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秋:钱基博国文教学、作文教学的探索实践 ——周立超编《七尺场文存—

刘桂秋:钱基博国文教学、作文教学的探索实践 ——周立超编《七尺场文存——钱基博国文范作及评改》序

钱锺书研究日韩男星 2021-09-29 11:20:53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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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超先生整理编订的《七尺场文存——钱基博国文范作及评改》既成，嘱我为序。

《七尺场文存——钱基博国文范作及评改》计分三辑。这三辑的内容，是钱基博先生早年先后任教于无锡竞志女学、吴江丽则女校和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这三个学校时，他在国文教学、作文教学的探索实践的一种文字结晶。

第一辑是《国文范作》。

2017年，周立超先生所供职的无锡钱锺书故居管理中心，从无锡剧作家钱惠荣先生处征集到了这本《国文范作》，原件为油印本，共收文二十五篇（其中三篇是作为“附录”附于另一文之后），其中的十八篇，皆为钱基博自作。

这本《国文范作》除了正文之外，并无前言或后记说明此集编于何时，是给哪个学校的学生以作国文写作的示范用的。所幸的是，经笔者勾稽考索，发现了有关此集编纂的重要线索。从民国二年（1913）八月到民国四年（1915）七月，钱基博在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担任了两年的国文、历史、理科教员；而在此期间，从民国三年（1914）二月到同年七月，他还在无锡私立竞志女学校兼任了一个学期的国文教员。在民国四年（1915）由上海中华书局代印的《无锡私立竞志女学校十周纪念》一书中^［注一］，有“本校教员成绩一览表”，记载该校教员于任教期间所编撰的教科书、教育研究论文等，其中即有钱基博编的《国文范作》。在《教员成绩·关于各科学之成绩一斑》栏目下，刊载了他的《〈国文范作〉序》一文，序文云：

昨春三月，保三以竞志女学师范中学诸生休沐日国文补习科相属，博闵其文字艰涩之不足昭意也，心焉病之。夫文字者，言语之符号也。然而能言之者，不必其能文字之也。此无他，徒以用笔不如用舌之习耳。故博选撰文字，壹以本地风光、习见人物为主，务俾知胸所了了、口能凿凿者，载之文字，如是如是，所谓文言道俗情也。庶文字与语言匪二物之用益显；且知文字之简明，绝非话言之喋喋不得休者可几也。天下无不可口宣之意，即无不可文字之之话言。或者声入心通，举一反三，万一有得有使笔如舌之一日乎？此则区区之微意也。至其体，大率书札以喻人己之情，序纪以载闻睹之迹，蕲足致用于社会而已。不知保三其何以诲我也？

上引的序中说，编选此集“……选撰文字，壹以本地风光、习见人物为主”“书札以喻人己之情，序纪以载闻睹之迹”^［注二］。而钱锺书纪念馆征集到的这本《国文范作》，从选篇来看，多记本地之事；从文体来看，多书札和记传类文章。两相印证，是完全吻合的。因此可以基本判定，这本《国文范作》，即是钱基博任教于竞志女学时所编。

第二辑，是钱基博任教于吴江丽则女校时和学生的“同题作文”。

民国四年（1915）七月，钱基博辞去了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的教职。同年八月，应江苏省吴江丽则女子中学校长任传薪之邀请，任该校的国文教员，为期计约两年。在此期间，钱基博在由他内兄王蕴章编辑的《妇女杂志》上陆续刊发了他所教授的学生的一批作文。每篇作文，都有钱基博于篇首作的“原作留百分之×十，删改百分之×十”的说明以及文中的评点文字。每期和学生作文同时刊发的，还有钱基博自己的同题的“范式文字”。这一批钱基博和学生的“同题作文”为数颇夥，所以周立超先生在编订《七尺场文存——钱基博国文范作及评改》一书时，只是选录了其中的一部分。

