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原貌与经典演化

——以《三国志演义》毛本研究为中心

对于所谓原本的执着追索使得学界在研究《三国志演义》时，更倾向于以时代更早的明代刊本为研究对象，而轻视清代通行的毛本。

对毛本的忽视首先表现在基础文献的影印传布上。其实，《三国志演义》相关版本影印甚多。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第十三辑为《三国演义专辑》，收周曰校本、余象斗本、联辉堂本、杨闽斋本、清覆明绿荫堂李卓吾评本、英雄谱本及三槐堂第一才子书本七种，搜罗甚富，颇具代表性。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收录郑世容本、刘龙田本、郑少垣本、余象斗本、评林本（残本）及刘荣吾本等六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则收入嘉靖本、万卷楼本（即刘世德先生所称之周曰校丙本，参《三国志演义作者与版本考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3页）及汤宾尹本三种。此后，陈翔华先生主编《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收评林本（聚日、英、德三国所藏，始为全本）、汤宾尹本、朱鼎臣本、刘龙田本及清宝华楼本五种；《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续辑》收叶逢春本、夏振宇本、周曰校本（乙本）、熊清波本、熊佛贵本及李卓吾评本六种及上图所藏早期刊本散叶。此外，《中华再造善本》亦收入嘉靖本、黄正甫本及醉耕堂本。自2009年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此前基础上，辑刊了《三国志演义古本汇集》。2014年线装书局影印了善成堂本《第一才子书》，2018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了怀颖堂本《第一才子书》。以上影印去其重复，计二十七种，应该说，重要的版本大多曾影印出版以供学界研究。此成绩是中国古代小说文献影印做得最好的，如《水浒传》之版本较《三国志演义》尤为复杂，刘世德先生主编之《〈水浒传〉稀见版本汇编》（国家出版社出版社2019年版）已大大丰富了《水浒传》版本的影印数量，但与前述引三种古代小说丛刊合并计算，计数则仅约《三国志演义》之半，不少稀见版本仍深藏固扃，难以利用；《红楼梦》之古本影印亦极热门，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至2019年版之《红楼梦古抄本丛刊》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至2021年版《石头记古钞本汇编》就将所见古抄本十余种悉数影印，后者还曾影印东观阁本、双清仙馆本、京都聚珍堂本等，但就绝对数量而言，似亦不如《三国志演义》之多。

但是，上列二十七种版本中，明本有二十三种，学界所知之明本基本都得到了影印传布的机会；相较而言，毛本则仅影印出版了四种，一为《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中的三槐堂本，流传未广；余三种皆为皮纸线装，印量甚少，重在收藏，学界亦未便利用。总之，欲研究毛本，或无原本可资参考，或无法汇集诸本以便比照。

其次，就研究而言亦是如此。《三国志演义》的版本研究成果颇丰，然于毛本总是一语带过，似乎此书进入清代后便无可论。1996年，英国学者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历史上第一部以《三国志演义》版本为核心的学术专著，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在此领域最有创获的成果，作者以一人之力，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各大图书馆查访，用力极勤，所获亦多。在此基础上，作者又细致地从各版本中爬梳出154处串句脱文，并依此为《三国志演义》划分出了版本系统分支图。然此书对毛本却仅以一句话带过而不论（第105页）。此后，日本学者中川谕亦于1998年出版其博士论文《〈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林妙燕译本），其书发挥了日本学者考证精细之特点，以插入故事为坐标，对《三国志演义》诸版本进行梳理，也同样是版本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而对毛本的讨论在其二十一节中仅占一节。

然而，这种对于原本的执着或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方枘圆凿。传统文献至少从理论上是可以做到“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段玉裁语，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36页），但小说却并非如此。对于这一问题，郭英德先生在其《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一文中以《水浒传》版本为例，已有既精深又透辟的论述，他指出，“一书的不同版本系统之间具有显著的、甚至巨大的差异”，因此，“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恢复一书问世之初的文本‘原貌’，而是致力于恢复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的文本‘原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不同版本或版本系统对正文文字内容的不同处理，不仅有其各自的合理性，而且也有其各自的价值”。也就是说，至少从“一书各本”的角度看，《三国志演义》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版本系统，不同系统也各有其合理性与独特的价值，无法用对原本的追索而抹煞。事实上，暂不论现存数十种明本何者才是更接近原貌之本（这一点学界即颇有争议），即以明前尚有《三国志平话》之类文本存在即可知，在《三国志演义》上追索“原本”的努力，仍然要限定“哪一个原本”的问题。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学界所指均当为罗贯中的原本，而不是《三国志平话》，而这就涉及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另一个复杂的话题，那就是经典演化的问题。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当今学界讨论甚多的话题，不过，这种讨论大多以西方学术语境为出发点，或者针对的是中国古代诗词文等传统文体，而在中国古代小说的讨论上，仍然没能关注其独特性。简单来说，西方小说产生之后，其作品文本本身是静态的，所谓经典化其实更多侧重的是接受侧的认定，即经典化讨论中所谓“命名”，即由何人、何种文化生态认定某部作品成为经典。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诗文等传统文体虽亦有钞刻之讹，甚至也有郭英德先生所云作者的不断修改，但从理论上看，它们仍有一个可供比勘、追寻的“固化”“定本”。但古代小说却并非如此，其经典化既包括前述经典化的共性，同时也有其个性，也即其文本并非静止的，大多数古代小说经典都有一个长期的动态生长过程，为将其区别于西方式的经典化，故依经典化之名，以“经典演化”称之。

