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超为什么不能竖着尾巴招摇过市-青春工学-八卦帝

邓超为什么不能竖着尾巴招摇过市

青春工学内地男星 2016-03-25 20:11:18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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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带你走进真实的邓超

邓超在他封面大片拍摄之前，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来接受腾讯娱乐的这次专访。在上海和平饭店的英式风格套间里，刚从家里赶来的邓超在客厅沙发坐下来之后，我们问了第一个问题，“《美人鱼》中的刘轩真的是性无能吗？”他没有即刻回答，顾左右而言其他的逃避着，“今天的太阳这么好，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聊？”十五分钟后，邓超亲力亲为的把一个茶几和三把椅子搬到了阳台上，但还是没有能逃过那个关于“性无能”的问题。愣了一下之后，他从头说起：“星爷没有跟我讨论过这个。”然后，他花了大概十分钟，长篇大论、迂回曲折地解释了半天那撇假胡子的设计理念和象征意义。

“你是在害羞吗？”我们追问。

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一上来就是这样的问题，还是两个女生！”

后来，他又害羞了——当我们问他当80亿先生的感受时，这么一个明显可以拿来夸耀的话题，让邓超再次陷入了窘境，“喝咖啡、喝咖啡”，他搪塞着，又喝了一口。

对于大众来说，这样一个善于害羞的邓超，和他肆无忌惮的微博形象，判若两人。

很巧，那天的那组封面大片拍摄主题正是“双面邓超”。他一身雅痞装扮，坐在单人沙发里，根据摄影师指令，把脸和身体转过来、拗过去。他习惯性的皱眉令自己看起来愈发像一个心事重重而拒人千里的城市精英。但很快，他被叫到玻璃门前，穿着同一身衣服，蹲着马步，撅着屁股，双手撑着门框，把脸贴在玻璃上。在电脑的样片里，我们看到他的脸因为被挤压而变形扭转，像一张荒诞派作品，虽然现在看来，可能更会令人联想到他代表性的瞪眼歪嘴的自拍风格。

作为TOP级男星，如今的邓超的确在同时输出两个形象——一个活在那些文艺片里，严肃深沉；一个活在微博和喜剧片里，亢奋逗逼。这时常让人费解：2015年邓超的口碑曲线堪比股市震荡。年中的《烈日灼心》使他成为上海电影节的“三黄蛋”影帝之一，人们感慨他果然还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男演员之一。没过几个月，年底的《恶棍天使》又让他跌到了2000点。

如果大众观点中的好片与烂片是泾渭分明的两条平行线，邓超就是那个在两条线间呈之字形奔跑的演员。人们很难解释一个有天分的演员去当他看似并不擅长的喜剧——更多人认为是闹剧——导演。结合如今的票房环境，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浪费天赋、不务正业，而动机则往往被归结为圈钱。

但对于邓超来说，这一体两面，都是千真万确的他本人。他无法只选择做人们心目中“好的邓超”。对他来说，“坏的邓超、糟的邓超”同样也是他的选择。

我一定让大家那些愿望落空

直到2月底，邓超才抽出一点空档去电影院看了《美人鱼》。当他对着银幕上的自己笑得不能自已时，同去的俞白眉很是感慨。

这个与邓超合作了两部电影的编剧记得，2002年《冰河世纪》上映，当时他们两个单身汉也一同去了电影院，笑得在彼此身上捶来捶去，“两个疯子”给整个影厅都带来了“特别奇妙的共振作用”。

而十多年后，如今俞白眉已经不会笑了，“我看的非常认真，生怕自己漏掉一点周星驰的艺术秘密。同时也在关注观众的反应，这个细节是怎么做到和观众握手的。我没法变成纯观众，看到好的地方我可能是心里喝个彩，但不会笑。”

仿佛相呼应似的，《分手大师》头天上映，周星驰特地从香港坐车去深圳观看。满场的观众都在大笑，周星驰没有，但这并不影响他坐在第一排仰着脖子看完全片，也不影响他之后与邓超的合作，甚至不影响他在拍《美人鱼》时，还向邓超讨教某句台词的笑点在哪里——俞白眉以为，看喜剧笑或不笑，很可能是观众与创作者之间的差别。

邓超是一个例外。在当了这么多年演员甚至导演之后，在看电影时，他仍然只是一个普通观众，这让俞白眉感慨：“他特别感性。”

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邓超是一个被本能驱使而前进的人，他很难理智、清醒、迅速地做出选择与决断。俞白眉说，邓超是他见过最严重的“选择恐惧症”患者——他给邓超推荐了两本书，《老师的谎言》和《解忧杂货店》，前者是揭穿美国教科书里谎言的历史书，后者则是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这两本截然不同的书让邓超焦虑了一番：“我到底应该先看哪个？”