第三辑，是钱基博任教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时，对学生龚达章作文的评改。

从民国六年（1917）八月起，钱基博辞去了吴江丽则女校教职，转至在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前后长达六七年之久，及门墙者甚众，而龚达章即是他所教过的学生之一^［注三］。当年龚达章在省三师就读时，先后有四册作文簿，后来在龚家被妥善保藏达近一个世纪之久。也是在2017年，龚达章之子龚闻韵把这四册作文簿无偿捐献给了钱锺书故居管理中心。四册之中，有三册作文基本上是由钱基博所批改，另一册则由一位“陈师”所批改。

《七尺场文存——钱基博国文范作及评改》一书的编订刊印，无论是对于今天如何进行中小学语文教学、写作教学，还是对于名人故居、名人纪念馆如何在展陈名人事迹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搜辑史料文献、进一步开展对名人文化的研究，都有相当的价值意义。

从民国二年八月开始，钱基博在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开始“投身教育”。在漫长的从教生涯中，一方面他对教学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熟讲勤改，诸生翕服”^［注四］。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他从未停止过对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大学的国文教学、写作教学的理论探索和躬身实践。

早在任教于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私立无锡竞志女学等校期间，钱基博已经开始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论学校作文之文题》《国文教授私议》《学校文题之讨论》等多篇教育研究的文章。在《国文教授私议》一文中，钱基博提出：“……是故文章之作也，有自动、外动之分。情动于中而不能自已者，自动之文也。然情之悲愉欣戚，不能以独喻也，必以语之人人矣，于是书札之用尚焉……若夫睹山水景物而情有所系，耳忠孝节义而心有所感喟，导之笔端而发为文字，此之谓外动之文，即所谓叙记之文是也。细别之，则有纪事之文，有写景之文，有状物之文，而要可以叙记二字赅之……”^［注五］。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本书第一辑所收录的《国文范作》，在文体上便偏重于书札和序（叙）记，“书札以喻人己之情，序纪以载闻睹之迹”。

同样是在这篇《国文教授私议》中，钱基博还提出了在国文教学中应特别注重讲、读、作三者之联络的理念主张：

……然予龂龂注意者，尤在讲、读、作三者之联络。盖教育者，乃因材而笃之之谓，非强赋以本无之知识也。故予每讲一题文字，必先授学生作一过，验其功力之浅深何在，各以若何之眼光观察之。务令学生人人于此题通前澈后思过一番，题中应有意义，既已毫无所遁于心目间，然后示以范作。于讲授时，一一抉摘学生文中之疵累，互证其优劣。务令眼前意思，学生匆忙间穷思极索而不得，或得之而词不能达意者，一一于范作中以明显之笔出之，庶有豁然贯通之乐。此尤予行之而可决其小行小效、大行大效者也^［注六］

而他在任教竞志女学时给学生编印的《国文范作》，便是实施其讲、读、作三者联络的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样的一种教学实践和理论探索，到钱基博任教于吴江丽则女校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在民国四年（1915）十一月出版的《妇女杂志》第一卷第十一号上，刊发了钱基博的《吴江丽则女中学国文教授宣言书》（以下简称《宣言书》）一文。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注七］，我们不妨将《宣言书》和本书第二辑中所收录的钱基博和学生的同题作文之间，互相作一点比较印证，看看他是怎样进行国学教学、尤其是对学生进行作文训练指导的：

一、“每讲读一文，先命题学生作过，然后示以范式文字”。

钱基博认为，当时学校教授国文，普遍存在着这样的不足：“近日学校教授国文者，博尤不慊于心者，往往讲读自讲读，作自作，两两无干系是也。每遇课期作文，教师命题、删订，即无余事。于其作法之若得若失，以及各个人各自受病之处，将来讲诵国文读本时，应如何个别注意之点，初未尝稍措之意，是则讲读徒为虚应故事，而作则浪费纸墨焉已耳。”^［注八］

针对此种情况，钱基博在教授国文时，将讲读课文和作文训练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显然，这是承继了他任教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和无锡私立竞志女校时注重“讲、读、作三者之联络”的做法。而在此过程中，又有下面两个环节必须要考虑讲究：

