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在喜剧江湖，也避免不了几家欢喜几家愁。

《欢乐喜剧人2》总决赛上， “相声阿甘”岳云鹏加冕总冠军，成为新一季“喜剧之王”。拉上师傅郭德纲和与其撞脸的小网红“小小岳”，一出“祖孙三代同台”的戏码让网友感叹：“台上几乎站着中国相声界的半壁江山。”与其说是岳云鹏夺冠，倒不如说是相声的夺冠。

作为中国现代流行曲艺中的双生花，德云社风光的对面，是本山传媒的震荡。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围绕赵本山，这位家喻户晓的“东北大叔”上演了一场莫名其妙的风暴，他像处在龙卷风的中心，身边风声鹤唳。就连媒体对他的描写，也都是一副失意老人的形象——头发全白，暴瘦40斤。

上世纪90年代，赵本山与郭德纲几乎同时入行喜剧队伍，一个以“二人转”起家，一个以“相声”回归。20年时间，赵本山完成了从一个孤家寡人的“小品王”到一个艺术集团全产业链的扩张，郭德纲也将相声行业从传统家族化管理带到了企业化运作的道路，两者在喜剧江湖各自为天。

只是，无奈殊途终未同归。

有别于舞台上的巧舌如簧，郭德纲私下坦诚且悲观。不久前，他向采访他的记者自我剖析，“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

尽管眼下风光无限，但在郭德纲内心深处，德云社的出走风波一直是他心里无法痊愈的痛。2010年，“德云四少”——李菁、何云伟、曹云金和刘云天一个接一个背离师门，“管理制度有问题”这一说法在外界甚嚣尘上，郭德纲这才开始“恍若惊梦”，以企业化运作让德云社转型。

如果说赵本山做的是产业，郭德纲专注的则是产品。

郭德纲一直称自己为手艺人，他着手挖掘整理濒于失传的曲艺节目，“让相声回归剧场”。

德云社的商业模式，是通过每一个具体的曲艺产品来打造个人品牌，并通过各种渠道强化客户关系，最终在各领域实现品牌溢价实现变现。

2013年，德云社在国内遍地开花，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墨尔本德云社分社也正式成立。

“卖艺为生，到哪儿都是卖。”

德云社这一“出海”，不仅仅是商业演出，更是周边配套的延展。比如，餐饮、华服，更甚者，在悉尼搞电影院线，在墨尔本做葡萄酒庄园。从剧场经营到多元化布局，跨界归跨界，但郭德纲的主心骨依然是德云社的经营，心里记挂着的一直是相声这门手艺。

德云社有个不成文的规矩：40分钟一段的活儿，每个演员会的不得低于50段，50段才有资格开公司，49段都没资格挣钱。每个在德云社里的学徒，每天凌晨4点起床喊嗓子，一喊就得3年，之后再跑圆场练翻跟头，磨练7、8年……

“在艺术和内容这个领域，永远是三分之二靠艺人。”

在郭德纲看来，在相声这个古老行当中，不管资本拥有多少商业包装、幕后推手、IP运作，也诞生不了第二个德云社。

相比郭德纲，赵本山似乎更具备一个生意人的潜力。

从2003年开办第一家二人转剧场，“刘老根大舞台”就以每年新开一家分店的速度进行连锁经营。同时，赵本山通过个人品牌广收门徒，把一大批优秀的二人转演员招致麾下，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整合媒体渠道，又推出了舞台演出、影视剧等多种业态的旗下产品，将剧场经营和剧团经营相结合，相互促进，形成一条产业链，打造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商业帝国。

但随着本山传媒的不断壮大，赵本山的是非也多了起来，甚至过去的一年多里，赵本山“消失”了。

事实上，2009年5月，赵本山代言的蚁力神被控诈骗，就曾引发赵本山作为明星的舆论危机，事后牵扯出了一些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同年9月，赵本山突发心梗住院抢救；2012年首次退演央视春晚；然而与代言风波、与春晚导演不和、身体疾病相比，2014年的舆论危机对本山传媒来说更加伤筋动骨。

赵本山雇凶杀人、涉黄、房地产诈骗等等传闻愈演愈烈，刘老根大舞台的一次拆迁，也被视为是“倒闭”、“拆除”，被媒体拿来大做文章，公众对他的猜测达到顶峰。

2015年3月，赵本山终于在“两会”露面，媒体却认为他“刻意保持沉默，显得异样而孤独”。年底的电影《过年好》发布会，外界同样觉得他“王者不再”。

作为一个手艺人，赵本山或许不再纯粹，但他毕竟凭一己之力将“二人转”这个曾经被主流曲艺排斥在外的行当，通过商业化运作在中国大放光彩。这一点，郭德纲远不及他。

冯仑的《野蛮生长》一书中提到：以江湖的方式进入，使得万通生存下来，而以商人的方式退出，才使得万通这家公司能够成功发展至今。这是商业规则。

赵本山没有郭德纲这么幸运，二人转与相声相比，始终游离在主流曲艺的边缘，赵本山的成本肩负着的不仅是个人的荣辱，更多的还有二人转的兴衰。从这个纬度来看，赵本山注定无法成为一个纯粹的手艺人。

