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那些最早认识西方的小人物-明清书话-八卦帝

秦晖:那些最早认识西方的小人物

明清书话日韩男星 2021-11-02 08:46:20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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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

近代以后，西方对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怎么造成的呢？有些人造出一种三段论，说中国人最早佩服西方的器物，西方人把我们打败了，我们对洋枪洋炮感兴趣，于是有了洋务运动。但是，我们有了洋枪洋炮之后还是被打败，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都是在中国有了洋枪洋炮、军舰的情况下被打败的。于是，又有人说光学器物还不够，还要学制度，因此有了戊戌变法。但是，后来搞了共和制之后，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中国人这个时候才认识到西方的文化是最重要的，就有了新文化运动等。

这个所谓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听起来有道理，但是仔细一分析，就发现远远不是那么回事。

鸦片战争以后，的确有极少数人注意过洋枪洋炮确实很厉害，但是大部分的中国人包括清政府根本不把洋枪洋炮当作一回事。实际上，中国人重视洋枪洋炮是很晚的事，早在这之前，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就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好感，甚至有一些好感是走入误区的。

早在1843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晚清名臣徐继畲就写了《瀛环志略》，对西方的制度介绍了很多，而且称赞不已，说美国实行选举制度，“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志”。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中国“三代”(尧舜禹)才有的事。在中国士大夫眼里，中国“三代”那是很好的时候，从秦以后中国就礼崩乐坏了。

当时的中国士大夫评价西方的那些话语全都是儒家话语，他们一看西方，觉得真是仁义之邦。所谓的仁义之邦，是指这个国家的内政是仁政，他们的国家对老百姓很好。

中国的士大夫到了西方以后，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感觉，西方国家真是礼仪之邦。比如，中国第一个驻欧大使郭嵩焘。郭嵩焘是翰林院出身，本身是一个理学家。

1876年，郭嵩焘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了，给他写传的那个人说，对于一个58岁的老人来讲，你不可能希望他在价值观上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的确也没有什么变化。他到了西方以后，对西方称赞备至，但从来没有说孔孟一句不好的，他还是一个孔孟的信徒，但是他从孔孟的角度认为西方是圣人之治。

因此，郭嵩焘回国以后谈到西方，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郭嵩焘是不是不知道西方的坚船利炮呢？当然是知道的，他其实也很重视这个事。因为就是他出使了英国以后，建议清朝派人到英国去学海军。后来北洋舰队那些人都是因他的建议去的，像容闳，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

这些人被派去了以后他还觉得不够，他曾经写过一个奏折说，日本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英国学习海军，人数比中国多。他说，这是中国要警惕的，搞不好日本就超过中国了。

实际上，他在英国期间发表的感想和游记中，坚船利炮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量的内容是“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在洋务运动之前和洋务运动初期称赞西方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的。比如在1850年代活动的王韬曾经讲过，西洋以礼仪为要，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和德为本。

而郭嵩焘“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也不是他一个人这样。郭嵩焘的晚辈薛福成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他记载了这样一个事，郭嵩焘“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遇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他说，他听了以后还不太相信，因为他没有去过西方。他就问了几个去过西方的人，“陈荔秋中丞，黎存斋观察，皆为其说”。

也就是说，不是郭嵩焘一个人有这种感觉，凡是去过西方的人，像陈荔秋、黎莼斋都说郭嵩焘讲的很对。

郭嵩焘

刘锡鸿：私人日记里的西洋观

刘锡鸿整天指责郭嵩焘对西方崇洋媚外，但是刘锡鸿后来也留下了一个日记，死后也发表了。看他的日记会发现，他“崇洋媚外”比郭嵩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真的是很聪明的人，他观察西方是很细致的。

比如说，英国官方有一次请刘锡鸿去参观监狱，刘锡鸿拒绝了。他心想，肯定是事先做过布置了，看不到真东西。但是他很有心，把这个监狱地址记下来了。有一天，他走到那儿突然提出说要进去看看。他去了之后，说这个监狱很人道，对犯人的待遇很好，而且还训练他们一技之长，使他们出来以后有正常的谋生手段，真是仁义啊。

还有一次，英国某个部门让他去参观济贫院，他说这个也是事先做过布置了。但是他后来又跑去微服私访了一通，觉得真是不错。他又跑到伦敦以外的地方去看了一下，后来他说英国济贫院很多，除了伦敦以外，城乡都有。