一是所选范文是用古人文字，还是今人文字？钱基博认为，古人文字固然佳妙，但“人文变化日新而月有异，故文字利用，亦不得不随时势为影响。往往古人做过题事，今人既不须拟议及此；而今日应攻究之事，又不必为古人思力所能及。”所以他决定用今人文字作范文，而且这个“今人文字”多是他自己写的文章。在决定文章题目时，常截取身边眼前的一事一物一情一景为题。如民国四年（1915）五月，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丽则女学师生为此买石置础，建丽则女学国耻纪念碑，钱基博便出题让学生写《丽则女学国耻纪念碑阴》；丽则女学成立学生图书馆和建校十一周年纪念，又以《丽则女校学生图书馆成立记》《本校成立第十一周纪念日颂辞》为作文之题。细观上列的作文题，有一多半都是取自于学校发生过、学生经历过的事情。这样的题目，让学生在写的时候，觉得有话可说，口角亲切。

二是先出范式文字，后让学生作文；还是倒过来，先出题让学生作过，再示以范式文字？钱基博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他说：“明陈眉公谓教子弟作文字，先藏过古人一篇文字，以此题俾使作过，乃示以古人如何作法，必能益子弟智慧不少。”因此，钱基博也借鉴此法：“博每遇学生作文，决不先透露范式文字意思，此则实行陈眉公藏过之意也；亦不欲陈述自己意见以束其思力，壹任诸生自为构思，各因其心思才力之所已至”，等到学生“穷思极索”写出习作后，教师予以批改删订，再出以范式文字，进行讲读、比较，学生就能对文章作法、对自己文章的长短得失有更深切的感受体会。

二、“诸体文字，务求为均等发育”。

作为国文教学中的写作训练，其中的一个基本要求和目标，是要让学生了解各类文章的基本文体特点，并能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而在《宣言书》中，钱基博认为当时各学校在这一方面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过于偏重某一文体而忽视其它文体：“数年以前学校作文，不论其程级若何，往往论说文字居多。近有訾论说之寡要，而偏重纪事体者。”针对这种现象，钱基博提出了“诸体文字，务求为均等发育”的鲜明主张，认为：“……纪事体亦不过文体之一，而文字之应用于社会，其途至广；即其体亦不一。宜于此者，未必即宜于彼；即能为甲者，亦未必便能为乙。要之，无论论说、纪事，其为特殊之发育一也。为国文教师者，不必强诸生尽习为各体文字，却于普通习见诸体，不可不因时制宜，随地指导，使知必能某种题事，适用某体；辨其体之所宜，而稍稍为之。”

二是当时的教育部所颁的中学校课程标准，于第二学年中有“文字源流”一项内容，目的是让学生“辨诸体文字之源流”。而在实际教学中，常将这一部分作为独立讲授的内容。钱基博则认为：“文字源流，决匪独立一科，与平日国文教授，歧为二事”。

针对上述问题，钱基博在写作教学中，便特别注重学生对于“诸体文字”的“均等发育”。我们看钱基博给学生出的文章题目，从文章体裁上来分，有碑文、启、祭文、传、记、札、箴、杂记、释、引、诔、笺、议、书后（跋）、论、书（文）序、赠序、颂辞等，可以说从前文章类的主要体裁，已经大体具备。有时以某一事为题材来让学生来写作，也可以写成不同文体的文章。例如，前文已提到，丽则女学建国耻纪念碑时，钱基博便出题让学生写《丽则女学国耻纪念碑阴》。后来真正用于纪念碑上的是他自己的同题文字，并请秋瑾挚友、女书法家吴芝瑛书写，为此钱基博又分别以《拟丐桐城吴芝瑛女士写本校国耻纪念碑碑阴启》《拟复谢吴芝瑛女士写本校国耻碑阴启》为题，让学生习写请启、谢启这两种体式的文字。此外，钱基博每为学生写一范文，必于篇首为学生阐述该种文体的源流特点、写法要求。这样，等到日后再专门给学生讲文字源流时，只需略加指点，便可让学生豁然贯通。

三、“揭示学子成绩，必眉批作法，勿助长虚憍之气”。

钱基博在《宣言书》中曾称引吴江同里孙仲陀在执教丽则女学时常说的话道：“汝曹读古人名家文字，不及读我文字；读我文字，尤不及读我为汝改订之文字。”这是因为从学习写作的角度看，古文辞托体太高，较难企及。而真正意义上的为人师者，在文字表达上自然应该比学生高出一头地。况且教师的改订文字，大多是就学生习作中固有之意思、现成之字句，略为点拨，多则十句八句，少则一字两字，一经改订，便觉通体灵活，学生如能于此中“悟透消息”，就能不断进步。

