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贾樟柯导演的新作《江湖儿女》上映，截至发稿，票房过5000万，豆瓣评分7.8，观众自发写给《江湖儿女》的文章超过600篇。

“这部电影对那些对生活有感悟、有体察的人来说，理解这部电影的时候也会调动个人的生命经验，电影的意义之一便是让人产生共鸣、互相呼应。”中秋节的下午，贾樟柯在访谈中说道。

《江湖儿女》的首映礼上，贾樟柯说，这是一部只有在40岁之后才会想拍的电影。他要讲的不是传奇，而是普通人在时代剧变中的情感变迁，一种“无言以对、五味杂陈，酸甜苦辣都涌上来了”的复杂情绪。

《江湖儿女》的故事从2001年讲到2018年，包括贾樟柯前作的大多数背景时间。片中厂矿子弟巧巧和斌哥是一对活在时代夹缝中的恋人，他们年轻时，遵从传统人际关系的规则和信念，时代的发展里，经济利益愈发重要。

贾樟柯把这看作江湖的变化。有人在固守传统，有人率先适应了新的规则，无从评判，也谈不上褒贬，世道变了，人心自然也会跟着变。

《小武》推出整二十年，贾樟柯一直紧握手中的摄影机，用镜头凝视当下，当下的巨变，巨变中的人。

两年一部长片的频率，他用一寸一寸的胶片，在电影中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自我的认知里突飞猛进，在市场的喧闹中往前走。

最近几年，贾樟柯搬回汾阳老家，扶持新导演，办平遥影展，开艺术中心，在当下探寻改良电影生态的可能性。

在艺术创作和改良电影生态上，贾樟柯都选择做一个长跑者。

江湖

2015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贾樟柯被授予“金马车奖”，上台领奖时，他说，曾经以为电影可以改变世界，如今世界改变太小了，要继续拍下去。

三年后，贾樟柯拍出了《江湖儿女》。

电影的定档发布会在一个吊着巨型水晶灯的宴会厅举办，贾樟柯被众人簇拥着步入大厅，面色平静。

发布会还原了电影中的场景，八九种白酒倒在一个瓷盆里，合作方等众人围成一团，喝“五湖四海酒”，杯子碰在一起，有几分江湖意味。

贾樟柯的工作室摆放着戛纳国际电影节颁发的“金马车”，三年过去，“金马车”有些褪色。

“时间可以带给人容颜、意识、价值观、做人做事的方法改变，还有整个社会的变迁对他们的影响，”贾樟柯说，“我现在对无言以对、五味杂陈非常感兴趣，这是时代给我们的。”

时代变革下的个体，一直是贾樟柯镜头的焦点。

从“故乡三部曲”到《江湖儿女》，贾樟柯有意保持着作品与作品间的连续性，在电影里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展现出《任逍遥》、《三峡好人》等电影中主人公生活另一面的《江湖儿女》，被称为贾樟柯电影的集大成者，“贾樟柯宇宙”的重要一环。

荷尔蒙

许知远说，同龄人中，他最佩服的就是贾樟柯。

“他有一种罕见的平衡感，在感受力与理性分析之间，在个人命运与时代情绪之间，在知识分子与江湖气之间，在创造力与商业运作之间，在中国社会与世界舞台之间，在故旧与陌生人之间，他似乎都能从容不迫。”

这些可描述的，不可描述的，可解释的，不可解释的，贾樟柯全部把它放在自己的电影里。

他的电影世界，对县城，对山西方言，对叶倩文的歌，有着近乎偏执的审美。

年岁渐长，贾樟柯的电影世界越发枝繁叶茂，但大树的根稳稳地扎在小城汾阳，这是贾樟柯的“边城”。

汾阳是山西吕梁市平川四县之一，307国道从县城穿行而过，成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繁忙的运输通道，大货车呼啸而过，扬起一阵尘土。

