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柏琳、宫照华

鲍勃·迪伦（Bob Dylan 1941 — ），美国唱作人、艺术家和作家，获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 代表作有《blowing in the wind》、《like a rolling stone》等。

重读鲍勃·迪伦

迷人的谜

撰文  |  柏琳

115岁的诺贝尔文学奖，依然像个老顽童一样善变——2016年的文学奖桂冠，戴在了现年75岁的美国摇滚民谣音乐人鲍勃·迪伦的头上。

北京时间2016年10月13日晚上7点（瑞典时间13日下午1点），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长莎拉·丹纽尔（Sara Danius）宣布，美国音乐人鲍勃·迪伦摘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现场宣读的授奖词这样评价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

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去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

为什么是鲍勃·迪伦？这位伟大的摇滚民谣歌手，无疑是20世纪美国文化的符号。很多人都记得鲍勃·迪伦年轻时那张桀骜不驯的脸庞，他能抱起木吉他唱民谣，也能抱着电吉他玩电摇滚，昨天还是个反战英雄，今天变成了迷幻抒情，明天可能就是乡村大叔。他在不断地形成标签，同时不断地撕碎标签。

过去50年来，鲍勃·迪伦发行了超过40张专辑，歌曲影响了遍布全球的音乐人，他的音乐涉及很多严肃的社会问题，和美国当代史上的越战、民权解放运动、学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像一块滚石》、《答案在风中飘》、《手鼓先生》、《政治世界》、《重访61号公路》等作品，不仅确立了其在摇滚音乐史的教父级地位，也奠定了他20世纪伟大诗人的身份。

这个曾经叛逆而不合作的民谣歌手，他朴素而自由的诗歌，一直隐匿在音乐的盛名背后。民谣是迪伦成名和探索世界的方式，但世界似乎想从他身上要的更多。

反叛文化领袖、摇滚贵族、垮掉的一代……他却拒绝所有的标签，最终成为了一个迷人的悖论。当《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将要裹挟他进入公共的激情漩涡之时，他选择转身独自回家。上世纪70年代以后，他远离了喧嚣舞台，独自阅读，研习宗教，探索乡村音乐，重拾对巡演的热爱。

“一个人要走多久的路，才能被称为一个人。一些人要生存多少年，才能被容许自由”……如同在那首著名的《答案在风中飘》里吟唱的那样，鲍勃·迪伦依然我行我素地在探索灵魂所归。

当迪伦24岁时曾被视为左翼的抗议歌手，当时人们期待他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公民紧急自由联盟要为他颁发自由奖章，但迪伦说，“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我花了很久才让自己变得年轻，你们不要来绑架我”。不知这一次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时，他又会说出怎样一番答谢词呢？

一个迷人的悖论

世界累了，世界醒了，世界需要灵魂。世界的灵魂，此刻是鲍勃·迪伦。

鲍勃·迪伦是谁？扑朔迷离。

现在，世人对他的最新认知是什么？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

从前，大家怎么说他？诗人、抗议歌手、美国的良心、60年代的代言人、民谣教父、摇滚宗师……

从前，他怎么说自己？“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现在，他怎么说自己？“先生女士们，让我们一起欢迎摇滚乐的桂冠诗人，60年代亚文化梦想的代言人。他在70年代化过一脸浓妆，而后在药物滥用的迷雾中销声匿迹。接着他重现人间，信了耶稣。80年代末期，他被当成过气角色一笔勾销，却又忽然改弦易辙，在90年代末开始推出他毕生最强的若干作品——先生女士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艺人，鲍勃·迪伦！”

一个从来“都只是我自己”的美国人鲍勃·迪伦，在音乐中吟唱诗歌。他的歌词契合了保罗·策兰赋予诗歌的使命：诗人应该穿越这个时代。

然而，穿越了整整半个世纪，鲍勃·迪伦的灵魂去往何处？

抱着木吉他，吹着口琴，鲍勃·迪伦在上世纪60年代的经典形象。

狂飙突进的“酒神”歌者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鲍勃·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祖父母是犹太裔的移民，十九世纪末从立陶宛和乌克兰移民到美国。

少年时期的迪伦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时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1959年，他来到明尼苏达大学继续学业。

也是在1959年，迪伦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从巴黎空运来的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

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出走了。

电影《醉乡民谣》的片尾，男主角走出纽约著名的民谣酒馆“Gaslight”，他的背后躲藏着一个被虚化的身影，拿着口琴，抱着一把木吉他，这个身影就是鲍勃·迪伦。他刚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他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

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部分灵感据说源于威尔士酒鬼诗人迪伦·托马斯，那个将生命浓度增加到最强的疯子。

诗意的荷尔德林说过，在贫困的年代，诗人是酒神的祭司，在黑夜中走遍大地。

上世纪60年代是“酒神”景观的年代，也是一个精神贫困的年代。那是美国疯狂时代的开端，冷战、越战，美国已经疲乏，怀疑日复一日增长，年轻人在酒馆里歌唱或者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某种变化正在发生。鲍勃·迪伦赶上了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致敬美国最伟大的民谣音乐人之一、可以用“政治民谣”做标签的伍迪·格思里。他对迪伦的影响延续到1963年的第二张专辑《自由驰骋的鲍勃·迪伦》中，《答案在风中飘》（Blowing in The Wind）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

