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定义一段时光，就如无法定义一种天气，我们的人生呢？我们周围的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呢？我们做过的事情呢？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交织的灰色有时很丰富，不轻易愤怒，一如不轻易感动，情感胡掌控也需要左右前后的调整，坦然、平和，关照自己的心，关照这世界的协调和温润。

“人生就像一次放风筝”实在是个庸常但贴切的比喻，不是吗？我们从长大成人的那一天起，就无限向往着外面的世界，总喜欢把理想设定在远方，带着憧憬，带着梦幻，我们盘旋向上、随风飘远……直到有一天，我们完全置身在一片陌生的天空里，回头已看不到故乡，或许只有通过那根永远无法摆脱的风筝线，我们的心思才会回到那牵扯自己一生的原点，才会在风雨飘摇的时候想念出发时最初的宁静和温暖。

我是陕西富平人，我的根永远扎在渭北旱塬的埝头上，像家乡的节节草，盘根错节，异常顽固。

尽管已经离家近二十年，在新疆的日子已经让我的胃习惯了奶茶和烤肉以及拌面，但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和无数夜晚的梦境里，故乡富平还是占据着很大的分量。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这个剧烈、尖锐、浮躁的社会里，疲惫的心时常会对具体的工作生活事务刻板麻木机械，怀旧的思绪温暖而妥帖，头脑中经常放电影一样回想起过往年少岁月度过的地方，那些家乡的一草一木，童年的游戏，那些各异的乡人，那些时代感很强的经历，一幕一幕，分外清晰……

县城记忆

其实，我对那个年代的富平县城印象是散乱而模糊的，毕竟不是经常去，现在想起来，也就是一些关键词的堆砌:新华书店，大浴池，火车，三秦大酒店，招待所，望湖楼，电话，报纸，电视…一个孩子的世界是有限而单纯的，他的关注点琐碎，新奇，记忆深刻。

一般情况，我都是在寒假暑假其间去县里的大舅家，去的时候总会带着寒假作业或者暑假作业。为了留下爱学习的好印象，我总是在大舅的房子里认真写作业，还特别喜欢研究每一章习题后面的选做题和智力题，显示自己的好学和聪明。假期作业总是有限的，经不起没有其他娱乐活动的我铆着劲做，一般十几天就提前完成作业了。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呢?我的老家原来的地址是“陕西省富平县底店乡康庄村蔡家社6号”，现在我们所在的乡撤掉了，和邻近的薛镇合并，县城也隶属于渭南市了，我们现在的地址因为好久好久没有写过信了，都知道该咋写了？时间异化了我和故土之间的纽带，我担心有一天我会迷失回到故乡的路吗？……除了看电视、瞎转，去舅舅的菜地摘豆角西红柿外，就很闲了。于是，大舅就会经常带我去县里的新华书店买书，依稀记得，书店在闹市区，好像是二层楼，《少年文艺》《呼家将》《优秀作文选》等就是那时经常购买的每次挑好书去门口缴费，完了还会在书上盖上“新华书店”和“现金付讫”的印戳。除了买书，也会蹲在书店内蹭书看，出门的时候还一定要买文具盒、卷笔刀、铅笔等，每次假期过完回家时总是收获颇丰，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能在小伙伴面前得意一阵子。

望湖楼大概在县城的北部，据说是老县城的所在地，比新县城地势高很多。望湖楼下是一片水泽地，有大片的莲藕，著名的富平特产“九眼藕”就产于这里，曾经是献给西京城里皇上的贡品，名气很大。我参加高考就是在望湖楼附近的一所学校里，这座古老的建筑没有保佑我出现奇迹，而是十几分之差名落孙山，败走西口，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大舅所在的砖瓦厂后面紧挨的就是火车道，我第一次看到火车的年龄远远领先村子里其他同龄的孩子，那时候觉得很骄傲。因为离的近，我经常去火车道边玩，听火车老远发出的厮鸣，站在铁路边感受火车从身边驶过时风吹起头发的刺激和地面震动的紧张，将硬币放在轨道上，让火车将它碾成薄片，写有关火车的作文。尽管我七八岁的时候就认识和看到了火车，甚至一度每年都会亲密接触火车，可是，直到十九岁当兵离开富平，才第一次坐上了西去的绿皮火车，启程年轻的漂泊，并硬着头皮一直向前…

在村里，那时没有浴室，洗澡很简陋，小时侯就是坐到大的洗衣盆里洗，后来大了，就烧上热水擦冲身体。县城有大浴池，大舅带我常去洗，一间大房子，一个大池子，十几个赤条条的人，打夷子，浸泡，搓垢甲，冲洗，现在想想肯定卫生不到那去，那时觉得无比舒服。

我人生第一次吃鱼经历大概也是在县城招待所(国营)，表哥那时在招待所学厨师，他结婚的酒席就办在那里，近水楼台先得月，婚姻自然比乡村的要高档，大鱼大肉都有。具体过程已经忘了，只记得在村里的时候只吃过腌制的干带鱼，可以想象，一定是怯懦的，怕刺，向会吃的人学习。

三秦大酒店应该是那时最排场的地方，只是少年的我对吃并不感兴趣，也没有几乎进去，有印象，不了解。

大舅是砖瓦厂的门卫，他的值班室有电话，有报纸，有电视。在那个小小的值班室，小小的我对那个黑色带拨号盘的电话机充满好奇，经常盼着它响，又不敢接，偷偷的学着大舅去拨，却不知道拨给谁。直到当兵后才学会打电话，并使用电话，不过，那时已经是程控直拨了。报纸很多，很杂，大部分不适合我的年龄阅读，可我还是看得不亦乐乎，好像能看懂一样，我今天的阅读习惯是不是就是那时候培养或者潜移默化的？无法考证。电视那时也是稀罕物，我能在值班室随心所欲的看电视，不知道村里的小伙伴羡慕的要死。

六年前回去的时候，县城已经大变样了，砖瓦厂倒闭多年后已经开发成房地产了，三秦大酒店早都没有了，街上的高档酒楼很多，我只在县城待了一个小时就匆匆回村子了，因为，我和此刻的县城更像陌路，没有情感的互通，闻不到熟悉的味道，很迷茫。

童年游戏

现在生活好了，闲暇之余的娱乐方式和休闲手段层出不穷，电脑、手机、棋牌、麻将，孩子们也有很多玩具，没人陪伴，他们照样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乐此不疲。而我的少年时期，老家的村子里电视都是稀罕物，更别说其他物件了。

小时侯农家的孩子也会一出生就佩戴“长命锁”，有铜的，有银的，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配饰，讲究带祖上传的东西。13岁“全灯‘【类似于农村的成人礼】时，男孩子的舅舅一定要给少年送自行车、手电筒、新衣服等，我用现在的眼光私下去想：这几样东西其实是有深刻含义的，车子代表要加速前行，电筒代表要走光明大道，新衣大概是要新年新气象吧?小时侯我们的玩具大多自己制作，因简就陋，踢毽子、丢沙包、跳绳、过家家自然必不可少，还会在地上画个格子了，摆几个石子玩“狼吃娃”，尽心尽力保护自己的“娃”。会用纸叠几个纸片，写上字玩“官、兵、捉、打、贼”，提高警惕防止自己成为可怜的“贼”。团体型的游戏有“扑城”“顶牛”“藏猫虎”“跳房”等，挑战体力和灵活性。用纸叠包子打，叠帽圈垫在旧军帽里“耀武扬威”。柳树皮能做吹出优美声音的哨子，铁丝、自行车辐条和链条、内胎能做可以打火柴头的火药枪，弹溜的玻璃珠子一定要选择好，麦秸秆编的蛐蛐笼子和草帽很漂亮……

如今什么都方便了，人们不需要自己动手就能轻易获得精美高档百倍的玩具，但儿时的那些简单快乐却再难拥有.