《小武》里那些灰色的街道和屋瓦，在这里依然有迹可循。

贾樟柯七八岁的时候，文革刚结束，街道上常常聚集着很多年轻人，插队回来的，上学毕业的，退伍回来的，大家共同的身份，是待业青年。

那时候的年轻人，普遍都带着点反叛精神。

少年时的贾樟柯有过一段混沌的青春，在街上游荡，在报摊上看摊，阅读天南海北流经此地的文字。这些文字充盈了一个县城少年对世界的最初幻想。

在弥漫着臭味和烟味的录像厅里，贾樟柯跟着周润发咬着牙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学着男人的样子长大。

十多年后，贾樟柯见到了吴宇森，在舞台上，他向吴宇森鞠躬，“他的电影就是我经历过的江湖”。

父亲

在合作之前，廖凡没见过贾樟柯，但喜欢他的电影。

“看他的电影我老觉得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这么一个中年人，”廖凡说，贾樟柯比他想象中健谈，逻辑性很强，没有废话，就像他写的剧本，清晰，朴实，文字极其简练。

贾樟柯的文学天赋，得益于父亲的影响。

贾樟柯的父亲为他取名“樟柯”，樟木做的斧柄，虽不起眼，但很关键。

冬天的夜晚，四下安静，炉肚子里的火苗呼呼作响。

父亲捏着报纸，大声地朗读着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信，“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

“你知道我第一次知道意识流是什么时候？”

贾樟柯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两个教师推着车，穿着中山装，立在那儿谈意识流。

贾樟柯文字里潮湿的底色，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也得益于这样的影响，为他种下一颗文学的种子。

稚嫩的江湖气和着文学潮湿的底色，成了贾樟柯电影特有的气息。

每一个父亲在儿女身上，都寄托着一个自己的梦，贾樟柯的父亲也不例外。

最早，父亲期望贾樟柯成为一名外科医生，高中文理科分班，贾樟柯选了文科，外科大夫的希望破灭，父亲又期望他考上南开大学，高考落榜后，父亲觉得，像他一样，当个小学教师也不错。

然而，贾樟柯最后成了一名导演。

“他确实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怎么长大的。”

在知乎“大家谈”的分享会上，贾樟柯说，青春时期太淘气了，《站台》是对父亲的一个交代。

踏入洪流

从《小武》开始，梁景东很少缺席贾樟柯的作品，《站台》中，他是穿喇叭裤，拎着录音机，刚从广东回来的时髦青年张军，《山河故人》中，他是矿工梁子。

1993年，梁景东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贾樟柯刚考入北电，两个人住一个宿舍，一听口音就知道是老乡。

梁景东回忆，贾樟柯在北电的学习“像吸墨水一样”，眼神里充满渴望，很有力量。

有一晚宿舍停电，大家来了一场即兴表演，还在烫脚的梁景东表演一个画画的人，贾樟柯兴奋地说，“梁子，我要给你拍十部电影！”

在北电生活开始之前，贾樟柯度过了一段沉寂时光。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社会思潮正处在令人窒息的时期。

但是，偏偏他看了《黄土地》，一下子被震住了，“我感觉它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可能性，我一定要去搞电影。”

三年后，他去了北电。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资源远比今天匮乏，贾樟柯和王宏伟、顾峥几个人成立了一个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目的就是交换录像带，观摩影片。

贾樟柯虽然是文学系，但并不满足写戏论剧本。

大二时，他正张罗着拍片。

从自我经验出发的创作，是他“电影信念”的一部分，也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出发点。

成名后的贾樟柯经常谈到他的创作冲动，当一个人午夜睡不着的时候，它突然涌动在心里一种自己都看不清楚的情感，“那一刹那就是你拍电影的理由。”

故乡汾阳的剧烈变迁诱发了这种原始的创作本能。

1997年4月10日，贾樟柯开拍《小武》。

2017年初，在“山河故人·家厨”，许知远问贾樟柯，“你觉得成为现在的你，运气占多大成分？”