三国故事诞生以来，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应该说，至罗贯中所著《三国志演义》问世，三国故事实现了在小说世界的一次经典化。从某种程度而言，当下被学界所认可的明代版本之代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便是这一经典化的物质形态。然而，《三国志演义》的文本演化至此便结束了吗？显然没有，在嘉靖本之后，明代还衍生出了复杂的“一书各本”的版本系统，这些版本的出现当然不排除书坊避免版权问题及标新立异的考量，但也不能否认三国小说的经典演化尚未完成。前引郭英德先生文指出了小说“一书各本”以及各版本系统的价值，但似乎还可继续引申，即虽然不同版本系统既可表达“次要作者在社会思想、审美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从而赋予这部通俗小说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以特定的审美内涵和文化内涵”，同时也是“各个时期社会思想、审美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迁”的产物，但各不同版本系统之间仍然是有差异的，我们仍然“要通过对一部通俗小说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差异、优劣高下的考证鉴别，为现代读者介绍和推荐其最可靠的或最合适的文本”，这种差异仍可以经典演化的方式来描述。

《三国志演义》在明代有诸多版本，至清代，个别明本亦偶有流传，甚至明代特有的三国志传系统版本亦偶有翻刻，如清敬堂王泗源翻印建阳朱鼎臣本、清二酉堂刊本、三余堂翻印本、宝华楼翻印本以及哈佛大学所藏清嘉庆七年刊本等（参《〈三国演义〉版本考》，第8—11页，按其书尚将遗香堂本标为清刊本，然据笔者所考，其仍当为明本，参拙著《必也正名：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257—260页），但这些都极稀见，至今已如明刊一样稀同星凤。事实上，从康熙十八年（1679）醉耕堂出版“四大奇书第一种”后，毛本立刻成为《三国志演义》一统天下的经典版本。这种一统天下的局面通过清刻本的数量亦可感受到。上田望《毛纶毛宗岗批评“四大奇书三国志演义”版本目录（稿）》（《中国古典小说研究》1998年第4号）一文对毛评本广事搜罗，列出得自诸书目之版本132种之多；此数量已然十分庞大，但仍不完备，如魏安录毛本22种，即有半数未见于上田氏目；文革红《〈三国演义〉版刻知见录》一文（《第四届清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2019年）踵事增华，梳理毛本155种，溢出上田氏目者极多；笔者在文革红大作基础上，又搜得二十余种。据上可知，今存毛本之不同刊本当有二百余种，但可以肯定，这仍非清代毛评本刊刻的全貌。《小说书坊录》（王清原、牟仁隆、韩锡铎编纂《小说书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收入清代书坊906家，然出版《三国志演义》者仅47家，与前述上田望、文革红罗列者相较，知尚有重大遗漏。据此逆推，亦可知清代毛本之刊行盛况。其实，若用力搜罗，当下仍可发现更多新的毛本文献，只是由于学界对此书不甚重视，故大量毛本或流落于民间，或尘封于高阁，不为人所重。这种忽略也造成了相关研究的缺环，因为大部分研究力量都分配到明代诸本上了，对毛本，研究者仅以所谓“通行本”的刻板印象来对待。若能对现存毛本进行一次彻底的文献清理，则其不仅有功于《三国志演义》之研究，亦可以此为筏，深入到清代出版文化与小说传播的学术新境中去，这是一个亟待有人完成的基础课题。

毛本在清代的风靡还一直延续到现在。当下几乎每家出版社都或多或少出版过至少一种《三国演义》，在如此繁多的出版品种中，绝大部分出版社选择了毛本。例如被认为“国内发行量最大、最权威的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至今最少发行百余万册，“历次整理，都是采用毛宗岗本为底本”（参其书前所附《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除此书外，其他各本亦大体相同，不烦备举。