与改订文字同样重要的是教师的评批之语。钱基博认为，教师评批作文，“最忌文后作一大批，浮词华说，尽作世故语，如所谓‘大处落墨’‘如初写黄庭到恰好处’‘独辟蹊径，不同凡响’等语”，这样的“浮词华说”容易助长学生的虚憍之气。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于眉评细注，不厌详尽，“俾知某句某段何以必如此，不得如彼，某句有何佳处”。这样，每次作文，先由学生自行作过，之后经过教师的详细评改；再出示范式文字，并于讲授范式文字时，时时揭示、称引学生习作中文字之佳者，让学生参互比较，体味涵玩，久而久之，学生的写作水平自然会不断提高。

四、“力谋与外国文字联络”。

在钱基博给学生出的作文题目中，《亚几梅笛别传》《印书箴》《嘉利乐别传》等几篇是属于“英译汉”的作品。这种英译汉的方式，实际上是作为国文教师的钱基博和当时兼任丽则女学英文教师的校长任传薪的一次“奇妙合作”的结果。

对于国文与外文两者之间的关系，钱基博在《宣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阐述：

中国人读外国文字，蕲于灌输智识，以匡国人所不逮。而吾国青年习外国文者匪不众，然汉译条直者卒鲜。揆之初衷，不其荒乎？故译外国文，亦国文所有事也，既以练习国文作法，又可多检查外国字典，识得单语与难字。且中西文字之法程不一，而其理则有可通。及其既也，或且沟合中西文字，而得其会通，是则一举而三善备焉。

基于这样的观念和认识，钱基博刚到丽则女学任教时，就曾向任传薪提出建议：“中西文字，其教授宜谋沟通之法，庶几兼营并进，交相为用。”怎样进行这种“沟通”呢？钱基博认为可以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由任传薪先选择英文读本中富有文学意味、可以作为作文题材的作品，然后由钱基博让学生进行汉译；之后同样由钱基博出示本篇作品的“范式文字”，供学生比较揣摩，再由任传薪就原文进行讲授。学生既已就原文中的单词、难字查过字典，并自己进行了翻译，教师便只需就文中不贯彻处略加指示。

另一种方法是先由任传薪讲授原文，然后由钱基博布置学生进行汉译，学生在听讲时已预先知道此文要汉译，便不容不悉心体会，再等到教师作为范式的汉译文字公布以后，又可以进行参互比较。

前文已叙及，《七尺场文存——钱基博国文范作及评改》的第三辑，是钱基博任教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时，对学生龚达章作文的评改。细观这一部分的内容，不难看出：钱基博在省三师的作文教学，在相当程度上承袭了他在丽则女校任教时的做法。比如作文命题兼顾到各种文体，“诸体文字，务求为均等发育”；又如有一定比例的英译汉的作文，“力谋与外国文字联络”。而看这几册保存完好的作文簿，尤其使人深有所感的，是钱基博对龚达章作文的密密麻麻的评改。一方面，它体现了钱基博的理念主张，即对作文评改，须于眉评细注，不厌详尽，“俾知某句某段何以必如此，不得如彼，某句有何佳处。”另一方面，看了这些作文评改的手稿，也使我们对钱基博先生当年是以怎样一种极其勤勉、全情投入的态度来对待国文教学工作，有了一个直观的感受和强烈的印象。

