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一只黑鸟误入奚美娟家。

看到不速之客在房间里挣扎扑腾，奚美娟受惊不小，却怎么也捉不住它。闻讯赶来的儿子却不以为意，把大鸟拢入手中，对它吹着柔柔的口哨，又拿米喂它。看到儿子的举动，奚美娟下意识想到了细菌和禽流感，一迭声叫儿子戴上口罩。男孩说：不用不用。他抚摸着鸟的羽毛，带它去楼下放生了。之后孩子上楼，告诉母亲，在大自然的月光和树木中，黑鸟一下子就展翅翱翔的喜悦。

那一刻，奚美娟陷入沉思。

谁说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孩子对待鸟儿的态度深深触动了她。比起大人们的瞻前顾后，他们表达善意的方式更为直接。她想起，在和孩子闲谈时曾听他讲起：“社会舆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我们90后的所思所想。我的同学中，许多人都是很有理想抱负和爱心的。”她把这件事写进文章，后来也常常在聊天中谈及此事。不论哪个时代，年轻人总是一个容易被误读的群体。但奚美娟相信，青春本身，有一种天然向善、澄净社会的渴望。

毕竟，她的青春，就是这一渴望的见证。

1976年的秋天，21岁的奚美娟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那一个月，“四人帮”被粉碎。消息传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她面前展开。那一代青年，当日曾以怎样的热情拥抱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天的中国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如今，作为资深演员，奚美娟在不同场合被屡屡问及如何看待当下流量、小鲜肉等演艺圈怪象。直面弊端，奚美娟却依旧心存信念，她相信年轻人拥有去芜存菁的辨别能力，她相信长江后浪必然会推动前浪，她相信每一个时代会自我调节，终究会把好的东西传给下一代。

因为她这一代人是这样走过来的，也因为那天看着儿子抚摸鸟儿的时候，她心里涌出一句话：要相信未来。

奚美娟提供

记者：您是否记得，最早是在哪里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

奚美娟：1976年10月，正好是我毕业的那一个月。当时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工作已经定下来，我被分配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到人艺以后，我参加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到人民广场去参加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

记者：那个时候是否意识到以后的生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奚美娟：没有，那个时候我对时政没有先见之明，就跟着大潮走，主要兴趣是在演戏上。

当时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文革”当中那些不能演的戏都可以演了。我演的第一个戏就是《万水千山》。那个时候话剧界有一个风气，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戏出来，全国各地的剧团都会一起演，像《万水千山》《于无声处》，几乎全国的剧团都在演，大家会比较哪个省市的剧团演得好。而且，那个时候演的戏都很受欢迎，常常都是一票难求。

两年后的1978年，改革开放；再两年后就进入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眼界被打开了，那个时候我们看《第三次浪潮》这样的书。年轻人全都在关注这些事情，老演员也在那里讨论，大家都似乎在等待新理论、新方法的到来，那种兴奋感现在想来还历历在目。

记者：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现在还会满含感情地回忆，说那个时候是文学与艺术的热潮期。坐在公交车上，连售票员也在看《安娜·卡列尼娜》。

奚美娟：因为之前在“文革”期间，只有一种声音，大家被压抑太久了。窗户骤然打开，大家再次有了正常表达的途径。

当时在文艺界有一句话，叫“第二个春天到来了！”剧团里许多老前辈、老艺术家，当时也就四五十岁，真是把10年压抑下来的激情全部迸发出来了。这种热情的感染力，如果你遇到过一次，一定会终生难忘。他们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真是特别无私，全心全意地就想要把自己的一切都教给我们。而我也是好学生，当时也是非常用功，每天都在大量吸收各种知识。所以，1978年，在上海市举办的首届青年演员汇演上，我饰演《枯木逢春》中的苦妹子，获得了我在演艺生涯中的第一个表演奖项。

现在想来，当时我们周围的风气很好。我们排新戏，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各种人士都会来看，文化局、文联要开座谈会，不仅主创人员，许多作家、评论家、学者，还有像黄佐临先生这样的大师都会到场。大家提意见，不仅仅是说好话，而是真的提出批评或者建议，然后剧组回来开会，有好的意见我们立即就用，改进自己的表演，所以年轻人进步特别快。

记者：那个阶段您排过什么戏？

奚美娟：太多了，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马》《驯悍记》《中国梦》等。

记者：都是很经典的剧目。

奚美娟：都是特别棒的。像《马》，是得普利策奖的剧本，是一个心理剧，取材于英国一个小镇上发生的真实事件。一个男孩有一天突然把六匹马的眼睛刺瞎了，然后精神分析医生通过与男孩的对话，一层一层地揭示人物内心的潜意识。以前我国舞台上很少有类似的戏。当时观众都是第一次看这种心理剧，都觉得很新鲜。

