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口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河口作为晋蒙粮油故道上的一个重要的口岸城镇、货物中转水旱码头，历时200多年，不仅形成了自己可圈可点的辉煌历程，也曾为繁荣地域经济文化，促进宁、蒙、晋、陕等地的商品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迁徙，产生过直接的影响作用，在托县、内蒙古经济社会史乃至中国国内商贸史上，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托克托的河口是粮油故道上游最早形成的口岸城镇。土默特平原的粮油是商道最早的商品。这些通过黄河输往晋省粮油的集中、装船之地就是河口。河口很早就是一个黄河津渡，但并不是城镇，仅仅是一个小小村落。只是因为粮油故道兴起后，不仅归化土默特一带的粮食要在这里上船下运，而且这里成为运销口外诸厅、山西北中部的吉兰泰盐的必经口岸和管理机构所在地。所以，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河口村升格为河口镇。道光以来，甘草成为粮油故道上的重要商品，河口又成为最主要的甘草外运码头。这一新的功能使河口愈加繁荣。由于上游来的各种物资都要经过河口，所以河口是一个典型的与粮油故道共命运的口岸城镇。”（张世满著《逝去的繁荣：晋蒙粮油故道研究》）

河口的繁荣直接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河口与托克托县城南北相连，相距只有三里多。清以来，随着河口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县城的经济文化也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河口的“大经济文化圈”中。至今，托县民间仍然流传着一句话：“先有河口，后有托城。”这句话的实质含义并非说河口的历史早于托城，而只是说，就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河口远胜于托城，并进而带动了托城的同步发展。史料记载，清末，托城有铺户81家，铺伙4655人；而河口其时有铺户92家，铺伙4836人。

托城与河口均西滨黑河，一水相连。从黄河上、中游来河口的各类货船可经黄、黑河交汇的海口溯黑河而上，停泊于托城城西。事实上，当年河口水运繁盛时，河口、托城两镇的黑河岸畔，商船相连，几为一体。许多商船在与河口商家交易的同时，与托城的同行商号也结成相与关系。托城的六陈行、山货铺、药材店、盐碱店、杂货铺、皮毛店以及各类土特产加工行业的原料，多是经河口水运而来。两镇的商家在两地互设分号，不胜枚举。而托城又是河口陆运北进归化的必经之地。可以说，正是河口的水旱码头地位带动了托城的商品经济发展，进而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使托城这个托县地区的政治中心同时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河口的繁荣对镇周围的农村曾产生过鲜明的辐射带动作用。河口上下的沿河村庄如招牛营、五乡县、太阳县营、安乐村（以上4村今属土默特右旗）、树营、麻地壕、沙拉湖滩、东营子、蒲滩拐、冯彦、海生不拉、毛不拉、喇嘛湾（今属清水河县，清朝、民国时属托克托县。）等有船户60余家，有船百余条。这些村里有许多人从事水路生涯，不少人家是船工世家。他们凭借河口的码头地位，养船拉船，养家糊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村庄仍有不少人以船组社，进而参加了国营的航运局，成为挣国家工资的航运工人。

河口镇东一溜湾乃至镇郊东沙梁的南坪、周家圪旦、南火盘、狼窝壕、柳二营、河惠坪等农村，成为供应河口的蔬菜区，这些村里的农民，也成为河口这个农肥基地的消费者和义务清洁工。直到河口衰落，河口的废弃房基地，依然是这些村里农民拉运的肥土，以致现在河口村东原来的房基地成为一片常年存水的低洼之地。

如上文所述，河口作为盐碱加工销售的码头，一度使镇郊的盐房口、盐海子、张四壕等拥有盐碱自然资源的村落，成为专业的盐碱生产基地，开发了当地的土产资源，激活了当地的商品经济。

河口为周边村落乃至相邻旗县的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场所，加剧了人口的集聚。这些“打工族”，河口无居处，就在东梁打窑，在镇旁盖草坯房，由暂住而定居。

河口更大的历史价值是，对内蒙古中西部的开发，晋、蒙、陕、甘、宁等地的商品交流，特别是晋陕地区的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清朝时，内蒙古中西部的土默川、后套平原的农业开发，其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力是黄河水运为上、中游两地货物的输送、交易提供了便利的通道。正是这一通道，把内蒙古中西部的粮油、盐碱、药材、皮毛以及宁夏、甘肃、青海等地的土特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晋、陕沿河口岸，也将晋、陕地区的土特产品运到上游地区。如果当时没有这条水上运输线，内蒙古中西部的开发就将受到严重制约。持续200多年的大规模“走西口”历史风潮，也将受到严重影响。而河口在这条水上运输线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在上述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动力作用。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晋、陕地区，山地多而平原少，旱地多而水田少，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粮食难以自给。“晋蒙粮油故道”开通200多年来，内蒙古河套平原的粮油通过水运，源源流向晋陕地区，对缓解当地粮荒，稳定当地的社会秩序，其作用是可想而知的。而作为粮油输入晋陕的必经之地，从河口究竟为晋陕地区输送了多少粮油？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揭晓的历史谜团。

