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学数学出身的人一样，唐宁的思维始终在猜想和证明之间旋绕。不同的是，他并不墨守成规。用他早期一位数学老师的话：唐宁会痴迷于一个数学问题，不是为了答案，而为了最后找到一种更好的解法。

2006年创业之初，他用自己的方式解答了微型金融进入中国的问题——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让宜信公司旗下的宜人贷成为中国金融科技第一股。和大多数成功上市的中国公司不同，他的总部一直没有离开北京东四环和城市横向交通动脉的交叉点。用他的话说，希望所有人都在这个冬冷夏热的办公室里体会下创新的“谦卑出身（Humble Origin）”。

那个地方曾经是当地酒厂的一块空旷的酒糟地，被一位房地产大佬称之为“北京夜间灯光密度最高”的价值洼地。今天，这里是地铁、城铁、各种公交的繁忙交汇地，总部大楼的电梯高峰时间永远拥挤，几公里范围内分布着跨国银行，各类媒体和世界500强公司在中国的总部。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硅谷的反面，而典型的北京高科技和创新公司远在城市对角线的另一头。不过，也就是在这个区域，唐宁和他的员工无限靠近他们未来十年的关键客户群——中国新中产。

唐宁用A点和B点来归纳自己的商业逻辑。他认为自己站在A点，总是能看到5年后的未来会出现在B点，可以规划出成功的战略。而当公司从A点走到B点的过程中，又总是可以用最先进的方法和资源，包括技术和创新模式，保证了成功的执行。

回到他的第一个A点，为金字塔底端的弱势群体服务的小微金融。这个领域的第一批实验者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从1970年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商业银行，1971年的哥伦比亚的机会国际到1973年起源于巴西的行动国际。其中与唐宁未来轨迹交叉的是1976年诞生于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项目。

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领先的非营利组织开始实现收支相抵，然后就是规模化。许多地区都出现了微型金融的爆发式增长。1983年，格莱珉项目转化为在特殊法律下建立的格莱珉银行。同一时期，微型金融领域里的巨人印度尼西亚的BRI转型为商业化的微型金融。

到了90年代末，离开北大去美国进修的唐宁得到一个暑期实践的机会。他买了一张机票，飞到孟加拉。这个来自中国天津的年轻学霸骑着自行车，与格莱珉的同事一起深入孟加拉的最偏远的乡村。他想看看那些钱怎么送到这些文明世界最末梢的贫困人群的手中。

等回到国内，他确定了自己的“B点”——中国会快速成为一个信用社会，其中蕴含微型金融爆发的机会。而那个时候如果一个MBA学生做一个照本宣科的调查，得到的结果也许正好相反。“我那时就相信中国的这个经济体一定会基于一个完善的信用体系，包括征信局、公民的信用评分等等，而不可能是长期依赖抵押担保式的模式。”唐宁在采访中回忆道。

最近，哈佛商学院的Micheal Chu教授在人民大学演讲时给出了一段唐宁创业史的外部评价：他指出中国的宜人贷运用世界一流的技术从网络平台挖掘数据，并在基于10年微型金融经验和数据库的算法中运行，使在线个人和商户可在1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获知系统返回的贷款决定。教授认为正是随着类似技术的进步，使得这样的服务得以不断下沉；加上中国智能手机的普及，在农村地区也已经实现微型金融服务的覆盖。

资本市场的反应：20个月，宜人贷股价已经从去年2月最低点涨了近15倍，达到四五十美元。同在美国股市，其表现甚至超过美国P2P鼻祖Lending Club。而这后面隐约看到了唐宁对一道题的“最佳解法”，虽然解题花了近10年时间，但是借用他启蒙老师的评价——这也许是“一种更好的解法”。

在全球范围内，也有很多其他接地气的成功案例。比如墨西哥的Mimoni，该在线平台的贷款申请过程只需回答10分钟的问题，不需抵押或担保，贷款决定同样基于运行长达10年并不断完善的算法，而贷款的发放和偿付甚至直接进入了当地的零售店或便利店。用Micheal Chu的观点来总结，有三大趋势正在重新定义世界：机器智能；快速传播数据的互联网；和多用途手持双向数据处理和传输的移动设备。