专辑《自由驰骋的鲍勃·迪伦》（1963）。

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甚至用“撒谎扯淡，吵吵嚷嚷”来形容那个年代。

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1964）。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

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

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

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T.S.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1966年，迪伦发生了摩托车事故，这成为他彻底走入自我内心的契机。他从热闹的格林威治搬到安静的伍德斯托克，静养、戒毒、生子，家里常摊开一本《圣经》，宗教开始影响他的音乐。

当1970年的新年钟声敲过，疲惫的美国年轻人终于意识到，火红的60年代只不过是一场梦。此时，复出的迪伦以乡村音乐新面孔示人，专辑《纳什维尔地平线》在混乱局势中用温情抚平了褶皱的人心。

70年代末，迪伦回归基督教，和“猫王”一样摇身变成半个福音歌手，歌词中充满《圣经》的语句。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再次发现他的诗歌天赋。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奥登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回顾迪伦这十多年的唱片：《很久以前》、《爱与贼》《近代》……其间挥之不去的是老年迪伦对逝去年代的怀旧。

后人按照自己的想象，把他塑造成了各种模样，惟独不说他是个怀旧的人，问题却是，鲍勃·迪伦比谁都喜欢怀旧。“我喜欢旧新闻，不喜欢新新闻，一个二十四小时都是新闻的世界就是地狱。”

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

撰文  |  宫照华

鲍勃·迪伦获奖，算是国际文学界对“美国性”文学的一场迟到的致敬。也许人们不太了解作家身份的鲍勃·迪伦，他所著的《编年史》（旧版题为《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录》）是无数音乐人的心灵圣经，刻画了自由精神的时代图景，他也写过超现实主义小说《塔兰图拉》。他的背后，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美国文学精神。可以说，鲍勃·迪伦获奖，是对未曾获奖的那一代“美国自由精神代言人”的弥补，是对惠特曼，杰克·伦敦，凯鲁亚克等人所开创的美国性文学的肯定。

《编年史》传递着美国文学精神的经典元素：低谷的奋斗，在路上的梦想，自由平等的发声，当然还有放纵不羁的个人生活。鲍勃·迪伦放下乐器，用诗人的身份为我们写下更深的触动。

《编年史》
作者：[美] 鲍勃·迪伦

版本：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2月

从罗伯特·艾伦到鲍勃·迪伦

《编年史》从迪伦的音乐生涯起点开始着笔，但却并不是迪伦的个人回忆录，而是时代的回忆录。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一样，鲍勃·迪伦把自己蜷缩成人群中的一个点，通过自己在那个疯狂年代的经历和观察，渲染出时代的精神氛围。这种视角要比传统的历史社会研究细腻得多，因为它是个人的，是独立目光由内而外的记录。除了冰冷的历史外，它拥有更感动的成分——炽烈的热情。

书里写到的所有人，无论遭遇多么冷落的处境，灵魂都出奇地热烈。尽管有时，他们看上去有些堕落，颓废。但堕落与颓废是历史时代的印记，是每个小人物由于政治，战争，社会荒诞而受到的时代创伤；可这些人又没有屈于时代、沉沦自我，堕落的另一侧又坚守着内心的炽热灵魂。这份灵魂，在凯鲁亚克笔下是一个个酗酒开车同时忙着写小说发表诗歌的垮掉青年，在鲍勃·迪伦的编年史里，则是为了怀揣音乐梦想而漂流的迷茫者。

这个原名叫罗伯特·艾伦的人也是其中一员渺小的迷惘者。在路上，寻求着音乐。他苦思冥想，为自己选择了“鲍勃·迪伦”这个名字，以一无所有的状态闯入了梦想的音乐世界：

“他拿出笔记本和铅笔问我从哪里来。我告诉他我来自伊利诺伊州，他写了下来。他又问我以前干过其他的什么工作，我说我干过许多活，还开过面包店的运货车。他记了下来然后问我还有什么别的。我说我干过建筑工，他问我在哪儿。”

《编年史》带给读者的感觉就是一股年轻的亲切。书的前两章主要在写鲍勃·迪伦的纽约经历。他毫无保留地将这股热情倾诉出来。那种一无所成的生活状态，毫无经验的生涩，平庸不堪的出身，带着一股青涩而坚定的梦想，从低谷踏上实现自由梦想的历程。能否找到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在路上的旅程。

读鲍勃·迪伦回忆录的时候会特别感动。因为他唤醒了每个人的自我。仿佛那些怀揣梦想上路的就是我们自己，而且无论多么卑微渺小，每个人也都有奋斗和成功的可能。这就是那个时代留下的青春泉水。