贾樟柯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讲了个故事——

1998年《小武》完成后，贾樟柯对发行尚一无所知，柏林电影节快开幕了，香港的制片人给了贾樟柯一个地址，《小武》被寄了过去。

在柏林，这个偶然的举动被另一个更大的偶然延续。

那一年，柏林电影节收到上千部电影，评委们看完电影，准备回家了，突然看到桌上还有盘录像带，中国寄来的，录像带被塞进放映机的肚子里。

这个巨大的偶然促成了贾樟柯的第一次柏林之旅。

《小武》在青年论坛放映结束，灯光亮起，贾樟柯在主席的带领下上台。

他后来说，那是他走过最漫长的一条路，两边的人站起来为他鼓掌，很多人冲过来要和他握手，礼遇来得有点猝不及防，“我一下子觉得这个事严肃了。”

那一年，《小武》获得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从此，贾樟柯成了一名导演。

独立，决绝

《小武》几乎一出生便风华正茂，海外发行始终占据贾樟柯电影收入的主体。这种略显决绝的独立，从起步就已形成。

在《小武》之前，贾樟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拍摄小组。

程青松回忆，“他们早上要出去拍东西，很早，还有张阳，顾峥他们，好像精力特别旺盛。”

余力为从《小武》开始与贾樟柯合作，几个人就着北航大排档的豆花鱼火锅聊电影。

他们总能在世俗世界里找到美感，荒芜的，嘈杂的，贫穷的，诗意的。

几场戏拍完，大家大概知道贾樟柯想要什么。齿轮和齿轮紧紧咬合，固定的团队支撑着贾樟柯的很多即兴创作。

这个独立的电影王国里，赵涛是另一种独特的存在。

二十年的拍摄，贾樟柯的镜头对准赵涛。

贾樟柯的微博里有张照片，照片里的赵涛裹着长羽绒服，在方砖墁地的小院里遛狗，头顶是镜蓝的天。

那一刻，他又沉静在闲散的时光里，像他电影里的人一样。

赵涛至今记得《站台》有一场戏，“导演说，两个女孩子抽烟，说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张军，第二个就是画眉，第三个你们随便说，就是这样的。”

赵涛不知道什么能说，什么该说，就说了好多，拍了十多分钟，都没词了，心想这个导演怎么还不喊停，“真的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样的磨合不仅存在于赵涛和贾樟柯之间，也存在于团队的其他人身上。

一瓶水摆在那儿，美术老师觉得可以，贾樟柯觉得不行，应该把瓶子上的字转到后面去，再细致到瓶子的颜色。

梁景东的表述更抽象一些，“你有时候替他操心，可能你会着急。”

既然要一起做，肯定会有参与的成分，他不像切豆腐，这个过程是一个交流、理解、知道做什么的过程。

贾樟柯做事的专注，对郝蕾触动很大。

2008年，贾樟柯带着《河上的爱情》参加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嘈杂的机场，贾樟柯旁若无人地坐在地上，开电脑看稿子。

“你还用做这个？”这个细节一直刻在郝蕾心里，“一般拍文艺片的导演都挺自我的，贾樟柯没有。”

风浪里走

在我们谈话的那个小房间，落地柜里里外外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奖杯、世界各地电影节的荣誉。

贾樟柯在海外大放异彩的时候，人们对他十分陌生；当贾樟柯归来，被人尊奉为“大师”，人们似乎依然对他一知半解。

越来越多的人好奇，贾樟柯身上沉静的气质从何而来。

很多时候，平静的表面总蕴藏着涌动的暗流。这些年，贾樟柯一直走在大风大浪里。

拍了十多年，贾樟柯饮誉海外，在国内上映的影片却屈指可数。

2013年，贾樟柯凭借《天注定》斩获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贾樟柯手握红绸系着的奖状，“我对中国电影的环境有信心，我对中国社会开放程度有信心，我也对观众的理解跟接受有信心。”

2013年10月，《天注定》却未能如期上映，种种纷扰，令人唏嘘。

《天注定》被禁之后，他有过一段低谷，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拍摄的贾樟柯纪录片，记录了当时的情境。

“我现在的考虑不是拍哪一个，第一个选择是我还要不要拍。”

疲惫不堪的贾樟柯靠着沙发，慢慢地吐着烟圈，这是中年贾樟柯的艰难时刻。

然而，久经江湖，纵然心系千钧，自是风轻云淡。

郝蕾常常感慨，以前资金不那么充足没有干扰他，排片少没有干扰贾樟柯，有的片子不让上也没有干扰他， “贾樟柯是一个很强大的人，很强大才不会受干扰。”