在刘锡鸿看来，这里简直是好到家了，穷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只要申请，国家可以给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认为这是很低档的东西，他当时认为是好得不得了。而且他发现这的确是英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他说这真的是“仁义之极端也”。

刘锡鸿觉得，英国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这个国家上下同心，以礼治主，不传国事；这个地方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很多中国人说，西方人除了能打仗以外，没有什么别的长处，就是匈奴、回纥一流。可是刘锡鸿就说了，西方人很讲仁义道德，而且这一点是中国不了解的。

1870年代，中国和日本当时的关系不错，这两个国家彼此比较了解，到了西方他们都是东方人，可以说他们都算老乡。因此，他们经常串门。有一次，日本公使来吃饭，就和郭嵩焘聊天说，我们这两个国家没有钱，国家征税，老百姓很反感，不愿意交税。英国这个国家，老百姓很愿意交税，这是为什么呢？

刘锡鸿就说，英国人征税那是老百姓选出议员在议会中决定的，大家都需要这个公共服务，那大家当然是愿意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无代表、不纳税”，刘锡鸿虽然没有用这个词，但是他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征税，老百姓谁愿意交啊？征税去干什么？谁不都知道，当然没有人愿意交了。

郭嵩焘听了以后很惊奇，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想不到刘锡鸿还有这种见识。刘锡鸿这个人在自己的日记中对英国是这样的评价，可是他在朝堂上讲的是什么话呢？完全相反。

所以，当时中国人，在朝堂上讲称赞西方的话是比较少的，因为政治不正确容易遭受迫害。像郭嵩焘就是因为“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结果被打了小报告，被罢官了。有些人说他是汉奸，要治他的罪，后来还是曾国藩这些人把他保下来的。

可是打郭嵩焘小报告的这些人实际上比他还要清楚，像刘锡鸿就是。

刘锡鸿

张树声：临死吐露心声

当时还有一种人，他不打小报告，但是也闭口不谈这些敏感问题。像李鸿章的副手张树声就是这样。他在思想史上没有丝毫的地位，因为他不是思想家，也没有什么著作，但是他是个官场老手，官做得很大，而且基本上都是在通商口岸附近当大官。他也组织人去研究洋务，而且还招罗了一些像薛福成这样的人当他的幕僚。因此他虽然没有出过国，但实际上他对西方是了解的。

张树声说过一些很保守的话，他曾经给皇帝写奏折，说“论中国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自强之道除练兵、造船、简器数端外，不必一一效法西人”。也就是说西方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就是能打仗，所以军事方面我们可能要学一学，其他方面就用不着学了。

可是到了1884年，这个时候他得了重病，他口授了一封给皇上的遗折。这个遗折用马送到北京，送到北京时他已经死了。我们通常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他临死也就不用考虑当官的事了，于是他讲了一番心里话。他说，我们现在要向洋人学习，而且主要不是学习军事，要学体不是要学用。

张之洞是比他晚一辈的人了，我们认为张之洞算是比较开明的人，但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在张之洞之前讲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反话的人很多，而且这些人并不以开明自居的，比如张树声。

但是张树声在临死的时候说，“西洋育才于学校，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用也”。它的教育、它的政治体制，这是最主要的，至于轮船、大炮、铁路、电线是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趋步，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事恃欤”？

他把坚船利炮都看成是鸡毛蒜皮，他说这些东西，第一没有体，就学不到用；第二这些用学到了，其实也不管用。于是，他要求“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当时有这种主张的人很多，郭嵩焘也是这样说的。但他们这些话带有儒家的偏见，因为他们其实是不怎么看得起商人的，所以他们觉得西方真正值得学的不是西方人办公司，而是天下为公，实际上讲的就是政治制度。

因为在慈禧太后面前宣传这些，搞不好就会被砍头，所以只好讲坚船利炮，但是中国人是不是只觉得坚船利炮好呢？当然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刘锡鸿和陈兰彬他们的价值观到底是以什么做标准呢？是以他们私下的话为标准，还是以官场话为标准？如果以私下讲的话为标准，他们的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有什么区别？他们在官场上讲的话是真话吗？我觉得根本就是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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