我记得，看完《马》以后，一位配音界朋友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说，我们演员有的时候台词说得不清楚，就是失职。

记者：他是作为观众给您写的信？

奚美娟：对，他坐在下面，觉得这出戏特别棒，偶尔一些台词听不清就非常着急，所以写信来。当时我们大家彼此的通信往来经常都是在讨论艺术。

记者：是因为当时信息和物质的相对匮乏带来了专注吗？

奚美娟：我觉得应该这么说：社会风气特别重要。

我们那一代人青年，普遍对新的文化有一种饥渴，因为觉得之前的十年被浪费了，突然窗口大开，知道了国际上有这么多的文学艺术流派。人艺请一些境外的导演来我们剧团帮我们指导、排练，几乎每一次我都参加，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也由此，大家第一时间触摸到许多先锋的表演理念，后来出现一些现代派话剧、实验话剧，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都有涉猎尝试过，而且这种理念的碰撞让大家都很受益。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文学所一些年轻的学者也很活跃，经常来给我们提意见，到我们剧院来开讲座。大家当时年纪差不多，就渐渐形成了一股年轻的新生力量。在这种风气下，你不学都不行。

社会上一种好风气的形成，是需要有人引领的，当时这种风气的背后，是比我们成熟的老一代人，在我们上海人艺，就是像黄佐临先生、胡思庆先生这些艺术大师有意的引领。所以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很幸运。

记者：在对文化艺术抱有空前热情的同时，当时还有另一个潮流，就是很多文艺界人士纷纷选择离开，出国或者下海。但您选择了留在舞台上，当时感受如何？

奚美娟：当时的确感觉，凡是聪明人都下海了。但我还在舞台上。我当时的感觉，是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所以一点没想过要转行。

记者：为什么说幸运？

奚美娟：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年轻人是不能自主择业的。当时大学生毕业分配都由组织统一安排指定。所以我们那代人里，许多人做了自己不喜欢甚至压根不想从事的工作，心里是很无奈的。很多人明明心里有着自己的志趣，但在当时的环境和制度下，又不能去追求。相比之下，我是个幸运儿。

我一直很喜欢文艺。“文革”开始时，我只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借给我们一些世界名著阅读，如《德伯家的苔丝》《安娜·卡列尼娜》，还有浩然的《艳阳天》以及赵树理的小说等等，我开始发现自己对文学和艺术有种感悟。人一旦对一样东西有感悟，就会喜欢。我不是主动去考上戏的，我几乎是被命运莫名其妙地带入了上戏，然后又被分配进了人艺，这就恰好把我的兴趣、爱好和职业结合起来了。所以，我对自己命运的被安排，一直是感恩的。

记者：面对社会大潮，心思也没活络过？

奚美娟：活络过的。有一件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事，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根据巴金小说策划电视连续剧《家·春·秋》。当时我的一位同行朋友想推荐我去演剧里的五婶，一个泼辣货。人艺演员团团长胡思庆先生听到消息，直接替我回绝了。

当时我年纪还轻，想想我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成名的好机会，我心里又急又气，就去问胡先生。胡先生对我说：“我们好不容易培养了一个大青衣，不应该去演这个角色。”他还说，他其实一直在帮我的未来做一个整体的培养规划。我是气呼呼去找他的，但听他这么一说，我就释然了，而且还慢慢悟过来了。

记者：不急了？

奚美娟：对，不急了。当你有一个更大的视野，能在心里看到一个更大的蓝图的时候，就不会急。我留在戏剧舞台上，不是被时代剩下的那种无奈的坚守，而是有目标的追求自我的价值。

而且，当时我被老前辈一再“洗脑”，认为话剧是表演艺术中很棒的剧种，话剧演员站在舞台上，直接与观众面对面地交流，完全是靠演员最直接的表演能力，较少依靠其他辅助手段。年少轻狂，我一度还有点看不起影视表演，心里觉得话剧艺术才是最有力量的。

记者：现在还这么觉得？

奚美娟：现在当然不会这样认为，不过我在实践中，还是会觉得，经过话剧历练的演员基础会更好一些。现在许多一线的影视剧演员，被大家称为戏骨的演员，大多都是话剧演员出身。他们经过的训练方式不一样，呈现给观众的感染力也就不一样了。荧屏上的表演被放大一看，很多细节都瞒不过人。

记者：为什么说瞒不过人？

奚美娟：我想，人们对艺术的体悟需要一个过程。观众对艺术的理解也有个过程，一开始可能看颜值、看故事、看热闹，然后看门道，看艺术表演。演员对自己的定位也有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很缓慢地去体会、去经过，没有捷径可走。

我很感恩自己在当时的环境里做了自己想做的工作，又得到前辈的指点和规划，所以的确心无旁骛。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低头耕地的节奏。艺术上遇到一个瓶颈，克服，上一个台阶；再遇到一个瓶颈，再克服，再上一个台阶。每一次克服一个瓶颈、上了一个台阶，我觉得眼前很开阔，有更上层楼的喜悦。