邓超害怕失去任何一种可能性。凡是他喜欢的，他有兴趣的，他都要试一试。他天性里有巨大的好奇，对于所有新事物都跃跃欲试——无论是有益、无益，甚至有害。

如果没有《分手大师》和《恶棍天使》，邓超大约会是一个争议不多的明星——在同代男演员里，他的演技稳稳站在了前排，电视剧又给了他良好的观众基础，《中国合伙人》《烈日灼心》则证明了他在商业片和艺术片之间穿梭的能力，包括他和孙俪的婚姻，多么符合人们价值观里金童玉女的模式。

然而他偏偏就不满足于此。

《分手大师》的导演机会得来纯属偶然。邓超出品、俞白眉监制的话剧《分手大师》在北京演出时，孙俪邀请了光线总裁王长田来观看。当时正值《泰囧》上映，国产喜剧的题材优势被重新评估，而《分手大师》的很多观众都是工作室多年铁粉，每年刚开票时就预定了贺岁档，现场反应热烈，不仅全场满座，甚至演出结束后，还有很多人为了得到一个与主创交流的机会迟迟不走。

王长田第二天又来了，带着公司的人。散场后他们直接找上了俞白眉谈合作电影，理由很简单，“能让人笑是巨大的商业”。

邓超、俞白眉这对搭档当晚在后者家里喝了一夜的酒，讨论导演问题。天亮时他们决定自己来：“虽然我们都不觉得自己适合，但我们想不出来其他人，找谁能跟我们的病态审美一致？找谁能插进我们俩的关系？想来想去，我说你怕别人说你吗，他说不怕。我说那我们就拍吧。”俞白眉对腾讯娱乐回忆。

在那之前，邓超是一个警惕的大明星，即使是在微博最为火热的时候，他也并无涉足打算。而俞白眉身为编剧，有着知识分子式的清高，每次走红毯时都会觉得另有一个自己在空中嘲笑这个堕落在公共场合的自己。

但两个人成为导演的第一天起，警惕与清高，就变成可以甩到一边的东西。为了《分手大师》的宣传，在微博影响力消退之时，邓超义无反顾地开号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原本“一个有才华、有成就的青年演员”形象，很快被“逗比”这个形象所覆盖。而俞白眉，也从一个口碑不错的编剧，变成了一个“拿捏着邓超的把柄用于强迫他”的恶人。

网上至今有讨论，作为演员的邓超与作为导演的邓超为何差距迥异，大家期望他放弃导演事业，安安静静做一个好演员。

“我一定会让大家那些愿望都落空。”邓超认真地说，不带情绪，心平气和，“我不会选在别人的声音里活着，我得在自己的态度里活。在做导演这个问题上，我现在还是二年级。等我做了十部、二十部，我觉得咱们再看看。”

一百种造梦实验的巨大吸引力

所以，做导演大概也是邓超并不想夹起来的尾巴——哪怕被认为是非常有天赋的演员，毫无天赋的导演。

拍完《分手大师》之后的邓超摩拳擦掌，每天都和俞白眉讨论什么时候干下一个。他们像小孩子想要新玩具一样，兴奋而又认真：“对外界来说，我们拍电影的故事可以解读成一个鸡汤故事，但对在这个故事里的人，只有你自己享不享受、有没有不可抑制地想做这件事，这才是真的。”俞白眉这样描述两人的状态。

《分手大师》一共拍了105天，期间没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杨幂困得不行，进车里休息了，我们很不好意思，但还是去敲门让她出来拍戏。‘你们俩疯了吗。’她出来的时候说。”

这种工作热情源于新职业所调动起来的前所未有的激情——“片场四百个人，然后关于某一条应该怎么拍，可能出现了六种声音，这六种声音里面有五个我们从来没有实践过它，忍不住就要见猎心喜，想要拍出来试试。”俞白眉说。这样拍出来的结果是，第一次剪出来的片子时长达到了4个小时，两个人傻了。

第二次就进步了一点。《恶棍天使》一共拍摄了82天，只超出规定工作时间两天。但剪出来的片子还是太长了，俞白眉对下一部有信心，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这个问题的关键，很快就可以攻破。

每部电影之后，他们都花大量时间进行复盘工作，《恶棍天使》已经与各职能部门做了半个多月的复盘，至今还没结束，邓超每天都给俞白眉打电话交流：“我们之前还有哪场设计的目的实际上是没达到的？”

《恶棍天使》以雪山讨债开场，当时邓超觉得以工业场景、好莱坞方式“做出先声夺人的效果”。“但现在想想可能不是很适合这边观众的口味，可能应该放在故事进展过程里，以让神医跟俪俪讲故事的方式展现更合适。”邓超分享复盘经验之一。

无中生有的各种造梦实验让他们兴奋不已。好几次，两人私下忍不住要感谢“中国电影蒸蒸日上的时代”“让我们有机会去实践、去尝试。过程里有非常巨大的快乐，这种快乐让人觉得人生这么干下去就可以了。”

