失，当然，必然也使得日军在打击外围国军时，要分散大量兵力和耗费大量时间，这样，就给衡阳守军在相对程度上减轻了一定压力。

此外，游击骚扰，令敌谨慎。

衡阳县县长王伟能中将担任司令的两衡游击总队，有着近九千游击队员分散衡阳周边山区，对日军不断进行骚扰和打击，使得日军摸不透衡阳周边具体情况，不敢轻举妄动大兵团深入，客观上为第十军死守衡阳提供了便利。

      四，炮弹毒气肆虐，尸横遍地，惨烈悲壮

衡阳保卫战整个战役的激烈程度、残酷性和惨烈性，就是今天还幸存的参战老兵，只要一说到其惨烈情状，便会声音哽咽，老泪双流，甚至嚎啕痛哭。

在长达47天的衡阳战役中，日军前后向市区发动了3次总攻。在第1轮总攻中，日飞机不断前来轰炸，并大量投掷燃烧弹。当时衡阳城区成为一片焦士，殆无房屋可供燃烧。县政府（现中山北路北段）附近之野战医院收容伤患官兵中，有700余名被炸得血肉横飞，尸横遍地，惨不忍睹；其幸存未死伤患，只得分散各地，在断壁残垣下、炸弹坑中、破防空洞与临时掩蔽体中存身。医务人员因无卫生材料，对伤患无法按时换药；只能用盐水洗涤伤口，再用破布废纸敷盖而已。尤其整个战争期间全程处于酷暑炎热的盛夏，蛆蝇成群，创口因污染而发炎、化脓、溃烂、生蛆者不可胜数。重伤者只有等死，甚少幸存，第十军野战医院幸存老兵卢华回忆：战斗到十多天的时候就已经严重缺少药品，幸得衡阳不缺盐，盐水洗伤口消毒，成为了战争中后期的主要医疗手段，对重伤员完全束手无策，没有麻药，动不了大手术，基本上重伤员就是死路一条。

尽管衡阳为米市，主食本应不成问题，由于敌机日日滥炸，城区一片焦土，米仓被毁，官兵乃至无以为炊，炊事人员只得于断瓦頽垣下掘取烧焦成褐色的米粒炊成糊饭，佐以盐水，供官兵充饥。餐时，无论野外还是室内，都有群蝇飞来争食，挥之不去。军长方先觉在中央银行吃一顿饭，都要两个士兵拿着蒲扇驱赶苍蝇，官兵吃下这种食物，不仅严重营养不足，且造成腹泻、呕吐等食物中毒情况，因乏医药，不少人因此病倒或死亡。

在第一轮攻击中，日军竟然还不顾国际公法，施放毒气。当时据守五桂岭南端的预10师28团3营7连，除4人未在阵地侥幸生还外，80余人皆不幸中毒死亡。日军还于水井中投毒，连日军自己的部队都曾经误饮中毒。由于我军当时防毒设备极差，且数量不够，因而，日军多次施放毒气，官兵只能尽速以毛巾重叠，在水中或撒尿浸湿后捆于面部，毛巾上挖出二圆孔，露出双眼，以能继续战斗。守地官兵中毒部分均类似灼伤，发生水泡，大如银元，肿高半寸，内为黄水，较小之水泡则为绿色。中毒者两腿不能直行。事后报经大本营并请美国空军14航空队之化学战情报军官汤普生上尉详为研究，认定黄色水泡系芥子气所致，绿色水泡则系路易氏气所致。

汤普生并信此种毒气为芥子气与路易氏气之混合物，由7.5厘米炮弹所散布者（见1944年7月7日重庆《大公》、《扫荡》等报战讯）。日军在进攻衡阳中所显露出的残酷性，连参加衡阳战役的日作战人员在战后的回忆中亦不得不了承认：“缅甸印巴鲁的作战，南方的戛措鲁卡那鲁、纽吉尼亚和大陆的衡阳，都是日军陆军高级指挥官的无能和参谋的冷酷大暴露的典型战场。”

尽管日军在进攻衡阳之中暴露出他们的凶狠和残酷，然而守城的国军第10军广大官兵“完全无视战斗之惨酷与死亡之恐怖，已发挥同仇敌忾与团结精神之最大限。”当时，无医药治疗，轻伤官兵均自动重返第一线，甚至伤虽不轻尚能勉强行动者，均自愿留在阵地中，反正只有以激烈战斗来麻木自己。真正的重伤者，必缺胳膊或断腿。尚能呻吟，而创口或五官未生疽坏死者，比比皆是。

在日军发动第二总攻期间，守军炮弹及迫击炮弹已消耗始尽，除留少数火炮及最后决死之几发炮弹外，其余火炮悉数埋入地下。步机弹已耗去85%。官兵伤亡，大部人枪俱毁，无法补充。由于守军所属各步兵团之迫击炮口径不一，有81毫米的，也有82毫米的。至7月下旬，81毫米弹已颗粒无存，而82弹库储尚有数百发。军参谋长孙鸣玉将军为求平衡第一线火力，特发动司令部幕僚，将半数的82口径炮弹“弹带”部位，以砖石磨去其中径1.7毫米，使能适合81迫击炮发射，作最后决死之用。许多人都磨得双手起泡，甚至流血。方军长出而慰之曰：“部队官兵每一秒钟都在流血，每一分钟都有死亡；诸君为国效命，此其时也。”此情此景，史无前例。

直到敌人发起第3次进攻，8月8日城陷之时，因指挥系统瓦解，官兵只能各自为战，很多官兵不愿意放下武器成为日军俘虏，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用尽最后一颗子弹，用刺刀，用石块，与敌人决一死战。“斯时也，天地变色，草木含悲，人人只打算如何杀死一个敌人‘以找回本钱’；杀死两个便‘赚一个’，并无一人退却，亦无一人逃亡。直至日落时分，枪声逐渐沉寂；47昼夜轰轰烈烈的衡阳保卫战，终于在幸存官兵泣血椎心的痛苦中结束！”

  衡阳战役中，日军凶狠残酷，守军英勇顽强，世所公认，同时亦可窥知战争惨烈之极。战后敌方战史资料称：“衡阳之战，如欲惹人瞩目，可称之为‘华南的旅顺之战’。若此种比喻稍嫌夸张，但称之为：‘中日8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则绝对正确。”战后日本的一些军人在回忆录中也这样写道：“那次激战，不分昼夜，反复冲杀，血肉横飞，持续多日，据说其惨状与日俄战争攻夺‘二〇三’高地时一样。迄今为止，在我们脑子里还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抗战胜利后，以衡阳市参议会议长杨晓麓等五人组成的“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呈递的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文，就这样写道：“窃维抗战8年，大会战22次，而相持较久，关系至巨，贡献最大而牺牲最烈者厥为衡阳一役。……然以配合作战，构筑工事之民夫，葬身枪林弹雨中者，即达3174名，而直接被杀伤、间接因饥病以致死亡者，又逾35103人，烧毁房屋45697栋，推毁大小工厂183家，荒废田土375000余亩，损失财产82204万余元，论功位于苏联斯大林格勒，破坏程度比诸德之汉堡，尚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以故中央宣慰史刘文岛，美大总统代表哈里逊等，先后莅衡视察，咸言灾害惨重，甲于全国，载诸报章，共闻共见。”

  从以上事实，我们得出：衡阳保卫战是抗战8年之中，作战时间最长、敌我双方伤亡官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一场城寨争夺战。这样一个结论，绝不为过。

作者为民革衡阳市委秘书长：范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