两年后，贾樟柯带着《山河故人》去了戛纳。

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举办了授奖仪式，授予贾樟柯终身成就“金马车奖”，成为获奖的首位华人导演。

贾樟柯托着“金马车”说，这个鼓励来得特别及时，“是对我未来的一种鼓励。”

最近几年，贾樟柯电影中的“人”被放大了。

《山河故人》里，他讲述了“生、老、病、死”，这些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艰难时刻。

郝蕾看完电影，给贾樟柯发了条很长的微信，“《山河故人》完全像诗一样，有建立感，非常完整，就像一个老人在叙述整个人生，其实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影片放弃了很多已有的格局和观念，以及贾樟柯非常熟练的拍摄方法，”

贾樟柯的电影变得宽厚，柔软。

这种改变也投射在最亲近的人身上。

最近五年，赵涛的感受越来越明显，“每当拿到剧本，我觉得不像在读剧本，像读小说，我发现导演现在试图用更多的人物，更多的线索，更广阔的空间，讲述人的复杂性和社会变迁的剧烈性。”

今年八月，《江湖儿女》宣传方邀请了数十家媒体，专门办了一场集中观影活动。

“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地下电影，不让放给人看，进不了电影院，就找一些地方放，那是不正常的。”

贾樟柯平静地说，电影就应该这样，现在只是回到了一种常态。

 情困

“无情”，是贾樟柯这两年谈话的高频词汇。

最近一次是谈到电影《江湖儿女》的主题。

“我们必须依赖情感才能生活下去吗？”他自问自答道，“我觉得未必，佛教所谓无情嘛。”

对贾樟柯而言，“金马车奖”不仅仅是一个鼓励，也意味着一个导演“自我认定阶段”的过去，他开始进入另一个更自由的阶段，这种自由多半指的是幻想的、历史的、超越个人经验的创作。

但是，这种自由，外界并没有太多感知。

“贾导，你的电影赚钱吗？”

“贾导，你为什么接广告？”

“贾导，你还跑路演？”

“贾导，你变了！”

2004年，《世界》作为贾樟柯的第四部电影，首次在国内公开放映。

贾樟柯在15天跑了11个城市，一路面对媒体重复的问题，彼此喋喋不休。

“我们坚持多元价值的表达，我们又不拒绝商业，不抗拒在工业渠道里推广电影。”

贾樟柯说，我的电影，在地下这样拍，地上也这样拍，我不会因为它是地下就加料，也不会为了通过就削弱我的关心和批判。

这是贾樟柯2004年的声音，到了2018年，这样的困扰仍在，漫长的时间里，他被这些问题裹挟其中，纠结，较劲。

贾樟柯对商业的驾驭，也得益于他早期拍摄的积累。

电影工业对人的改变，曾令他恐惧，“经过《站台》，只要你相信你自己的电影，工业里头的人，自有他们的好处。一个有能力的导演应该学会这些，而不是惧怕它、躲避它。”

贾樟柯说，商业是人类社会仅有的几个连接方式之一，人类在这个组织体系里变得更有效率。

抛开情绪性的表达，他给出了一个很严肃的回答，“我对商业无情，无好感，也无恶感”，你要这么反感商业，你别上班，你别收你的工资，你就在家种地，种地也是个商业，也得有一亩二分地。

贾樟柯隐隐地感觉，人类智慧的某种局限性，都是因为情困，“可能无情会更好地处理事情。”

转场

“没有了青春的人都爱眯个午觉。”

贾樟柯自己也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关口。

2015年，北漂青年贾樟柯“逃离”了北京，搬回老家汾阳的村子贾家庄。

贾家庄村里有条美食街“贾街”，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家厨”坐落在这条街上，家厨有山西人最爱吃的过油肉，也有贾樟柯力荐的清水桃仁。

他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老家，上午九点多开始工作，下午看书，写字，晚上和朋友会面。