这一作法在当下已习以为常，若与他书并观可知其极为特异。如《水浒传》，有清一代流行者皆为金圣叹评改本，然自胡适指出“这三百年来，大家都读惯了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很少人知道《水浒传》的许多古本”（参胡适著、李小龙编《中国旧小说考证》，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1页），并为此作多篇考证以来，出版社亦多选用现存最早之容与堂本为底本整理，也有用袁无涯本者，总之，若非着眼于金译，则不再选用金氏腰斩本；《西游记》亦多以世德堂本为底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初以清代通行本反校，亦可见其择古本之努力）；再如《金瓶梅》《红楼梦》莫不如是。这些做法的背后，正是追索“原本”的学术理念在支撑。然至《三国志演义》，此学术理念却至失效，此书最早标点本为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汪原放标点本，汪氏标点白话小说，多有胡适怂恿之功，此书前亦有胡适之序，而此书却以毛本为底本。胡适彼时已知有李卓吾本、《英雄谱》本等明本，然对明本却未措意，仍多“推测”之语（《中国旧小说考证》第408、412页）；胡序多参鲁迅《小说史讲义》，据现存鲁迅油印《小说史大略》亦知，彼时鲁迅亦未见明本，故“无由测其有所传受，抑出于模拟也”（鲁迅《小说史大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然至胡适作序之次年，鲁迅此书由新潮社推出时，即已知有“明嘉靖本”，且其引文即源于嘉靖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朝华出版社2017年影印1923年新潮社本，第156—159页），可知胡适其时若欲得此书明本，并非难事。何况就《红楼梦》而言，据胡适云：“从前汪原放先生标点《红楼梦》时，他用的是道光壬辰（1832）刻本。他不知道我藏有乾隆壬子（1792）的程伟元第二次排本。现在他决计用我的藏本做底本，重新标点排印。这件事在营业上是一件大牺牲。”（《中国旧小说考证》第322页）于《红楼梦》可以，于《三国志演义》自然也可以，但最终并未改动。

刘勰说经典是“恒久之至道”（《文心雕龙·宗经》），虽然他指的是儒家之经，但也揭示出经典的时间性特征；加达默尔曾引黑格尔的判断，说经典是“那种指称自身并因此也解释自身的东西”，这是从经典内部来指认，但也认为它是“在时间的废墟中保存”的，同时指出它“总是保留着某种古典型的持久有效性”（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372页）。易言之，经典是要经过时间淘洗与承认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三国志演义》在风行有清一代之后，至今仍被读者所接受，则毛本已然确立起自己在《三国志演义》诸版本中新的经典地位。

或许会有人认为，毛本之所以在清代成为阅读《三国志演义》的“定本”，主要原因在其附有毛氏父子的评点。从商业角度及中国古代小说阅读风气来看，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这一解释也只有一部分效力，而且它会让问题陷于复杂的悖论之中。

学界重视毛评而忽视毛本便是这一看法的体现。前论毛本影印之少，原因很多，但不得不说亦因学界之需求较少所致。学界对毛本的利用多在其评点，故有资料辑录即已足用。易言之，学界之于毛本，重视的是其评语所体现出所谓的“文学批评”价值，多种《中国小说理论史》均予毛评以专节论列，且有多部专著问世，而对毛本所代表之《三国志演义》文本生长史则不感兴趣。

然而，学界这种看法又与一些基本认识发生了冲突，如一方面认为毛评对于《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化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又认为古典小说中的评点都不重要。轻视评点的始作俑者是胡适，其为《水浒传》作序时，开门见山便说：“这部书有一层大长处，就是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了。”又说：“这部新本的《水浒》把圣叹的总评和夹评一齐删去，使读书的人直接去看《水浒传》，不必去看金圣叹脑子里悬想出来的《水浒》的‘作史笔法’；使读书的人自己去研究《水浒》的文学，不必去管十七世纪八股选家的什么‘背面铺粉法’和什么‘横云断山法’。”（《中国旧小说考证》第17、22页）胡适的小说观念受西方影响极大，他的看法实际上正是西方小说文本体制对中国古典小说同化作用之显例。

在学界此种思想影响下，出版社整理此书时也基本上删去了毛评，但这种表现反过来证明前述毛本之经典化源自毛评之荒谬，因为虽然删去了毛评，但毛本仍然是《三国志演义》的经典阅读文本。不过，许多出版社在删除评点时全然不作说明，似亦不合古籍整理之规范（当然，相对来说，古典小说之整理规范尚未建立，与传统古籍整理尚有不同，参见拙文《如何凝固流动的文本：中国古代小说整理适用校法四例辨析》，《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这一点我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为例即可知，其前之《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已极详密，新版前又有《修订说明》（坊间大部分整理本连这样的说明都付之阙如），然而这两份文字均未言其在采用毛本为底本时，将原毛本所附之毛氏父子之评点全部删去之事实，仿佛清代之毛本原即无评之本一样，之所以会有此疏漏，原因也在于整理古典小说而删去评点似已为思维定式。