“套麻雀”“割老鼠尾巴”“套知了”“捉蝎子”“抓萤火虫”“撵兔”等是小时侯在村里很常见的行为，现在说来有些破坏自然环境，那时候却不以为然。

“套麻雀”一般是在冬天，和鲁迅文章《闰土》里描写的差不多，小雪过后，扫出一片空地，用短棒绑上细绳支起筛子，撒一点苞谷粒，拉着绳子另一头，就等着请君入瓮了。“割老鼠尾巴”的活我们干得不多，只是赶上除四害的尾声，象征性的每个人要交一定数量的老鼠尾巴上交。抓老鼠一般要动用老鼠夹子，抹上香油的馍馍做诱饵，有时候会将老鼠夹的稀巴烂，很残忍。“套知了”则是个技术活，需要一根长竹竿，一个塑料袋，袋子开口的地方用细绳子做个套子，或者直接用牛尾巴毛做个活套绑在竹竿上，那时候好像视力特好，小小的套子总能套在五六米高的树上的知了。晚上，在白天知了多的树下生一堆火，就可以引诱知了和蝉蜕，烧起来吃味道相当不错。萤火虫很多，用网子套上后拢在一起，用纱布包起来，在户外一闪一闪漂亮极了。

如果说前面几种游戏侧重玩，主要是淘气，那“捉蝎子”“撵兔”则有一个农村少年改善生活和增加家庭经济收入的成分。捉蝎子是在夏天夜间，拿上用扫帚杆子劈开做的简易夹子，带上手电筒，顺着村子外的埝头，从土壤裂缝里照，这活对胆量、工具和心思要求很高，立强哥是村里公认最能捉蝎子的，每天都可以买十几甚至几十块，在那个年代的乡下已经很让人惊讶了，他有一个能整夜不用充电的矿灯，奇亮，让人羡慕，他从来不和别人一起走，总是独自行动，敢在半夜到坟地去，后来他还学会了野生幼蝎的饲养，至今被人津津乐道。撵兔的人一定要有一只正宗的关中细狗，我们自然没有，一般只能跟着大人凑热闹，“看细狗，养鸽子”曾被看成我们当地游手好闲的象征，但还是有很多人乐此不疲，冬天雪后，带着细狗，十几个人浩浩荡荡，那些不幸出来觅食的野兔一旦被盯上，很难有机会逃生，每次出去都会有斩获，瘦肉多，好吃。

在那样一段物质贫乏的时期，我们的游戏简单简陋，或者有时候只能算着劳动的一部分，甚至还会无意中破坏环保，但是却本真，那种纯粹的满足至今想起来依然记忆深刻。

童谣乐趣

在我的家乡，哄孩子睡觉，哼唱“咪咪猫，上高窑，高窑高，金蹄蹄，银爪爪，上树树，逮雀雀（qiao qiao），谁家(音ya）娃先睡着，我××娃先睡着”，无聊对话童谣“你姓撒？我姓张，张撒？张飞，飞撒？飞机，机撒？鸡毛，毛撒？毛泽东，东撒？东方红，红撒？红旗升（中间记不清了，最后一句好像是“花不棱登爱北京”）。笑话小孩会说”羞，羞，把脸抠，抠下渠渠种豌豆，人家豌豆打一石，咱（ca）的豌豆打一马牙罐。”，对于一些粘人的跟屁虫，会说“谁跟我，摇尾巴，一脚踢到沟底下。沟底下，有狼哩，把娃吓得胡墙（藏）哩。”，面对屎壳郎，会说“屎巴牛点灯，点出先生。先生算卦，算出黑娃。黑娃敲锣，敲出她婆。她婆碾米，碾出她女。她女刮锅，刮出她哥。她哥上柜，上出他伯。他伯碾场，碾出黄狼。黄狼挖枣刺，挖出他嫂子。”，表达关系好的时候会说“咱俩好咱俩好 ，咱俩上街买手表，你掏钱我戴表 ，你没媳妇我给你找。”，吵架了会说“你骂我，我不骂，我到天上叫黑娃。。。”……还有一些，由于时间久远，记不太清了。

由于奶奶去世早，爷爷离家远，我小的时候最亲的人除了父母就是外婆，一放假或者有机会，就会去外婆家，不管是在以前的窑洞里，还是在以后的楼房里，我最喜欢的就是，到了晚上，躺在外婆跟前，听她给我讲那些讲过无数遍的有限几个故事，或者说这些童谣，有时候，还会“猜谜”，比如“一个日本人，带了一把刀，杀了一口人，流了四滴血”等。在哪娱乐极度贫乏的年代，这或许就是一个孩子最惬意的时候。

这些童谣当时并不理解意思，只是当顺口溜来念得，现在看来，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它们幽默风趣，简单易记，朗朗上口。甚至在有的童谣里，我们还学会了词语接龙，或者有浓郁的政治色彩，还有的可以有助于搞懂家庭的人物关系，值得玩味。但是童谣是要用富平土话来吟诵的，这样才能品出民间童谣的原汁原味。若用普通话来读，就会词不达意，拗口难懂，还有一些童谣里的字翻遍汉语词典也找不到最切切的表达，只能记个大概。

许多年过去了，外婆已经永远躺在她身后的大山里了，再也没有人会给我不厌其烦的讲这些童谣了，离家很远，这近二十年，没有了家乡的语言环境，加上社会的发展，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乡间童谣好像连同故乡一样，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只能在梦里温暖我的心。

补贴家用

就我个人而言，在富平老家生活的日子里，由于“懂事”加之“形势所迫”，我干过的体力活大概是活到现在最多的一段日子，虽然较很多人，甚至即或我邻居的同龄人相比少多了，不值一提，我之所以还不厌其烦的想起这些，是因为就我的个体生命体验而言，那些回忆对于如今蜷缩小城一隅而四体不勤的自己而言，多么深刻，多么珍贵，多么纯粹。

