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瘗鹤铭》的释文和研究是一个历史谜案，也许永远没有澄清的一天。

仅就文本而言，历代以来共流传下不少于二十种版本，所补的缺字，各不相同，很多版本中的文句半通不通，读着觉得磕牙。我临习《瘗鹤铭》时，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臆测”。需要强调的是，“臆测”也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臆测”补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临习的作品文本更顺畅，并没有标新立异、另立新说的意思。

我临习自定的文本是这样的：

「瘗鹤铭」俞丰增改文本

文字主体部分如果翻译成白话文，大意是：

这段铭文中，涉及到“华亭”“胎禽”“浮丘著经”“雷门去鼓”“华表留形”等历史地理和典故，需要略作展开。

华亭，即华亭谷，在今上海市松江县西。孙吴封陆逊为华亭侯，唐天宝十年（751）置华亭县，元明清为松江府治。

「瘗鹤铭」相关地名 

鹤是大型涉禽，在我国属迁徙鸟类。按自然科学的标准分类，鹤为鸟纲、鹤形目、鹤科、鹤属，形体近似的有灰鹤、白头鹤、白鹤、丹顶鹤等。在古人眼里，这些鹤常是被混为一谈的，而古人对鹤的理想描述，实质是今日特指的丹顶鹤。丹顶鹤被誉为“羽族之宗长，仙人之骐骥”。全球的丹顶鹤主要集中在中国，生活于我国北方，其聚集地是黑龙江的扎龙湿地。每年十月下旬迁至长江流域一带越冬，第二年四月春季再飞回北方产卵、繁殖。其迁徙路线是从扎龙至辽东的盘锦，飞越渤海湾，再沿山东、江苏沿海南飞。丹顶鹤主要栖息在沼泽、浅滩、芦苇塘等湿地，与传说中巢于云松的想象不同。而直至唐代，今天上海的东部陆地大都没有形成，因此华亭所在地滨海临江，湿地众多，适合鹤的南迁过冬。现在中国丹顶鹤最集中的过冬地则是江苏盐城湿地，相比唐宋时代，北移了四百公里，以我一个外行的无知揣度——是否这也是地球变暖的历史证据呢？

灰鹤 丹顶鹤 白头鹤 白鹤 

中国丹顶鹤迁徙地图 

丹顶鹤的鸣叫声古人以“鹤唳”一词来形容。丹顶鹤高亢、宏亮的鸣叫声，与其特殊的发音器官有关，它的颈长，鸣管也长，长达约一米以上，是人类气管长度的五六倍，末端卷成环状，盘曲于胸骨之间，就像西洋乐中的铜管乐器一样，发音时能引起强烈的共鸣，所以声音可以传到三至五公里以外。因乎此，“鹤唳”“鹤鸣”缕见于文学经典的描述，《诗经·鹤鸣》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唐无名氏《鹤鸣九皋》诗曰：“胎化呈仙质，长鸣在九皋。排空散清唳，映日委霜毛。万里思寥廓，千山望郁陶。香凝光不见，风积韵弥高。凤侣攀何及，鸡群思忽劳。升天如有应，飞舞出蓬蒿。”

古籍中关于“华亭鹤”的记载甚多：

今上海市南汇区下沙镇，古称鹤沙，即古人所称鹤所栖息之地。宋元之后随着盐场的兴起，人烟渐集，丹顶鹤的栖息地也随之遭到破坏。明《鹤沙志》佚文云：

“相此胎禽”的“相”，指相术，俗称看相。通常指观察人的面貌以推测其吉凶祸福。古代亦有相牛经、相马经等，此指相鹤经。所谓“胎禽”，因古人认为鹤是胎生的。明陶宗仪《说郛》卷一○七载浮丘公《相鹤经》云：“复百六十年，雌雄相视而孕，一千六百年，饮而不食，胎化产，鸾凤同为群，圣人在位，则与凤凰翔于甸。”鲍照《舞鹤赋》：“散幽经以验物，伟胎化之仙禽。”清陈元龙《格致镜原》：“秀州华亭鹤，胎生者真鹤也。”其实鹤为卵生，造成这一错误认识的原因可能是，鹤的产卵期通常在我国东北，故一般南方人不易得知，遂加之神话色彩的附会而来。传为仙人浮丘公的《相鹤经》，见于明末周履靖辑校，文曰： 

另外，宋林洪《山家清事》亦载有一篇《相鹤诀》，颇简短：

“雷门去鼓”，典出《艺文类聚》卷九十引《临海记》：“古老相传云，此山昔有晨飞鹄入会稽雷门鼓中，于是雷门鼓鸣，洛阳闻之。孙恩时斫此鼓，见白鹤飞出，翱翔入云。此后鼓无复远声。”

“华表留形”，典出陶潜《搜神后记》卷一：“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上冲天。”华表，古代用以表示王者纳谏或指示道路的木柱，设在宫殿、城垣、桥梁前。在上面两个传说中，丁令威是辽东人，从我们上文所述的丹顶鹤迁徙路线来看，辽东正是丹顶鹤迁徙所经地；相对应的，“雷门去鼓”中的鹤是白鹤，也符合今天的科学认识——可见神话传说也并非空穴来风。

通过上面的文史科学常识梳理，我们不难看出，《瘗鹤铭》不仅是一件书法名作，其实，也是一篇言之有物的雅致美文。

「瘗鹤铭」残石 

《瘗鹤铭》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摩崖石刻，原刻石位于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北角长江中焦山西麓的崖壁之上，约北宋初始为人所知。原石陆续断落江中 ，至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冬，闲居镇江的苏州知府陈鹏年命工人将残石打捞出水，遵原刻行次，以摩崖的形式在定慧寺旁建亭保护。抗战期间被定慧寺僧砌入壁内匿存。1960年建焦山碑林时，移置宝墨轩。2002年，镇江市人民政府对焦山碑林进行了扩建维修，专门建厅保护、陈列。2008年6月，当地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残石打捞工作。

