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童年里，小学生流行的是收集橡皮筋和红楼梦人物画片，还有玻璃纸——包彩色糖果用的那种。

 这些东西在学校外面沿途回家的杂货铺里都有得卖，也可以换。所谓换，就是拿一本用过的练习簿交给老板娘，可以换一颗彩色的糖。吃掉糖，将包糖的纸洗洗干净，夹在书里，等夹成一大叠了，又可以跟小朋友去换画片或者几根橡皮筋。

 也因为这个缘故，回家来写功课的时候总特别热心，恨不能将那本练习簿快快用光，好去换糖纸。万一写错了，老师罚着重写，那么心情也不会不好，反而十分欢喜。

  在同学里，我的那根橡皮筋绳子拉得最长，下课用来跳橡皮筋时也最神气，而我的母亲总弄不懂为什么我的练习簿那么快就会用完，还怪老师功课出得太多，弄得小孩子回家来不停地写了又写。

    也就在那么一个星期天，走进母亲的睡房，看见五斗柜上躺着一张红票子——五块钱。

    当年五块钱的价值大约有现在的五百块那么多了，也等于许多许多条彩色的橡皮筋，许多许多红楼梦里小姐丫头们的画片，等于可以贴一个大玻璃窗的糖纸，等于不必再苦写练习簿，等于……

    对着那张静静躺着的红票子，我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两手握得紧紧的，目光离不开它。

  当我再有知觉的时候，已经站在花园的桂花树下，摸摸口袋，那张票子随着出来了，在口袋里。

  没敢回房间去，没敢去买东西，没敢跟任何人讲话，悄悄地蹲在院子里玩泥巴。母亲喊吃中饭，勉勉强强上了桌，才喝了一口汤，便听母亲喃喃自语:“奇怪，才搁的一张五块钱怎么不见了。”姐姐和弟弟乖乖地吃饭，没有说话，我却说了:“是不是你忘了地方，根本没拿出来？”母亲说不可能的，我接触到父亲的眼光，一口滚汤咽下去，烫得脸就红了。

   星期天的孩子是要强迫睡午觉的，我从来不想睡，又没有理由出去，再说买了那些宝贝也不好突然拿回来，当天晚上是要整理书包的——在父母面前。

  还是被捉到床上去了，母亲不肯人穿长裤去睡，硬要来拉裤子，当她的手碰到我的长裤口袋时，我呼一下又涨红了脸，挣扎着翻了一个身，喊说头痛头痛，不让她碰我。

    那个样子的确像在发高烧，口袋里的五块钱就如汤里滚烫的小排骨一样，时时刻刻烫着我的腿。

 “我看妹妹有点发烧，不知道要不要去看看医生。”

  听见母亲有些担心地在低声跟父亲商量，又见父亲拿出了一只体温计在甩。我将眼睛再度闭上，假装睡着了。姿势是半斜的，紧紧压住右面口袋。

  当天晚上我仍然被拉着去看了医生。据母亲说给医生的情况是:一天都脸红，烦躁，不肯讲话，吃不下东西，魂不守舍，大约是感冒了。医生说看不出有什么病，也没有发烧，只说早些睡了，明天好上学去。

   我被拉去洗澡，母亲要脱我的衣服，我不肯，开始小声地哭，脸通红的，哭了一会儿，发觉家里的工人玉珍蹲着在给洗腿，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五块钱仍在口袋里。

   穿了睡衣，钱跟过来了，握在拳头里，躲在浴室不出来。大弟几次拿拳头敲门，也不肯开。等到我们小孩都已上了床，母亲才去浴室，父亲在客厅坐着。

   我赤着脚步快跑进母亲的睡房，将钱卷成一团，快速地丢到五斗柜跟隔壁的夹缝里去，这才逃回床上，长长地松了口气。

  那个晚上，想到许多的梦想都因为自己的胆小而付诸东流，心里酸酸的。

   “不吃下这碗稀饭，不许去上学。”

    我们三个孩子愁眉苦脸地对着早餐，母亲照例在监视，一个平淡的早晨又开始了。

    “你的钱找到了没有？”我问母亲。

   “等你们上学了才去找——快吃呀！”母亲递上来一个煮蛋。

   我吃了饭，背好书包，忍不住走到母亲的睡房去打了一个转，出来的时候喊着:“妈妈，你的钱原来掉在夹缝里去了。”母亲放下了碗，走进去，捡起了钱说:“大概是风吹的吧！找到了就好。”

      那时，父亲的眼光轻轻地掠了我一眼，我脸红的又像发烧，匆匆地跑出门，忘了说再见。

  偷钱的故事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去了。

  奇怪的是，那次之后，父母突然管起我们的零用钱来，每个小孩一个月一块钱，自己记账，用完了可以商量预支下个月的，预支满两个月，就得——忍耐。

    也是那次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父亲给了我一盒国外进口的糖果，他没有说慢慢吃之类的话。我快速地把糖果剥出来放在一边，将糖纸泡在脸盆里洗干净，然后一张一张将它们贴在玻璃窗上等着干。

   那个下午，就在数糖纸的快乐里，悠悠的度过。