作为本山传媒的主品牌，但赵本山并未独占风头，而是甘当绿叶，力捧旗下众多弟子，管理手腕刚柔并济。

一方面，重视每个人的价值。以全国连锁的“刘老根大舞台”演出为基础，让弟子的艺术修养和表演能力得到提升，再根据他们的特长，分别输送到现场演出、影视剧拍摄、电视栏目主持等业务通道中，促进他们自身成长；另一方面，整合媒介资源，让品牌得以转播。借助央视这一主流媒体、通过春晚这一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演出活动，造星、推星，使得弟子的身价迅速飙升，同时让更多的演艺人才趋之若鹜。

“我给他们戏拍，让他们火，他们就不敢得瑟。让所有规矩形成制度，一条一条写出来，谁犯哪条，拿哪条钱。钱能治他们。”

赵本山对徒弟的管理非常严格。沈阳某知名二人转演员的经纪人曾告诉媒体，在弟子的言行举止上，本山传媒都会严格管控，比如，弟子参加朋友的生日宴，讲话内容和拍照的呈现形式都会被控制；弟子如果私自走穴则会被罚款；拍戏迟到等行为也会被惩罚。

反观德云社，几年前的“出走风波”，映射出的是德云社内部的管理混乱。

“我徒弟都是于谦的干儿子；徐德亮、张德武是张文顺的徒弟；高峰是张文顺的干儿子；张文顺给我捧哏这么多年，李菁、高峰也是跟我多年的师兄弟；李菁的徒弟又是我干儿子。”

面对德云社这样一环套一环的人际关系，郭德纲采取的是带有中国传统戏班色彩的家族式管理式，而忽略了其不公平性的存在。

何云伟曾对媒体表达，德云社管理制度有问题。“德云社的签约演员，一场演出收入大概是500元，在德云社，尽管是很重要的演员，一个月收入也就5000元左右，和普通白领差不多。”

何云伟、李菁、徐德亮等人的出走，加之外界的声讨，让德云社“千疮百孔”。终于，郭德纲决定要加强对德云社的管理，由家族化管理晋升为企业化管理。

“德云社的成员虽是签约制，但师徒关系下更像是一个大家庭，合约自由、松散。以前的合同，一直没认真执行，以后必须严格按照公司管理制度来。”

这当中，德云社首先在劳动合同中明确规定合同期限、劳动报酬、工作纪律及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再让老演员和新加入者一起，重新签订规范化合同。

由此，德云社在经历了一场现代化转型的同时，郭德纲也完成了一个身份再造，如今北京相声市场的热闹与多元，与德云社这些年的起起落落，有纠结不清的关系。

可真要探究根本，本山传媒和德云社在管理运作上的巨大差别，根源是在于二人转和相声这两个“产品”上。

2003年4月，赵本山以“赵家班”为班底，率辽宁民间艺术团演员开始在沈阳大舞台剧场进行二人转专场演出，改名为“刘老根大舞台”。同年，郭德纲带领的“北京相声大会”，改在天桥乐茶园演出，并更名为“德云社”。此后，“刘老根大舞台”走上连锁之路，而德云社的售票窗口时常出现“客满”。

但在此之前，二人转作为民间曲艺，虽有近百年历史，却终究登不上大雅之堂。最初，只有“下里巴人”才观看二人转，通过赵本山的包装和推动，二人转才从农村走进了城市。

它像是一个新兴产品，没有形成规则，赵本山只需要从中制定规则，便可从0做到1。当然，这还得归功于赵本山与生俱来的商业才华，没有他，就没有本山传媒，甚至没有如今二人转的扬名海外。

可是相声不同，从清咸丰年间开始，相声便得以流传。长久的发展，已让相声形成一个行业，既然是行业，就一定有规则。

据资料查证，“拜师”对相声演员来说是头等大事，一个相声演员没有师父就等于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旧时候，师父收徒弟要立个字据，合同也好，契约也好，双方在字据里约定好弟子学艺期限，在此期间徒弟卖艺收入全归师父所有，出师之后的所挣收入归自己，并有义务赡养师父一生。合同中还要说明所学内容，师父除了教授相声，也会兼授其他曲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相声艺术走入低谷，而郭德纲以非主流、“非著名相声演员”自居，把自己放在低位，说的段子与当代生活接轨，嘻笑怒骂，撞开了一扇“有点意思”的门。

可即便是创新，从上流传至下的规矩他得遵守。

这就是为何德云社最初是家族式管理，以人情带动的原因。但显然，与理性的商业规则脱轨，这才有德云社之后的起起落落。

曾经靠嘴吃饭的两个手艺人，从草根民众里崛起，一个成为“庙堂之高”，一个成为“江湖之远”。可时过境迁，中国喜剧江湖里的后来者，呈现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新一轮洗牌后，可能，又有新的规则了。

文章来源：邓一喜 O2O商学院作者（微信ID：dengyixi_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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