河口成就了一批富商大贾。从某种意义上说，河口是孕育成就现今所称“晋商”的基地之一。许多“走西口”来到河口的农民、“打工族”在河口经商致富，成为晋籍名商。他们为河口的繁荣建功立业，河口也为他们的功成名就提供了用武之地。这些在河口经商发了大财的人，有的不惜巨资，兴办一些公益事业，扬名显世，为人称道。如河口最大的甘草店公义昌的财东兼掌柜陈隋保，成为“名震中西”的商界显赫人物后，每年都要拿出一部分资金交给蒙古王爷和召庙喇嘛，托他们资助那些贫苦病残的农牧民。一些商号店铺资金周转不济，他也鼎力相助。他独资为家乡修建的石板路沿用至今。

在河口创业有成的以“晋商”为主体的商业群体，在河口特定的历史、地理、人文环境中，丰富创新了“晋商文化”，使其更具鲜明的地域特色。

当代的河口人，十有八九是当年“走西口”来河口谋生创业的晋籍后裔，其中不少是“晋商”的后代，这些晋商后代中，有许多人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艰苦创业，发愤图强，成为当代“托商”的佼佼者。由“山西人”而“河口人”，由“晋商”而“托商”，这就是河口人文历史变迁与传承的主线。

河口商业繁荣之时，镇里不少大商号在包头、归化、临河、五原、陕坝以及大同、张家口、北京、天津、武汉、上海等地设有分号。在“晋蒙粮油故道”的终点站山西临县碛口镇，亦有河口的商家字号。据民国5年（1916年）碛口镇重修黑龙庙碑记的“芳名录”中记载，当时河口在碛口的字号有双和薪店、公义昌、双和成、三盛局、三星聚、双和泉、义成店等7家。这些都是河口的商号设在碛口的分号。至于对包头的开发，河口商家更是功不可没。

在今杭锦后旗陕坝镇，有一处地名叫“托城圪旦”，即今跃进四队所在地，就是由河口、托城人在民国前后迁居陕坝经商、种地、跑河路聚居一地而命名。据说，陕坝镇的老住户，河口——托城人几乎占到总人口的半数。至今，原籍河口的王家、全家，依然是陕坝镇的大户人家，此外，还有杨家、刘家、傅家、吕家等等，据说，某年王家安葬老人，送葬的托县人（以河口人为主），挨挨挤挤占据了多半条街。

陕坝的河口、托城人是开发陕坝当之无愧的创业先驱者。他们不仅为陕坝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把河口的社火文艺带到了陕坝。其时，每年元宵节，各类社火班子的组织者、表演者，均以河口人为主角。时至今日，陕坝的老年人还津津乐道地回味当年“托城人”斗活龙的赏心悦目情景。

迁居陕坝的河口人张逢仁曾是民国年间陕坝的名人。张逢仁的先祖是保德人，来河口经商失利，到张逢人时已是一贫如洗。张逢人在河口卖妻葬父后，无法在河口立身，只身徒步投亲到了陕坝。初始，以放牧、卖烟卷、当磨倌儿维持生活，后娶了一个土匪头儿的遗孀为妻，自己办起了磨坊，以此为起点，逐步发展为陕坝街上首家粮食加工的六陈行“永记”店铺。永记生意鼎盛时兼营土产、农业，其所建店铺、作坊、库房、居室占地数十亩，伙计百余人。今《杭锦后旗志·商业》中，也将“永记”记在旗内字号前列，足见其影响之大。

张逢仁发家致富后，曾独资在陕坝办了一所“逢仁小学”（新中国建立后，与普爱小学合并为陕坝师范附小，后改为陕坝实验小学）。学校师资、学费等一应开支均由他支付。每年元宵节的社火活动时，“永记”是布施大户，仿照河口形制制作的“活龙”平时就存放在他家的亭子间。（张逢仁河口的老家就住在活龙场）他还募捐建筑吕祖庙。当时陕坝街上的十来个乞丐，选派头儿，经常到“永记”“领米领面”。

水旱码头的地理位置，发达兴旺的商贸产业，使河口成为人文荟萃、地灵人杰的风水宝地，为河口发展繁荣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营养丰厚的社会物质基础。

河口是一个典型的移民村镇，其居民的先辈因慕“水旱码头”之名从中国的四面八方辐辏河口，从而造就了河口多元化的复合型风俗文化。河口是土默川社火文化的渊薮，是内蒙古西部二人台的发源地之一。河口人崇尚教育，信息灵通而富有远见卓识。河口养育了李裕智、苏谦益等革命志士，也哺育了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类拔萃各有千秋的众多人才。

河口的历史，是黄河上中游航运史的缩影。历史上，河口兴焉黄河，衰焉黄河。黄河，是河口命运的魂魄。山有根，水有源。河口的根源就是母亲黄河。黄河哺育了河口的山川土木，养育了河口的世代居民，孕育了河口的人文历史，从而造就了以黄河文化为主体，水乳交融着草原游牧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的“河口文化”。如同黄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雄宏气质，“河口文化”包容了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元素，在此基础上加以开拓创新，更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的个性特征。（本文节选自《古镇河口》 作者：杨诚，信息来源托克托工商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