前面说过，地里的农活我基本都干过，什么翻地、锄地，什么割麦、碾场，种瓜点豆、拉粪担水等等，这些活更多的是出于本分，分担家务的成分多。

还有一些劳动，是为了“补贴”家用，其实这样说好像也不是很准确，那时的家庭状况又岂是少年的我干点活就能改变的？再说，大家那时都很困难，互相也不嫌弃，改变的动力其实是先天不足的。

绕了一圈，还是说干活的事。如果说农活是出于被动，那还有一些活则是完全主打，除去“补贴家用”的堂皇理由，还是因为它相对新鲜，更符合少年特征。

在农村，干活的终极目的无疑都会指向吃饭，说出来似乎很庸常，而那些更多“附加题”成份的打工等情节则多了点婉转。

逮蝎子簸箕虫的事前面说过，一天能弄几块钱，还有一件事就是“拾麦穗”。那时的土地好像也很贫瘠，家里的几亩薄田每年靠天吃饭打的几石【dan】粮食交完公粮几乎就捉襟见肘了。于是，老实的乡人为了颗粒归仓，除了把自家的麦田收拾的干干净净，还会提上笼去满地的拾麦穗。

拾麦穗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的事，作为家里面子和顶梁柱的父亲是万万不会去的。老家割麦子是在六月初，很热，拾麦穗是不能中午出去的，那时太热，麦穗很脆，容易捏碎。一般拾麦穗会选在午后，而且一定不会在自己村子的旱田上打转，那些收割过的田地比脸还光，一定要不怕远，到几里路外的“化石村”“小惠”“杜家”“石灰道”等有水浇田的地方去，最远去过十几里外的曹村，那里的地产量高，农民“财大气粗”，收起麦子也大手大脚，对于落在地里的零星麦子也不屑于再弯腰去捡，这才有我们的收获。特别是哪些图省事用收割机或者扇镰收割的田地，又没有用“麦耙”认真清理过的地，有时候漏网之鱼很多，一块地就可以捡拾很多。一般出去的时候都会提着一个大笼，再带几个袋子，将遗落在地里的麦子的麦穗用剪刀剪下收集，装满一笼就倒到麻袋或口袋里，有时候运气好，捡的麦穗装满了，还会找个平地直接简单人工脱粒以节省空间，或者找个地方寄存。

有的人一天可以捡拾几十斤的麦子，不是个小数目，我捡不了那么多，但也算比较不错的，除了给学校交勤工俭学的麦粒外，还有盈余。

其次就是挖药，这个要到北部山区去，主要有野生的柴胡、党参等。同学小峰从小在山里长大，个子不高却精干，十几岁就敢开机动三轮在山路上疯跑，他大也放心，我也竟然敢坐。于是，一个暑假，我们相约就开上三轮挖药去了。据小峰的邻居吐露，离他家约莫百十里的地方“柴胡多的很”，于是，我和小峰就出发了，那时觉得山路很崎岖难走，现在回忆，七八月的山区静谧、凉爽，路边有茂密的不明身份灌木和叫不上名字的野花，如果把小峰换成“小芳”应该是蛮诗情画意的。到了邻居说的地方，一根柴胡党参也没有，原来，山中方一日，世上已百年，消息时间延后出现偏差，这里的药已经被挖光了。就在我们失望的时候，一个善良的山民告诉我们，这里还盛产另一种药材，虽然没有柴胡党参值钱，最少可以不虚此行。后来我们用了三天的时间上山挖了满车和麻袋架起的海量那种药材，晚上就住在山民家，上山时带几个在他们家馏热的馒头，就着山里的野葱，辛苦也挺有意思。

麻烦出现在返程的路上，由于超载加之车辆老化，我们的三轮车开出一个乡镇大约十里多，突然爬窝了，开不动了，还是有经验的小峰一检查，说是轮轴断了。车子动不了，眼看天又黑了，小峰搭车去乡里买配件，我一个人守着三轮。几个小时过去了，夜已深，山风很冷，我也害怕，这时过来一个老头，大概是个流浪汉吧!好在头脑还清醒，可能也无聊，居然和我谝起来了，还主动到附近的地里“拿”回来一堆别人做篱笆的干枝条，我们生起火来，感觉好多了。没有电话，联系不上小峰，后来才知，他好不容易在乡上找了家修理铺，人家说没配件，也不想去修，软磨硬泡到半夜，才和修理铺的人带了辆拖拉机过来接应我们，等到把三轮拖到铺子天已经快亮了，只好先找个地方住下。天亮以后，修理铺的人还让等从别的地方托运配件，我们着急，后来多方打听，从一辆废弃车辆上卸下配件替代，总算把车开回家了。

再后来，拉回的“药材”收购站先让晒干，晒干后又说很不值钱，总共大概买了几十块钱，连修车都不够。只是在我家后院晒过药材的地方留下了好多种子，每年都会春风吹又生，看到它们，我就想起那青春而莽撞的日子，想起高中没有上完就辍学的小峰，你现在还好吗?

初三的暑假，我和妈去姐夫开的砖窑上打工，砖窑在临近的宜君县。由于有亲戚关系，我和妈都被安排在相对轻松的岗位上，我负责给做砖胚子的泥土里加碎煤粉“内燃”，具体来说就是用筛子将煤炭的碎粉分离出来，然后有手推车推到一个机器跟前，一锹一锹加进去，让它均匀的加进传输带上的土里，不算累，但是耗时间。砖窑所在山里有很多核桃树，工闲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采核桃，从绿皮的时候就开始摘，还专门制作了撬核桃皮的简易工具。一开始没经验，绿色的核桃皮汁液经常染的衣服和手上一塌糊涂，后来才知，可以把绿皮核桃先埋在土里，等皮腐烂了再吃。打工一个月，我和妈总共挣了200多块钱，够交学费了。其间，我还平生第一次学会了“偷果子”，第一次看到了拄着拐杖的郑智化在电视上打乒乓球唱《水手》，第一次走进热浪滚滚的砖窑码胚子卸砖，第一次纯粹意义上靠出卖体力挣钱…

此后，我还卖过菜，从离家约十多里的菜地批发上西红柿和辣子茄子，骑自行车走村穿巷兜售，还记得那艰难喊出的第一声叫卖，还记得那年我大概十六七…

对于一个文字情结严重的人来说，出生在农村，拥有田地、耕牛、萤火虫的童年，走过羊肠小道，并在路上崴过脚，有个轻度饥饿，体验过预想不得的感觉，能有一些酣畅淋漓的劳动经历，无疑是幸运的，它会让人生的体验更立体，更丰富，更多棱，更完整，更值得玩味。

村里的人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在教我认识“人口手，上中下，日月水火，山石田土”的基础上，口碑相传有关富平的历史名人故事，有口诀“文有杨爵，武有王翦，孝子梁悦，忠臣张忱,太师太保孙丕扬，魏征一梦斩龙王。”，那时候小，不知道太多，只想这些人很牛，现在知道些历史了，越发为能和这些历史尘烟里熠熠生辉的人物生在一片土地上倍感荣幸。当然，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和总书记习近平的履历则让富平更加广为人知，我的乡党们也为此骄傲不已。