钱基博任教丽则女学和省三师等校时，当时学校国文教授的普遍现状是“讲读自讲读，作自作，两两无干系”。钱基博有鉴于此，决定从抓作文教学入手，以此来带动“国文教授”的效率的提高，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而钱基博在对学生进行作文训练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方法，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例如，多年来人们一直提倡在作文教学中，教师自己首先要“下水”，但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直收效甚微。而钱基博在任教丽则女学时，不但是“下了水”，而且是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和学生一起“同游”。这种“每讲读一文，先命题学生作过，然后示以范式文字”的做法，在教师而言，自己有了亲身的写作体验，指导起学生来就不致于泛泛而论、搔不着痒处；在学生而言，每篇作文写下来，都有一个“模板”可供自己进一步比较、学习和揣摩。又如，评点批注本是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文章批评和小说批评的传统方法，也一直被用于自古及今的作文指导中。而钱基博对于这个环节，特别强调教师评改时“最忌文后作一大批，浮词华说，尽作世故语”，而应于“眉评细注，不厌详尽”，此亦为见道之言。因为这种“浮词华说”容易助长学生的虚憍之气；泛泛而论，亦难使学生领会其精神实质。而一篇文章的优劣高下，除了看其整体的命题立意外，还体现在运思取材、结构布局、遣词用句等各个具体的方面。一个熟谙为文之道、善体文章之用心的教师，若能于眉批旁注中，紧贴作品，随文而生，对这些方面作出切实允当的评点，然后学生结合自己写作此文时的切身感受来参悟领会，对写作水平的提高，必能有很大的帮助。再如，钱基博的“力谋与外国文字联络”之法，实际上是一次将语文教学和外语教学互相结合的探索和尝试，这样的做法可以增进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能力。对待同一篇外国作品，英文教师的侧重点是提高学生的外语阅读理解能力，国文教师的侧重点是文章作法，“学国文即英文，学英文即国文”，真正起到了两门学科“兼营并行、交相为用”的作用。多年来，语文教育界也经常提倡各种知识的“打通”、渗透，各种学科的交叉、融合；而一到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又往往是学科的壁障森严，彼此间各自为阵，了无相涉。所以在已过了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看到当年钱基博的这些做法时，仍然会觉得眼前一亮，觉得它很“新颖”。

《七尺场文存——钱基博国文范作及评改》的编订刊行，对于名人故居、名人纪念馆如何在展陈名人事迹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搜辑史料文献，进一步开展对名人文化的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意义。如果按一种比较高的目标和境界来要求，名人故居、名人纪念馆，不应仅仅只是名人事迹的展陈之地，还应该是名人文化研究的资料文献中心；同样之理，在名人故居、名人纪念馆的工作者，除了从事管理、游客接待、场馆维护等日常的事务性工作之外，也应该不断学习，提高学养，积极参与和投入到名人文化的资料挖掘、整理乃至研究性工作中去。周立超先生和他所供职的无锡市钱锺书故居管理中心，近年来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努力，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先后策划出版了《七尺场存牍——钱锺仪家书手迹》（崇文书局2018年4月版）、《商埠春秋》（钱锺汉著，古吴轩出版社2020年9月版）等书。而这次编订刊行的《七尺场文存——钱基博国文范作及评改》，其中的《国文范作》和钱基博评改的龚达章作文，都是由无锡市钱锺书故居管理中心征集而来，首次问世，具有较高的史料文献价值。同时，周立超先生将其整理编订出版，也为钱基博研究和无锡堠山钱氏家族文化研究，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是为序。

［注一］此书标题页则题作《竞志女学校十周纪念烬存》。

［注二］“序纪”的“序”通“叙”，在钱基博同一时期写的《国文教授私议》等文章中，“序纪”便写作“叙记”。

［注三］龚达章是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第六届学生，同届中有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学家的杨荫浏和著名经济学家的王寅生等人。钱基博任教省三师期间，曾编纂《无锡风俗志》，他在该书的跋语中曾记：“右《风俗志》，博纂，而佐征访材料者，则有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同学严浩、程本、须希圣、安国宝、龚达章、王寅生、糜伯和、薛可范、杨荫浏九人。”

［注四］钱基博：《钱基博自传》，《江苏研究》第一卷第八期（1935）。

［注五］钱基博：《国文教授私议》，《教育杂志》第六卷第四期（1915年）。

［注六］同上。

［注七］因为重要，所以《七尺场文存——钱基博国文范作及评改》将其收入书中，作为第二辑的附录。

［注八］钱基博：《吴江丽则女中学国文教授宣言书》，《妇女杂志》第一卷第十一号（1915年），以下引文未标明出处者，皆出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