用音乐对抗世界

音乐和文学是相通的。它们为灵魂提供最坚固的栖所。

“一首歌就像是一个梦，你努力想将其变为现实。它们像是你必须要进入的陌生国度。你能在任何地方写出一首歌，在火车车厢，在船上，在马背上——动着是有帮助的。”

在《编年史》中，鲍勃·迪伦坚守的就是音乐的精神。他是以音乐人的口吻写作的，但心里却充盈着自由诗歌的不羁热情。“动着是有帮助的”，鲍勃·迪伦有精神世界，但并不蜗居在内在的探求中，他对外面世界的动态十分关注。然后，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在诗歌里，来反叛时代的束缚。

在回忆录第二章《失落之地》中，可以看到鲍勃·迪伦大量叙述音乐题材来源的段落。他要写与众不同的歌，一种高于生活，表达自我对世界的理解，同时揭露真相的歌。和“垮掉的一代”相比，他对待社会矛盾要严肃得多。

废除资本主义的周薪制度，矿工，政治游戏，暴力战争……鲍勃·迪伦仿佛音乐界的巴尔扎克，他住在廉价的房间里，用写歌来研究、对抗这个世界。

纪录片《我不在那儿》海报。

不同的人，对世界的反抗姿态是不一样的。垮掉一代的大多数人都选择消极的垮掉来表示不满，他们不赞成这个世界，于是选择退出，吸毒，烂醉，总之不再参与世界。相比之下，鲍勃·迪伦的精神状态要强硬得多，在回忆录中他谈到，他从来没想过迎合电台去写歌，也从来没想过创作那种流行的单曲唱片，他要写自己亲身接触的题材，要将音乐做成一个自由倾诉真理的完整世界。鲍勃·迪伦是世界的积极参与者，他面对荒诞毫不退缩；他的音乐，就是他维持灵魂认知的话语。

《像一块滚石》里写到了很多人，有和年轻迪伦一样的奋斗者，也有成名已久的音乐手。他们形态各异，每个人都有些癫狂，也各有荒诞的人生经历。但他们每个人都在反抗。为了心里难以表达的幻想，他们跟随内心的梦，而不顾外面的图景；同时，为了实现这个幻想，他们又积极投身在外面的图景中，用音乐表达反抗。

自由抒情的“美国性”文学

虽然鲍勃·迪伦获奖了。但是，这背后却隐藏着整整几代美国作家的辛酸。长期以来，美国性文学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当凯鲁亚克花了三周时间用“自发散文写作法”出版了《在路上》后，大量传统作家只是表达轻蔑和不屑。“这不是写作，而是打字”。威廉·巴勒斯，尼克·卡萨迪，也被视为酗酒吸毒的怪胎。但正是这一代人，树立了一种属于美国的文学，一种狂放不羁，为了自由而无拘无束呐喊的艺术风格。

最早的自由解放还是从韵律开始的。从诗人惠特曼开始，美国诗歌进入了属于自己的转型。在辞藻方面，美国诗歌也焕然一新。惠特曼在自由混合的词语中发现了狂热的惊喜。这之后，那股被传统诗歌压抑太久的自我彻底爆发出来。

整个美国文学的发展，便沿着这股诗歌自由精神所开拓的路途一路前行。在文化相承的古老欧洲被视为不雅和堕落和个人感情，在美国大陆却得到歌咏的机会。个人奋斗，金钱崇拜，情欲的释放，它们在杰克·伦敦，菲茨杰拉德，亨利·米勒等一代美国作家的笔下找到了存在于人性的合理性。

到了凯鲁亚克，鲍勃·迪伦这里，由美国诗歌开启的自由精神已经成为坚不可摧的灵魂。《编年史》和凯鲁亚克的小说一样，没有严格的情节，典型的人物，就回忆录而言，也没有明晰的流程排序。但情节是不重要的。与其说《在路上》是小说，《编年史》是回忆录，倒不如说它们是散文化的抒情诗歌。

鲍勃·迪伦与艾伦·金斯堡在凯鲁亚克墓前。

而且，在音乐里谈到自由，还有什么能比摇滚乐拥有更自由的表达范围呢？几乎任何题材都可以投入到摇滚乐中，个人情感，政治讽喻，社会矛盾，全都能成为摇滚艺术表达的主题。有了自由表达的宽泛主题，艺术话语就和思想的民主联系在一起。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发声的空间。鲍勃·迪伦坚信，这个世界“不仅不受上帝的主宰，也不被魔鬼所控制”，唯有灵魂的自由歌唱才是他这一代人不息前进的方向；这股热情，亦如滚石般不可遏制。

所以，鲍勃·迪伦以这本散文回忆录《编年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值得欢呼的就不再局限于摇滚和民谣乐迷，它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精神与艺术奋斗得到了最终承认。这背后，是那些继承了自由精神的文学歌手的灵魂。

鲍勃·迪伦传记《迷途家园》英文版封面。

本文原载于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1、B02、B04版。作者：柏琳、宫照华；编辑：《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部、雪山。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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