当然，我要说的只是我们村的人。

据说我们的村庄最早只有几户人，自然姓蔡，大约在爷爷的爷爷那一辈流落到这里的，起先住在“城地下”，在村庄的南部，我小时候，那里好像还住着两户人家，有窑洞、水井、林木和一些生活设施，后来人都搬到庄子里去了，“城里"全平整成耕地了，十几年前还有残留的城墙，后来被挖掉垫牛圈羊圈和平地用了，挖城墙的时候，曾出土过一些马钱和马刀等，不知这建于何时的城墙有着怎样的经历，那些故事和历史都在人的‘力量’面前烟消云散，我之后的乡人大约只知道这是一片平静的农田，一切喧嚣和辉煌都未留下丝毫痕迹。

我 一直怀疑，人长到一定年龄就在相貌上不会有大的变化了，和母亲一般年龄的“变娥”“美娃”“二妈”在我离家十年后再见时好像还那样，更不要说年龄大些的“五婆”“来军大”“剩娃”“二伯”“卫婆”等，好像记事起他们就那样，二十年后还那样，岁月在他们身上某些时候未曾带来更多变化，吃的还是和二十年前几乎一样的饭，穿戴也近乎与二十年前无异，田还是那“三十年不变”的田，院子里的地甚至能清晰晓得哪里有坑，那里有包，只是儿子已经可以在他面前肆无忌惮的抽烟，和他的话越来越少，有时候更亲的还是孙子，感觉像儿子小时候一样。伟大祖国的沧桑巨变，并未给这个贫瘠平静的渭北小村带来多少实际的变化，山还是那座山，很多人和我一样，很多年后回到村子，恍惚中会觉得自己似乎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了，或者时光穿越，回到从前。

我的生日月份是比较大的，在村里我喜欢喝比我大些的娃娃玩，他们有“黄团长”“娃连长”“铁主任”，时代特色鲜明，甚至还有一个叫”尿棍“的，不知道可怜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不雅的一个外号。据说我小时候的外号叫”哭“，很好理解，比较脆弱吧，稍大一些后曾经被人叫过一段时间的”老板“，别误会，不是大老板的老板，是说因为瘦，嘴巴比较扁吧，好像。

快二十年了，就回过三两趟家，很多小时玩伴都已失去联系，听说“黄团长”在新疆闯荡几年后老家后子嗣兴旺，继承衣钵，现在在当地是有名的“鬼子手”（（老家把吹唢呐叫”吹鬼子“，大约是因为一般他们经常出现在丧事现场吧），有钱了，红白喜事的热闹就靠他们了，日子过得很滋润。“娃连长”和“铁主任”都在西安，有不大不小的买卖，听说也过得不错。”尿棍“现状不明。和我一般大的姑娘全部嫁到了邻村甚至外地，小伙子大多在南方或者西安，最不济也在富平县城，留在村里的屈指可数。

那时候除了喜欢和比我年龄大的孩子玩，我还喜欢听“大人”讲故事，他们现在都老了，听说有些已经去世了。

“墙根哥”其实和父亲年龄差不多，只是辈分小，他喜欢看新闻联播，知道很多北京的和国外的大事，听上去很神奇，现在听说已经因病去世了，我离开家乡的日子，他是在承包田的苹果园的看护小房子里过的。“弯弯叔”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就没有年轻过，我在村里的近二十年，他似乎一直都是那个样子的，仿佛时间在他身上是停滞的，他不是蔡家的本家，但是性格豪放，喜欢说笑话，和我们这些小孩有时候也没大没小，比较喜欢凑在他的小房子里闻着旱烟味听扯。现在应该有七八十岁了吧，不知道是否还安在？“狼眉眼”是村长，平时比较威严，还兼职做着“杀猪”的行当，我们大多都害怕他，但是他五个儿子中有一个在咸阳电视机显像管厂工作，在村里是较早买上电视的人，那时候，我们虽然怕他，还是经常会怯怯地溜到他房子看电视，《警犬卡尔》《女奴》等电视剧好像就是在他家里看的。“挠斯”大概比我大不到十岁吧，当过兵，退伍后回来每天还要绕村子长跑，抽带锡纸的钟楼烟，哼唱“一剪梅”等流行歌曲，甚至有时候还讲带着陕西味道的普通话，不大和村人来往，有时候会和我们这些小屁孩说些部队见闻。

多年以后，穿行在异乡的天空下，每天和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交往，朋友似乎越来越多，却愈发孤单，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老家的乡人和玩伴会让我觉得亲切和温暖。

农活时光

很多年了，我一直怀念在老家下地干活的日子，这不是矫情，是一种真实的思恋，现在想想，在田地里挥锄弄掀，出一身臭汗，闻着泥土的气味，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比写出一篇锦绣文章更能让人心情放纵的舒畅。

家里的地只有五六亩，按道理是要不了多少劳动力的。只是在那个年代，机械化水平不高，加上渭北旱塬大多是高低不平的零碎地块，五六亩地分布在七八个地方，机械无法施展，从犁地到收割，全靠人力。

很小的时候，我就参与了下地干活，我是说“参与”。那时候，地犁完之后，里面的土疙瘩要磨平，就靠人拉“磨”（一种将地磨平的农具，条形，用藤条编成），父母用肩膀拉，我的任务就是“压磨”，也就是坐在“磨”上，利用自身重量踏平土疙瘩，那时候觉得这个很好玩，一开始体重轻，需要和一个装着土的化肥袋子凑在一起才够重，后来一个人就可以了，还学会了在地头起身“敲磨”。再后来，有了耕牛，改为牛拉磨，我也学会了“踩磨”，并能熟练的通过缰绳操控牛的速度和方向。相对来说，磨地算是轻松活，犁地就比较费劲了。最早的时候，家里犁地也全靠人力，一般由父亲掌犁，我和母亲以及经常帮忙的小舅在前面拉犁，我负责抬杠子走在前面（相对轻松），小舅在我后面推，母亲在边上拉，家里所有的地就靠着这样肩抬人拉耕犁，一道道犁痕我至今记忆犹新。同样需要人拉的还有播种时候的“摇耧”“拉碌毒”，耧是种麦时用的，碌毒是碾麦时用的。

写这些关中平原的农活时，我碰到很多字不会写，因为乡音，因为生僻，曾经以为自己的普通话基本可以应付生活中的常见表达了，只有沉浸在回忆里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多么的无知，很多熟悉的事物和镜像，我只能在心里用乡音表达，写在纸上就变了味道，也许有人能看懂，也许很多人形同天书。