他说，离开故乡，是因为人在年轻时需要获得一种经验，回到故乡，是为了建构一种新的角度，理解生活，理解自己。

老家的时间缓慢，幽静，他开始“胡思乱想”，“我们对实体生活的感受越来越弱。”

贾樟柯说，从无线电波的捕捉与利用，到数码信息交互，都是笼罩在人类与宇宙间的迷雾。

人类社会的神性在消失，我们不再进行人类与宇宙的直接对话……

谁也没想到，贾樟柯“变科幻了”，看上去，他对自己的转变首先吃了一惊。

他谈到《江湖儿女》中巧巧的独身经历，说了一段话，人类社会如果是外星人规定好的程序，那就按这个走，任何一个人也没有能力穿越到四维空间，去改变这个程序，人类社会有它自身发展的轨迹，作为个体是非常无能为力的。

贾樟柯的电影中常有科幻的影子。

《三峡好人》里，赵涛站在水气弥漫的长江边，看着UFO从天际飞过，让人产生了一种超现实感。

《江湖儿女》中需要饰演的民间科幻作家，有7分钟的长镜头阐释他的太空理论，“那个理论的原创者是我，”贾樟柯笑了，眼袋周围荡起一圈笑纹。

这种转变并非完全不可解释。

在贾樟柯2002年的一场谈话中，他谈到自己从过时的理论、陈年老片中寻找现实问题的出路。

“像爱森斯坦，达芬奇一样，他们发现了很多原则，从未引起我们的注意，而这种疏忽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可能像他们那样，通学科，又融入科学，并在一种宗教的寻找精神中向着形式主义的方向朝圣。”

过去的二十年，贾樟柯发现问题，捕捉变化，现在，他开始追溯过往，试图探寻我们如何走到今天。

程青松说，电影理论出身的贾樟柯，一直保持着对电影语言的研究，贾樟柯电影的先锋性决定了他“总是走在别人前面”。

长跑

2018年年初，贾樟柯出版了第二本电影手记，邮政绿的封面，像他写给世界的告白。书里的大多数时候，他都在缓慢的抒发，情感趋于静态。

看过第一本电影手记的读者不难发现，贾樟柯花了很多时间，在方法论的探讨上，他希望与世界达成共识，偶尔还会有激烈的争论。

这几年，他对共识的形成越来越提不起兴趣，除了共识夹带的暴力性，这个过程十分消耗创作力。

“共识的形成是教育家该做的事，不是艺术家的事。”

贾樟柯选择与这个世界和解，“我们应该在自我的认知里突飞猛进，要往前走。”

2016年是贾樟柯的“产业年”，他初步搭建起一块完整的电影版图。

年初，他宣布要在老家贾家庄村建贾樟柯艺术中心；之后，贾樟柯打造的全球短片内地首映平台“柯首映”上线；8月，贾樟柯就任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院长，在电影教育上发力。

人们试探着从功利的角度解读它，程青松不以为然。

“大家觉得贾樟柯回到地上来，就拼命享受地上的红利，其实不是这样，贾樟柯做这一切，只是想在改良电影生态上做一些努力。”程青松说，贾樟柯为电影做的事，远不止此。

贾樟柯说，“一个地区电影文化的培育，需要一点时间，一点耐心，文化是个慢功夫，慢慢改变吧。”

梁景东并不常与贾樟柯联系，年岁渐长，梁景东也好奇，贾樟柯这份力量到底从何而来。

“特别有计划，这种计划又不是故意要这么做，是他一层一层走的，有些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休眠了，但是他停不下脚步来，他要表达，他要去完成。”

2017年深秋，古老的小城平遥多了一块巨型银幕。平遥电影展开幕的前一天晚上，贾樟柯只睡了三个小时，什么感受都没有，“就是忙”，备忘录上有20件事，干完一件，划掉一件，测试完最后一块银幕，“超开心”。

开幕式红毯，贾樟柯打着西式的领结，和赵涛在台阶上迎来送往，像一场家宴。

从世界归来的贾樟柯在老家开启了他与电影的下半场，这里将是他真正的主场。

《江湖儿女》正在上映，第二届平遥电影展将于今年10月11日至20日在山西举行。

转自：稿事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