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与钢琴家薛颖佳合作“爱的时光”音乐会现场

文/ 陈俊珺

被誉为“东方夜莺”的女高音歌唱家黄英，近日成功举办了其个人独唱音乐会“爱的时光”。11月28日，她又将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

这位曾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光彩的“上海的女儿”，近年来又多了一重身份———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在教学相长中，她对声乐这门“声入人心”的艺术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黄英看来，传递真善美，是艺术家的使命，而保持对美的追求，也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会让人受益一生。

用西方美声唱法，唱出中国味道

上观：从前年的“镜花水月”，到去年的“炫·巴洛克”，您近年来的独唱音乐会每一次都是匠心独运。这次的音乐会为何会取名“爱的时光”？

黄英：“爱的时光”音乐会其实是酝酿已久的。2020年，全世界都经历了疫情的考验，在疾病面前，我们更感觉到爱的力量，体会到爱的可贵。我希望把我最喜爱的中法两国的艺术歌曲通过音乐会奉献给听众，给大家传递一份爱的温暖。比如，赵季平的《关雎》、马尔蒂尼的《爱的喜悦》是对爱的热烈表达；黄自的《花非花》、福雷的《奈尔》是一种朦胧含蓄的爱。

上观：您曾因演绎《蝴蝶夫人》《魔笛》等西方经典歌剧而成名。这些年，您在许多场合演唱中国艺术歌曲。在您看来，中国艺术歌曲有怎样独特的美？

黄英：中国的艺术歌曲是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诗词结合的产物，用一首首小诗，唱出一个个内涵深刻的故事。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就学习过中国艺术歌曲。虽然我后来在世界舞台上演绎过不少西方歌剧、西方艺术歌曲，但我心里一直有中国歌曲情结。2013年，我回到音乐学院任教，再一次感受到浓浓的中国艺术歌曲氛围。学生们依旧保持着学习中国艺术歌曲的传统，在指导他们学习黄自、丁善德等前辈的作品时，我对演唱中国艺术歌曲有了新的体会。与此同时，我也深受廖昌永院长的影响，他一直在演唱并推广中国艺术歌曲。

上观：您对中国艺术歌曲的演绎细腻委婉又富有张力。有评论家认为，您与钢琴家薛颖佳合作的这场音乐会可谓近年来独唱音乐会的范本。您是如何用西方的美声唱法，唱出中国味道的？ 

黄英：艺术歌曲虽然都比较短小，但演唱的难度并不小。近年来，在教学生演唱的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启发。有些学生一唱中国歌曲，咬字就有些含混不清，听不清楚他在唱什么。我发现他们在演唱时只考虑自己的声音、腔体，咬字却没有配合好。唱中国歌曲必须字正腔圆，字头、字中、字尾的发音都很有讲究，既要吐字清晰，又要保证美声腔体的发音，每个字都要精雕细琢。除了解决技术问题，要唱好中国艺术歌曲，还要对中国文化有深层的了解。

上观：中国艺术歌曲的背后蕴藏着深厚的中国文化。

黄英：是的，只了解歌词表面的含义是不够的，还要对诗词格律，甚至历史都有一定的了解。一般来说，西方歌曲的情感表达比较直接，歌剧咏叹调里最常见的词就是“爱”“恨”“老天”“复仇”。而中国歌曲常常会咏物抒怀、托物言志。只有理解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内涵，并用艺术手法将其表现出来，唱出来的作品才更动人，艺术性才更高。

中国音乐与中国绘画的关系也很深，中国画讲究笔墨与线条，中国音乐讲究旋律，两者有许多共通之处。我非常喜爱黄自先生的《春思曲》《花非花》，演唱这些歌曲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幅幅中国画。

教学是人对人的艺术

上观：您回母校上海音乐学院任教，转眼已有7年多。站在讲台上的您与站在舞台上的您，对声乐艺术的理解有哪些不同？

黄英：在舞台上，我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更好地把作品和作曲家的情感传递给观众，让大家与我产生共鸣。作为老师，我则要更多地思考怎样把声乐这门非常抽象的艺术讲解给学生听。

器乐演奏者手里的乐器，比如钢琴、小提琴等都是打造好的，最重要的是训练手上的技术。对歌唱家而言，嗓子就是我们的乐器，这件乐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需要发挥想象的，而且声带的肌肉运动也是很难用语言彻底解释清楚的。

我们常说，歌唱家有一副好嗓子，是“老天赏饭吃”，但如果学习方法、演唱方法不对，一副好嗓子是会唱坏的。

上观：怎样引导学生找到对的方法，避免把好嗓子唱坏？

黄英：教学是人对人的艺术，必须因人而异。声乐的分类非常细致，比如女高音就分很多种，有花腔女高音、抒情花腔女高音、抒情女高音、戏剧女高音。声音也分小号、中号、大号。一个人的音量、音色和音域决定了他所适合的曲目与角色是有限的，不是通过刻苦练习，就能把小号女高音练成大号女高音，更不能把女中音练成女高音。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引导学生不盲目追求“大号角色”。现在有些年轻学生甚至老师都认为，声音越大越好，越高越好。其实，乱唱、猛唱不适合自己的作品，是要“还债”的。时间一长，声带就有可能磨出“老茧”，甚至出现声带小结，这对歌唱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引导学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曲目类型与唱法，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优势与局限非常关键。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精益求精，才能健康、持久地延续歌唱生命。