写到“摇耧”时，我其实是不会写“耧”字的，于是百度了一下，度娘果然不负所望，给了我惊喜，我这才知道：耧使用的历史，竟然能上溯到汉代。据东汉《政论》记载，耧是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发明的。富平农村使用的一般是两腿耧，耧前面有两个像椽子一样但比较细一些的木杆，叫作耧干，供控制拉耧的人或者牲畜用。后边的两个耧腿中间是空的，耧腿的底端呈楔形，楔形的前面套着个铁铧。耧腿之间距离约为十厘米，三个耧腿的上端被一根横木连在一起，横木约长五六十厘米，两端刚好供人掌握。耧腿和耧杆相交约成120度的夹角，这里安置一个上大下小的木斗，就叫耧斗。耧斗敞口弧形，最下方有小洞与三个耧腿相通，这个小洞上有个小小的插板，可以控制种子的流量，如果播种黄豆等大粒种子时将插板提起，播种谷子等小粒种子时将插板按下。特别有意思的是漏斗边上还栓了一个小铃铛，如核桃大小。每当播种时，铃铛就敲打耧斗，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铃铛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牵动细绳摆动，使种子均匀地向下流泻。在老家，摇耧是个技术活，也是一个农村男人长面子的差事，好的摇耧手很受人尊重，到了播种的季节基本每天都能吃上油饼土鸡。

“拉磨”最轻松，还有些游戏的成分，“拉耧”也不算重活，有时候需要技巧，“拉犁”和“拉碌毒”则是最苦的，不仅仅重，费力气，而且经常要在太阳最热的时候出场，又晒又苦，没齿难忘。

“拉磨”“拉耧”“拉犁”“拉碌毒”主要靠拉，考验的是肩膀，干完一天活，一般都会留下几道深深的勒痕，不懂技巧的甚至肩膀会肿好几天。

当然，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干的“轻松活”相对较多。比如“送饭”，到了农忙季节，父亲肯定是要下地的，母亲除了下地干活，还要承担做饭的责任，我就负责从家里往地里送饭。那时候好像也没有啥好吃的，一般就是炒个菜，拿两个大蒸馍，一个瓷罐里装上小米稀饭，有时候会炒个鸡蛋，再带上一罐油泼辣子就完了。每次送饭到地头，累的满头大汗的父亲就会找个阴凉的地方坐下来，看着这些吃食满意的大口吃起来，相比那个时刻很幸福。有时候，高兴了，父亲会给我几块钱，让我去村头的小卖部拿两瓶“汉斯啤酒”或者回家罐一大瓶橘子粉兑出来的水，我就是那时候学会喝啤酒的。

那时候我能干的农活还有用铁锨翻地，在晒场“看场”，点种玉米和毛豆，摘花椒，割麦子。用镰刀割麦子看上去不太苦，其实也很难受。火辣辣的太阳照着，一会就一身臭汗，不知道行情的我们不听老人劝，怕热就穿短袖，汗渍加上麦芒扫在胳膊上划出的血痕，很疼，后来不管是多热，割麦子一定要穿长袖的衣服。

村里对一个年轻人的最高评价是“能扛起麻袋”，认为这样的小伙子才是顶梁柱。而我直到19岁离家，也只能扛起蛇皮袋子，这个让我在村里人面前一直是“弱”的样子。

我前面说的这些都是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就是小说《平凡的世界》描述的那个年代，身体好，体力棒是那时候“出人头地”的必要条件，不像现在，人们更强调“动脑子”，那是一段单纯的时光。

现在，老家的人早已经告别了那种生活，那些耧，磨，耙子，犁，磨，大多只有悬挂在修建的很漂亮的二层小楼的墙上，使用的机会已经很少了，我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还能否认识这些物件，知道喝这些物件紧密相连的父辈们在这片土地上曾经的生活……多年的城市生活已经让我手不缚鸡，长期不干体力活的结果就是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大脑负担日益沉重，很多时候，我会在钢筋水泥的楼房里回忆和幻想，想起家乡那清澈的天空，幻想自己有一间茅草屋，有一亩地，“农妇山泉 有点田”的田园图景，尽管我知道，这更像做梦。

     上学时光

在责任田边的地上及工分手册和窗户板上象征性完成了学前教育，掌握不少拼音和汉字后，1984年，我拖着两行鼻涕，背着妈用各色布头缝合的书包直接走进了“小学”。

     说是小学，其实就是在隔壁一个叫硷畔的村子的生产队保管室里，几张破旧的桌子板凳，一群脸蛋皴红的乡下孩子聚在一起。给我们代课的老师好像叫“代代”【音】，肤色黑，但是收拾的比较整洁，把我们管的也很严。印象中，她一个人是班主任兼语文数学音乐美术等全部课程的老师，其实，也就语文数学还算正经按课本上课，其他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自然和劳动及美术等根本就没学过。语文主要就是认字，朗读、听写，写错的字抄几十遍，数学就是学加减乘除，当时，为了促进学习，大【父亲】还用绑扫帚的竹条子制作简易的计算器，一根竹条握成弓状，“弓弦”绑根绳子，绳子上穿着截成小节的竹条，就可以形象地辅助十以内加减法了。“代代”老师很认真，也很用心，她要求我们放学时要排队走，还有选出“路长”，管理队伍纪律，领唱她唯一教过我们的三首歌——《妈妈的吻》《牧羊少年》《婉君》，“妈妈的吻，甜蜜的吻”“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她的名字耐人追寻”的歌声经常惹得村里的大人们哈哈大笑。大概在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终于搬进了新盖的“康庄小学”一直到小学毕业，因为学校离井通村较近，我们经常叫它“井通学校”。在井通学校，教过我的老师有个叫王强的，比较严厉，现在想想，那时他不过就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他组织我们几个孩子照过一张小学其间唯一的集体照，无意中留下了异常珍贵的个人影像资料。其他能记得的俩个小学老师都是我们村的，其中一个叫邓亚玲【音】的女老师是我应该感谢的，她是从小学三年级就当众表扬我作文写得好的老师，激发了我的虚荣心，无意中也让我对文字产生浓厚兴趣。

     那时候条件真的简陋，小学总共也就七八间教室，有一间好像直到我中学毕业还没完全完工。学校离家大概两里路，中午回不去的时候，就在教室里午休，同桌两人分别在长条凳和长条桌上躺着睡觉，因为舒适度差异，需要隔日调换。那时的家长对于老师体罚学生是完全赞成的，老师的管理也就很粗暴，记得一个老师爱用铜烟锅子抽旱烟，上课时也吞云吐雾，好像也没人觉得不妥，看到有调皮捣蛋的，他会迅速磕掉烟锅里的烟灰，然后也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热辣辣的敲在倒霉鬼的脑门上，不出意外，一定会有一个大包起来，可谁也不敢吭声。