现在到了唐宁解下一道题的时候了。

“缺钱”的普惠金融要与“有钱”的财富管理对接，才能把金融变成一池活水。但是，这其中暗含一个认知和趋势的落差。投资者最初是被固收理财吸引而来；不过未来的趋势在于从固收到权益类、从短线投机到长线投资、从单一机会到全方位资产配置的更迭演进。

又到了考验A点到B点算法的时候。唐宁的“解法”首先指向被传统机构忽视的新中产，宜信通过智能投顾等方式，让中产阶层获得资产配置的解决方案。作为对比，过去只有大客户、超大型客户才能够得上专业理财规划师的服务门槛。但是运用科技、运用模式创新就可以打破这个门槛，创造一个新市场，“让这个群体未来二十年、三十年受益。”

但是，颠覆者的野心决定他们也不会放过“存量”机会。面对高净值人士，宜信用全球资产配置的理念覆盖这个群体不可回避的五大需求：投资、生活、学习、传承和公益。而“黄金三原则”则是唐宁看到的指向未来B点的通途：跨地区国别，跨资产类别，用母基金的形式超配另类资产。

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该公司制作的创意视频，针对上面的两类人群进行投资者教育。其中一个视频解释了什么是智能投顾——这是一个动画版的单口相声，试图用幽默浅白的故事来解释什么是智能投顾，另一个则解释了家族信托，从十字军东征讲到三国，阐释了家族信托要解决的问题。

每一道数学题都会藏着一个解题入口。如果说改变一个新富群体的思维需要耐心和时间，改进自身基因和内部能力则可能是更为简单的入口。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唐宁展现了极客的一面——不单是技术上，而是作为CEO在金融核心业务和管理效率上的极客思维。

在宜信内部，有一种“Team of two”的文化——在共同达成目标的过程中，让金融和科技背景的员工“互相赋能”。如果说一方是专家，另一方要成为对方领域的二级专家。“从瞎子背瘸子，到最后瞎子长出眼睛，而瘸子能恢复行走。”他解释道。 同时，他要求后台支持的人员要能够听到“炮火”。也就是让后台的人随时准备好“游到河对岸去”支持前台的人，因为最终客户在河对岸。

在对待技术的态度上，唐宁的观点很坚定：技术是工具，而金融的独特在于其风险控制的艺术，这其中需要非常深入的专业知识。前者无论多么厉害，必须助力后者满足客户真实需要才有价值。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对金融风险有敬畏心。在最近“硅谷对话北京”的活动上，著名风控专家陈超美提到一家网贷公司的团队成员打开笔记本电脑就立刻更改系统核心代码；而这对于专业金融公司来说则需要通过风险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与原来对照组进行六个月到一年对比等审慎的流程。

但是，一旦发现有价值的技术，唐宁会把它使用到极致。这一点和制造超级芯片的谷歌、用尽工业自动化的特斯拉，以及开发操作系统的华为很像。现在公司内部有大量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人才。除了开发智能投顾的机器人算法去服务中国的新中产，唐宁不放过任何一点“剩余”的技术能力。据他透露，公司开始马上会推出一套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一级市场投资能力辅助识别系统，供母基金的管理人决策参考。

同时，公司一位研发领导者曾经在一个活动上透露内部把算法、后台服务和运维的人组织成虚拟团队，开发了一种“任务机器人”，进行智能化运维。并且与Facebook等研发上自信的公司一样，把技术平台开源化，让整个行业的人才都能参与进来。据宜人贷最新财报显示，公司最新两个季度的管理费用占净收入分别为8.3%和9.8%，相比2016年同期在不断下降。

去年，唐宁在活动上问著名管理咨询大师拉姆•查兰：如何成为未来十年的赢家？后者回答：第一，人人可以提升自我；第二，主动学习，避免被时代淘汰；最后，拥抱变化是为了在变化中看到机会。这些答案几乎和唐宁自己给出的一样，他强调自己的组织要每五年重塑一次，同时向周围的人推荐自己新近读完的拉姆•查兰新书——《求胜于未知》。

12月7日，唐宁将参与财富全球论坛并发表观点，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