邓超体验到了另外一种乐趣，与这种乐趣相比，做一个“零差评”的男明星这件事，一丁点也不重要。“其实原来我们都挺在乎别人怎么想，但因为做成这件事的愿望远远高于一切，我们为什么还要爱惜羽毛？”俞白眉解释。

“逗比”邓超在这种背景下产生：都已经花了这么多人的金钱、时间与心血，怎能倒在抵达观众的最后一棒？所以每到宣传期，邓超的“病情”就格外反复：《分手大师》在影院大跳钢管舞，《恶棍天使》连发10条微博示爱孙俪，到了《美人鱼》，他甚至直接在沙滩上穿上了鱼尾裙。

很多人对此顿足叹息，觉得这是一个好演员的屈服。但或许只有当事人和他的朋友们才真的相信，正是因为导演的体验，才让邓超的人生变得开阔了。

而对于邓超来说，做导演，尝试那些前所未有的新鲜事，以及逗人发笑，那些本来就是他的“属己感”。对此，他没打算为任何人让步。

在与观众的互动中，他重构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恶棍天使》上映当天评分暴跌，俞白眉一天“脸都是黑的”，然而邓超却热血地拉着他，“我们一起去见观众吧！”

这与他《分手大师》的经验有关。路演到重庆，映后见面会上来一群聋哑人，每个人咿咿呀呀都很高兴，邓超问了他的惯例问题：“你们看电影笑了吗？”

唯一一个能读唇语的大姐磕磕绊绊地开口：“我们笑不出来。”

“哗一下我在台上哭成狗。”邓超回忆，“别人怎么说重要吗？一点不重要。这才重要，真重要。”

俞白眉认为，作为一个感性的人，邓超在与现实观众的接触与交流中能有效汲取能量。在指定的影迷见面活动外，他们常常摸去其他影厅，躲在黑暗里看不知情的观众的反应：“我们跑了30天，几百家电影院，就我们观察到的，喜剧效果很好，观众一直在笑。”他们所见的观众反应与网络打分截然不同，这治愈了他们，“见观众，就是我们当时最好的药。”

“电影院有一种浓浓的人味。”邓超描述，从此喜欢冲进影院的一瞬间：“尤其看喜剧，很多人在一个空间里，笑过之后，长期哈气，这种人味是比一般的影厅浓一点的。”那时候他连着30个小时跑路演不眠不休，“其实就是被观众的热情点燃了。”

于是，其他明星通常视为畏途的路演，在邓超眼里，乃是天大的乐事。《分手大师》的路演跑了三十个城市，这让一些圈内人颇为绝望地感慨：把营销做到这个份上，你让我们怎么办，以后还怎么玩？这简直成了军备竞赛。

曾经邓超也不爱跑路演，路上花了大量时间，到了地方，“hi你们好吗你们喜欢这个电影吗我们合个影吧”就结束了，“形式化，耽误生命。”但后来，邓超以一种极度狂热的方式去做路演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事情一点儿也不讨厌——包括穿着露脐豹纹装，带着400位大妈PK广场舞。

然而“邓氏喜剧”仍然存在着客观上的两难。撇除粉丝群体，他们的目标观众需要猛烈的笑、笑、笑，对背后的艺术尝试并不在意乃至接受有限；而藉由广泛观影经验培养起来的电影观众，可能一开始就放弃“邓超导演”这四个字。

邓超对此很乐观：“导演这事，我才二年级，等我再做十部、二十部，咱们再看看吧。” 他以周星驰为榜样，“我看到星爷之后，我就会觉得，我们收到这样的一些声音算什么啊，《大话西游》当年还那么被诟病呢。”

只有一个观众我都会high

相比邓超的乐观，俞白眉要悲观的多，他觉得自己这一代中国影人，恐怕无法拍出心目中的好电影：相比好莱坞大师们自幼就在成熟的产业环境中耳濡目染，他们至今还在解决电影工业入门的ABC问题，甚至其中的很多问题无人请教，只能自己一点一点摸索。

“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是过渡的，依靠市场好，制造一些热闹的产品，使这个市场能保持热度。最好的可能性，是让我们的下一代人在他们出手时，工业的问题已经不成问题。”俞白眉说。

其实两人原本都没想过要做导演。

他们最初的人生交点是舞台剧：邓超出演俞白眉编剧的《翠花上酸菜》，筹备时他们在东三环一家仙踪林第一次见面，天南海北瞎聊时聊到都有建剧场的梦，一拍即合成了朋友。

那为什么不感谢中国舞台剧事业？

“因为不公平。”俞白眉说，“勤勤奋奋的演员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小剧场一个一个倒闭，中国舞台剧到现在还不成气候，没有形成盈利模式。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努力做小剧场，不是为了好处，是为了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