这些思维定势究其根源，仍在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之惯套。在西方学者看来，评点是一种典型的副文本，它从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读者对主文本的阅读和理解”（参商伟《〈儒林外史〉的副文本与叙述时间》引法国学者热奈特之观点，《文学遗产》2021年第6期），但它不能改变主文本。中国古代小说的评点却并不完全是小说正文本之外的“副文本”，而常常与小说呈现共生的关系，甚至会更进一步，对小说正文本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毛本之文本为何能在明末数十种版本群雄竞起的形势下一统江山、独领风骚呢？正与毛氏父子对原本的评、改有关。一般文学史或作品整理前言都会说“毛本是据明代版本加工修订的一个通行本，流传已久，文字上有好些优点，较便于广大群众的阅读。但毛本也存在不少问题：有明本原来不误的，毛本却改错了；有明本文字明显优胜的，毛本反改坏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这个说法实可商榷，因为毛本改错的和改坏的例子确实有，但并不多，但此论却给读者一种印象，就是毛本与明本优劣约可平分秋色，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毛本之优于明本者约有二端。一者，在于向史实回归；二者，在于艺术性的提高。

向史实回归，是毛本取得经典地位的基点。《三国志演义》虽为小说，但尤要者在其为历史演义小说，在这样一个历史感极强的文化传统中，历史小说的核心自然是尊重史实。明本中有大量从民间移用来的情节，有的甚为荒诞，如毛本《凡例》所云“后人捏造之事”中“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上方谷一节本即史书所无，这里又受民间故事影响，写火烧上方谷时“魏延望后谷中而走，只见谷口垒断，仰天长叹曰吾今休矣”，反对诸葛亮形象产生损耗，影响了小说的表现力；再加上还有作者对史书的诸多误解（可参周兆新《罗贯中误解史书二十例》一文，《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317页，当然，也有一些误解颇有艺术性而为毛本所保留）。因此，毛本的修改大部分都是在原本《三国志演义》的小说框架内有限度地、谨慎地向历史的回归，若能在既不影响甚至还会扩大小说原作的艺术能量，又尽量不违背史实的策略下出版新本，自然是读者所期待的。因为读者在阅读演义类小说时，还有一个阅读目的，就是通过小说阅读补充历史知识，如直接读正史就过于枯燥无味，这也是后来演义类小说能够成龙配套的根本因素，故演义自不可距离历史太远。事实上，这一目的直到当下仍然有效，这也是沈伯俊《三国演义》（校理本）、盛巽昌《三国演义补正本》、周文业等《〈三国演义〉、〈三国志〉对照本》、周文业等《三国志演义文史对照本》、石麟《三国演义（历史考证版）》等书相继出版的根本原因。不过，要想在修订《三国志演义》时向史实复归却并非易事，因为整个三国故事漫长而复杂的流传，已经楔进了丰富的民间想像与情绪，也深刻改变了三国故事的叙述架构，所以，修订者必须有极佳的史学素养方可做到。

当然，仅据史实修订还远远不够，那还是前文所及文史对照本的思路，因为在回归之时，还要考虑艺术性的问题，而这更是毛本优长之所在。总体来看，毛本既有在最基础的文字层面的修饰，李卓吾评本第一回末之评即云“《三国志演义》‘其’字、‘于’字、‘耳’字、‘之’字决不肯通，要改又改不得许多，无可奈何，只得于首卷标出，后不能再及矣”，于是毛本《凡例》首则即云“俗本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龃龉不通，又词语冗长，每多复沓处。今悉依古本改正，颇觉直捷痛快”；也有改换鄙俚可笑之诗、整齐回目、增入名文等技术性调整；尤要者则在文字的润色与细节的精修上。此例甚多，如前举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斩华雄及华容道二节，就文字而言，自以毛本精练贴切（如曹操说关羽“既出大言，必有广学”，虽或为当时之俗语，然与彼时情境颇为扞格；毛本则改为“必有勇略”，较为恰当），然鲁迅仍据嘉靖本引录。这也成为后世学者需遵守之规范，即于论述《三国志演义》时，哪怕并不涉及版本或时代，也宁肯损失论述的饱满，而引嘉靖本文字。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引更好的毛本呢？这看上去是一个严谨的学术规范，实际上却是“原本”至上的学术理念叠加对中国古代小说经典演化路径的“西化”理解所导致的误认。

绾结而言，《三国志演义》的情况虽有其特殊性，但前述问题却是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均需关注的。此前，郭英德先生指出古代小说经由主要作者与次要作者而产生的不同版本系统有其不同的文本原貌与价值，这一观点体现了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深入思考与宏观把握，极具启发意义与指导意义，但似尚未被学界所理解与接受。如果我们要打破“原本”想像，并进一步承认经典演化的动态特征，则还需要在理论建构与个案研究上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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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文学遗产》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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