上观：一个人的嗓音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改变吗？

黄英：当然，比如我是抒情兼花腔女高音，最适合唱巴洛克、莫扎特的作品。过去，我偏花腔女高音多一点，现在更偏抒情一些。在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都要根据自身嗓音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曲目调整，千万不能乱唱。

摄影 郭一

身体就是歌唱家的乐器

上观：唱得越高越好、声音越大越好，纯属“外行看热闹”。

黄英：是的。循序渐进地打好基础也非常重要。我遇到过一些学生，基本功还没过关，就开始挑战大咏叹调。就像建造一栋高楼，地基还没打好，就往上造，摇摇欲坠，很危险。他们唱得撕心裂肺，听众也听得很累。

为什么在音乐学院读声乐专业需要学五年，而器乐演奏只要学四年？因为学声乐要从练声曲开始，循序渐进地学习巴洛克音乐、古典艺术歌曲、小咏叹调等，这些都是唱歌剧大咏叹调的基石。艺术没有捷径可走，不能一上来就盲目挑战大咏叹调。

上观：听说您的教学方法很受学生欢迎，这套独特的方法从何而来？

黄英：嗓子好的学生现在真的不少，但好嗓子就像一块璞玉，离不开后天的精心雕琢，具体该怎么雕琢，是非常抽象的，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的方法。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会拿出一串珍珠，告诉大家，声音就像珍珠，而气息就如同把珍珠串起来的线。我有时候还会用健身球来打比方，教学生如何让气息在全身流动，贴着球体发声。

上观：您曾经师从上海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育家葛朝祉老师，他对您如今的教学有哪些影响？

黄英：作为“葛家班”的成员，葛老师求真的精神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的影响很深。他年轻时曾留学法国，回国后成为西方声乐在中国的领路人之一。我学习的第一首法国艺术歌曲福雷的《月光》就是他教我的。尽管我是女高音，但他把我中低音区的基础打得很好。所以我现在对我的学生也是如此，很重视中低声区的训练。

我很感激在我的艺术生涯中遇到了几位好老师。2004年，我在美国找到了著名声乐教授丹尼尔·费罗。在遇到他之前，我经历了一段瓶颈期，跟他学习之后，我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审美理念上，都突飞猛进。他说：身体就是歌唱家的乐器，打造自己的这把乐器，要把脑力、体力与智慧相结合。嗓子当然是重要的，但演唱时，力度并不在嗓子上，一定要用横膈膜与腹肌，那里就好比身体的“发电站”。更重要的是，要用脑子歌唱，要用大脑指挥气息通过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唱歌就是气息在体内循环往复的过程，全身都要通。绝对不能一唱高音，人就跟着音走。

建立自己的审美观，艺术表达才有真正的底气

上观：除了循序渐进地打好声乐基础，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曲目，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歌唱家，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黄英：学习声乐会经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再上升到感性的过程。刚开始唱歌，都会有一个随心所欲的摸索阶段，等到掌握了一定的发声技术，会忽然发现自己好像不会唱歌了，因为你唱每一个音时，都在想发声的位置对不对，感觉有点举步维艰。等过了这个阶段，就要追求理性之上的感性，也就是要想办法表达作品中的情感。任何艺术最终都是为了传递情感，而传递情感的基础除了个人过硬的基本功，还必须充分地理解作品，因此案头工作非常重要。决定成功的，不仅是穿得光鲜亮丽地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还在于能否沉下心，在台下做好案头工作。

上观：案头工作包括哪些？

黄英：葛朝祉老师曾说，歌者要尊重作品，尊重谱子上的每一个音乐表情记号，只有精准的语言表达结合不断完善的技术，才能刻画一首完整的作品。在演唱前必须理解歌词的字面意思和作品背后的意义。无论是演唱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还是英语作品，我的习惯是在演唱前一字一句地翻译，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外语发音。我还会去查作曲家、剧本作家的历史背景，把角色的性格理解透，每个场景要如何表演，心里都要有底。我现在也是这样要求我的学生的。

 演唱外国作品时，精准的吐字发音也很有讲究。我曾经专门到意大利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每天上午上语言课，下午逛博物馆、美术馆。当时我住在意大利人家里，经常和当地人聊天，练习意大利语。语言是要“泡”的，在当地生活体验，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人文地理，才能不断完善自己的语言和语感。2009年，为出演亨德尔的歌剧《塞魅丽》，我还特意去伦敦找专业的正音老师、声乐教练，逐字逐句地“磨”。我相信只有深厚扎实的积累，上台演唱的时候眼睛里才会有内容，才能够准确地把情感传达给观众。