记者：您的这份定力来自于哪里？

奚美娟：定力来自于自信。你对自己的业务能力，对自己事业的前景很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会有定力。

记者：当您看到一些迎合市场、品味庸俗的影视作品，有时得利数倍于一个精品话剧时，您还有这样的自信吗？

奚美娟：我觉得真正好的东西从来不缺票房。即便在最初面对市场经济冲击的时候，我记得，1987年7月，当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推出一台新戏《中国梦》。后来我们演了上百场，登上了第一届中国艺术节的舞台，1988年，我还凭这部戏获得第五届梅花奖。后来我们演出《留守女士》也是盛况空前，第一轮就演了二百多场。

我觉得真正好的作品，不论影视剧还是话剧，不会缺观众，也不会缺票房。

记者：但现下很多人担忧，精耕细作一部作品，及不上一部跑流量的片子所赚的零头。老戏骨呕心沥血的努力演出，收入不及小鲜肉、小花的一个代言。

奚美娟：票房不是衡量影视作品价值的唯一坐标。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拍戏没有酬劳。上世纪90年代初，我和吕凉一起演《留守女士》的时候，还是吃大锅饭的时代，我们两个男女主角从头演到尾，戏份特别重，和群众演员的演出费是一样的——15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有一点多劳多得的观念。

历史的机遇，让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很多东西。所以反过来说，我不会盲目地把自己和其他演员比较。即便比较，也要看怎么比较。

记者：怎么比较？

奚美娟：比如说，我常常去艺术资料馆看片子，观摩、学习。我喜欢罗伯特·德尼罗，我会挑选他的作品一部部去看，去想如果我来演会怎么演；或者看梅丽尔·斯特里普的作品，研究她怎么处理角色。他们年纪要比我大十来岁，和我不在一个国家，但我会把自己和他们去比较，从中能找到很多差距，我会不满足。这种感觉让我对这个行业的前景有期盼，对自己的努力方向有期盼。

我一直说，我对自己的业务水平有信心，我对自己的业务前景也有信心。这信心从何来呢？这种信心来自于我对表演现状的一种不满足。

上世纪90年代，我第一次拍电影时，导演说：“这个演员一点没有话剧腔。”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影视腔”或“话剧腔”的区分，只有优秀演员和差劲演员的区别。我想，胡思庆先生教会了我“不要急”，而全世界的伟大演员向我展示的巨大的表演艺术空间，更教会了我“不要急”。

记者：所以人们常常说您“安安静静”“不紧不慢”。

奚美娟：的确，有什么好急的？许多东西是昙花一现的热闹，最终时间会优胜劣汰，给出答案。所以不要争一夕之短长。

很多人也会发愁，说现在演员都是小鲜肉，但我心里也很安定。因为我接触到的一些中戏、上戏、北电毕业的学生，都接受了很好的职业道德教育。他们当中固然有人会被社会的不良风气影响，但这并不代表大部分的青年演员都是这样。我去过的一些剧组里，和我对戏的年轻演员都很要求进步。一些青年有时打电话来和我讨论表演，一谈就是一个小时。我觉得目前社会对这个群体也有一些误会。

记者：您现在还经常看电影吗？

奚美娟：还一直看。最近刚刚看了一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我一边看，一边就想着，我们国内如果拍这样的电影，关注这样的人群的话，会如何表达。真正了解我的人会明白，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比如说美国的奥斯卡金像奖，连续五年，最佳男女主角奖会颁发给谁，我都猜中了。

记者：全都预测准确？

奚美娟：无一失手。这说明，我对表演有自己的判断。我想，被市场冲击，不论中外影视业，遇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面对浅显庸俗的文化的冲击，或者面对网红明星和流量效应，不论中外，遇到的挑战也是一样的。但话说回来，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艺术规则，不论古今中外，其实也是共通的。

记者：回过头来看，当年您年轻时遇到市场经济大门甫开之际，曾经得到前辈的指引。现在许多青年演员面对市场利益和艺术情怀，难免也会彷徨不知所措。您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奚美娟：追求艺术情怀，并不是一项无用的选项，而是追求了一种真正有用和有价值的东西。

黑泽明得到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时候说：“我拍了一辈子电影，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我不懂电影。”最近，是枝裕和得到金棕榈奖后，也是非常谦虚低调。我觉得改革开放40年，我们创造了许多好的东西，但是这种面对艺术的敬畏和谦卑好像有点失去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前辈们却都是这样的人。每个时代都应该把一些好的精神留给下一代。

我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对艺术领域的冲击的确很大。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知道我还在演戏，就说：“奚美娟，你还在耕地呢。”

我就回答说：“对啊，我只会耕地。我不会做别的。因为土地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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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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