    整个小学，我以乖和学习好而在村里获得不少的赞誉，多年担任语文科代表，几次都差点混到班长的位子，有几个只喜欢爬树捉鸟，瞎转惹事的邻居孩子恨的牙痒痒。

    继小学在两个地方上完后，我的初中也是在两个地方上的。

     与虽然简陋但是是新建的井通学校相比，老康庄初中就显得更加衰败，这个父亲曾经就读的学校看上去历经沧桑的样子，好像校门就是两块象征性的木板，总共大约有十几间教室，教室的年龄应该远远超过我，有的窗户根本没有玻璃，用塑料遮挡或者直接用砖头堵上了，室内光线可想而知。唯一的一栋二层教学土楼上还留有“文革”时期的标语，岌岌可危。老师们的宿舍和办公室兼厨房三合一，有时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谈心”，思想深刻的畅想命运并反思的时候，经常会被隔壁老师一句“有盐吗？”，或者一阵油泼辣子的味道所打断。老师们其他季节还好混，冬天就要麻烦多了，没有充足的煤炭取暖，就要组织学生去十几里外的山上砍柴，现在觉得累且危险，那时却很兴奋。青春迸发的年纪，精力旺盛的像是要溢出来，生活又单调的要死，不整点事憋的慌。老家的山是不太险峻的石头山，植被一般，各种灌木和不明身份的杂树从石头之间的缝隙里倒是长得勃勃生机。后来，遍地开花的“小水泥”刺激了村民去山里炸石头，很多山体千疮百孔，再加上一些人在山腰随意开垦“土地”，导致山上的植物更少了，看上去很荒凉。再后来，政府意识到了危害，关停了水泥厂，在山上退耕还林，种上耐旱的花椒树，好多了。

     继续说砍柴的事，我们一般是以班级为单位，男生为主，也要少许胆大，体力好，贪玩的女生，由班主任带队，自带干粮(开水，馒头，咸菜疙瘩，煮鸡蛋】和绳子与斧头上山，一路大声唱，开心的笑，像是春游，少年不识愁滋味，哪怕砍柴和上山。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些灌木里粗壮的枝条或者老树的树枝和小树的树干，大约半天时间走路，半天时间砍柴，后来柴火不好找了，甚至还要在山脚下找亲戚或者认识的人家过夜。从山上砍的柴打成捆，每个人背上返回学校，在学校交公前要分别称重，对超额完成任务的同学会奖给钢笔本子等，而这些堆积起来的柴火就是老师们冬天取暖的燃料。

     在初中，由于有一位比较专业的美术老师，作为副课的美术居然很受人重视，我也接受了人生唯一的几堂美术课，学着画缸子、粉笔盒等，了解一些光影的基础知识，甚至还带我们去户外“写生”，为一棵粗大的苦栾树画像，一帮几乎美术知识空白的农村孩子要画出一棵树是多么困难啊?鬼使神差，我的画居然得了98分，估计鼓励的成分很多。二十多年了，那个喜欢梳大背头，穿黑灰风衣的文艺范十足的老师，你还好吗?如果在西安北京，或许你真的会成为一个声名显赫的艺术家，呆在那个小乡村，就只能是孩子王，你的外甥，那个学习很好的，家在达坡的“小航”做什么呢?我还在他家里住过一晚上。

初三的时候，为更好的学习，父母将我转学至离家更远的流曲中学，因为有个本家的哥哥叫生龙的在哪里任教，并且是知名的教学能手。

事与愿违，由于离家远要住校，我就像个脱缰的野马，虽然学习成绩还说得过去，但是心思野了，和“街道上”那些孩子交往多了起来，有时会撒谎，甚至有时会逃学，开始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

初中日子很快过去，从社会意义上说，那是我“启蒙”的日子。26高中

    我在美原中学上了三年三个月，其中三个月是复读，也就是“高四”，后来就当兵离开了校园。

     高中的时候大概就是十六七岁，正是人生的花季雨季，喜欢林志颖、孟庭苇的歌的年龄，《戏梦》《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哭沙》，“喜欢你从背后，抱着我的感觉”，梦幻的生活就真的像一场梦，一晃而过，此刻回忆，很多细节都显得朦胧和不真实。

     美原中学在美原镇，离我们底店乡隔着薛镇，大概有十几二十里路吧，天晴的时候，可以走乡间小路抄近道，雨天则只有绕道，更远。为了上学，先是和别人合骑自行车，一个驼一个，后来买了个二手自行车，记得由于路不好，雨天骑自行车时，后轮瓦圈里经常会塞进泥巴，要折一截树枝别在把手上，不时停下清理泥巴。那时一般一个星期回家一趟了，周五下课后回，周天下午返校。主要任务就是“背馍”和帮家里干活，拿点生活费。学校有食堂，一般开学时就会有少数条件好些的学生家长拉来小麦或面粉，换取餐票，菜票则要单另买。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每周回家“背馍”，背的馍馍有热的软的，也要备些晒干的“馍页”，因为新鲜的馍馍不能放的时间太长，会长白毛。每周大约带二十个馍馍，同时会带些辣子、咸菜、炒肉丁、炒面【粉状，可干吃或冲服】等，周日晚上就是“汇餐”的时间，大家把从家里带的好吃的聚到一块分享，很快乐。

     一开始住的集体宿舍，那是真正的集体宿舍，十几个人，一排木板架起的大通铺，限时供电，用水和上厕所都要到外面很远的地方。那时，香港的黑道电影和金庸小说正如火如荼，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学校里很乱，不好好学习的娃娃拉帮结派，真有“斧头帮”“镰刀帮”，那些穿大裆裤、塑料白底板鞋，背黄军挎、留长头发、叼着窄板金丝猴香烟的大多是令学校头疼的问题少年，他们打架兹事，经常骚扰住宿舍的学生。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躲这些人，就在学校附近合租房子住，我也搬了出去。

     美原中学在街道上，附近居民很多，也有许多专门出租房子给学生住的，算是“学区房”吧!我起先和几个同学找了一个相熟的人家租住，房东家经营着一个电锯和卖煤炭的生意，看我们经济拮据，好心的房东每当来了煤车或者装卸板条，就会喊上我们，几个小伙子，一大卡车的煤也就几个小时卸完，浑身煤灰，却很高兴，因为每人可以拿到十几二十块钱，这可以是一两个星期的生活费，还能吃一顿房东请客的“餐厅饭”。装木板相对要麻烦，因为要装整齐，我们几个学生娃自然不得要领，经常会忙到天亮，就只有在上课时打瞌睡了。

美原街道的好吃的很多，油茶、醪糟、炒粉皮、肉夹馍、油泼面，通宵干活挣点钱后，我们通常会到街上“大吃一顿”，其实每样饭超不了两块钱，菜夹馍七毛钱，肉夹馍一块五，那时就觉得很豪迈了!和摆吃食摊的老板混熟了，还可以佘账吃，记得有一次，我的账本欠账居然超过一百元，很是惊恐了一阵子。

     那时的校长好像叫张立侠，一个严肃的人，办公室在学校大门东侧一排平房里。我对不起物理和化学老师，他们在高二之前教给我的理科知识本来就“印象不深”，到现在已经全部还给老师了。教历史的老师很牛，从来不带课本和教案，望讲台一站：请把书打到XX页，看XX行，一字不差，他已经对教科书倒背如流了，从心底佩服。教政治的王宝仙老师是唯一使用普通话教学的老师，我们觉得很新鲜，第一堂课，她用普通话背颂《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 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整个课堂一片寂静，原来我们认为枯燥的文章也可以读的那么有味道，课后我还专门背过一段时间的<共产党宣言》。后来王老师做过我的班主任，前两年，通过校友居然在QQ上联系到了她，已经调到迤山中学，那是离县城很近的重点中学，条件也好，王老师应该比以前更出色了吧!祝福她。