据罗勇来先生《瘗鹤铭研究》一书的考证，《瘗鹤铭》直到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尚“未甚残缺”。此后不久，其下半部分崩裂落水，崖壁所存之上半亦渐湮没，不为世所知。至北宋庆历八年（1048），丹阳（即今镇江）郡守钱彦远（字子高）于焦山脚下的江中获得铭文残石一块，《瘗鹤铭》自此始重现于世。于是钱子高即在焦山西麓建一座宝墨亭存之（此石后佚），并请当时名流作记赋诗。到元代至顺年间，《瘗鹤铭》残石裂坠殆尽。至康熙年间陈鹏年打捞出残石出水，至今因椎拓过甚，屡遭凿剔，现在所能见到的原石，不过仅存形貌而已。

关于《瘗鹤铭》的撰文和书写者，历来争讼纷纭，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谜案。主要有“王羲之说”“陶弘景说”“王瓒说”“顾况说”“皮日休说”等，其中“王羲之说”和“王瓒说”已可基本排除，而“陶弘景说”“顾况说”“皮日休说”则都有一定的依据，但也都缺乏直接的证据。黄伯思《东观余论》、董逌《广川书跋》，以铭文中只有干支而没有年号为据 ，并结合王羲之、陶弘景的行止，考证《瘗鹤铭》的书撰者是陶弘景而不可能是王羲之，这一结论至今影响最为广泛。

对于《瘗鹤铭》的时代和作者，我个人绝不赞同南朝“陶弘景说”，而偏向于“唐代说”，《瘗鹤铭》作者最大的可能就是诗人皮日休，而书写者“上皇山樵”则应是与皮日休颇为亲密的一位佚名书家。

认为《瘗鹤铭》是唐人书刻的学者，我所知有施蛰存、翁闿运、卞孝萱、陈耀东、陶喻之、王家葵等先生。我在拙著《经典碑帖释文译注》中列举了十一条理由，概括而言，是：

一，“瘗鹤铭并序”标题中有小字“并序”两字，这种形式，流行于隋以后，此前未见。

二，文有书撰者落款（当然在《瘗鹤铭》用的是化名），也是唐以后流行的习惯。

三，铭文文风清通晓畅，没有南朝的绮丽文风，更接近唐代风格。

四，《瘗鹤铭》用字多正体，基本没有异体字和通假字，因此时代不会太早。

五，铭词韵脚可考者属“九青”韵，完全符合唐人的用韵。

六，绛岩山名为唐天宝初所改。

七，丹杨郡、丹阳县均唐天宝元年（742）所置。

八，江阴郡、江阴县均南朝梁太平三年（558）年置，晚于天监十三年甲午（514），不应是出陶弘景之手。

九，此铭书风虽然开张宽博，但没有南北朝碑刻的方峻作风，却有颜真卿书法的韵致，所用之笔较软，行笔松活，多行书笔意，这些都逼近中唐书风。

十，南朝禁碑，墓志石刻尚且罕见，不太可能为鹤死作铭；而瘗鹤作铭之类雅举，符合唐人作风。

十一，焦山之地并不偏僻，常有文人来游，而此铭丝毫未见北宋前的记载，正好说明时代并不会太早。

「瘗鹤铭」原石落水处 江苏镇江焦山西麓

镇江定慧寺 瘗鹤铭亭

当然，以上所述论据，其中也不乏可以反驳讨论的空间，不能说是很充分的。但如此之多的因素组合在一起，应该不是巧合，而是必然，这就更加坚定了笔者认为此铭出于唐代的认识。

近年打捞的「瘗鹤铭」残字

2010年 镇江焦山水域 最后一次打捞「瘗鹤铭」残石

学术的立场决定了风格的走向，基于《瘗鹤铭》为“唐代说”的认识，我在临习《瘗鹤铭》的过程中就常大胆参用唐人颜真卿的笔意，尤其是传世拓本中残缺的字，更可以借鉴颜真卿书法而聊以补全。

我的临习体会是：

第一，基本点画在学习残存字的基础上，可以参考颜真卿的《自书告身》等碑帖，尤其是横、竖、勾、折等笔法可以从颜真卿书法中大胆借鉴，适当运用外拓笔法，但要有分寸。

第二，行笔过程中要有较丰富的提按调锋技巧，不能平直干净，那样反而会失去《瘗鹤铭》独特的韵味。

第三，《瘗鹤铭》结字开张，撇和捺要适当撑开，这可以参考黄庭坚的手法。

第四，《瘗鹤铭》并不一味以结体宽博为作风，其中有不少字十分内敛紧结，如“上”、“爰”、“留”、“表”等字，所以在学习中也要注意收放自然，该长则长，该扁则扁，注意字形的变化，如果写成颜真卿那样大小统一、肥壮厚重的格调，也有失偏颇。

第五，以楷书为基调，适当加入行书笔意，这是《瘗鹤铭》本身具备的典型作风。

黄庭坚评「瘗鹤铭」

以上是笔者对《瘗鹤铭》的一些认识和学习心得，一己之见，录之以与诸同好交流切磋。

俞丰「瘗鹤铭」集联 一

俞丰「瘗鹤铭」集联 二

俞丰「瘗鹤铭」集联 三

俞丰「瘗鹤铭」集联 四

俞丰「瘗鹤铭」集联 五

俞丰「瘗鹤铭」集联 六

俞丰「瘗鹤铭」集联 七

俞丰「瘗鹤铭」集联 八

俞丰「瘗鹤铭」集联 九

文 |俞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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