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熹策论  作者：岳亮

在世界历史上，边疆稳定是国家治理的永恒话题，也是古今中外所有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

中国历代中原王朝都曾经历过不同程度的边疆危机，但十九世纪后半叶清王朝所面临的局势无疑是历朝历代最为严峻的，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晚清中国所面临的敌人已不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全副武装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这给中国传统的应对方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轰开了泱泱天朝上国的大门，在把中国一步一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也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自强与抗争的大幕。

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在经历了康乾盛世的荣光后，已明显地由盛转衰。在清朝国势江河日下，统治危机日益加深之时，英、法等国资本主义却在迅猛发展，凭借工业革命的技术之利，纷纷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

在此中西易势，力量对比愈来愈不利的情况下，西方列强向中国的边疆大举推进。北面，沙俄不断蚕食中国东北和西北固有领土；西南，英法依托殖民地将侵略触角逐渐伸入中国腹地；东面，列强的袭扰与日本崛起，万里海波不再平静。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晚清中国藩篱尽失、国土沦丧。

为了抵御外侮，清政府在内外忧患前综合应用军事、外交、贸易等手段，采取“塞海并重”等方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危机，有效遏制了帝国主义列强对边疆地区的侵略，展现了国家的防卫能力，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面临最主要的边疆防卫压力基本来自于“三北”（西北、东北、北方），因此“塞防”的问题由来已久。满清入关建都北京后，通过长年的战争逐渐完成国家统一，并形成今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基础。

为了统治广大的疆域，清政府“因俗而治、因地制宜”。内地延续自秦以来的郡县制，北方地区设置将军辖区，西南地区沿袭土司制，在西藏则扶持政教合一制。

然而一场磨刀霍霍的鸦片战争却把尚未做好准备的中国拖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西方列强从海上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近邻日本也在蠢蠢欲动，“海防”问题由此产生。

 另一方面，列强在中亚争抢势力范围的博弈使中国的西部、北部边疆受到严重威胁，尤以沙俄为甚，强占中国东北和西北大片领土，“塞防”问题日益紧急。加之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严重冲击，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国内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农民起事不断。内外交困使清政府对边疆的控制更加鞭长莫及，面临严重的治理危机。

1851年，太平军起义金田，随即席卷江南。西北地区矛盾尖锐，很快受到波及。新疆各族人民也闻风响应起事反抗，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行将崩溃，岌岌可危。

1865年，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趁火打劫率军侵入新疆攻陷天山南路各城，建立“哲德沙尔”政权，之后又进占北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占据新疆的阿古柏与英俄帝国主义势力立约通商、相互勾结，俨然割据一方，妄图造成新疆从中国分裂的既成事实。

向来对中国西部边疆抱有野心的沙俄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良机”，于1871年7月以“代为收复”的名义公然出兵占领伊犁，企图趁清政府无力西顾而长期占据。

西北狼烟四起时，东南海疆又警报频传。1874年，明治维新后羽翼未丰的日本借口“保民”入侵台湾，海防形势陡然紧张，与西北形成“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的险峻形势。并非西方列强的日本，却也敢向封建老大的中国侵门踏户，使正在大搞“自强新政”的清廷朝野上下为之震惊。

面对东南海疆、西北陆疆“海筑之波涛未息，山阻之游缴纷来”的双重危机，清政府只能在巩固“塞防”的基础上，又力求加强“海防”。“海防”“塞防”孰轻孰重，国防资源如何分配遂成为清廷内部“塞海之争”的辩论关键。

以李鸿章“淮系”集团为代表的“海防派”一味考虑小集团的利益，主张“海防”是目前的当务之急，西北应“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提出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

（李鸿章像）

（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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