当然，案头工作并不局限于理解歌词、矫正发音，还要“浸泡”在文化里，细水长流地建立起自己的声音理念与审美理念。

上观：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声音理念？ 

黄英：我会推荐学生们听我所喜欢的音乐家的唱片，比如美国歌唱家凯瑟琳·巴特尔等人的作品。我也会鼓励他们去寻找自己喜欢的声音，了解中外一流歌唱家是怎样演绎作品的。通过不断地聆听，在潜移默化间建立起自己的声音理念或者说音响概念。在此基础上，再逐渐建立自己的审美观。声乐艺术是一门美的艺术，是为了传递真善美而存在的，当你建立了自己的审美观，你的艺术表达才有了真正的底气。

上观：审美观的培养似乎更为抽象，只能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吧？

黄英：的确，审美能力与审美观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从小开始，细水长流。我能做的就是引导学生进入艺术的世界。音乐、美术、建筑是融会贯通的，只要有优秀的交响乐演出、画展，我都会推荐学生们去听、去看。交响乐与声乐相比，理解起来更抽象，能锻炼人的艺术想象力。而绘画和音乐是能够互相启迪的，学习一些艺术史，经常去博物馆、美术馆看看原作，那些原来不理解的音乐作品，或许就豁然开朗了。

对艺术家而言，要始终保持一颗好奇心，保持发现美的敏感。对大多数没有从事艺术这份事业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培养对美的感知力，保持对美的追求，会让人受益一辈子。

黄英参与主演的《蝴蝶夫人》剧照

人物

“假如我是一只鸟”

前不久，黄英录制了一系列小视频，在社交平台广为传播。视频中的她坐在咖啡馆中，与朋友轻松地聊起了“高大上”的歌剧：“爱情、死亡、复仇……就是这些关键词呀，歌剧没有那么难懂。”

她声情并茂地边说边哼唱，眼神中透着灵动，没有丝毫歌唱家的光环。尽管在国外的歌剧舞台上活跃多年，但在朋友们眼中，黄英一直是那个真实、纯粹、对美有着执着追求的“上海的女儿”。

天生就有一副好嗓子的黄英，从小就参加上海市少年宫艺术团。16岁那年，她随团去日本长崎演出。在长崎，黄英第一次听说了歌剧《蝴蝶夫人》的故事。她并不知道，这部歌剧有一天会改变她的人生。

1994年，歌剧电影《蝴蝶夫人》在全球招募女演员，凭借着出色的演绎和年轻自然的形象，黄英从200多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了《蝴蝶夫人》的女主角“巧巧桑”。

我感觉自己的命运从此被改变了，就像灰姑娘被王子选中了。”作为第一位在歌剧电影中担任女主角的华人歌唱家，黄英从此站上了世界舞台。西方媒体盛赞她是“来自中国的夜莺”。

《蝴蝶夫人》成就了黄英，却并不真的适合她的嗓音。对于这一点，黄英异常冷静：“我很清楚这不是属于我的角色，她更适合大号女高音来演唱。”

2006年，黄英终于遇到了一个十分适合她的重要角色——莫扎特著名歌剧《魔笛》中的女主角帕米娜。导演认为，黄英的声线与音色能和莫扎特的音乐自然地贴合在一起。凭借这个角色，黄英登上了世界知名歌剧院——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

从《蝴蝶夫人》到《魔笛》，十余年的时光，成就了一位世界级女高音。在舞台上的光鲜与掌声背后，是多年来不为人知的艰辛奋斗。和许多西方演员一样，黄英曾往返于各大歌剧院参与选角，有时候东方面孔是她的优势，有时候却恰恰相反。

刚刚登上歌剧舞台的时候，真的一点经验也没有，以前只考虑如何演唱，却不知道如何与其他演员合作，也不懂得舞台调度，只能在舞台上逐渐摸索。”在最苦闷的日子里，始终陪伴着黄英的，是音乐。每当倍感压力与困惑时，她都喜欢听一曲莫扎特或亨德尔的作品。

歌唱是属于每个人的大众艺术，但并不是每个热爱歌唱的人都能成为真正的歌唱家。舞台上的成功需要天赋和扎实的努力，更需要机遇。黄英很感激自己遇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时光。

 在当年的大学同班同学中，始终坚持在歌唱舞台上的人早已寥寥，但黄英依然活跃在她热爱的舞台上。她打趣地说，自己“嫁”给了歌唱艺术。“上天给了我这副嗓子，或许就是要让我做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使者，用自己的歌声传播东西方艺术。”这些年，黄英在国际舞台上演绎了谭盾的《牡丹亭》、郭文景的《诗人李白》、周龙的《白蛇传》等一批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力求把更多的中国声音传遍世界。

2013年，从上海走向世界的“东方夜莺”飞回了中国，回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执教。“我觉得自己在教学上有一定的天赋，我也非常愿意把自己在舞台上积累多年的经验与感悟无条件地传授给我的学生们。”除了观众的掌声，她又拥有了一批热爱她的学生。

在最近刚刚举行的“爱的时光”个人独唱音乐会的最后，黄英特意选择了陆在易的名曲《我爱这土地》。这首歌的歌词来自艾青的诗：“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一曲唱罢，黄英展开双臂，轻轻闭上眼睛，台下掌声雷动。黄英说，这首歌正是她内心的写照。

（转自上观新闻纵深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