     其实，从小学开始，所有老师几乎都会表扬我的作文写得好，1987年，四年级的我《写给老山前线的解放军叔叔的一封信》就获得好评，据说真寄给老山前线了，只是眼巴巴的也没收到回信，不过后来被推荐参加聆听了在乡里举行的英模报告会。初中和高中，我的作文也是经常被老师拿在各个班级作为范文朗读，记得我写的一篇《烧水的老王》被多方传阅后连老王都知道了，以后我去灶上打开水就拥有了特殊的优先权。我写的作文被老师认为好，一则是因为自己从小被父亲培养的阅读习惯，再者可能就是大量优秀作文选的功劳，还有可能就是其他同学写的更差，矮子里拔将军吧!老师们对我写作的认可利弊参半，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并激发自己写作热情，同时也导致了我严重偏科，即使是后来分到文科，也只是对语文特别感兴趣，甚至和同桌“猴子”一起能将语文课本后面附录里要求课外阅读的古诗词全部能背过，而对同是文科的史地外则没有上心。

     高考自然不止考语文，我理所当然的名落孙山。

     三年高中，除了学习进步不大，我其他方面“进步”都挺快，学会了抽‘钟楼’烟，学会了喝‘双沟’酒，学会了用袋装海飞丝洗头膏将三七分的长头发洗的很飘逸的样子，有事没事要甩一下的那种，当然也学会了给女同学抄写汪国真的情诗…年轻的时候回顾起来总是让人恍然如梦，可是又真实的无法更改，那过去了的岁月带走了许多，远去了热血澎湃的理想、单纯简单的头脑，远去了青葱的日子，那时我们多么看重的东西后来很多已经淡的像漂在空中的云，飘渺而轻浮，古龙金庸已经多年不看了，就像从来没看过，青春的日子不忍回眸，就像从来不曾年轻的心。

 母亲的饭

很庆幸，作为一个流落异乡的人，母亲现在能陪在我身边。

有母亲在身边，我就能经常的吃到她做的饭，那是我的肠胃熟悉的味道，也是我心里的美味佳肴。尽管现在，可能是年龄大了，或者环境变了，母亲好像没有年轻时那样高涨的做饭热情，但只要我提出要求，她总会乐颠颠的去操持，“菜卷卷”“酸汤面”“萝卜饺子”“油泼扯面”“大菜包子”等等，隔三差五，我一定要去吃顿母亲做的饭，每次吃完都觉得很舒服。

有时候看到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那擀面的手，那包饺子的手，我就想起在老家时候，那些是吃有关的点点滴滴。

小时候，我体质不好，属于比较“弱”的娃，加上大（父亲）和妈（母亲）希望我好好读书，所以，我去地里干活的机会并不多，但在家里帮妈做家务倒是不少。

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学会了拉风箱。那时候，农村没有电，还点着煤油灯，自然也就没有鼓风机，家家都有一个大风箱。一般来说，拉风箱都是碎娃的事情，因为这不需要费多大力气，也不需要多大技巧。现在在一些电影里还可以看到，有些铁匠铺子会有那种风箱，小时候的我，几乎每天都要拉风箱，拉推拉杆，呱哒呱哒，炉膛里的火苗就一蹿一蹿。一开始是两只手才能拉动，后来就可以右手拉横杆，左手操炭锨，用水将炭灰搅和均匀填进炉膛，甚至有时候，还能边拉风箱，边用“铁勺”炒调面的葱花，和蘸饺子的醋水。老家用的都是那种直径在半米左右的大铁锅，烧半锅水大概要半个多小时，做个饭也就个把小时，倒不算什么。最兴奋和头疼的是“蒸年馍”，每次要架四五笼屉，要蒸四五次，拉风箱很重要，很漫长，也很累，但由于一般过年一定会蒸白面馍馍，所以在机械反复拉风箱的同时，畅想着白面热馍馍夹油泼辣子的美，也就痛并快乐着了。因为这些馍馍是要在年节待客的，质量和品相代表着一个家庭和家庭主妇的水平与面子，所以一般这个时候，大人是不放心完全交给我们这些碎娃的，会主动过来拉风箱，使得火力大一些。

年馍要蒸“贡”，也就是个特别大的馒头，表面要用面条做出一些图案，正中间顶一个大红枣，看上去像是一顶瓜皮帽子，这个“贡”馍蒸出来时要先给祖先上的，等过几天才能撤下来，也只能家里的男性子嗣食用。年馍还有一部分是要作为过年期间去亲戚（主要是外婆）家时，给那些舅和婆带的礼物，这些馍馍一定要是头茬白面，有特意制作的花纹，品相精美，形体饱满丰盈。那时候，每年过年，我和妈与大，都会在初三左右背着几袋子年馍去外婆家，然后一般由我拿着袋子挨家挨户（老家几乎都按宗祠居住，一个村子几乎都是亲戚）“散馍”，外爷由十个兄弟，我也就有十个外婆，她们基本居住在一排，我背着口袋，每家两个馍馍，有时候会有一袋白糖或者一包子“家买条（音）”等搭配。散馍的时候，外婆们一般会问我的“考试咋样？”然后会面带笑容的夸我“懂事，学习好”，但只有老伴拿退休工资的十外婆每年坚持给“压岁钱”，一开始是一块两块，最高涨到十块，对我来说，这就是天文数字了，也聊以慰藉我爬上跑下散馍的辛苦。散馍之后有时候会有“回馍”，说简单点，就是逢年过节没有别的拿得出手的，只有蒸几个白面馍馍送给亲戚，亲戚会回敬同样的馍馍，这样，大家都吃到了白馍馍，感情的程序也走了，我那遥远记忆里的乡人，贫穷，简朴，但是对乡间人情世故很重视。

做饭之前当然要用水，老家是旱塬，很缺水，一般吃水都靠水窖存水，一开始水的来源主要是雨水收集沉淀，后来有先富起来的人掏钱打井卖水，一汽油桶子的水五毛一块。从自家水窖里取水时我十多岁以后才能干的事情，水窖一般有十几米深，架设有辘辘，辘辘起先是木头做的，绳子是麻绳，摇柄油亮，一只铁桶被铁钩固定住，打水的人用一只手压住辘辘，利用桶自身的重量将其放至井底，放的时候，辘辘飞转，煞是好看，提水桶上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省事了，要费力的转辘辘，还要提防不小心被摇柄误伤。水提上来倒到备用水桶里，够两桶时用“水担”挑着颤悠悠倒到水缸里，我家有一口巨大的水缸，每次要挑七八担水才能装满。后来辘辘换成钢铁的了，绳子也换成钢索了，再后来，据说水窖和辘辘都闲置了，每家每户都开始打井，用潜水泵，一为吃水，而为浇地，我走的时候，家里的水井刚打上时间不久，只需要二三十米就可见水，五年后再回去，那一批水井全够报废了，据说只有打井到一百多米才有水，而一口水井的成本在几万块，人们又一次回到了水窖蓄水的时代，不知道现在，他们用上自来水了吗，我有六七年没有回家了。

老家主要的额粮食作物是小麦，妈做饭自然主要原料都是面粉，然后就是利用一些有限的蔬菜和植物。

面食主要是擀面条，擀面的面杖那时候比我还高，案板也是两米多长的那种，每次做面，妈就要用脸盆和好面，在案板上摊开，用一米多长的擀面杖一遍又一遍擀，奇迹般的，一堆蓬松、臃肿的面粉很快就服服帖帖的成了薄薄的面皮，再用三四十公分长的铁面到切成细面条。平时大多吃汤面，一锅面条，里面丢点萝卜樱子、菠菜等。相对而言，我和大最喜欢的还是“干调面”，也就是捞面，捞面出来拌上一点葱花，再调上许多油泼辣子，有时候，面碗都是红通通一片，吃起来过瘾，不过吃后屁股眼子会疼好多天。还有一种“黑面”（第N茬面粉，估计和麸皮差不多），因为缺少韧性，难以擀成细面条，只有做成一节一节的“削削”，黑、粗、短，但是吃起来顶饿，也喜欢吃。吃面的时候没有菜，只有大蒜和辣子、葱花，完了一定要喝一碗面汤，将粘在碗边的菜和油冲洗的干干净净。

吃面的时候，只有来客人才会坐在低桌上，一般都是蹲在有太阳的墙根或者碌碡上、板凳上，我喜欢在后院的洋槐树下吃面，看着在自己周围打转的鸡和在圈里哼哼的猪，油然而生一种作为人的“优越感”……

其实，还应该交代一下磨面的事。

那时候，没有现成的面粉去买，即使后来有了，家里人也舍不得去买，而都是自己拉上小麦去磨面。一般来说，磨面的时候是不能排在第一家的，因为这时候磨面机子还空着呢，一些旮旯拐角里会沾去很多面粉，除非不得已，聪明的人都会选在中间去磨面。磨面的时候，开磨面坊的人只负责开机器，磨面人则要自己筛选清洗麦子，自己来回舔装,头茬出来的自然是白面，留很少，大多人家都要把小麦磨上三五遍，后面的几茬面自然就是黑面了，只留很少的麸皮，真是物尽其用啊。磨面完后，细心的人家还会要求面坊的主人把机器卸开，将粘在里面的面粉全部扫出来，而主人一般也不会拒绝，毕竟都是穷苦人出来的，大家还是互相理解多一些。

面粉除了被做成馒头和面条外，还会根据季节和方便性，被妈作出其他花样。洋槐花和榆钱出来的时候，我们最希望吃的就是“麦饭”，也就是将洋槐花和榆钱摘下洗净，拌上面粉，佐以盐巴，在蒸笼上蒸熟，吃的时候加点“辣子水水”和葱花，很美味。地里有一种野菜，我现在记不起名字了，有时候，妈会挖来这种野菜或者是从后院摘一把菠菜，剁成碎末，挤出汁液，掺进面粉里，作出绿色的面条，对我们也是个惊喜。当然，用面粉包饺子是最常见的了，凡有大事，必有饺子，妈包饺子的速度令人称奇，她能在极端的时间内完成和面、剁馅、包饺子等一系列在我看来无比麻烦的程序，饺子的外形自然都一样，里面的馅子可就是显示女主人水平和智慧了，妈成了常见的大肉白菜，大肉芹菜外，还经常做萝卜素饺，野菜饺子，各种蔬菜也几乎都进行过尝试。妈包饺子不是擀皮子，而是先将面团干成一张大面饼，再用手电筒的后盖扣出一个一个大小一样的饺子皮，她包饺子的速度极快，我将擀好的面扣皮子都供不上她，她包饺子要求个小，馅子丰厚。多以，多见以后，我在餐厅吃饺子的时候，看到巨大的皮包着极少的馅子时，都会深深的相信，老妈虽然善于包饺子，但是她要是开饺子馆，一定赔死了。

在当兵之前，我几乎没有吃过大米，除了每次红白喜事时候宴席上的“甜饭”（类似于现在的八宝饭），但是对于各种面则了如指掌。除了麦面，家里常吃的还有玉米面，荞麦面等，玉米面主要是做搅团和漏鱼，在我看来，搅团其实和浆糊差不多，就是在一口锅里烧上开水，然后将面糊糊放在锅里使劲搅，使其成为稠糊状，吃的时候直接捞到碗里，拌上“辣子水水”和葱花即可，挺简单的，也有将搅团捞出摊在案板上，抹平成面饼状，待冷却后切成条拌起来吃，我对搅团的兴趣不大，却喜欢吃做搅团时贴在锅上的那层“锅巴”，焦黄，嘎嘣脆，回味无穷。漏鱼则是搅团的后续产品，就是将那个浆糊状的搅团放到漏鱼箩里，用勺子按压，从网眼里挤压出的搅团落在凉水里，一个一个，就像小鱼一样，凉拌吃味道不错，我能喋好几碗。荞麦则主要是压饸饹面用，虽然黑，但是韧，加上做出来后拌上辣子，香油，醋，芥末，平常又很少吃，就觉得美味无比。

由于每次蒸馍都会蒸很多，有时候放的时间长了，会有轻微变质，妈自然舍不得扔掉，她会将馍馍晒干成干馍馍，或者切成馍馍片用油烤一下，成为“馍页”，泡碎蒸成“麦饭”，味道倒也不错。“大粒玉米渣子”“油粉”“麦仁”“苜蓿卷卷”……母亲的“拿手菜”在刚来新疆的一阵子差点失去用武之地，因为十多年的新疆生活，特别是部队生活，已经让我年轻旺盛的食欲改变了习惯，对米饭，拉条子，炒菜更多兴趣，喜欢吃鸡，吃鱼，吃在饭馆菜单上看到的那些新品菜肴，而对于这些，母亲是不擅长的，甚至是陌生的，几十年积累的乡村生活经验到了城里几乎全部失效，爱串门的她不喜欢串门了，一向自信好强的她好像突然之间要从头开始了，陌生和隔膜让母亲变得沉默……我由于刚开始工作，更多的时候在外面奔忙，很少回家吃饭了，或许是因为压力大，和母亲的交流也越来越少，慢慢的，母亲好像也不喜欢做饭了，我经常看见她一个人胡乱对付的吃饭。

    直到年龄增长，生活慢慢四平八稳起来，我好想也不太忙了，心情也淡然了很多，当每次人模狗样的在饭堂酒肆里推杯换盏完，我空空如也的腹内，还是盼望着回家，能吃母亲做的一碗酸汤面，或者一碗玉米渣子就着咸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